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李洵;《李洵全集》;明清史

李洵先生，字仲符，别号里盾，1922年7月生于辽宁北镇，1995年9月因病于长春去世。时近先生百年冥诞，诸弟子商于先生哲嗣李蒙、李普，整理先生已刊、未刊著述，除与他人合作署名及文献整理、辞书之属不便收入外，都为6卷，题《李洵全集》，以见先生学术精神、成果要领，并志同仁、弟子、眷属追念之思。

先生家学渊源，幼承庭训，父子厚公从学于著名文字训诂学家黄侃先生，精声韵，饶藏书。少年时代，得遍览经史典籍，于史部钻研尤多。高中时期，就读于天主教会学校，中西知识，得以会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得冯承钧、瞿兑之、谢国桢、刘盼遂、容庚、陈垣诸名家指导。11943年，先生选修谢国桢先生《史部目录学》，因是唯一选课者，往刚主先生家中受课，查检瓜蒂庵藏书，切磋琢磨，所获匪浅。刘盼遂先生指导先生本科毕业论文，题《辽宋金三史纂修考》，深得考据文章“无一字无来历”之义。1948年，先生任教于东北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通史，及原始社会史、宋元史、目录学、史学名著选读等。11951年后，专注明清史，于1956年出版《明清史》。1958年，被划为“右派”，无法执教，然在接受批判、“改造”之余，仍旧坚持明清史学术研究。后在劳动中跌断右腿，竟于病榻之上，开始撰写《明史食货志校注》。先生前曾加入民盟，“右派”之说改正后，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弥坚，于1986年成为中共党员。

自1978年重返高校讲坛，以迄1995年去世，凡17年间，先生勤奋著述，提携后学，与海内外学者密切交流、多方合作，组建并多年主持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为推进明清史研究事业苦心孤诣、不遗余力。其间刊布著作多部，论文数十篇，在明清史诸多基本问题前沿探讨中提出独到主张，指导明清史专业博士10人，硕士近20人，流泽绵长。

先生学术，前承乾嘉以降经史之学余绪，亲炙于民国时代新史学名家宿儒，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广泛汲取多种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理论，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今因作序，略陈大要并全集各卷编纂原委如下。

第一卷为1956年初版《明清史》。清代文网严密，官史之外，明清史学未能彰明。民国时期新史学兴起，大量文献资料得以搜集整理，专题研究亦具声色。孟森《清史讲义》、萧一山《清代通史》皆为清史体系开山之作。2在此基础上，先生《明清史》推出，别开生面。该书篇幅虽非宏富，然而呈现了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与中国传统历史学实证传统结合的第一个明清断代史叙述体系。这一体系通过中国历史长期发展内在机制与特色的视角，透视明清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代的整体性，把握这一时期历史演变的主题，把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化、国家政治体制形态、民族关系、政治事件与人物表现、社会关系与社会冲突、文化风气变迁、思想学术探索方向等等，融会贯通，交错呈现，生动述说。全书纲领显明，其事核，其言简，落实了断代治史与整体史观深度融合的历史编纂学。书中，先生还就当时明清史研究的诸多前沿问题，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清入关前社会性质问题、“东林党”性质与历史角色问题等表达了独到看法，关于后来成为明清史研究重要话题的明代流民运动等问题的思考，也露端倪。该书读者甚众，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明清史学者多受其益。尤其是，新中国明清史叙述体系建构，与此书关系甚大。初版至今65年过去，其间学术进步，世事变迁，书中一些提法已可修正，然而该书在学术史中的贡献已经融入明清史学历程，且其整合明清通体研究、叙述的视角以及实证与理论分析结合的编纂学理念，至今仍称典范，关于诸多具体问题的真知灼见，亦至今富有启发意义。

