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少 龙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汉语系，甘肃 合作 747000)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化产业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我国的文化产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起步，经过40多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之一。一般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绝大部分是可以进行产业化开发的，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西北“花儿”也不例外。但“花儿”作为活态传承的口头民间艺术，有其特殊属性，其产业化开发有其特殊难度，其中，如何把握文化空间的流变性，传承主体的变异性，是影响“花儿”文化产业开发的关键因素。而在数字媒介时代，不断升级的数字技术与“花儿”的根性文化基因之间，形成一种博弈性质的张力关系。因此，如何在新的文化空间里，根据传承主体的新特征，做到数字科技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是“花儿”文化产业发展应该把握好的一个文化向度。

一、文化产业化：“花儿”传承的路径选择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花儿”研究学者逐渐认识到了产业因素在“花儿”的整体场域中的不可或缺性及其强大作用力，开始正视市场化和消费时代的现实，并主动地思考“花儿”进入文化产业的路径。其次，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花儿”的传播突破了传统时空条件的局限，传播效率发生了质的飞跃，“花儿”的文化产业化开发，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方式变革的一种客观需要。“花儿”的文化产业化开发还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花儿”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保护工作不能止步于对其文献资料遗产的整理和保存，还要做好传承工作，让它随着新的时代条件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从文化产业的产业机制和花儿自身的发展需要来看，产业化之路无疑是“花儿”传承、保护的一个必由路径。

事实上，在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实践层面，“花儿”的传承一直在自发地、探索性地走着文化产业化的路子。20世纪80年代初各地“花儿会”上衍生的集贸市场商品交易现象可以作为“花儿”最早的产业雏形。此后各地政府大力倡导的“‘花儿’搭台，经济唱戏”的“花儿会”经济模式，进一步推动了“花儿”的文化产业化。而20世纪90年代在青海省率先出现的一批民间“花儿”艺术团体和一批个体“花儿”茶园，标志着“花儿”文化产业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与此同时，“花儿”音像制品产业迅速崛起，成为一个时期内“花儿”文化产业中规模最大的类型之一。同时兴起的还有“花儿+旅游”产业，曾一度作为各地的文化产业主打模式。随后兴起的互联网“花儿”、数字媒介“花儿”等文化产业更使我们看到许多蕴涵着无限潜力的新业态。以上种种，都是“花儿”这种已经流传了几百年的民间艺术主动适应产业规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进行主动接轨的结果。

如果说在传统的文化产业形态中，“花儿”的产业链的问题是关键因素的话，那么，在“联网+”“文化+”的新业态条件下，如何实现数字媒介技术与“花儿”自身的人文内涵的有机融合，如何将对“花儿”的泛娱乐化浅表消费引向对“花儿”文化内涵的精神体验，这是“花儿”文化产业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二、数字化、智能化：“花儿”文化产业的必然趋势

(一)数字化的现状与助推力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是指采用数字采集、存储、处理、展示和传播等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换、再现、复原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并以新的视角加以诠释，以新的方式加以保存，以新的需求加以利用。”[1]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升级，“花儿”领域已基本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网络体系，使“花儿”文化产业进入了数字化时代。体现在：提出构建非遗数字博物馆的设想，初步实现了大量非遗历史资料的全面、系统的数字化整理、保存和展示；通过头条、公众号、微博、朋友圈、抖音、快手、短视频、网红等自媒体平台，实现了“花儿”全方位的媒介化传播；在不远的未来，还有望通过 3D 建模、虚拟场景等数字技术，实现“花儿”原生态的模拟体验。可以说，数字化技术最大的贡献首先在于解决了非遗保护的学术难题，并使“花儿”研究的主要关注点转移到如何传承和发展上来，同时也使得“花儿”的“文化产业化”的问题凸显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二)消费方式的转变与业态的转变

