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胜男

(大连大学 人文学部， 辽宁 大连 116622)

一、关于流民问题的综合考察

曹文柱《两晋之际的流民问题的综合考察》对于流民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还系统总结了两晋时期流民的特点、流民产生的原因、流民群体的类型以及政府对待流民的政策。文章的最后，分析了流民潮的意义，认为流民潮使各地的人口分布和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全国经济重心转移起了一定的作用；促使局部地区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结构产生变化等意义。[1]该文是有关两晋流民问题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但因为面面俱到，因此无法对各个专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二、流民产生的原因和流民政策

任新民在《试论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一文中认为，导致流民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繁重的赋役、天灾和战乱。两晋时期，不仅战乱频繁，各种自然灾害更是接连不断。经该文统计，魏晋之世，黄河、长江流域连年发生灾害，密度远远超过了前代。灾害的影响使得成千上万的流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2]

王家范的《中国古代流民问题》主要对流民产生的动因进行了总结。一是生产萎缩型；二是生产过剩型；三种灾变型；四是“结构变迁”型。因为西晋末年战乱、天灾不断，由此才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因而两晋时期流民产生的动因属于第三种。[3]

黄云的《魏晋流民及流民策》总结概括了魏晋时期统治者为了应对流民实行的临时赈济以及善后措施等。黄云认为魏晋时期的流民策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4]文章对魏晋时期的流民策的研究侧重于史料的梳理，并没有进一步的探讨。

张琳的《东晋南朝的流民及其安置问题》认为，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使得中原人民大批南下，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安置措施来稳定流民，也因此促进了南方经济的飞速发展。[5]本文对于东晋南朝流民的产生、安置、影响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但在流民去向问题上，主要详谈了政府的安置，其他则着墨不多。

田余庆的《北府兵始末》中提到东晋时期对于流民帅的政策，在广陵大力设防，制止流民帅抗命强渡，已渡者则尽可能促其北归。如苏峻等流民自江淮间被召到江左，平定了王敦之乱，但后来苏峻与祖约又掀起了一波更大的叛乱。[6]田余庆从历史细节处入手，揭示了东晋政府与流民帅之间既利用又斗争的复杂纠葛的关系。

三、流民南迁路线、时期以及迁入地的选择

在《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中，关于流民迁移路线的研究，认为当时北方人民避难流徙的方向有三：东北、西北、南方。南迁的路线又分为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流民三条迁移的路线，以南渡的流民数量最多。[7]陈寅恪的研究较为概括，未涉及更具体的探讨。

谭其骧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中，以《宋书》中所载的侨州郡县为依据，对南迁的路线和人数进行了详细考证。若以侨州郡县的户口数作为南渡人口的约数，截止到宋，南渡人口约90万。南迁的路径大致分为三条，一是现在的陕甘地区的流民沿汉水到南郑、襄阳或沿南栈道到达四川；二是现在的山东、苏北地区的流民沿邗沟到江都、镇江、武进等地；三是现在的河南地区的流民沿淮水流域到安徽地区。对于南迁时间，谭先生认为主要分为永嘉初期，成帝初期，康、穆以后，宋明帝、文帝时期。[8]谭先生的研究不仅十分详细，而且数据的推算也十分考究，为进一步探讨两晋流民问题提供了重要数据。

胡阿祥在《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中认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过程历时100多年。而在整体上又分为三期，第一期是西晋永嘉乱后至东晋元、明、成帝；东晋康帝、穆帝以后至东晋末年为第二期；第三期是刘宋少帝至明帝时期。关于人口迁移的路线胡先生主要分为江左线、淮南线、汉水线、秦岭线、剑阁线。[9]

葛剑雄先生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书认为，南迁的主体阶段有永嘉乱后；东晋太宁三年至永和五年；东晋永和六年至咸安二年；东晋宁康元年至南朝永初二年；宋永初三年至泰始五年。南迁的路线分为东、中、西三线，东线以淮河及其支流和沟通江淮的邗沟为主要的水路；中线则是从洛阳关中到襄阳再南下；西线则是穿越秦岭的栈道而后继续南下。关于流民的数量，葛剑雄先生根据谭其骧先生的估算，又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做了一个保守的估计，到宋大明年间，北方流民及其后裔应是200万左右。[10]