第二卷收入先生《明史食货志校注》《辽宋金三史纂修考》。新史学兴起以来，经济史即为显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经济基础为解释社会发展变迁最重要领域，故20世纪50年代以降，经济史研究暨经济史料整理长足发展。在此背景中，历代《食货志》整理为学术界高度注重之事。先生既以明清史为职志且服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于《明史食货志》属意已久，虽因被划为“右派”而无法继续正常教学研究，竟在接受“改造”、腿骨伤折的艰难处境中，开始该志校勘、注释之事。矢志不渝，此之谓也。先生曾于朱偰先生处，得见参与清修明史的王原《学庵类稿》，内收其《明食货志》，为成于《明史稿食货志》之前稿本。先生再寻它本，以《明食货志》《明史稿食货志》与《明史食货志》对勘，写成《三史食货志校勘记》，10余万字。当时整理文献，全凭手抄，且书籍搜求，困难重重，然而该书文稿竟于“文革”中失去。再10余年后，先生重理所余札记及平日累积资料，详考《明史食货志》史源及编纂历程，以《明实录》《明会典》《明史》《明史稿食货志》、王原《明食货志》为主要文献，兼用笔记、文集等资料，对《明史食货志》进行注释、校勘，终于写成《明史食货志校注》一书。谢刚主先生欣喜之余，亲为该书题写书名，中华书局于1982年将之出版。学界名宿，王毓铨、杨向奎、李文治、韩大成、秦佩珩、洪焕椿等先生紛纷致函，赞许有加。内如王毓铨先生函云：“曩在中华书局标点《明史》，‘食货志’卷多讹舛难解。时重标点分段，且月有程限，校勘次之。虽知朱希祖旧藏有王原《明食货志》十二卷，收归南京图书馆，曾请中华函借，事未谐。嗣获读大作初稿，据王书勘正《明史》讹误多处，极好。遂力请中华函南京图书馆商借，而南京图书馆竟置之不理……今大作行世，诚一大好事。”杨向奎先生函称：“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是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基本工作。这种工作做好，社会经济史水到渠成了。”1与先生《明史食货志校注》相关著作，前有日本和田清《明史食货志译注》（1957），大约同时有黄云眉《明史考证》第2册（1980）、第3册（1984）中部分内容。诸书解读、注释《明史食货志》各有千秋，而独先生之校注得用王原《明食货志》为校勘本，刊正既多，所据尤为笃实。该书既出，先生用为研究生课程教材，与从学者逐条论析，大开明代经济史探求门径。后赵毅有关明代盐法、铺户研究，赵轶峰有关明代货币及晚明财政危机研究，冷冬有关运河沿线城市研究，罗冬阳有关明代盐法研究，牛建强有关明代流民问题研究等，皆自此而发端。《辽宋金三史纂修考》为先生北京临时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论文，完成于1946年，刘盼遂先生指导。该文于先生生前不曾刊布，2004年经罗冬阳等据手稿整理，收入该年出版的《李洵先生纪念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三史编纂学经其后70余年学者考究，自已非当年可比。然而先生此文得用刘盼遂先生家藏古典文献，条分缕析，考究精细，持论平允，当于相关研究暨学术史研究，仍有参考价值。

第三卷为先生晚年手订主要论文汇编《下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初版，2006年再版，先生在各专门论题方面之学术主张主要体现于此集中。集原收文31篇，其中《明史食货志的编纂学》作为《明史食货志校注》前言已收入第二卷，此卷不再收入，故计收文30篇。先生致力于明清史研究凡数十年，其问题意识之核心，始终是明清时代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这种问题稍加分解，乃是先生治学时代中国顶级知识分子思考的共同问题：明清中国社会由哪些社会要素通过何种方式构成，其性质与特点如何，发展演变趋势如何，与同时期欧洲社会历史发展变化之关联、异同如何，明清中国为什么未能及时进入现代化历史过程而在19世纪中叶以降遭遇半殖民地命运与长期落后境遇？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其实是这种时代性思考的一个分支。先生生逢其时，长期探索，从多侧面提出了属于该时代学术且具有鲜明独到性的主张。