一般来说，文化产业主要包含生产和消费两大部分。从消费来看，媒介化的文化生产活动，天然地与消费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媒介形态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文化消费方式的变化。长期以来，西部传统的“花儿”文化产业主要依赖“花儿会”“花儿”茶园以及音像产品等传统的“冷媒介”消费方式，其中旅游业是被给予厚望的主要的消费增长点。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发展，但是由于受经济发展程度等多种因素制约，这些方面都没有形成成熟的文化产业业态。尤其是近年来数字化娱乐消费的迅猛增长，对传统线下文化产业形成了极大冲击，原本就比较脆弱的“花儿”产业生态更加一蹶不振。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全面普及，“信息消费这种新型的消费方式，因其便捷性、即时性和内容的海量性、新颖性、个性化，成为西部尤其是地广人稀的广大的农村群众最容易进行的，内容最丰富多彩的，也是成本较低的消费活动”[2]，而且“信息消费必将撬动西部农村巨大的消费市场，成为西部文化消费的重要形式”[2]。随着移动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广大农村也迅速进入了以手机为主要媒介的新的文化消费渠道，即使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普通民众，也可以通过社交软件，快手、抖音等自媒体平台十分容易地获取大量的音频、视频等资源。可以说，在传统“花儿”文化产业“先天不足”的情况下，数字化就像一剂“强心针”，在很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改变了“花儿”文化产业的消费方式。

但数字化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既有产业方面的，也有“花儿”的传承主体方面的。技术和产业方面的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但其中最核心的传承主体问题、尤其主体与产业相融合的问题，却往往是难以解决的。

(三)“花儿”文化产业的核心因素：从消费主体到传承主体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认为，新的媒介形态影响着我们理解与思考的习惯，改变着我们对于自身和社会的体验，进而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为人类创设出一种全新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3]。麦克卢汉把这种改变看作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并藉由当时广播和电视的传播的影响而预言了人类的“地球村”生活的图景。事实上，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全面媒介化的时代，但情形却远比麦克卢汉所料想的要复杂得多。

长期以来，在“花儿”的文化产业化问题上，无论是学界还是产业界，从经济利益和商业行为方面的考量多，而从社会需求主体即文化消费主体的方面思考的较少。其次，还有一种观念是把“花儿”的消费主体与传承主体割裂开来。事实上，“花儿”作为在特定地域的特定群体中传承、流传的民间口头艺术，它的传承主体(本文所使用的“传承主体”的概念，主要是指花儿流传地区的广大民众，包括花儿歌手、会唱花儿的普通人、以及所有的花儿受众，这个概念与作为被政府或学术机构认定的非遗“传承人”的概念有所不同)也是广义上的消费主体。

那么，“花儿”的消费主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这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使得传统的“花儿”文化空间发生了变异，“花儿”的“田野”迁移了，人们了可以身临其境的传统的“花儿”现场消失了，传统的情感体验环境消失了，代之以网络终端的娱乐化、浅层次、快餐式的观赏消费。另一方面，“数字化、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文化产业领域的运用，极大推动了文化消费变革……文化消费的精神属性将越来越突出，将会出现更多个性化、复合型、体验型、交互式的文化产品、服务和消费空间，满足人的多维感官需求与深层次心理和情感需求”[4]。以上两个方面看似形成一对矛盾：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使人的精神生活向泛娱乐化下滑，另一方面又提供了向高质量的精神享受提升的可能。

当下“花儿”文化产业的现状正是这种矛盾的体现：在实现了业态的数字化升级、满足了消费主体快速传播需求和多维感官需求的同时，却忽略了人的深层次心理和情感需求，特别是像“花儿”这样有着深远文化心理沉积的民间艺术。尤其是在“花儿”的实体文化消费发育不全、文化产业中的文化传承链条和文化浸润都很薄弱的前提下，数字虚拟消费迅速兴起，覆盖了文化市场，这就导致“花儿”文化面临着被技术异化的问题。

这是“花儿”的传承和消费主体普遍面临的一种当代语境，用国家话语的表述来说，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要和“花儿”文化产业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发展“花儿”文化产业，就需要首先对“花儿”的文化空间进行溯源式的考察，理解其中最基础的文化元素，从中提炼文化传承的基因，探寻其与当代文化语境的契合点，探寻传承主体的现实境遇与文化诉求，从而实现传统与当代的对接。让“花儿”适应文化空间的变异，并借助数字化与媒介化的技术手段，重建新的“花儿田野”。

