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春晖

(南京财经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引言

在我国城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涌向非农就业市场。农村已婚女性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非农就业既可以从劳动供给方面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对提高农村家庭收入、保障社会公平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农村的社会习俗、公共政策以及女性生育造成的职业中断，农村已婚女性的非农就业受到很多条件的约束。在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中，为了照顾孩子，女性往往倾向于选择阶段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她们的职业发展也就可能面临停滞甚至倒退的风险。与此同时，中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计划生育、全面放开二胎，现下三孩政策已出台，体现了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增加社会整体活力的战略导向。但生育政策的调整可能会从就业获得和就业质量两方面对女性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增加女性的求职难度，降低薪酬福利的议价能力，增加非正规就业以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1]。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超过1/4的已婚女性为了育儿而选择放弃个人的职业发展。其孩子的数量越多、年龄越小，对职业发展的冲击作用越大[2]。随着劳动力短缺时代的来临，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中国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如何有效转移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其中已婚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形势也成为我国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同时，随着生育政策的变化，家庭中孩子数量可能会发生变化，因而照料子女的责任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也会更加复杂多变。一方面，养育子女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这意味着包揽照顾家庭责任的已婚女性不得不放弃社会工作，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更加牢固。加之，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少生优生观念的深入人心，更多家庭开始关心下一代的培养情况，因此他们主观上也越来越重视角色的选择——主要由哪位家庭成员负责照料孩子。考虑到隔代教育的弊端，孩子的母亲日渐成为担当这一责任的不二人选。另一方面，养育成本的增加迫使已婚女性更加积极地工作来补贴家用，分担儿童照料成本给家庭带来的压力。特别是对于农村家庭来说，非农就业的选择会产生收入增长的直接效应。同时不可忽略的是，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对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追求[3]。

可见子女照料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何妥善处理好孩子的照顾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农村下一代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未来发展趋势。这不仅关系到家庭稳定性的改善，还涉及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鉴于此，本文将从孩子照料的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已婚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旨在为我国推动城镇化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为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就业环境的改善提供相关建议。另外，深入把握农村已婚女性这类相对弱势群体的生育代价关系到生育政策的落实效果，也可以为政府制定相配套的其他社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已有不少文献研究孩子照料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结论在阻碍作用、推动效应以及没有影响上有差异[4-5]，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的照顾更容易促使家庭中的女性灵活就业，甚至是退出劳动力市场[6-7]。同时，该影响在城乡之间存在异质性，谷晶双[8]认为相比较于城镇女性，生育二孩会对农村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情况产生更大的抑制作用，而宋健和周宇香[9]发现生育二孩会降低城镇已婚女性参与职场工作的可能性，但会促进乡村妇女的就业。与样本集中在全国以及城镇地区的文献相比[10-12]，以农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相对较少。刘晓昀等[13]认为性别差异确实显著存在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选择中，家庭中未成年人数量的增加会大大减少农村已婚女性从事非农工作的机会，与之相对比，男性的非农就业机会却得到增加。关于生育行为，魏宁和苏群[14]的分析表明“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对农村妇女的生育行为存在决定作用，而多生孩子则意味着其非农就业的参与率的降低和劳动收入的减少。对于发达地区，周春芳[15]的研究结果表明更多地承担抚养孩子、赡养老人等家庭责任意味着已婚农村妇女非农劳动的时间和概率也随之减少了。对于贫困地区，王姮和董晓媛[16]认为6岁以下的儿童会增加女性农民参与农业劳动的可能性。

不少学者关注借助隔代照料、采取公共政策等方式，以减轻女性就业的家庭压力。首先，代际分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生育对女性就业的负效应[17-18]，但宋月萍[19]在文章中指出，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与父母同住而获得的儿童看护支持对就业的积极影响会逐渐转变为养老负担对劳动参与 的 负 面 作 用。另 外，公 共 政 策 方 面，Kornstad和Thoresen[20]指出家庭政策的变化会对母亲的劳动力供给、家庭中儿童保育方式的选择、公共支出和收入分配等产生重要影响。张琪[21]利用调查数据说明生育支持会有利于女性获得照顾家庭和职业发展之间的平衡。熊瑞祥和李辉文[22]的研究得出，考虑到已婚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确受到儿童保育责任的阻碍，现阶段可以利用小学或幼儿园等公共服务缓解这一阻碍作用。

总结已有文献，以农村已婚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相对较少，而非农就业不仅影响到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农村家庭增收，还直接关系到我国城镇化推进和乡村振兴的顺利开展。同时，考虑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部分文献的样本选取缺乏时效性，因此本文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探究子女照料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如果照顾孩子与女性就业之间的尖锐冲突得不到妥善解决，社会中女性的生育意愿就难以得到提高，逐渐放宽的生育政策也不能取得预期效果。