其中突出一项，是首次将明代流民问题作为探索明清社会变迁的重要历史问题提出，并进行了深刻探讨。当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高度聚焦于生产关系领域的雇佣劳动关系，在确认个别地区的个别行业中出现了雇佣劳动关系之后，如何进一步阐释这种表现和历史走向，渐入瓶颈。先生提出，从公元15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发生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运动，从而发生旷日持久的流民运动。这一运动将大批固着于土地的农民变为流动人口，有力冲击了既有赋役体制和社会关系，为社会各生产部门提供了易得的雇佣劳动力，增加了社会上的“逐末”和“浮居”人口，改变了阶级关系，为资本与自由雇佣劳动者的结合铺垫了条件。公元16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本土海盗，也是流民运动的组成部分，是国内原始积累过程表现的一部分。尽管其最终命运与西方海盗不同，其历史活动的意义，不容忽视。这是一场中国式的，最终未能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他指出，“如果认为公元16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中某些地区某些行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有新发展的话，那么这种具有原始积累性质的大流民运动，就应视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正式开端。”当时学术界对此论说，有赞成有不赞成，先生不与深辩，指出：“这是我的一种学术上的创意，当然还需更多的论证，才会成立。”他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研究虽经大家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但问题还没有解决，“要解决问题还是要花大气力，先把中国封建社会特征搞清楚，不要一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欧洲的有什么不同之处，就大惊小怪。世界各国历史的发展既有差异，也有相近之处。一般在封建社会晚期历史中各国都会迟早发生封建制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至于萌芽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是否都要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则差异甚大。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是两码事。一些国家可以产生萌芽，并形成资本主义社会，但一些国家却只有萌芽，而形不成资本主义社会。”这表明，先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思考，是首先立足于中国历史而不是强以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来规约中国历史的，所以他思考的方向，是探析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自身演变的特点。这在今天，依然是一项具有指导意义的认识。其次，在研究的进路方面，先生关于流民运动的探索是在经济生产关系视角基础上加以扩展，引进了社会史的视角，突出了对社会流动性的考察。在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在很大程度过于拘泥概念辨析，过分聚焦于找寻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领域的表现，而忽略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解体、资本主义生产關系的发生，必须要与既有的整个社会关系暨社会组织体系解体、改组过程相辅相成，才可能推进。现在来看，15世纪的流民运动是国家赋役压榨、权贵阶层财富兼并、商品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结合挤压造成的，与欧洲原始积累机制有所不同。但是，既有社会体系从社会人口的流动性层面率先发生重组，从而为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方式、文化政治变动打开缺口，是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形态变迁实际过程的部分真相。忽略此点，就不能充分理解这个时代的历史变动。20世纪后半叶的资本主义萌芽探讨本来既有巨大成就，也有当时学术思想方面的局限，今日看待流民问题，要点当不在其是否直接带来了资本主义，而在于其如何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从而引发了怎样的社会变迁。虽然先生提出流民问题研究论说之时，社会史研究尚未恢复，然而在先生的思考中，社会史的维度从来没有消失。这在他关于明代士大夫集团势力地域性关系的研究中，也可看到端倪。先生之后，弟子牛建强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赓续师说之余，再加发明，为明清史研究可观成果。

先生认为，15世纪流民运动开始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解体过程在接下来的大约两个世

纪间继续发展，社会流动性的持续增强、东南沿海的私人走私贸易活动、江南地区士大夫政治集团势力和市民势力的活跃、城乡资本与市场的扩展、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贵金属货币白银的流通、火器发展推动的军事制度变革，以及限制皇权专制的士大夫诉求、反抗皇室与大贵族地主集团疯狂财富掠夺的社会运动等等，都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表现。就开端而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早期发展并未落后于欧洲，但后来的演变却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其中因由，先生曾综合自己的研究和学术界已经提出的看法归结为6点。1，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历史悠久而根深蒂固，不易破坏，起了维护封建生产关系的作用。2，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始终没有形成对旧生产关系突破的条件。3，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落后地区拖住了经济先进地区的后腿。4，人口快速发展的压力。5，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强有力干预和影响，包括自由生产者转化为奴隶或农奴。6，西方殖民势力的干涉、限制和压迫。这些认识，体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的主流看法。其间，先生自己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方法论特色。他虽然与当时许多学者一样把明清中国的历史演变置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语境中探讨，其考察的范围却并不限于狭义的经济资本主义萌芽，更不限于雇佣劳动关系，而是作为中国长久历史发展一个特定阶段的，充满变化的，具有系统结构性的明清中国的社会结构。因其视野宏阔，方能在晚年提出“后封建主义社会”的突破性看法，详见下文。

