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敏

(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塔耶布·萨利赫(Tayeb Salih, 1929-2009)是苏丹当代著名作家，被誉为“苏丹最杰出的文学人物”[1]，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之一”[2]。萨利赫的作品通常以苏丹北部农村为背景，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较为客观地反映了苏丹的社会状况。

《向北迁徙的季节》(1966，简称《季节》)是萨利赫的代表作，被列为 “阿拉伯世界六部最好的小说之一”[1]。该小说中无名叙述者英国留学多年之后，回到了苏丹尼罗河沿岸的村庄，小说主要围绕他回国后的所见所闻而展开，其中包括让他大为震惊的穆斯塔法·赛义德(Mustafa Sa’eed)的自白——穆斯塔法在伦敦的曲折经历，他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光辉的职业生涯，他与众多英国女性的情感纠葛以及最终致使他锒铛入狱的谋杀案。穆斯塔法扭曲混乱的人生使无名叙述者陷入极度的困惑和焦虑之中，并对现代苏丹人的生存处境进行反思，进而认识到现代苏丹人作为一个模棱两可的符号徘徊于欧洲和非洲、传统与革新、神圣与亵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困境。

国内外关于《季节》的讨论主要包括穆斯塔法和叙述者的人物塑造及从文化融合、女性主义、现代主义边缘化、后殖民主义等角度出发对苏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的探讨。值得一提的是，萨利赫的作品描绘了苏丹社会的全貌，展现出苏丹社会中以穆斯塔法和叙述者为代表的这一群体的生存现状。因此，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穆斯塔法和叙述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鉴于此，本文试图运用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的欲望社会形态理论，以苏丹社会为切入点，探讨苏丹人整体的生存困境。

一、苏丹社会形态的始源：辖域机器

从弗洛伊德到拉康，“欲望”始终被精神分析学派约束在或是家庭，或是社会法则的固定边界内。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一反传统，在与费利克斯·加塔里(Félix Guattari，1930-1992)合著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第一卷《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一书中开创精神分裂分析学(schizoanalysis)，将矛头直指为资本主义剥削压迫服务的精神分析。德勒兹立足唯物主义，使欲望同“物质流及局部客体建立随机的、片断性的、多样化的联系”[3]，赋予欲望以生产力。欲望无需跨越心理领域就可以直接进入社会领域，社会生产在“确定条件下纯粹是而且仅仅是欲望生产本身”[4]29。在他看来，社会的本质是欲望与权力的抽象机器, 机器是切割或发送欲望流的系统，不同的社会机器以不同的方式管理欲望。德勒兹定义区分了三种主要的抽象机器——辖域机器(territorial machine)、专制机器(disciplinary machine)和资本主义机器(capitalist machine)。

《季节》开篇描绘的苏丹社会隐隐呈现出辖域机器的轮廓。德勒兹认为最始源的、荒凉的欲望与生产之间的统一体即是土地[4]164。作为社会场域的最初表现形式，辖域机器以土地为载体，展现出社会群体的原初生存状态。《季节》中的村民与这片土地的羁绊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小说的叙述者，在前往英国求学的7年间，不知多少次梦回故乡——尼罗河畔的小小村庄瓦德哈米德，时刻将自身的欲望寄托在这片土地上。萨里·马克迪西(Saree Makdisi)曾探讨过这一话题，认为贯穿全文的叙事线索之一便是“叙述者对消弭自身与故土之间的间隙的渴望”[5]。换言之，瓦德哈米德的那一方水土成为主要调节机制，管理着叙述者的欲望和欲望生产。土地即是欲望生产的源动力和对象，欲望以土地的形式表达自身，因此记录欲望是土地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方法或主要功能。