三、数据来源、变量的选择说明与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数据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人口和教育等方面的变迁。调查的数据在地域上跨越了东、中、西部地区，经济上则涵盖了发达地区、一般地区和落后地区，因此具有较大的数据容量和较强的调查代表性。

(二)变量的选择和说明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设为是否从事非农就业，用虚拟变量choice表示。根据成人问卷中的工作状态以及工作性质等问题，如果从事非农业工作，则choice赋值为1，如果没有工作或者从事农业工作，choice赋值为0。因为研究的是孩子照料对已婚农村女性的就业选择影响，所以不考虑不具劳动能力的样本数据。另外，结合我国的法定结婚年龄和退休年龄，将样本数据的年龄控制在20岁至55岁之间。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家庭以及社会三个层面，具体有年龄(age)、受教育程度(edu)、健康状况(health)、是否参与保险(ins)、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satis)、家庭纯收入(fincome)、家庭人口规模(familys)、互联网获取信息的程度(internet)以及地区虚拟变量。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的是孩子照料对已婚农村女性选择非农就业的影响，因此仅考虑户籍为农村、已婚女性、工作性质和状态均没有缺失值的样本数据。为了解样本的总体概况，本文首先就相关数据对样本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是非农就业的选择，从平均值来看，农村已婚女性选择非农就业的比例均为40%。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所赋的数值越大，代表其完成的学历越高。关于健康状况这一变量，其数值越大，表示该受访群众健康状况越好。依据问卷中的参保项目，将是否参与保险设为虚拟变量，如果参加保险项目，其值为1，反之如果没有参加任何保险，其值为0。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的变量取值范围为1~5，其值越大则代表对生活越满意。家庭状况也是影响女性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本文选取家庭纯收入和人口规模来描述这一层面的影响。就业抉择不仅与求职者自身有关，也需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联系起来。互联网作为信息来源的重要性可以反映出当地的通讯发达程度以及个体对外界的了解途径。另外，依照样本数据中对应的省份信息设定地区虚拟变量，包括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四、实证分析

(一)孩子照料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该部分的解释变量设为是否有需要照顾的孩子，将其设为虚拟变量chicare。如果有需要照顾的孩子，则chicare的取值为1；如果没有需要照顾的孩子或者孩子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则chicare的取值为0。本文采用的计量方程如(1)式所示:

(1)式中，choice是被解释变量非农就业的选择；Xi表示控制变量；α为常数项，β与γ为解释变量系数；εi表示随机扰动项。依据(1)式中的计量方程，因为被解释变量是离散变量，所以运用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进行回归。为了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也将线性概率模型(LPM)的结果体现出来，如表2所示。

表2 孩子照料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估计结果

根据表2中的估计结果，家中是否有需要照顾的孩子与已婚女性农民非农就业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有孩子需要照料的已婚女性农民，其选择从事非农工作的概率会显著下降。这表明家庭中有需要照顾的孩子确实对非农就业存在一定影响，但其作用程度也是有限的。

一方面，孩子照料确实阻碍了已婚女性农民的非农就业。首先，传统的理念中女性需要承担照料子女的大部分责任，包括子女的衣食住行、教育辅导等。因此，农村女性在结婚生育之后，特别是当家庭中没有成员可以帮忙照看，也没有其他儿童照顾的公共服务可以求助时，照顾孩子和外出务工之间的冲突会更加尖锐。其次，女性农民工携带孩子一同外出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加大就业难度。在选择就业岗位时，她们需要考虑子女的衣食起居是否得到照顾、子女是否可以在打工地顺利入学；工资收入是否能够支持家庭在城市的生活；周围的人文环境是否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等问题。除此之外，照顾孩子可能会对农村已婚女性的就业观念存在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部分女性农民计划等孩子不需要照顾或者找到照看孩子的替代途径时再外出务工，其中间隔的时间有长有短，很有可能她们在终于有机会选择非农就业时发现，自己与劳动力市场已经脱轨，工作经验不足或面对的雇主们存在着性别歧视。因而出于客观上环境与能力的不匹配和主观上对自己能否很好适应城市生活的不自信，不少农村已婚女性最终权衡之下还是留在村中从事农业活动和料理家庭事务。