清入关前社会性质与明清鼎革的历史含义，是先生提出独特见解的另一领域，其相关主张与前述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看法密切相关。先生认为，17世纪下半期到18世纪后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被延缓的时期，清军入关是关键的转折点。他在《四十天与一百年——论明清两王朝交替的历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提出，16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封建制解体、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总趋势与当时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同步的。明末农民战争推翻了贵族大地主的残暴统治，扫清了这一趋势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然而，清军入主中原，将比明朝更为野蛮落后的封建专制重新巩固下来并叠压上民族统治。这种制度重建以及清朝的多种政策延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接下来的17、18世纪，在欧洲是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而在中国则进入了资本主义萌芽延缓发展时期。中国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落后了，因而其后乃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命运。这种主张的结论部分概括起来并不复杂，但这是一个足以牵动对明清史一系列问题看法的中轴性看法。比如，如何划分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阶段性，如何解读晚明的社会局面与历史趋势，如何认识清前期社会变化的复杂性与趋势，如何判断17世纪中国的国际处境，如何认识整个清前期的历史地位，如何理解明末清初的专制主义批判思潮，如何认识政府的社会控制功能与社会历史长期发展及民生处境的关系，如何解释清前期政治一统与晚清中国历史命运的关系，如何评价明清之际表现突出的历史人物等等。更重要的是，如何将所有这些问题统合关照起来，做出有切实历史依据的、自洽而统合的回答。实现这一目标，涉及的理论、观念和方法论问题势必超出明清史范围，因而也会对有关整个历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思考提供思路。先生考虑这些问题的现实关怀，显然是中国的现代命运。中国既有相当发达的古代文明，且经历了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萌芽发生的历史过程，为什么到19世纪中叶就陷入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境地？至今学术界相关看法层出不穷，然而如果反复论证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或者所谓“社会转型”的表现，同时又高度推崇清前期之统治效能与繁荣表现，而不将其与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变衔接论说，明清历史的整体理解如何可称达成？在学术界逐步深化相关认知的进步过程中来看先生当年的主张，重新思考明清中国的整个历史，依然是相关研究获得突破或者更周至认识的路径之一。

先生关于清入关前社会性质的实证性研究既与前述关于明清易代的认识有关，也有单独的意义。前人关于清入关前社会性质的看法有许多。包括：处于氏族公社末期向奴隶制转变时期，处于由不发达的奴隶制到发达奴隶制的转变时期，处于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革时期等等。先生通过考察建州女真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形态、社会组织方式，提出，建州女真社会在17世纪的时候是处于由其本身原有的低级封建制向高级封建制发展的过程中。皇太极时期，满洲上层形成“清朝势力”，加速了这种发展，但在清兵入关前后，这种发展还不充分，满洲社会还包含着前期封建制的庄园制经济，代表这种经济结构的政治势力掌握巨大权力，这种情况即使在入关之后，也保存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认识，既体现在先生所撰并收入《下学集》《李洵文存》的一些论文中，也体现在先生与薛虹先生合作主编的《清朝全史》第一卷中，1以及本书第五卷讲义之中。由此反观先生关于明清易代的看法，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逻辑路线：明清易代意味着，处于由早期封建制向发达封建制过渡状态的满洲社会统治阶层主导了处于发达封建制解体阶段的中原社会，故清初秩序重建必然通过推行一种比中原原有制度更具有原始封建性的体制来实现，因而，清前期势必会发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领域的旧事物回潮。这种重视清朝“满洲特色”的認识，在先生各种学术成果中都可以看到程度不同的表述，当然也可以在清前期历史资料与遗存中看到各种表现。晚近学术界也重视清代历史的“满洲特色”，但是偏重强调这种特色带来的清朝统治效能，对于其所产生的全面历史作用的复杂性关注不足，此点当为清史学界进一步探索的问题系列之一。

明清政治暨政治文化，当可归纳为先生专门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系列。其中，关于“东林党”的研究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关系密切，主要在于探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时期东南地方士大夫的区域认同和主体意识。关于“大礼议”的研究在于揭示表面纷繁纠缠的礼仪论争背后具体的政治文化张力与权力角逐关系。关于嘉靖、

万历、天启三朝禁毁书院的研究，考察士大夫知识分子与政权中心势力之间的关系。关于明末政局的研究意在指出，明中后期以皇帝为核心的贵族大地主专政势力构成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阻碍力，反对此一势力的政治斗争虽然一度活跃，但并未取得切实成果，消除该势力是通过明末农民战争实现的，但清朝重建了另一个大贵族地主专制的体系。关于明代内阁、司礼监、明代官吏、雍乾政治的研究是对明清官僚政治和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深化研究，构成理解明清政治历史的实证基础。关于顾炎武政治论文的研究，既属明清思想史的专门探索，也是通过思想家的认知反观当时社会情状的研究。因先生启迪，后学赵毅、赵轶峰、冷冬、罗冬阳、李渡、牛建强、林乾、谢景芳、赵中男、胡凡、张明富、王景泽、栾凡及再传弟子多人，各有相关论著行世。先生对17世纪思想家持续关注，虽然相关著作不多，但曾在80年代初为研究生开设《明夷待访录讲读》课程，弟子赵轶峰聆听课程，继续研究，著有《明夷待访录注说》。90年代初，先生还曾应匡亚明先生之邀，拟承担《中国思想家评传》中《顾炎武评传》撰写，已邀李渡为之协助，师生间反复讨论计划，拟写纲要，可惜享年不永，未克完成。

