张建新

清末民初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兴衰*

张建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体育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上海 201620）

伴随着列强入侵而传入中国的西方兵式体操，是近代中国强兵强种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清政府洋务派的推动下，“强兵、强种、强国”的军国民体育思想开始形成。当军国民体育在各级学校得到较好实践时，军国民体育思想也成为此时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种体育思想，并在民国初期达到了发展巅峰。但由于兵式体操在学校的衰落以及新式体育的引入，再加上军国民体育与青少年身心发展相悖的思想核心，军国民体育思想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逐步走向衰落。

清末民初；军国民体育思想；发展；衰落

西方体育是伴随着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不断入侵而传入中国的。在晚清政府执政不利、农民起义频发的内忧外患环境下，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探寻救亡图存的良方，而西方军队中盛行的兵式体操无疑被认为是强兵强种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清政府洋务派、维新派的推动下，“强兵、强种、强国”的军国民体育思想开始形成，并影响着学校体育的发展。

1 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想的发端

中国近代体育史中的军国民体育思想，发端于洋务运动中的西学。虽然对于“睁眼看世界”的出处史学界还处在争议，但林则徐的“禁烟运动”，特别是1839年6月3日的“虎门销烟”，使中英关系陷入僵局，并成为英国入侵中国的借口。而正是“虎门销烟”后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经过多年“闭关锁国”还处于封建时代的清朝，只能顺应历史的潮流，被动或主动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改良（改革）或革命原有社会关系。在“睁眼看世界”打破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枷锁后，魏源提出了“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1]，“师夷长技以制夷”也成为洋务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之下，洋务派以救亡图存的名义开始了引进西方军事装备和机械，并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的“自强、求富”自救运动。洋务运动以学习西方的长技来“求富求强”并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而建立强大的新式军队无疑是洋务运动的重中之重。故洋务派极为重视西方国家的养兵练兵之法，西式军操也被逐步引入军队用以强兵。不过，洋务派在训练新式军队的同时，也兴办教育和提倡西学，主要是通过选拔和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以及开办新式学堂来引进和学习西方科技。洋务派开办的新式学堂，初期以军事学堂和军事工业学堂为主，如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1880年创办的天津电报学堂、1881年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1882年创办的上海电报学堂、1885年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创办的湖北武备学堂和广东陆师学堂等。这些军事（工业）学堂的教员以聘请外国教官为主，课程设置也几乎是仿照国外同类学校。除了必学的军事学科或专业技术学科外，兵式体操是军事学堂学员的必修课程。据《光绪政要》记载：北洋水师学堂“以升降（爬桅）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中间中学西学，文事武备，量暑分时，兼程并课。”

虽然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但1894年中日战争的惨败，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洋务运动在清朝的破产。在帝师翁同龢及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力荐之下，光绪皇帝决定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推行新政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变革，以期继续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经过几年的酝酿，“戊戌变法”于1898年6月21日开始实施，并颁布了系列命令。只不过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干涉下，当年9月仅仅103天的维新变法即宣告失败。“百日维新”虽然改革实效有限且为时较短，却对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有着巨大的历史影响，特别是对于中国近代军国民教育（体育）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维新派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力主引进西方“新学”以改良中国社会的思潮影响下，京师大学堂及各省、府、州、县开设的中西学堂均开设了体操课。这也意味着“西洋兵操”正式引进学校，近代中国人的体育强种强国观念开始形成[2]。