三、迁移与断裂：“花儿”文化空间与传承主体的变异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尤其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半个多世纪以来，“花儿”的实体文化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不断地发生着从传统空间向新空间的转移，先是从乡村空间向城市空间迁移，接下来是从实体空间向数字空间的转移。这些变迁不仅使“花儿”发生了从歌唱主体、歌唱方式到歌唱场所、歌唱时间等多方面外在形态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导致了“花儿”内在的文化精神也发生了种种相应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空间迁移导致“花儿”的日常性、个体性的丧失

“花儿”的传统空间在乡村，主要指农村的田间地头、河边、树林、山坡、牧场，以及农村的传统“花儿会”。空间性质决定了乡村“花儿”对日常生活有调节功能。“花儿”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其个体性和日常性。从发生机制来看，作为一种草根口头文学，“花儿”本质上是一种个人的歌，农业时代时空的阻隔，为特定自然、人文环境中的“花儿”提供了情感生发契机和抒情模式。而歌唱场所的“野外”性，也决定了它的歌唱内容的个人性、私密性、抒情性。即使从“花儿会”来看，“花儿会”虽然是一个公共场所、集体空间，但传统“花儿会”更重要的功能在于民众个体的心理调适和情感释放，仍然具有十分突出的个体性意义。

而进入城市空间、尤其是进入数字化空间以后，“花儿”的以上日常性、调节性、无功利性的特点基本消失了。城市“花儿”空间一方面不受季节、时间的限制，另一方面有休闲性、娱乐性的特点，往往伴随着消费行为。由于城市消费文化的强力介入，由于城市生活方式导致的时空的压缩化与扁平化，“花儿”的自然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不复存在，个体之间的交往、交流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数字化传播与消费更是加剧了这一变化。

(二)空间迁移导致传承主体与“花儿”之间情感纽带的断裂

“花儿”文化空间变迁也造成了传承主体的代际分化。据统计，无论城乡，喜欢听“花儿”的主要是中、老年群体，而会唱、喜欢唱“花儿”的也主要是中、老年人，尤其老年人居多。中年与青年群体的代际分水岭大致以1970年代为界限。这个时间界限划分大致上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现代化进程相一致。

城市化导致的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造成了学界所谓的乡村的“空心化”现象，随着大多数青壮年男女的外出务工、求学，在农村，“花儿”的传承人群流失了。但准确地说，这是传承人群的一种“迁移”，而非全然消失。传承人的流失还表现为一种精神上的“远离”现象：这个群体的主体部分是80、90后的年轻人，他们是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追赶新潮、追求时尚是他们的特点，他们把“花儿”看作是“土气”“老一套”的东西，与自身没有多少关系，他们是与“花儿”的情感语境日渐疏远的一代人。他们进入城市，是否“花儿”的文化空间也随着他们进入了城市？在此过程中“花儿”的歌唱是否随着语境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都是需要深入考察的。

(三)空间迁移导致“花儿”学术田野的空心化

“花儿”的学术研究，与其它民俗文化事项的研究一样，也十分强调田野作业。“花儿”的传统学术田野主要在西北五省区花儿主要流传地的广大农村，在田间地头、普通劳动者、民间歌手和传承人那里。而最常见的田野作业场所，是各地不同季节里举办的大大小小的“花儿会”。后来，随着“花儿”进入城镇，一批“花儿”茶园、演艺中心的兴起，学者们的学术田野，也延伸到了这些地方。可以说，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花儿”研究的成果，基本上是建立在大量的田野考察的基础之上的。

然而进入互联网时代、尤其是数字媒介时代快速到来以后，“花儿”的传播也进入了一个与现实田野平行的数字化空间。面对空心的乡村田野，面对在都市的人潮里流动不居的打工者群体，学者们要去哪里采风？网络田野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学术范式的变革？网络田野将与传统田野并存，还是有可能取而代之？有可能引发“花儿”的全面变异吗？这些都给“花儿”研究的田野作业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四、数字科技与乡土传统的融合：“花儿”文化产业的文化向度