社会是一个庞大的记录体，这一场域内所有人的情感和行为都被记录在社会机器，也就是土地上。土地书写了整个生产过程，记录着劳动力和劳动资料，这样地理组织便成为社会组织，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被铭刻在土地上。养育叙述者的瓦德哈米德赋予了他生命的温暖，那一方土地是他生而为人的原点。为信念坚持，为正义勇敢，为同伴落泪，故土是叙述者与世界之间最原初的羁绊。久居异乡，远离故土，则万念皆空，以至于当他提及欧洲和徘徊其间的那段日子，便只剩下“一个连鲸鱼都会冻死的国度”“一坨毫无生气的，冷冰冰的物质”[6]3这样冰冷的字眼。叙述者在那漫长的七年间从未得到过温存，每一天每一秒都心心念念这方土地，这方土地承载的欢声笑语总是在午夜回梦之际浮上心头。当他最终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他说他好像宛如受冻之人终于沐浴在阳光下，他感到“心田间的冰雪消融了”[6]3，此刻生命仿佛重新找回了意义，而这份意义，这份生命的欲望都是大地给予的。叙述者重返故乡，重新置身于这片生产和记录欲望的土地间，他不再是某个冰冷的实体，而是一个有灵魂有欲望的鲜活的人。帕特里夏·吉西(Patricia·Geesey)惊叹于叙述者与故土之间的深切羁绊，她把远离故土的叙述者比作“扔进水里的石头”，而把归来的叙述者比作“撒在田里的种子”[7]。踏上这片土地，叙述者方才意识到“有多少地方该去走走，有多少果子该去采撷，有多少书籍该去阅读，生命卷轴上有多少空页该用大胆的笔触填上明白无误的语句”[6]6。环顾四周，触目所及带给叙述者的是 “一种稳定感”[6]20，是生命的厚重，传承和完满。

除了土地，辖域机器还在人的身体上留下印记。《季节》中霍丝娜(Hosna Bint Mahmound)与瓦德(Wad Rays)的包办婚姻体现了辖域机器对个体欲望的制约。瓦德有意迎娶的霍丝娜，但他却完全漠视霍丝娜的个人意愿，转而征求和霍丝娜非亲非故，霍丝娜的亡夫指定的监护人，也就是叙述者的意见。作为构成社会机器的部件和齿轮，霍丝娜只能被动接受社会机器对她施加的各种影响，因为“集体社会的统一性并非取决于人……它取决于特定器官之间的联结、分离、并置”[8]。置身于社会机器的政治监管及演练中的个人，其身体器官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集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欲望表现为社会群体的集体冲动，零散的个体欲望收束于社会机器之中，受到原始的辖域机器的统一支配和调节。男尊女卑是瓦德哈米尔的不二法则，村民们默认女人是生活的调剂品，是男人的附庸，女人天然地需要男人的保护，正如叙述者的友人所言——“你知道这里的生活是如何运转的。女人属于男人，男人即使衰老也是男人”[6]83。由此，霍丝娜在丈夫去世三年后还不改嫁的行为便被众人视为异常。当叙述者向瓦德转达霍丝娜无意改嫁的意志时，瓦德全然不顾霍丝娜的想法，甚至讽刺叙述者——“你扪心自问，麦哈蒙德的女儿拒绝我的理由是不是你！我看你俩怕不是早就滚在一张床上了”[6]81！最终，霍丝娜不得不屈从于社会机器所制定的规则。无论她说什么或做什么，她都必须嫁给瓦德，因为“她父亲已经同意，她的兄弟也同意了”[6]82。

二、社会形态的转变：专制机器

人们对土地的依赖以及个体欲望对社会机器的屈从，似乎都在表明《季节》所描绘的苏丹社会尚处于原始的辖域机器。然而，当我们随着作者生动的笔触，辗转于苏丹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一庞大的社会机器似乎呈现出另一种形态。辖域机器中的身体器官受制于政治监督和群体审判，属于集体而不是个人，因此部落族群和亲疏体系是辖域机器日常运作的核心驱动力。血缘和姻亲牵动欲望流的回转，可以说“原始社会组织的普遍结构包括婚姻联盟及血统关系”[9]。

换言之，血统的纯洁性对辖域机器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异族通婚显然与其运作准则背道而驰。然而，叙述者口中的苏丹人对跨种族的基因交换不以为意。叙述者曾到一位年轻的苏丹大学讲师家中做客，在座各位，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了异族通婚，漫无目的的拉闲散闷随即找到宣泄口。他们甚至以谈论这件事为乐，热火朝天地八卦第一个娶英国媳妇儿的苏丹人的生平轶事。尽管他们八卦的内容是无稽之谈，但大肆谈论异族通婚这一行为本身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这显然不是一群受制于辖域机器的人会涉足的话题领域。由此，小说向我们发出了一个讯号，社会形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维系原始部族社会运行机制的社会网络不再环环相扣。新的社会结构悄然显现，辖域机器内部正在经历一系列重构革新，呈现出社会场域的第二种形式，即野蛮的专制机器。