2 军国民主义体育的发展巅峰

自1898年戊戌变法将“西洋兵操”正式引进学校，标志着军国民体育思想在学校的萌芽；而1906年清政府颁布《葵卯学制》将军国民体育作为学校体育的宗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刚卸任民国北京政府内阁教育总长不久、时任上海中华书局总编辑的范源濂提出，国人应知世界之大事，振尚武之精神，思夫不武者不足以为国民，不武者不足以为男子，则尚武之念，自油然而生矣[3]。而袁世凯的《大总统颁定教育要旨》也将尚武作为七大教育要旨之一，再加上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而在全国掀起的爱国热潮，纷纷提出要加强军事训练与体育，将军国民体育推向了发展高潮。1915年1月《大总统颁定教育要旨》中的尚武要旨中提到“国何以强，强于民；民何以强，强于民之身；民之身何以强，强于尚武……好武之民不靖，不靖则乱。不知尚武云者，乃炼其坚实之体格，非逞其血气之作用也。”[4]1915年2月的《特定教育纲要》中，对各级学校落实爱国、尚武等要旨做了具体要求，“以道德教育为经，以实利教育、尚武教育为纬；以道德实利尚武教育为体，以实用教育为用，……尚武教育，以自初等小学注重体育卫生，加以军队束伍进退之法为始[5]。”

1915年4月，由沈恩孚、黄炎培、经亨颐等人在天津发起成立了民间教育社团——全国教育联合会（亦称全国省教育联合会），由民国时期各省教育会和特别行政区的教育会推派代表组成，其宗旨是“体察国内教育状况，并应世界趋势，讨论全国教育事宜，共同进行”。联合会成立后即刻举行第一届年会，并讨论表决通过了若干提案。从1915年至1925年，联合会一共举行了11届年会。因联合会每届年会讨论的多为国内教育界的重要问题（如义务教育、实业教育、社会教育、修改学制等），且经代表表决通过后由各省和特别行政区“共同进行”，故每届年会所决议提案均受到各方人士关注。第一届年会因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颁布教育要旨和纲要、两任教育部部长的军国民教育思想等事关军国民教育因素的影响，就通过了一项《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法案》的决议，不仅对于训练者提出了军国民体育的相关规定，对于教授者也提出了军国民体育的明确要求[6]。

由以上种种不难看出，军国民主义的体育思想不仅在当时的民国社会中具有较大影响力，而且在各级学校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军国民体育也成为全民皆兵和军事化训练的代名词，并在民国初期达到了发展巅峰。

3 兵式体操的衰落和新式体育的兴起

袁世凯虽然在登基称帝前即废止了1913年颁行的壬子癸丑学制，但各级学校的兵式体操却尤胜之前。但在1916年，随着推崇军国民教育思想的袁世凯登基称帝失败，再加上由退役士兵担任体操课教员使兵式体操过度军事化而忽视学生生理和心理生长所带来的弊端，学校中的兵式体操课引起了诸多教育界内外人士的批评。如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就批评到，“故愚观现今之体育，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非不有体操课程也，非不有体操教员也，然而受体操之益者少。非徒无益，又有害焉。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盖一体操之终，未有不貌瘁神伤者也。”[7]著名体育家徐一冰也对无良之体操教员嗤之以鼻，认为那些无知识、无道德的兵痞成为学校教师，这些人酗酒狂赌、打架斗殴的事情时有发生，不仅损坏了学校名誉，更引发了学生们的父兄对体操一科的仇视[8]。

在这一态势下，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想的影响已在学校体育中有所减弱，体操课中的兵式体操内容也有所减少。受到大学校际间体育赛事的影响，以及第一届（1910年）、第二届（1914年）全国运动会和第二届远东运动会（1915年）的举办，学生对田径和球类项目的兴趣大大增强，校园内希望将田径和球类项目加入体操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鉴于此，北洋政府教育部还特地发文加以说明，“学校教课，势难于体操一科独增教学时数，凡办理学校人员，宜体此意，引导学生于体操正课之外，为种种有益之运动。专门以上学校，体操不列正课，尤宜组织运动部，随时练习，以免偏用脑力。每年春秋两季，宜酌开学校运动会，互相淬励。”[9]许多学校除了开设教育部规定兵式体操课之外，还增加了普通体操、田径、球类、新武术和游戏等项目及内容。特别是大学因为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在教授和学生的强烈倡议和要求下，大学生在学习德国和日本兵操的同时，也接受美国和英法等国的体育教学方式，在课外体育活动中组织开展田径、足球、网球、棒球和篮球等项目的活动，后来又加游泳、越野赛跑、技击等项目。除了组织开展校内相关项目的运动会之外，有些大学还成立了相关体育组织，联合开展校际间的体育赛事。如“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从1914年成立到1926年解散，先后组织了13次运动会，开展了田径、足球、棒球、网球、篮球和排球项目的比赛[10]。