另一方面，从结果也可以看出，照顾孩子对已婚女性农民非农就业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这一点有多方面可以解释。第一，从家庭成员分工角度，现在农民工的群体越来越年轻化，家庭中的长辈都还是身强力壮，能够并且大多也非常乐意承担照料孩子的重任，支持年轻劳动力尽可能去大城市发展。第二，从已婚女性农民自身的角度出发，她们可能认为照顾子女长大并不是非自己不可的义务，如果有信任的人可以帮忙照看孩子，就大可放心地移交此项重任，所以部分农村已婚女性觉得孩子由祖父母辈抚养并无不妥之处。这一点也与现实中农村存在大量留守儿童的现象吻合。很多农村父母并不了解子女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学前教育对孩子性格的塑造，而且存在很多长辈溺爱孩子的现象，这都会直接降低农村下一代的素质。第三，从经济角度，选择外出打工的人员往往是保障家庭收入的支柱，同时儿童的抚养费用和未来所需要的教育支出都是不可忽视的家庭负担，农村已婚女性出于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考虑会选择从事获利更多的非农工作。第四，从农业发展角度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减少。如果家中的长辈或其他成员能够承担农务劳作，育有子女的已婚女性基于更高效率利用劳动力考虑也会倾向于选择非农就业。第五，从家庭成员地位角度看，已婚农村女性也可能会出于提高家庭地位的动机而选择到外出务工，取得工资收入。不少农村女性留在村中干农活和照料家庭，可能会让家庭中其他成员觉得留守家中的女性生活轻松，基本没有承担家庭重任。这中间存在着诱发夫妻矛盾、婆媳争端的可能性。

(二)孩子数量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为了解孩子照料的具体因素对已婚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本文选择孩子数量这一因素进行研究。因为孩子的照顾与孩子数量有较大的相关性，理论上孩子数量越多，照顾子女的责任越重，家庭所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越多，农村已婚女性选择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小。因为文章中的照顾子女意为抚养照料目前尚不具备劳动能力或自主生活能力的孩子，所以孩子的数量指的是18岁以下子女的数量。下文选择孩子的数量(childn)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仍为虚拟变量是否非农就业，其他控制变量不变，计量方程如(2)式所示:

表3 显示了各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孩子数量往往与女性非农就业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DWH(Durbin-Wu-Hausman)检验也证明了存在内生性。因此，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考虑到生育决策往往会受到父母观念的影响，或者本地区传统理念的潜移默化，所以还选择用父母的兄弟姐妹数量的平均值作为孩子数量的工具变量。综合各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孩子数量与已婚农村女性是否非农就业之间始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孩子数量越多，已婚女性农民选择非农劳动、外出务工的概率越低。这一点可以解释为，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家庭中已婚女性需要花费在孩子上的时间和精力也就越多。即使存在代际的照顾，但因年长辈的精力有限或身体条件欠佳，也会出现无法同时照顾多个儿童的问题。

表3 孩子数量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续表

(三)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数量对已婚女性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

上文已经表明孩子数量确实会对农村已婚女性的非农就业选择产生影响，那么不同年龄段孩子数量的影响是否不同?为了解边际效应，也将其结果呈现在表4中。可以发现，0~3岁孩子的数量、6~12岁孩子的数量以及12~18岁年龄段孩子的数量始终都与非农就业呈现显著负相关，而3~6岁孩子的数量对农村妇女从事非农工作的选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影响程度上看，每增加一个年龄在0~3岁的孩子，已婚女性农民的非农就业概率平均下降约6.0%；每增加一个年龄在6~12岁的孩子，概率平均下降约3%；每增加一个年龄在12~18岁的孩子，农村妇女选择非农工作的概率会平均下降约2%。相反，3~6岁孩子数量的孩子每增加一个，非农就业的概率会增加约3%。这表明，0~3岁的幼儿对母亲照顾的依赖程度最大。3~6岁时，孩子可以交给幼托所或者选择隔代照顾，农村已婚女性获得再次返回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当孩子开始入学时，部分家庭比较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出于望子成龙的期望，可能会选择让母亲担当辅导孩子功课、照料孩子起居的主要任务。但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其对已婚女性非农劳动参与的阻碍作用逐步呈现减弱的趋势。

表4 不同年龄段孩子数量的边际效应

对于不同年龄段孩子数量的影响不同，本文推测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首先，在现实情况中，婴幼儿照顾主要依赖于家庭，尤其是在公共服务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而农村女性由于生理特征和社会传统，会被照顾家中孩子的责任束缚住，从事非农劳动的可能性降低。其次，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应不同的受教育阶段。当孩子达到入学年龄之后，其所需要的看护时间缩短，女性的身体状况和实现自身价值的追求都会促使她们加入非农劳动。而目前人们对子女教育越来越重视，为了更好地督促孩子学习，引导他们健康成长，不少母亲会选择兼职甚至放弃就业，主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相对于生活水平更高的城镇，这种效应在农村要小一些。最后，随着子女日渐长大，面对升学和婚嫁的负担，农村地区的妇女也许会被迫外出打工，从而分担家中的经济压力，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环境条件。