文化产业是具体的文化事项与现代产业的结合体，它既有经济属性，又有文化属性，但它原初的产业指向，是要通过一系列的生产活动，去实现文化的经济属性。我国文化产业自起步之日起，其文化向度就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西方知识界从对文化工业中蕴涵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权力关系的考察出发，侧重于批判，而我国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宏观战略着眼，重在建设。我们可以从“文化资源”“文化治理”“文化经济”再到“文化软实力”等一系列关键词的升格，看出近年来国家层面对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的不断提升。那么，从建设性的角度来看，对于包括“花儿”在内的所有文化产业来说，在实现正常的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经济目的不应该是它放在第一位的追求。它的首要任务是要起到对像“花儿”这样的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的保护、传承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始终坚守文化产业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文化，不是为了产业的基本理念。而这一理念作为具体的文化向度，在“花儿”文化产业中应该重点落实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的“花儿”传承主体重塑

对于当代传承主体来说，“花儿”文化空间的迁移，伴随的是日常性个体情感交流与互动语境的转换，人际关系中那种真挚、深厚的乡土情感内核的流失，使“花儿”脱离了与个体人生经验的共情、共鸣，使得“花儿”中所表现的普遍情感已经成为一种陌生化的经验，也使得“花儿”丧失了对于日常生活的参与功能。换言之，一种艺术已经剥离了它与个人、与特定人群的情感联系，这是“花儿”文化空间的迁移导致的直接后果。

尽管存在上述诸多问题，但是，“花儿”的数字化与媒介化传播，并没有让我们对“花儿”的传承失去信心。因为艺术的每次大的变革都孕育着新的发展契机，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文化产业虽然改变了文学、艺术在当代的存在形态，创造了丰富的新产品、新文本和新现象，但是‘文学性’‘艺术性’并没有消失，只是向日常生活弥散与播撒。”[5]对“花儿”来说，这种弥散更是向日常生活的潜在情感期待空间弥散。我们可以从当下一些根据民歌文化元素改变的流行歌曲(如《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在新媒介空间的广受欢迎程度来看到这种迹象。如上所述，“花儿”的情感性与它的日常性、个体性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它是“花儿”这种民间活态艺术最基础的东西。因此，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如何不让这种根性的元素流失，是必须与技术革新一起同步考虑的核心问题。

乐观地看，在这一问题上，数字化给我们展示了积极的一面，也给我们带来了超越性的发展前景，从中有望实现传统媒介在技术上无法实现的种种可能。

首先是新的文化空间里的“花儿”传承主体重塑。“花儿”的传承主体和文化消费的群体，存在着代际差异。80、90后的青年一代人，是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长大的，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传统的“花儿”文化空间已发生变迁，“花儿”的演唱和欣赏已初步实现电子媒介化，从录音磁带、VCD光碟、再到MP3播放器、音乐网站，继而迅速地进入一个全面数字化的时代。即使“花儿”流传地的这一代人以农村青年居多，但他们的“花儿”文化空间体验，也主要是从电子产品开始的，他们虽然也有机会参加“花儿会”，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花儿”的传统文化空间氛围都比较陌生，对“花儿”的日常性、个体性更没有切身体验。传统“花儿”的情感基因的淡化，是作为“花儿”的代际传承主体的他们身上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

但文化空间不完全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也不完全是由物质环境所决定的。时空条件的变异也并不意味着精神联系的完全中断，因为“文化空间获得是历史文化基因与文化现实的对接”[6]，要“将以往研究中抽象提取的文化获得行为再度应用到日常文化场景之中，从而发现空间文化感知的形成机理与获得路径”[6]。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角度来考察，在西北广大的“花儿”流传地的青年一代的身上，依然存在着与传统“花儿”的语境和情感相遇合的因子，为“花儿”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某种契机。

