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

关键词：赫尔曼;伯克;文献派;通学派

《新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词条“伯克与赫尔曼之争”（Böckh-Hermann-Auseinandersetzung）开宗明义，将这场著名的学术论争归为“19世纪古典学界流行的对研究方法的反思”（Methodenreflexionen），阐明论争的实质是探索古典语文学的本质及研究路径的一场“方法之争”（Methodenstreit）。1伯克（August Boeckh，1785—1867）与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1772—1848）之间的学术论争过程漫长，交锋激烈，参与学者众多，直接导致德意志古典语文学从内部分化为“通学语文学”（Sachphilologie）与“文献语文学”（Wortphilologie）两派。2甚至在两位古典学者生前，“伯克”与“赫尔曼”已作为“通学派”与“文献派”的代名词被载入学术史册。1迄今为止，德语学界对这场学术论争的研究多关注其过程本身，2重在梳理参与论争的两派学者乃至后世学者的相关理论倾向，3或聚焦论争的实质、阐发其对德意志古典学发展的影响，4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论争其时与其后。事实上，这场学术论争的发生与蔓延，既根植于18、19世纪之交德意志特有的学术生态，也与争论双方学者的成长环境、教育经历、性格差异、个人交往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在就“古典学”的范畴与范式的讨论依旧热度不减的当下，将这场触及古典学本质的论争重置于其所属时代、追溯其发生与发展背后的原因有着重要意义。

政治、经济领域剧变影响下不断变迁的学术环境成为孕育“古典语文学”（Klassische Philologie）内部分歧的土壤。18世纪末，法国革命的自由之火蔓延至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德意志。拿破仑战争中，德意志土地上自由和民族意识渐渐觉醒，在对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追求中，新人文主义学者从古希腊民族灵魂中看到理想人类的典范，试图以“新希腊精神”唤醒日耳曼民族内在的觉醒。与此同时，英国工业革命浪潮席卷欧陆，法国成为率先展开工业革命的国家，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本土对科学技术的革新倍加渴望。因而相对于传统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其先进性和实用性备受瞩目，大力推动自然科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成为普鲁士高等教育政策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新型大学的建立与传统学科建制调整暗流涌动，取消古代语言课程教学的呼声日盛，以哈勒大学（Universität Halle）为首的新兴大学多年来尝试将古希腊、拉丁文课程取而代之以包括现代语文学（Neuere Philologie）在内的更为现代和实用的科目。5在诸多变革思潮的裹挟下，有着两千年传统的“古典语文学”陷入亟需通过变革彰显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处境。此时的古典学家一方面肩负着证明在当下“古典学科所提供的这种知识仍具有价值”的艰巨使命，6另一方面也同样渴望以现代精神与“科学”标准重塑传统，试图像自然科学一样为古典语文学建立起系统科学的研究范式，以使这门古老的学科以“科学”（Wissenschaft）的面貌重焕生机。兼怀“古典理想”与“科学理念”的德意志古典学者开始对“语文学”重新加以审视：承袭自希腊文的“Philologie”能否反映这门学问的本质？其究竟应涵盖哪些领域？荷马、柏拉图自启蒙运动以来已抽象为苍白的哲学符号，从何种角度方可被赋予真正的生命？

1785年起，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在哈勒大学讲授“语文学综论”（EncyclopaediaPhilologica）课程，开始了将古典语文学系统化的尝试。1807年，沃尔夫在该门课程阐发的理论基础上创造“Alterthums-Wissenschaft”一词。1“Alterthum”（古代、古人）似无具体所指，实则渗透着古代社会视为“统一体”（Ganzes）的观念，旨在综合对这一整体中包括的看似毫不相关的方方面面的研究，还原古代世界的真实样貌;“Wissenschaft”（科学）体现出时下正备受推崇的自然科学所具备的合理性与系统性，宣告了以“现代”方法重塑古典学科传统之决心。该书中，沃尔夫将承载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方方面面”浓缩为古典学生应掌握的24个分支领域，勾勒出作为现代学科的“古典学”的轮廓与边界。2虽然他对古典学“科学化”的努力止步于这份仅由标题构成的蓝图，且在哈勒大学关闭后，这位公认的“古典学之父”由于个人原因并未以古典学教授的身份在洪堡创立的古典学新重镇——柏林大学真正发挥作用，但这种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开启了19世纪德意志古典学发展的全新方向，在学界引发的争论与反思比其成果本身更富有意义。