《论语·宪问》语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先生以“下学”名其集，存孔子之意焉。

第四卷《正德皇帝大传》是明朝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历史传记。此人在中国历代君主中声名狼藉，历来引人注目。先生此书，虽然以比较通俗的笔触写来，但其深意，不在描写朱厚照其人的荒唐，而在于将此人作为明朝中叶大贵族地主势力的人格代表，揭示明朝政局中改革与抵制改革的内在矛盾、统治者的政治困境与社会危机，以及封建贵族阶级在社会大变动中的荒诞和挣扎，是从最高统治者人格经历角度展开的旧体制没落的画卷。先生熟稔相关史料，剖析鞭辟入里，由微察著，由是该书迄今仍为理解正德时代统治危机、正德皇帝其人、豹房政治、宸濠之变等问题的主要著作。写作该书时，弟子赵中男已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工作，出任责编，推敲琢磨，受益最多，后经在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累年精修，终于在明代宫廷政治史领域成卓然建树。

第五卷《中国的明清时代——李洵明清史讲义》由弟子赵轶峰基于先生为博士研究生授课的录音及相关笔记整理而成，内含《中国的明清时代——中国后封建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统合理论的新探讨》《明史学》《清史学》《16至18世纪中国社会研究》《明清实录的史料分析》5个部分，皆为首次刊布。

《中国的明清时代》是先生手书的一份研究纲领，篇幅不长，字字紧要。观其称名即知，先生晚年在考虑明清时代中国历史基本趋势、特征之时，在通观中国历史上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性的视野下，拟定以“后封建主义社会”指称明清社会。这是一个大胆且富有深意的创见。他尝试将中国古代史大致划分为如下时代。1，春秋战国，中国远古历史结束，前封建制（奴隶制）之开端。2，秦汉，中国大一统时代繁荣暨中国文化定型时期。3，南北朝，中国民族大迁徙和民族文化大融合时期。4，隋唐，中国型封建制繁荣暨东西文化交汇点结成时期。5，两宋，中国型近世封建制成熟期。6，明清，中国型近世封建制晚期，资本生产形态萌生时期，近代社会雏形与不完整封建制时期。较早各期不议，在此划分中，中国封建制繁荣于隋唐，成熟于两宋，至明清而为“中国型近世封建晚期”。此期，封建制已非完整，资本主义生产形态萌芽，近代社会雏形乍现，此即题意所谓“后封建主义社会”。先生明确指出：“原始公社制之后，有的是所謂奴隶制，也有所谓封建制，也有两者混合、相间的存在。每个民族不必都须经过那所谓五种社会形态，也不必经过任何所谓典型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很少有纯粹的，绝大多数是不纯粹的，有时甚至难分主次，是‘复合’在一起的。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半’字，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历史上存在过的五种社会形态，根本上说哪一个都不能被认为是典型的、世界通用的形态。从来就有各式各样特点的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也存在这些社会形态混合的型式。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应当只有两个，即由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发展，由低生产力、低文化向发达生产力、高文化阶段发展。”这段论说，是先生一生研治中国历史、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肺腑之言，寓意深邃，烛照明清社会形态研究的新思路。关于明清时代的特质，先生指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总结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的一个“临界”时期。找到这个临界点或者临界角的具体内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诸特点的历史根据。“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线是鸦片战争。这是一种革命或政治角度的看法，而非学术或科学性的论点，是有偏颇之处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似应从15、16世纪起始，几乎与欧洲同步。只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得比较晚，到辛亥革命才得以成立民国。”这又是一项石破天惊的看法。其中方法取径意义上的要点，一在体认明清史研究对于理解现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二在主张立足于中国历史本身内在演变来辨识近代社会的开端。兹事体大，有待学术界共同研讨论证，然而其说既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即当郑而重之，再做研讨。这一研究纲领关涉宏大，先生初步拟出20个研究问题，并做了指导性说明。今皆公之于世，以与天下学人共同研析。