由于西部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广大的农村青年，除了考学就业的一部分之外，还有一大批人作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选择了进城务工的谋生方式。在近年来一些流传的新编“花儿”歌词中，他们被描述为新的一代“远路上的人”“出门人”。这是一个很有“花儿”文化空间意味的称谓，我们知道，传统“花儿”中，男性的主体形象往往是“脚户哥”“筏子客”，以及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远走他乡谋生的各类“出门人”“花儿”中的许多叙事内容就是围绕着他们的生活和情感而展开的，其中留下了为数众多的经典作品。

虽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一代的“路上人”“出门人”的生活环境、日常生活内容、人际交往方式都全然不同了，他们面对的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生活场景，他们的生存体验和诗意感受也与传统的“出门人”大不相同。但作为社会人，他们感受到的生存的压力和生活的焦虑感是同样存在的，作为自然人，他们背井离乡所承受的心灵的脆弱和情感的苦闷也都是一样的。

不仅如此，与传统的“出门人”所不同的是，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生活的快节奏、复杂性，往往使他们感受到城乡之间生活的巨大落差，往往使他们从淘金者、寻梦者成为迷惘者、失落者。而大城市人际关系的冷漠性，以及生活中的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再加上他们的故乡也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这些因素往往容易使他们产生“他者”感、“无家可归”感。有些时候，当现实处境中的孤独、苦闷、思乡等种种情感无处宣泄的时候，他们就唱起了“花儿”，这故乡的歌谣。于是，传统“花儿”中积淀在群体文化记忆深处的的情感因子就与个体的当下境遇发生了不期而遇的对接，“花儿”的日常性、个体性又悄然回归到了新的生活空间。

类似的新的生活空间的生成，是当代进城打工人群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个空间中交错叠加着乡土话语和城市话语、新鲜的现代性体验和斩不断的乡愁，交织着希望和失望、欢乐与忧伤。于是就形成了种种打工群体的亚文化，“花儿”是其中一种。他们借用传统的歌词，唱着当代的喜怒哀乐。并且，他们还改编歌词，自编自唱，把自己的境遇和体验，编成了新的“花儿”，唱出了自己的心声。例如近年来在网上广泛流传的河州“花儿”歌手尕麻乃的“花儿”《拉面匠》《中年苦》尕西拉的《康乐的阿哥们走西藏》亥牙的《新脚户哥》等，在流传中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随着许多“网红”歌手的出现，这类“花儿”越来越多，成为一个新的“花儿”现象。

城市化进程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容置疑的趋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作为一个主流渠道，新一代的出门人作为其中的主体，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这也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主流趋势。但其中必然要伴生的一些社会问题，个体必然要经历的各种复杂性境遇，也必须得到正视和关注。正是在这一点上，“花儿”这种草根性的民间艺术，作为一种亚文化，可以作为一种载体，重新发挥它传统的情感、教化、抚慰、疗愈等功能。例如面对城乡差别下新旧观念的冲突，新“花儿”中出现了一些反映乡村社会现实、蕴含伦理道德批判、讽喻、劝诫寓意的主题，指涉内容包括劳动观、金钱观、家庭观、爱情观、交友观等价值观念层面，还有诸如养老孝亲等社会问题，后者中比较有影响的如河州花儿《老来难》等。这样，就激活了“花儿”的传统文化基因，实现了“花儿”的文化精神的复归。

这类新“花儿”还有一大特点是在传播媒介的利用上有许多新的突破，他们往往采用短视频的形式，视频的制作注重画面场景与歌词的结合度，往往采用实景实地拍摄，呈现歌词的意境。例如尕麻乃的《拉面匠》是在拉面馆全景拍摄的，表现了一个拉面馆学徒一天的日常工作内容。还有其他表现打工生活的“花儿”，拍摄的场景或在建筑工地、或在旅途。而这些视频往往从起初的在抖音或快手等自媒体平台上发布、传播，到后来被微信公众号、头条网站推送，具有传播迅速、传播面广泛等许多优势。这种即景、即时、即歌的传播方式，借助数字媒介手段，无疑是生成了一种新的“花儿”传播生态，再造了一个新的“花儿”文化空间。它通过实现“花儿”的新的时代内容与“花儿”数字媒介化传播方式的结合，实现了“花儿”在传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不仅具有传播学上的意义，更具有重要的人文意义。