在沃尔夫影响下，伯克也将自己的课程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命名——“古典语文学科的百科全书与方法论”（Encyk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在跨越海德堡与柏林两地多达26学期的授课中，伯克逐步将古典学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具体化，使之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建立起庞大的古典学科大厦。3这种综合性的视角和理念并非在伯克晚年才形成，而在其早年对品达诗律的研究中便有所渗透。他在研究中综合了对宗教、风俗与仪式等的考察，致力于更全面的阐释。在学界对品达诗律的研究尚处萌芽的时期，初出象牙塔的伯克与莱比锡大学（Universität Leipzig）修辞学教授赫尔曼由于共同的研究兴趣有了交集，最初的交往也体现出前辈与后辈学者彼此间的欣赏与景仰。4但赫尔曼对诗律研究恪守语法和韵律的方式，在伯克看来逐渐显得局限。1817年，伯克在《雅典国家财政》（Die Staatshaushaltung der Athener）首版序言中展开了一段对古典学研究的时评，其中针对“语法学家”的微词很难不引起学界的遐想：“最近的许多古代研究者只满足于一种虽不可轻视、却多为细枝末节左右的语言研究……本应具有极为广博的知识的那些人，已从形式上退化为高傲的语法学家……”51824年，赫尔曼与伯克各自发表《论多利斯方言的一三格》（De epitritis Doriis）6与《论一三格的多利斯方言》（De Doriis epitritis），7围绕诗律展开最初的辩论。福格特（Ernst Vogt，1877—1918）称这段过往为赫尔曼与伯克论战的“一个不得不提的前传”（Vorgeschichte）。8伯克本人则将早年与赫尔曼的交往描述为“以论辩勉强维持着友谊的一种奇特关系”。9总而言之，两位古典学家学术论爭的最终爆发是因诗律研究引起的多年积怨的一次质变。

1825年，伯克《希腊铭文集》（Corpus Inscripionum Graecarum）第一卷第一分册正式出版，赫尔曼近乎“毁灭式”的书评引燃两人的论争。书评以“拙劣”评价这部作品，质疑伯克的希腊文水平，暗讽他缺乏责任感，若干取自不同复制品的铭文被“凭借主观臆断加以整理，使读者无任何确凿的东西可依据”。1伯克质疑赫尔曼在铭文校勘方面评判的权威性，并以《反批评》草草回应。2伯克的学生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予以声援。穆勒（Karl Otfried Müller，1797—1840）致信伯克指责赫尔曼舍本逐末、所做批评缺乏内在逻辑;3迈耶（Moritz Eduard Meier，1796—1855）撰长文《分析》为伯克的《反批评》作进一步阐发;4绍曼（Georg Friedrich Schömann，1793—1879）认为赫尔曼对疏漏之处极尽“病态的讽刺和轻蔑的嘲笑”，有违书评人的准则。

1826年，赫尔曼以《关于伯克教授先生的希腊铭文研究》（Über Herrn Prof. Böckhs Behandlung der Griechischen Inschriften）向所有“幻想能够通过研究更重要的‘专门领域’（Sachen）弥补在语言方面的缺失的人们”宣战。6伯克随即在《论雅典的审计与退职审查》（Ueber die Logisten und Euthynen）中指出赫尔曼所举铭文（8;76）恰恰反映出他对雅典城邦制认识的不足，“语文学须从这些语言遗迹（Sprachdenkmäler）中，而非停留在对语言的理解本身来呈现事实与思想的整个领域……”7由此，两人从铭文的释读转向对“语言”在古典学研究中的地位作用的辩论，笔战随之升华为对古典学本质与任务的方法之争，其焦点在于古典学研究应“以语言为唯一正确的认知路径”还是“将语言作为众多路径之一”。前者以赫尔曼为代表，在古典学研究中恪守对传世文献的解读与阐释，被称为“语言派”或“文献派”。赫尔曼认为，语言文字是呈现古人思想与智慧的唯一媒介，脱离这种理性的形式，对古代社会的认识便如天马行空，“在飞行中虽然会很快达到鸟瞰一切的高度，却无法对所见之物加以辨识”。8后者即是以伯克为代表的“通学派”，他将古典语言归入古典学所需认识和重构的古人的“智识”（Wissen）层面，因而它既是研究工具，也是“语文学所要探讨的专业内容”之一，对古代文明的认识应综合对语言以外的各领域的研究。