《明史学》《清史学》《16至18世纪中国社会研究》《明清实录的史料分析》皆为授课内容。因为历届博士生情况不同，这些课程并非针对同届学生设计的系列，而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期教学中陆续存留下来的，因而内容有所叠压，个别提法前后相较也有参差。大致而言，这些课程比较全面地讲述了明史、清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基础理论、对作为明清时代关键时期的16至18世纪社会状况与变迁的认识，并引导了对明清重要史料的研读。先生称这些内容合起来，基本上就是个“入门”，这是谦虚说法。这些讲义深入而浅出，实际上凝聚着先生浸润明清史研究数十年之心法，青年学子认真研读，当可径入堂奥。相关内容广泛，难以尽述，读者开卷即知。须当特别说明者，明史、清史称“学”之义。先生当年品评某些明清史著作时，偶尔会赞许某书不仅写出历史，而且写出历史学，凡属此类，皆推上品。揣摩其义，在于研究达于思想独到、逻辑严整境界，方为高妙。若仅铺叙史事，即便条理明晰、文通字顺，亦只为史，而不成学。先生自己的研究，于此随处有所体现。如其指出，治明史，将之作为一个王朝固然可以，但是更可取的角度不是去研究这个王朝统治的各个方面，而是借用明朝这个传统概念及其存续的时间断限来研究这个特定时期中国的历史。故先生的明史学、清史学研究的对象，形似王朝断代史，实则社会断代史、整体史。他强调明清两朝为中国历史上的同一个时代，分开了就难以理解，它们一起构成中国的“后封建社会”，其中最为重要的时段，则是16至18世纪——这恰是一个跨朝代的时段。这里似应指出，断代治史，如以一朝自限，类如旧式王朝史;如以历史时代统摄王朝，则可进入断代整体史境界。此种断代整体史，与各类依托现代学科概念分析而出的“专门史”相比，长在综合，在能够实现对特定时代的通体透视，与专门史研究各占胜场。先生的明清学，是超越王朝史的。

先生培养人才，注重史料学，且有清晰层阶次第。硕士阶段，以讲读各类基本史料、掌握相关目录学、学习满语、研读档案为主。在博士阶段，则在深入理论性研讨之同时，注重研讨明清实录。两朝实录于今已极易收存阅读，先生授课之时，阅读实录却需到较大图书馆方可，而先生自己研读实录的时候，条件更为艰难。然而，先生居然在将《明实录》全部研读一遍之后，再次通读，几近完成，然后又如法研读《清实录》，因时间不足而未全部精读。两朝实录卷帙浩繁，人生苦短，加以穷通无常，身不由己，以穷年累月光阴投入明清实录研读，即便对于明清史情有独钟之人言，亦需极大坚忍毅力。门下后学，人数众多，就此点而言，竟无人可望先生项背。近日青年，以检索为功夫，更非此比。这番经历，为先生明清史史料学奠定特色基础，集中体现于《明清实录的史料分析》中。两朝实录皆有瑕疵，然而二者相比，先生尤推重《明实录》。原因主要在于，明代档案存世极少，《明实录》实际上是保留原档案信息之最大文献系统;清代则大量原始档案尚在，其原始性超过实录。其次，《明实录》既经修成之后，再加修订者不多，且修订所涉内容基本限于少量人物事迹，其原始形态相对完整;《清实录》则反复修订，孟森先生至称其如“家常便饭”，而所有修订，皆有所遮掩、改述。再次，《明实录》记载皇帝行为忌讳较少，各朝实录各有风格;《清实录》则齐整严格，皇权笼罩气息更重。最后，从史源角度看，明代大量笔记、文集所记本朝史事内容，最初信息取于《明实录》;清代笔记、文集内容出实录之外者，则远过明代。故两朝实录之史料价值有深刻差异，此为使用明清各类史料者不可不加注意之事。

注重实录与先生治学的方法论取向一致。先生研究明清史强调“通史感”，将明清时代置于中国历史长期演变的总历程中去研究，而非切断为前后不相关的片段，从而他的明清史学，是为透视整个中国历史而剖析明清的历史学，不是片光只羽、饾丁鱼虫的历史学。如此对于明清时代本身，更要强调系统化的理解，而两朝实录，正是该时代存留的最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的历史叙述体系。档案在原始性方面过于实录，但就长时段历史的系统性展示而言，不及实录。先生以大愿心、大定力多年研读两朝实录，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形成系统化的明清历史认知，搜集研究所用资料之类，尚在其次。当然，实录为当朝国史，无论如何有编纂者主观价值意识、利益考量、识见高低、功力深浅渗透其中，欲最大限度地把握其中历史资讯的可靠程度，必须深入研究实录的编纂学。读者在《明史食货志校注》序言中，当已看到先生对于史籍编纂过程、版本、编纂人事关系与背景等的详细考订，在第五卷之中，还可以看到先生对于明清两朝实录编纂学的细致剖析，内有令人拍案叫绝者。这种研析除为理解实录内容源起所必须外，更根本的意义在于，拉开运用实录研读历史者与实录编纂者的间距，使得研究者能够保持批判、鉴别的意识，察觉文献背后的隐情，更大程度上接近歷史真实。