(二)虚拟场景、智能化活态体验与“花儿”文化空间再造

根据2017 年发布的 《文化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我国文化产业还要增强数字文化装备产业实力，进一步向智能化发展。其主要发展方向就是在技术上实现基于算法模型的智能化场景适配和基于VR/AR/MR 技术的智能化活态体验。场景适配呈现虚拟原生态环境元素，活态体验突出人在虚拟场景的在场感以及与环境的互动性。对于像“花儿”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虚拟场景和活态体验的实现不啻于是一种革命性的媒介变革，它必然导致文化消费行为和方式的变革。

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智能交互技术的运用，将有望实现在虚拟空间里让人获得虚拟化的场景体验，从而跨时空体验到“花儿”的原生态文化空间，例如虚拟传统的“花儿会”场景和氛围，以及再现传统歌唱场景的日常截面或局部细节，在满足人的多维感官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人的参与感，从而达到深层次文化寻根心理需求的满足，也与传统“花儿”产生内在情感方面的沟通、交流。而这样的体验，不仅可以去专门的VR体验馆享受，还有望通过手机软件等新的消费渠道轻易获得。其次，通过手机视频网站、微信公众号快手、抖音等自媒体平台上的互动，可以形成一个新的虚拟空间里的传承主体群落，甚至可以举办“网上花儿会”。技术的不断升级，将会带来人际交互感应的方式上的更加便捷、形式上的更加直观多元、内涵上的不断丰富深化，那么，从中也许就会诞生一种新的“花儿”文化。当这种文化达到成熟的时候，有望从中生成新的“花儿”文化空间，从而实现空间再造的可能。

所以，数字化、媒介化时代的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利用类似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去重现往昔的时间与空间，保护性地、选择性地重建昔日的生活场景与生活方式，在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当下与过去之间搭建一条民族情感桥梁、文化记忆通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花儿”这样的民间艺术保护、传承与创新的初衷。

那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花儿研究领域长久困扰着许多学者的“花儿”文化空间的丧失问题，将会通过技术手段得到一定的解决。

同时，根据“花儿”消费中的代际差异，还应该注重营造多元化的“花儿”文化空间格局。例如“花儿”传承主体中的50、60后的中老年人，包括70后的中年一代，是在传统的“花儿”语境中长大的，对“花儿”有天然的情感依恋。他们又经历了从“花儿”的传统文化空间向网络文化空间的过渡，保留着对传统的场景体验和情感记忆，他们在“花儿”文化的传承中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他们的文化体验和消费方式，更注重实体空间的体验。此外，在“花儿”的消费群体中，还应关注农村的老龄化现实，以及留守老人的情感慰藉及精神生活需求。所以在注重数字化虚拟空间建设的同时，还要大力扶持线下文化产业，支持“花儿”茶园、演艺中心、演艺团体等实体文化产业。通过固定场所的长期文化消费，形成场所文化，形成“花儿”文化的消费传统，从而留住文化记忆。

五、结语

在时代不断进步和技术不断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像“花儿”这样古老的民间活态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永远处在进行时态的课题，而其中的技术成分与人文元素之间也始终构成一种博弈性的张力，决定着这种艺术的走向与文化传统的延续。综上所述，数字媒介化时代的“花儿”文化产业，要适应科技进步的新趋势，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提升业态水平。但前提是必须尊重“花儿”这种民间艺术的本质属性，必须以“花儿”艺术内在的人文精神的延续作为业态发展始终不变的文化向度。通过重建体验性、精神性，打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沟通通道，使民族的根性的精神基因代代传承，这是文化空间变迁以后“花儿”的传承与保护必须坚持不变的一个原则。这即是“人的延伸”的一个重要向度。其次，我们既要充分利用好数字技术，让“花儿”文化产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也要吸收现代科技文化的人文精神因子，注重营造良好的产业文化生态，防止技术走向极端，防止科技对于“花儿”艺术、对于传承人的异化，这又是需要充分把握的一个科技伦理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