30年代后期，学界普遍意识到无休止的争论与内部的分裂无益于古典学科的发展，期待以新成立的“古典学者大会”（Versammlung deutscher Philologen und Schulmänner）为契机促成两位古典学家的和解。但直至1846年，赫尔曼与伯克才同时出席在耶拿（Jena）举办的大会。两年后，赫尔曼与世长辞。1850年的古典学者大会上，伯克以主席身份致辞悼念“这门学科杰出代表”、“高贵的哥特弗里德·赫尔曼”。这场学术论争至此终结，但围绕语文学本质与方法的争论与探索并未停止。1这些争论和探索在现代古典学建立过程中起到了理论铺垫作用，因而对这场学术之争产生原因的追溯和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客观地审视这一过程。

从外部环境来看，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学术界特有的氛围与形态酝酿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日耳曼民族素有长于思辨、热衷批判的特质。启蒙运动后直至18世纪后期，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多种思潮相继登场，德意志人文学界生机勃勃;在“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影响下，学者个人的自我彰显、情绪宣泄与观点表达的需求再度被放大，并在迅速产生的相互呼应中不断升华。与此同时，邮政业与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从客观上为以各大报刊、杂志和通信为主场进行的学术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始于各哲学思想流派的论战逐渐蔓延至各学科领域，不同主题、程度与范围的学术讨论与论辩在学术界蔚然成风，成为散布各地的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乐此不疲的互动方式。“讨论”（Auseinandersetzung）、“辩论”（Kontroverse）、“争论”（Fehde）、“笔战”（Polemik）、“论战”（Konflikt / Streit / Krieg）等一系列对不同程度的“论辩”的表述成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的高频词场。

在古典学界，不同主题与范围的学术论辩也成为古典学者间交往互动的重要形式，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推动着理论的进步与发展。19世纪初，古典学领域围绕“何种研究路径才是真正适宜且科学”的讨论达到高潮。古典学者以各种公开发表著作的序言、书评及推介（Anzeige）、批评（Kritik）与反批评（Antikritik），乃至私人书信成为论战的阵地，古典学者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应答讨论、对他人的评论予以辩驳，或对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方法各抒己见。学者间不同的阶层地位、身份及影响力并不妨碍其以这种方式“平等对话”。这一背景下，莱比锡大学修辞学教授赫尔曼与初出茅庐的学术新星伯克，起初以通信的方式交流，后因产生分歧开始在著作的序言和书评中直截了当表达对对方的质疑和批判，在当时的学界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也正是在这种活跃而激烈的互动氛围下，赫尔曼与伯克的友人与学生纷纷参与到论战中，这种并不和谐的交流形式才被发挥到极致。“1825年至1835年间，几乎没有哪位在学界有一席之地的语文学者不曾在这场令人热血沸腾的论战中以自己的方式表态。”2两位学者间的笔战最终扩展为学派论争，堪称众多学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说独特的学术生态下古典学面临的具体问题使这场方法之争成为必然，那么身处其中的学者个人——赫尔曼与伯克——作为古典学家的代表成为这场论争中相互对立的主角则实属偶然。赫尔曼恪守“不越复原和解释文本之雷池”，3其研究方法与伯克为代表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路径，体现着同时代两位学者对古代社会的观察视角的鲜明差异。这种差异首先源于他们迥异的成長环境、教育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性格品质。