第六卷《李洵文存》收录先生其他作品，包括未曾收入《下学集》的曾发表论文、未刊文稿、书序、书札、自传、可整理草稿等等，并附

罗冬阳新作《李洵年谱》《李洵著述目录》。其中《关于“后封建主义社会”》一文，为要点笔录，写于先生病重之后，可与第五卷《中国的明清时代》篇参照阅读。该文明确指出，“后封建主义社会”是受20世纪后期世界资本主义转入后期的时代启发而产生的理论，与社会史大论战中某些表面看去接近的提法含义不同。它不仅指达到发达、成熟的封建主义社会，还意指该社会已在发展过程中经历过改良、调节，从而具有更大体制弹性，在某些方面已经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变种”。中国“后封建主义”社会的特点是，专制主义皇权较早树立，官僚政治代换贵族政治，社会职业自由化，农奴制瓦解，编户齐民大量存在，商业早熟，商业资本活跃，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大量第三等级（知识、手工业者），国家垄断大工商业，科学文化发达，封建哲学伦理观念成熟而不易瓦解等。先生其实认为，被通常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从秦汉以迄明清的这个社会，比欧洲那种封建社会要发达得多，故如必须将之称为“封建社会”，也应在用语上将其差异直接体现出来。进一步说，先生晚年愈来愈注重这个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独特性。到此节点，称名中是否有“封建”二字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生找到了深化理解中国历史上这个漫长时期社会形态的思路，也开启了回答下列问题的门径：“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这样长？”“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经受千百次农民起义的冲击而不瓦解，又很快修复？”“为什么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同步拼轨？而只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在该篇中指出，这些问题“都可以用此‘后封建主义理论’去解释”。先生作此笔录后不久即游道山。后12年，弟子赵轶峰提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说，理路固有不同，亦有异曲同工之趣。

该卷所收书札中，有先生身患重病之后就中国通史教学理念写给东北师大历史系同仁的信，体现其教学思想中的通史感。信中强调，通史之要旨在于通，切不可以断代史之累加当做通史。此意非仅于当时，即便今日读来，仍可谓切中时弊。责在通史教学暨通史教材编写者，当详览该书而深思之。先生治学之“通史感”既见

于其研究著述，亦见于其教学思想，一以贯之。

该卷其他数篇曾经发表论文，问题指向与《下学集》诸文一致，可视为其具体、深化探讨。诸书前言暨序，体现先生对各书主旨、方法、成

就之看法，具有学术品鉴意义。《明清学术概论》为硕士生授课讲义之一部分，不存全文;《明清史料学》亦是硕士生课程，林乾教授根据当年听课笔记整理而成，相对完整，虽然所述史料文献今皆常见，但先生解说之间，多有高明见识。卷中

收先生手书信札底稿数通，为数不多。原因是，先生发出之信函，极少抄存。此于今日为无可奈何之事，日后或有收存者公布，可与先生精心保管的海内外诸多同仁友好来函合并整理，或者可于了解明清学术史及学林掌故有所补益。

今所整理出版，虽称“全集”，实不能囊括先生著作于无遗。除散佚、涉及私人事务、残缺严重者难以整理之外，尚有当加说明者如次。

1，《清代全史》第一卷。《清代全史》为“六五计划”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共10卷，总主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戎笙先生，李洵、薛虹二先生为第一卷主编。该卷绪论1、3、4部分由先生撰写，第2部分由薛虹先生撰写;正文第4、5两章由先生撰写，第1、2、3章则由薛虹先生撰写。1该书在新编清史工程推进过程中，实有重要地位。惟因分工撰写，今如仅收入先生执笔部分，首尾不相及;全书收入，亦有不宜，故付阙如。有研究清入关前史之编纂学抑或关注先生全部著述者，当查看辽宁人民出版社原书。

2，范文澜、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明清时期部分内容。范文澜先生主编《中国通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全书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逐步编写，分册出版，抵于范文澜先生去世，共出版前3编4册，内容至五代而止。自第五册开始，由蔡美彪先生主持编写，至第十二册完成。其中第八册为明代部分，署“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纲著”。根据“编写说明”，书中“统治制度与经济状况各节由李洵编写，经主编者修订”。查书中统治制度、政治、民族关系、经济、文化各方面内容交织错落，无法确定哪些部分出自先生手笔。以是，亦不能收入。