小说中，英国入侵苏丹，是苏丹社会转型的关键。专制机器区别于辖域机器的特点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世系体系。“层级化阶级代替了原始辖域机器的横向关系”[10]，也就是说，社会等级制度或阶级划分取代了辖域机器的横向联盟，欲望的流动随即开始接受专制机器的纵向管理。君王或权力组织取代了土地作为承载机器运转的主体地位，他们放弃了土地作为监管欲望的主要手段，开始用语言以及书写的命令实施国家管理，于是，原始的辖域机器逐步演化为一个由君主或独裁者统治的国家，即专制机器。简言之，专制机器的诞生脱胎于抽象语言符号取代土地符号的磨合过程。尽管土地符号尚未消失殆尽，新的社会体系赋予国家持久发展的新生动力，体现了新生国家与原始部族之间的联系与断裂。随着英国的干涉，苏丹原始的部族社会受到冲击，人们不再把土地或区位当成监控欲望的主要手段，土地便失去了监管记录的作用。但是苏丹的国土面积又如此之大，君王或者权力组织自然不能亲临每一寸领土进行统治，他们只能采取书写的命令来实施国家的管理，来监管欲望。自此，管理欲望的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们开始使用新的手段来记录，即用书面语言记录和书写欲望。在这一转型期间，教育成为书写命令的手段，对于新型社会体系的落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季节》通过描述苏丹人初次接触学校的反应，使读者窥见教育的影响力。政府派人扫荡各个部落，四处宣讲招生。人们纷纷把学校视作英国入侵者的邪恶象征，根本不想送孩子上学。这种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学校作为一种新型管理模式的缩影，是规整他们的行为，使他们与熟悉的生活方式隔绝的罪魁祸首。一个男孩问宣讲团学校是什么时，宣讲团回答他：“当你长大离开学校……成为政府的一名官员。”[6]39一名退休公务员也断言：“英语是飞黄腾达的钥匙，谁不懂英语，谁就别想有前途。”[6]44他发表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在这名退休公务员年轻的时候因为学历限制，他只能从一个小小的出纳员干起，经历“千难万苦”[6]44，才获准参加行政考试，然后又当了30年副科长，退休前两年才被提拔为科长。

新的欲望管理模式下，新型社会体系应运而生。德勒兹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层次化的社会体系：“作为静止不动的发动机，暴君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作为传输的器官，官僚机构处于金字塔的侧面；作为生产活动的零件，村民们处于金字塔的最底部。”[4]232小说中的迈哈竹卜(Mahjoub)，叙述者的同乡，祖祖辈辈都是庄稼汉，他对这一社会体系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只接受了基础教育，并认为这对他来说足够了，因为“农民所被允许接收的一切教育，都是为了能够写信看报，为了懂得老百姓应当遵循的法律法规”[6]82。叙述者的认识显然没有他那么透彻，叙述者说迈哈竹卜这样的庄稼汉才是影响国内生活的人，是权力的合法继承者，并赞美他们是“生活之命脉”是“大地之食盐”[6]82。对此，迈哈竹卜给出了很现实的回应——“如果我们是大地之食盐，那么大地就连一点味道都没有了”[6]83。迈哈竹卜的回应生动展现了苏丹社会的现状，历史在前进，现今的苏丹已经不是叙述者记忆中的模样，人们和土地之间的联系日益淡薄，农民屈居于社会底层，受社会机器支配。

三、转型时期的阵痛：虚伪的正义

至此，小说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处于过渡时期的苏丹社会，过渡磨合不可避免伴随着一些问题。从辖域机器转向专制机器是一个从冷血到可怖的过程。专制机器调整吸纳了辖域机器所有的抑制机制和组织，并内化到自身的运行机制中。土地失去了原有的监管记录功能，语言和书写的命令取而代之，记录并书写欲望，建构国家的本质。而从中衍生出来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是新型管理模式的外化形式，是身体痛苦的新源泉。小说中的苏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叙述者的村子里就有一个农业计划委员会。他曾参加过一次委员会会议，听会议主席大谈规章制度的重要性。主席坚持认为，服从委员会规定的制度至关重要，否则事情就乱了套，“混乱将统治一切”[6]12。主席一再强调委员会的委员们更应该成为执行制度的楷模，如果他们违反章程，也应象其他人一样受罚。