1918年德国正式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随着积极实施军国民教育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败退，军国民体育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一种侵略工具，也是军阀维持封建割据的一种手段。因而，许多趋向于和平的人士均建议取消学校中带有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兵式体操课。在实用体育、自然体育、国粹体育等思想日益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及跟随者接受后，以“强兵、强种、强国”为核心的军国民体育思想在国内的影响日渐消退。如原来一直抱有军国民教育思想的蔡元培从欧洲回国后，已认识到了军国民体育的不足。德国的战败以及北洋军阀的混战，更让还抱有强种强国的军国民体育观念的蔡元培的教育和体育思想发生了较大转变。“德国之军国民主义以全国人民为机械，而供野心家之用。……则军国民教育之不能容于今日，可概见矣。”[11]

1918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会议通过了《推广体育计划案》的会议决案，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均十分注重国民体育的提升，但中国的体育问题历来就不受国人重视，且已落后于西方各国。近年来虽然体育已逐步为各地学校所重视，但多年来的弊端难以短时间改变。但如果还不采取积极行动的话，再难以在国际竞争中得以生存。并提出“设立国立体育研究所，以为体育之根本研究，力谋体操之改善及体操以外各种体育法之进步，并年派适当之人材就学海外，调查各国研究之状况，以为体育改善之参考。”[12]而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全国教育联合会于10月召开第五次年会，其中的一项决议《改进学校体育案》就明确提出了对军国民教育的否定意见，并要求学校体育要因材施教[13]。而后，北洋政府教育部还由马良组织编写的“中华新武术教科书”及其议案函通告各省区教育会，作为各级学校体操课及体育活动的参考用书，供学校体育教员参考并教授之。

事实上，在《推广体育计划案》和《改进学校体育案》被提交全国教育联合会决议之前，许多学校已经自动减少兵式体操的课时数，并增加田径、球类和武术等内容。提案通过之后，虽然教育部尚未作出废除兵式体操课的要求，但一些学校已经主动宣布废除体操课而设置体育课。在教育部于1922年11月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实施新学制（亦称壬戌学制）同时，也组织编写了《课程标准纲要》（课程标准于1923年修订后才正式公布），正式将学校“体操科”改称为“体育科”，“体操课”也改为“体育课”，将兵式体操彻底在学校体育课中废除，而以田径、球类、普通体操和游戏等为主要内容。这标志着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想由盛而衰，也意味着之前服务于军国民教育的兵式体操课已不再是中国学校体育的中心和主流，而是被逐步边缘化。

4 结语

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抗战之需，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想在学校体育中有所抬头，但兵式体操在学校中却已失去往日辉煌而逐渐走向衰落。学校体育也由原来效仿日本转而效仿美国的学校体育，许多西方新式体育迅速被引入到学校体育中，各类体育组织、校内与校际间体育赛事、课外体育活动如春笋般在学校中生根发芽，中国学校体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议战[M].上海:上海书局石印版,光绪乙末(1895年):2.

[2]苏竞存.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3.

[3]范源濂.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2版，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2:247-248.

[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2版，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247-248,255.

[5]转引自:吴家萤.中华民国教育政策发展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37-38.

[6]二十八画生.体育之研究[J].体育学刊,1997(2):1-5.

[7]徐一冰.二十年来体操谈[A].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文选[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79.

[8]转引自: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213.

[9]编篡委员会.上海体育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114.

[10]蔡元培.欧战后之教育问题[N].北京大学日刊,1919-11-19（1）.

[11]教育部.民国七年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案:推广体育计划案[J].体育周报,1919(5):17-18.

[12]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9-10.

The Rise and Fall of Militarism P.E. Ideology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s

ZHANG Jianxi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China)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2YJC880150）。

张建新（1973—），博士，教授，研究方向：高校体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