“总是身着骑马装、脚蹬叮当作响的马靴来讲课”的莱比锡大学修辞学教授赫尔曼于1772年生于莱比锡一个优渥家庭。1父亲任高级陪审员，在当地颇有名望。赫尔曼自幼体弱多病，少年时代的学业主要由精心挑选的家庭教师指导完成，其中包括后来的著名古典学者、当时的莱比锡大学神学和语文学专业学生伊尔根 （Karl David Ilgen，1763—1834）。伊尔根学识渊博且深谙教学之道，为赫尔曼打下深入研究古典文学所必备的坚实语言基础。文献研读方面，伊尔根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在两年的希腊文教学中，他仅带领赫尔曼阅读了色诺芬《忆苏格拉底》中的两章以及《伊利亚特》的四卷。2但在此过程中赫尔曼深受鼓舞，古典语言方面的游刃有余为他带来前所未有的优越感。在未满14岁时，赫尔曼注册成为莱比锡大学法学学生，后因对语文学的热爱转而学习古典语文学专业。

与赫尔曼不同，少年时代的伯克在困窘中度过。1785年，伯克出生于卡尔斯鲁厄（Karlsruhe）一个市民家庭，5歲时，任内廷参事秘书的父亲离世，母亲被迫独自承担起抚养6名子女的重担。3伯克的母亲性格开朗幽默，营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围，在兄姊们的帮助与激励下，伯克的智慧和天赋得到自由发展，也形成坚强乐观、善于交际的性格。伯克所在的卡尔斯鲁厄文理中学以讲授古典语言为特色，在校长提特尔（Gottlieb August Tittel，1739—1816）的拉丁文体训练课上，伯克学会如何娴熟地驾驭拉丁文而不拘泥于西塞罗式的语用习惯。4在校期间，伯克不仅学习掌握了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在应用数学、物理学等科目也受到良好的训练。“通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伯克的学生兼论战盟友穆勒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同样选择了广泛的专业学习，除人文科学外，也涉猎数学、物理学、植物学等科目。古典语文学者在求学生涯早期对古典语言之外的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为其后来对“古代通学”理念的接受与具体实践打下基础。这些学科所提供的综合性视角本身即为系统研究古典学的前提——只有超越古典文献之藩篱，才能将目光投向文字背后承载的历史信息，从而全面地认识和了解古代社会。1836年，伯克在对著作《雅典国家财政》的修订中对古西西里钱币产生了浓厚兴趣，专赴柏林钱币收藏馆（Berliner Münzkabinett），通过精密测量与精确演算得出其规格重量，推算出阿提卡钱币规格引入西西里的时间，提出包括埃吉纳（Ägina）塔兰特在内的一切测量与重量单位都来自古巴比伦，将研究扩大至希伯来、叙利亚、科林斯、罗德岛等地一切与之相关的钱币规格测量。5穆勒则从神话的内部结构出发，综合词源、人类学、地理学等方面知识得出其中蕴含的关于早期希腊民族部落的历史信息。6这些跨学科研究必备的素养和能力无不得益于两位古典学者在应用数学、物理、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方面受到的思维与方法训练。

反观赫尔曼少年时期的家庭教学，尽管不乏伊尔根这种大家的精心指导，但在学科的多样化方面始终有所缺失，无法提供广阔的视角和相应的基础性训练。此外，相比文理中学提供的群体生活和自由空间，封闭于家庭书斋中独自学习亦无助于开放互助、宽容豁达个性的养成。赫尔曼在莱比锡大学期间，以语法和校勘见长的修辞学教授赖茨（Friedrich Wolfgang Reiz，1733—1790）发现并试图帮助他摒弃“天性中固有的对一切经验性的东西的排斥”，鼓励他在以本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1742）为代表的语文学者为榜样从事语法与诗律的研究的同时，尝试采用历史性的视角去研究文本的意思，却以失败告终。性格中特有的怀疑一切、固持己见，使得赫尔曼即便在教授的建议和启发下仍不会动摇已有的观念和兴趣，因而莱比锡大学的其他教授未能够对赫尔曼产生持久影响。1这种性格特质决定着赫尔曼在笔战中表现出来的风格：在情绪的左右下放大语言层面的疏漏与讹误、无视对手的辩解，常以过分犀利的言辞应对来自各方的异议，很难不在论战中招致学界的不满。