(四)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第一，受教育程度对于已婚农村女性是否选择非农业劳动具有积极影响。从人力资本角度看，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村女性越容易形成进入大城市存活并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获得更高水平收入。另外，从心理预期的角度，教育能启发农村女性对外面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和思考，掌握市场需求的技能，顺应城镇化发展，实现自身价值。第二，从估计结果看，年龄增长对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会逐渐转变成阻碍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时代迅速发展，自身能力水平限制会让她们逐渐被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淘汰，同时即使她们进入城镇务工，随着年限增长也会面临各种问题，例如子女的学习压力增大、家中老人岁数增加而需要更多的家庭照顾。这些矛盾都会直接促使已婚女性农民随着年龄增长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从事农业劳动和负责照顾家庭。第三，健康状况与非农就业呈现正相关。因为已婚的农村女性由于自身能力的局限性和就业市场可能存在的性别歧视，在刚进入大城市工作时大多从事的是体力劳动，良好的身体情况成为女性农民工在外地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身体状况良好的农村女性能从事范围较广的体力工作，在劳动力市场比较抢手。尤其是在城市“用工荒”、劳动力短缺的时候，她们就可以拥有不错的就业前景。另外，从心理层面看，对生活越满意的已婚妇女越倾向于留在村中，从事农业劳动。相反，如果她们对生活不满意，就有较大可能选择从事非农工作。这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生活的不满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目前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不高、生活不够丰裕、家庭琐事诱发种种矛盾、自身的价值得不到实现等各方面。第四，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纯收入比较高的家庭往往除了农业生产活动之外，还有其他非农性质的收入途径，因此能接触到更多非农就业渠道，带动家庭中女性劳动力转移至非农岗位。人口规模越大，意味着料理家庭事务的负担也就越重，而这一责任很大一部分由家庭中的已婚女性承担，遂会阻碍她们的非农工作选择。第五，本文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程度的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估计区域环境因素的影响。结果发现，互联网成为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的地区以及东部地区会对农村已婚女性的非农就业产生推动作用，而西部地区却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因为在经济条件越发达的地区，就业市场结构更为完善，通信设施更完备，工作信息更加丰富，农民有更多的机会投身于非农工作。并且这些地区农业生产技术较为先进，农务所需要的劳动力减少也给非农事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储备。而欠发达地区存在的落后思想观念会降低已婚的农村妇女从事非农劳动的可能性。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2018年的CFPS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孩子照料是阻碍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孩子数量对非农就业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孩子数量的增加会使得已婚女性农民从事非农工作的可能性下降。此外，不同年龄段孩子数量的作用机制也不尽相同。0~3岁孩子的数量对女性农民非农就业的阻碍作用最大，但孩子处于3~6岁幼托所和隔代照顾可以缓解母亲的负担，该年龄段孩子数量增加反而会促进已婚农村女性加入非农劳动。6~18岁孩子的学校生活往往寄托着家庭的期望，因而农村已婚女性的非农就业选择会受到阻碍，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大，这种阻碍作用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当下三孩政策已经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正逐步推进落实，未来人口出生率可能出现上升迹象，因而孩子照料问题对农村已婚女性的就业选择将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二)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子女教育问题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政府也在逐渐加大放开生育的力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保证人口对繁荣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因此，孩子照顾与农村女性非农就业之间的冲突将会愈发尖锐，如何妥善解决该问题不仅关系到女性自身发展、农村家庭增收以及下一代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关系到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效果。

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性别歧视、农民工权益得不到较好保障等问题都会直接制约已婚女性农民非农就业，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对我国的推进城镇化、振兴乡村战略构成巨大的挑战。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具体如下:首先，不断提高农村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水平，完善儿童照料相关的公共服务建设。规范农村幼儿教育市场，加大对公立幼儿园的投资力度，完善硬件设施，保证师资力量。降低儿童照顾和教育成本，提高幼儿服务的可获得性能够促进农村母亲的非农劳动参与，保证儿童的教育质量。其次，积极完善教育机制，倡导教育平等，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同时，注重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家庭角色观念，培养实现自身价值的就业意识。再次，一方面有必要逐步消除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诸多制度障碍，另一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就地解决女性工作问题。最后，健全劳动力市场，采取有力措施整治性别歧视现象，保障农村女性权益，完善生育保险、生育津贴等制度。建立非农就业信息服务体系，拓宽女性就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