然而推动专制机器运转的法律有两个特点。第一，在管理社会时，它采取一种精神分裂式的方式，其管理的对象不是统一化的社会群体，而是部分客体。我们承认这样做确实有其可取之处，有时的确很管用，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它是一种虚假的统一性，这种不实的统一性具有一种偏执的压迫性，压迫部分客体和欲望流，抑制欲望的创造性。小说中，穆斯塔法作为首个前往英国留学的苏丹人，他的经历象征着苏丹社会在外来影响下经历社会转型所遭遇的困境。穆斯塔法曾身陷情感纠纷，涉嫌数名女性的死亡被告上了法庭。坐在被告席的他觉得律师们在踩着他的尸体互相搏斗，这意味着是非公正不是审判关注的重点，他本人只不过是律师输出价值观的一块踏板。检察长阿塞尔·希金斯先生(Sir Arthur Higgins)，结了两次婚，离了两次婚，他的风流韵事人尽皆知，他以与左派和波西米亚派的联系而闻名。令人惊讶的是，穆斯塔法曾是阿塞尔的朋友，1925年他还在阿塞尔的家中与他共度圣诞节，当时检察长对穆斯塔法说：“你是个无赖，但是我并不厌恶无赖，因为我也是个无赖。”[6]79然而，正是这个无赖费尽心机，把刽子手的绞索套在另一个无赖的脖子上。

法律的这种精神分裂性不仅体现在司法审判上，也体现在行政管理中。《季节》中的苏丹教育部曾召集多个地区的代表团，组织大会商讨教育统一问题。尽管教育部财政预算少得可怜，多建几所学校都捉襟见肘，导致大部分小孩要走好几里路去上学，但教育部仍借着会议的名义修建了一座耗资百万镑的独立厅，富丽堂皇的像座宫殿。行政官员们脸上油光锃亮，手指上的宝石戒指熠熠生辉，身着蓝、黑、绿三色精致的海马毛和丝绸服饰，脚上穿的皮鞋与烛光争辉，踩在大理石地面上飒飒作响。就是这群人在独立厅里，就教育问题共同研究了9天。其中一位部长的长篇演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讽刺意味。他谈到学生们在学校里所受的教育和人民的现实状况之间不应产生矛盾、不符。他认为，如今每个受教育的人都不应该一心想着“舒服的办公室座椅”“空调设备齐全的花园洋房”以及“美国制造的汽车”[6]99。他认为应该从根源上铲除这些痼疾，否则会产生一个和社会现实水火不相容的资产阶级，从而严重威胁到社会安定。然而，正是这位部长，每年夏天都要去瑞士避暑，他夫人的日用品是用专机从伦敦运送过来的。其他部长都直言不讳，说他沉迷酒色，挥金如土。他创办商业和建筑业，搜刮民脂民膏，积下巨额财产，那些血汗被榨干的人却衣不附体地生活在森林里。这样的世界根本没有公正可言。

法律的主观性和任意性是专制机器的第二个特点。法律没有为人们提供多少助力，因为惩罚先于判决，而判决先于法律命题，这表明专制机器中的法律并不为所有人服务。在穆斯塔法被定罪之前，人们就驾轻就熟地描绘出了一个人渣形象——诱使两个女孩自杀的罪魁祸首，葬送一个已婚妇女美好生活的魔鬼。他被视为一个利己主义者，一生都致力于奢靡享乐。因此，当穆斯塔法在法庭上坐了几个星期听律师们谈论自己时，他觉得他们好像在谈论一个与他无关的人，此刻穆斯塔法·萨义德仿佛并无其人——“他是一抹幻象，一个谎言”[6]28。穆斯塔法甚至要求他们必须杀死这个谎言。除了穆斯塔法本人之外，参与这场审判的每个人都不关心案件本身，而是将这次审判视为两个世界之间的冲突或一场生死搏斗。

英国的入侵迫使苏丹社会加速历史的进程，转变社会形态。然而外力作用下由外而内的变革必然不是一帆风顺的，新型管理模式下的公平正义只是权力运作的游戏，法律沦为特殊群体满足私利的工具。

四、结语

所以身处这样一个残酷而又恐怖的专制机器，苏丹人该怎么办呢？这部小说提供了两个选择。是应该像穆斯塔法一样，在某个河水暴涨的雨夜走入河心，一了百了吗？还是像叙述者一样，在河中沉浮之际，猛然醒转，挣扎求生？虽然小说在叙述者的大声呼救中戛然而止——“救命！救命！”[6]139，读者并不知道叙述者有没有活下来，然而，萨利赫后续的小说中又出现了叙述者的身影，我们知道他活了下来，我们甚至得知了他的名字——哈利德(Halid)。这象征着叙述者已经克服了生存困境，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不同于漂泊无依的穆斯塔法，哈立德找到了生活的答案。他对生命是否有意义并不感兴趣，他想活下去，只是因为生命中总有那么特定的一群人，他们的存在让他感到自己是被需要的，让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和他们相伴到老。因此，尽管现实很糟糕，但就算不是为了所谓社会，所谓大义，仅仅是为了身边的羁绊，请让我们承担起对这些羁绊的责任，沿着无所谓意义的人生，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