赫尔曼与伯克对语文学本质认识的差异，也源于各自不同的哲学观。赫尔曼违背父亲的意愿从法学转向古典语文学，伯克打破家族传统放弃神学走上古典语文学之路，足见古典语文学对两人有着同等的吸引力。但从根本上说，赫尔曼的语文学概念是康德式的，他对语文学“科学化”的尝试，实际上是按照康德的科学观对语文学进行系统化。赫尔曼曾于1793至1794年间专赴耶拿大学（Universität Jena）跟随当时最负盛名的康德派学者莱因霍尔德（Karl Leonhard Reinhold，1757—1823）修习康德哲学。赫尔曼关于韵律学的著作《论希腊罗马诗律》（De metris poetarum Graecorum et Romanaum）和《诗律要义》（Elementa doctrinae metricae）中对理论的系统化表述均体现出康德哲学的深刻影响。2康德认为“科学是一种遵循某种原则或目的体系，从中衍生出其框架和各组成部分，通过这种先验的思想则必须对所有这些部分进行分类、推导及系统认知”，作为“关于通往博学的工具的一门科学”的语文学则包括“对著作和文字（文学与语言学）的批判认知”。3赫尔曼认为语文学各个部分所应遵循的单纯建立在理性（Vernunft）之上的原则，正通过对古希腊罗马语言和文学的系统认知得以体现，故语言文字视为通往“永恒理性”的唯一路径，而古典语文学者的首要任务在于对传世文献的阐释和校勘。

伯克的哲学观则是多元化的。其中学时代的拉丁文教授提特尔是康德学说的坚定反对者，他讲授的以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与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思想为核心的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课程对伯克的哲学观产生深刻影响。4在哈勒大学期间，有两位老师共同决定了伯克毕生的研究和著作方向：沃尔夫的语文学综论课程使他体验到“希腊文化的异彩纷呈和经久不衰的意义”;5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Schleiermacher，1768—1834）的柏拉图课程为他后来的古典学研究提供了哲学视角。正是在浪漫主义唯心哲学、施莱尔马赫哲学与阐释学的共同影响下，伯克对沃尔夫搭建的“古代通学”理论框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在批判中继承并进一步将其系统化。6伯克将“古典学”定义为“对人类智慧创造的一切，即‘所认识到的东西’的认知”（das Erkennen des vom menschlichen Geist Producierten， d.h. Erkannte），7因而古典语言仅仅是古代文化诸多方面中的“一面”、对传世文献的阐释只是众多研究手段中的一种。

最终，身处莱比锡大学的赫尔曼与柏林古典学术圈的伯克因研究兴趣的交集和外部事件产生的个人恩怨站在了论辩舞台的中央。如前所述，赫尔曼与伯克对品达及古希腊韵文有着共同的兴趣。1808年，作为编外教授的伯克将自己的新著敬献给“最崇高”的修辞学教授赫尔曼，1对方的回应是：“如此之多新颖的、美好而深刻且论证详实的内容，赋予本书恒久的价值。令我尤为欣喜的是，这部作品诞生于德意志……一些之前打算着手的研究现在已由您完成，我大可不必劳神费力了。”2但赫尔曼这种前辈对后辈的认可和赞许，很快由于“新人”伯克在短时间内取得的巨大成就逐渐转变为嫉妒。当代学者从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的私人书信中整理出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过往：1810年筹备成立柏林大学时，洪堡曾欲以优厚待遇聘赫尔曼任语文学系主任，但磋商未果，后由伯克出任該职。“赫尔曼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伯克在一个本可以由他担任的职位上日益声名显赫起来。”3这也从另一侧面解释了两人宿怨的缘起。