3，大学历史系自学丛书《明清史》。该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题“李洵、薛虹主编”。主编设计体例、章节、主旨，先生撰写前言，各章由陈作荣、赵德贵、薛虹、姜守鹏诸先生分工撰写。卷六《李洵文存》收入该书前言。

4，《明史论集》。该书为1993年海峡两岸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共收入海峡两岸明史研究学者所撰专题论文52篇，综述两篇，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先生撰写序言并贡献论文《论公元15、16世纪明代中国若干历史问题》。该论文已收入卷三《下学集》，卷六《李洵文存》收该论文集序，题《明史论集序》。

5，《八旗通志》《钦定八旗通志》点校。《八旗通志》250卷，雍正敕撰，乾隆四年（1739）成书，所记事起于满洲肇兴，迄雍正十三年（1735），亦称《八旗通志初集》。点校工作由李洵、赵德贵两位先生主持完成，署“李洵、赵德贵主点校”，全8册，近500万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钦定八旗通志》356卷，乾隆五十一年（1786）敕撰，嘉庆间成书，记事起于满洲肇兴，迄乾隆六十年（1795），体例较《八旗通志初集》亦有所调整。点校工作由李洵、赵德贵等先生主持，署“李洵、赵德贵、周毓方、薛虹主校点”，全12册，600余万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两书皆为研究八旗制度暨八旗史事主要文献，卷帙浩繁。《八旗通志》点校说明收入第五卷《李洵文存》;《钦定八旗通志》点校说明为赵德贵先生所撰，该书刊布时先生已经去世，不录。

6，《中国历史大词典·明代卷》部分内容。《中国历史大词典》编纂由郑天挺、谭其骧总其事，明史卷由王毓铨、曹贵林为主编，199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先生为明史卷编委，参与拟定条目并撰写钱法、盐法、漕运、河渠等部分词条，署名见于词典各条文后。

先生人如其名，温文尔雅，笃实无华。平素“恂恂如，似不能言者”，然于讲论学术之际，绵绵密密，娓娓道来，若不能止。弟子有所叩问，必倾囊解说，无所保留。凡课业，逐字审阅，详加批点，一得之美，鼓励有加，然于瑕疵，亦不少贷，弟子谓为“严而不苛”。80年代初，先生为开拓学生眼界心胸，亲率弟子赵毅、赵轶峰、冷冬前往北京、南京、杭州、苏州、上海各地，登门拜请各地名家若商鸿逵、戴逸、王思治、马汝珩、王俊义、许大龄、韦庆远、洪焕椿、罗仑、沈嘉荣、季士家、徐明德、吴奈夫等讲说治学心得、要领，间以考察古迹，参加学术会议。其后，又曾亲率另一批研究生前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接受满文档案查检、翻译培训。往来奔波，不以为苦。其奖掖后学，亦不论门墙内外、私情薄厚，以学术为天下公器，身体力行。先生韶年成名，继遭摧折凡20年，甘苦百端。然而中心豁达，素日不以旧事为谈资，亦不言他人是非，心心念念，只为明清学术、人才培育二事。先生精书法，能诗，喜小酌，微醺即止，醇然长者，音容如在。今东北师范大学师生感念先生道德文章，立塑像于校园史苑之旁，端然东望，与世长存。

此次整理先生著作，得东北师范大学校领导、社科处、历史文化学院多方支持，先生哲嗣李蒙、李普鼎立配合。具体工作由先生门下弟子为主组成编辑委员会，分工进行。具体责任人：第一卷赵毅，第二卷罗冬阳，第三卷牛建强，第四卷赵中男，第五卷赵轶峰，第六卷罗冬阳。商议期间，同济大学李渡教授——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因病辞世，益叹人生百年，匆匆如斯！所收著作，全部核对引文，尽量采用先生著作出版前可见版本，如不能找到先生当年所用版本，则采用晚近版本，依照当下注释规范补足文献信息，改正誤字。第一卷《明清史》中关于清初民族政策的个别提法略做修改。第二卷含《明史食货志校注》《辽宋金三史纂修考》两书，其中《明史食货志校注》做了进一步注释。第五卷因基于录音、笔记，行文有所疏通。其余部分尽量保持旧貌，详见各卷整理说明。诸编委门下，各有多位青年学者、研究生协助文献搜集与核对、资料录入、文稿校读方面工作。李媛、刘波、王慧明、宋兴家、闫瑞、梁曼容协助主编勘定全书，贡献尤多。人民出版社杨美艳女士主持安排了全集出版，各卷责编精心处理文稿，保证了书籍品质。凡此多端，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