1826年，穆勒曾致信宽慰身处论战漩涡的伯克：“一百年后，当人们最广泛地受惠于（《希腊铭文集》）这部作品时，没人还会晓得这些争论都说了什么。”4今天看来，事实与这番预言恰好相反：19世纪下半叶，随着新铭文的发掘、技术手段的进步与编纂理念的革新，伯克《希腊铭文集》的地位渐由全新编纂的《阿提卡铭文集》（Corpus Inscriptionum Atticarum）5及后由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主导编纂的《希腊铭文集》（Inscriptiones Graecae）超越和取代，然而一再被提及的恰是这场由《希腊铭文集》第一分册引发的学术论争。“文献派”与“通学派”之争并无胜负之论，因为就论争本质而言，双方对“语言”与“专门领域知识”在古典学研究中的不可分割性已有共识，无论将语言作为认知手段还是认知对象，终极目的都是去了解和还原古代社会的思想和精神，因此在论争中赫尔曼与伯克两人均不曾否认另一种核心（专门知识或语言）的价值。伯克为首的“通学派”相信缺乏扎实的语言知识作为基础，历史研究无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实现其最终目的，但唯恐古典语文学囿于语言文字的藩篱而止步不前，逐渐流于萎缩枯竭。6两派论争虽常因夹杂着个人恩怨而偏离主线，但由此引发的整个德意志古典学界对语文学本质与方法的深刻反思，是这场论争真正的意义所在。

论战持续的过程中，许多旁观者从学生成长为古典学家，参与者更在论战中经历了自身理论认知上的成熟与蜕变。与赫尔曼论战的全过程伴随着伯克“语文学科的百科全书与方法论”的教学研究，正是对手来自各个角度的攻击迫使他立足于自己的理论根基，经由对铭文“可靠性”的追求上升至对“语言”与“知识”两者地位与关系的反思，初步实现古典学科的“科学化”;穆勒则经历了从声援者到参与者的角色转换，也在论辩中受到启发，开始对雅典社会全貌的研究。71825至1830年间，穆勒与伯克于哥廷根与柏林两地频繁的书信往来成为这场学术热战中的“精神后方”，足见学者间基于内在的理解、充分的信任与支持所产生的正向的相互影响乃是古典学科曲折发展历程中与唇枪舌战的论辩并行的另一股驱动力。通信中真实体现的两位“通学派”古典学家在面对批判与攻击时的通透豁达、对古典学研究与教学本身的专注，与几乎总是单兵作战、极尽嘲讽之能事的赫尔曼形成鲜明对比，可见学者自身的性格特质和学术交往与其研究视域的范围、研究路径的选择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场方法之争以极端的形式间接影响着对19世纪后现代古典学科的发展。伯克以柏林大学为后方，结合自己的教学与研究实践，将“Philologie”拓展为包含“语言学”（Sprachwissenschaft）与“历史”（Geschichte）的“双重科学”（Doppelwissenschaft），1为包括语言与历史在内的古典学的众多领域真正构建起“百科全书式的”理论体系，创建了古典学专业（Philologisches Seminar）。在自然科学地位日益上升的同时，德意志古典学逐渐从上个世纪的“不合时宜”的形式以及“神学”的外衣下挣脱出来，发展壮大为一个强大的、以大学和学院为依托的专业学科。2与此同时，在学科调整背景下，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在古典学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未因“文献派”的看似“失利”而动摇。虽然论战后期“语法学派”、“莱比锡学派”一度成为视域狭隘的代名词，但赫尔曼为首的文献派以古典语言而非意大利语、德语、罗曼语等其他任何一门现代语言从事古史研究、重构古代文明的主张，有力地维护了古典语言在大学和中学教育体制中的地位，赫尔曼本人则被视为学生拉赫曼（Karl Lachmann，1793—1851）开创的抄本订正文献校勘方法的先驱。3众多受伯克“通学”理念影响、在文理中学任教的弟子，开始在古希腊、拉丁文教学中渗透对希腊罗马文化与历史的知识的讲授。“文献派”与“通学派”的针锋相对并未阻碍他们以独有的方式在各自的土壤中培育新一代古典学者，一同推动这门古老学科步入现代。

虽然至今德国大学的“古典学”专业命名仍未统一，对语言学、古典学、历史学与考古学等学科间的关系的观念也莫衷一是，但在研究方法上，将历史语境与文本阐释的结合、从方方面面着手理解和重构古代社会的方法在研究实践中受到国际的普遍认可与采纳。近年来，国内学界就中国学者如何研究西方古典学，乃至可否建设“有中国特色”古典学等问题时有激烈争论。笔者认为，回看西方的语文学向以“古典语言”为核心的古典学转变的历程、了解不同时期对古典语文学内涵与研究对象差异的认识、追问不同学者群体对古典学本质与路径探索的方式，或许可从不同的角度为当下研究带来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