刘新光的《晋永嘉乱后南迁流民地域选择述论》从地理环境方面，探讨了京口晋陵一带成为南迁北人的主要迁入地之一的原因。京口晋陵一带地广人稀，有待开发，而且京口晋陵一带的土质不适合种植水稻，反而适合种植北方的作物，这成为吸引北方流民的一个重要原因。[11]刘新光的研究从迁入地的角度考察流民问题，可谓别开生面。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中关于流民的迁入地的选择认为，到达长江下游的流民因为阶级的不同，所选择的迁入地也不同。上层阶级虽然在新都进行政治活动，但进行经济活动的开发则是在会稽、临海之间的地域；北来的中等阶级或者次等士族，政治文化上不占有高位，他们只能选择京口、晋陵及其附近；北来的下层阶级人数既少，政治社会文化地位又低，他们大抵分散杂居于吴人势力较大的地域。[7]陈寅恪将政治文化地位与迁入地结合起来考察流民问题，颇具深度。

四、流民、流民帅与东晋政治

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认为，晋元帝在太兴四年下达了两个针对流民的诏令，引发了王敦之乱。而第二次王敦之乱是由苏峻、刘遐等流民帅率领的流民军队平定的。王敦之乱平定后，流民帅又引发了苏峻之乱。之后的淝水之战中，谢玄组建的由流民帅及流民组成的北府兵打败了苻坚的军队，使得东晋的统治可以顺利的延续下去。在东晋朝廷中，一些对于东晋统治起重要作用的政治人物也都有着流民帅的身份，如郗鉴、祖狄[12]。刘雅君的《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13]和陈苇苇的《论流民对东晋前中期政局的影响》[14]，都对郗鉴的重要作用和功绩有所论述。两人的研究可视为对田先生相关论断的具体展开。本书对流民、流民帅与东晋政治关系的探讨相当细致入微，将东晋流民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川胜义雄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提出，从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自北方逃难到长江下游的流民不计其数，他们以集团的形式南下，在东晋政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5]乡论主义是本书最大特色，川胜义雄认为无论是王敦之乱还是苏峻之乱，甚至于东晋的建立与巩固都与乡论主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是本书与其他相关研究论著最大的不同之处。

张永曦的《东晋流民研究》则认为，为了平定第二次王敦之乱，东晋朝廷不得不依靠屯驻在江淮间的受东晋委署的流民集团，东晋朝廷用流民解决朝廷中的重大事件，收到了一定成果，但是东晋朝廷对流民还是严密防制的。[16]该文更多地关注了东晋朝廷对于流民的严密防制，但流民对东晋政府反过来的作用力则关注不够。

陈苇苇《论流民对东晋前中期政局的影响》认为，东晋前中期的政局与流民息息相关。东晋前期流民帅刘琨在北方坚持抗胡，为东晋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郗鉴作为流民帅则是在东晋初期谋灭王敦、参与平定苏峻之乱、平衡东晋初的政局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东晋中期，桓温在东晋政坛的崛起也少不了襄阳流民的作用。[14]作者以流民帅切入东晋政治，以点及面，但对各个流民帅的具体研究还不够细致深入。

马晓琼的《东晋南朝流民及其政治影响》认为，东晋南朝的流民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江淮之间的流民群防范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进；其次，东晋初年统治者就尽力地拉拢流民，使得流民中的中上层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再次，下层流民流入江南，或成为世家大族的武装力量，或成为他们的荫护，壮大了他们的武装和经济力量。[17]对东晋南朝流民的政治影响，作者考察的比较全面。

张森鑫的《东晋君权与士族强权关系研究》认为，终东晋一朝，君权与强权之间既有联合又有对抗。东晋初年的刘隗、刁协推行的刻碎之政以及引发的王敦之乱就是君权与强权的斗争，还有庾亮与苏峻之乱等都是斗争的表现。而在这些斗争中，都有流民势力的影子。[18]

陈苇苇在《论流民对东晋前中期政局的影响》中认为，桓温出任荆州刺史，掌握了襄阳地区的流民兵团，流民兵团是桓温进行一切政治军事活动的资本。桓温北伐的失败也跟流民军团有很大关系，他所率领的流民军团在士族的掣肘下无所作为才会失败的。[14]

曹文柱在《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中谈到，组建北府兵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使得以流民为主体的北府兵的势力慢慢壮大。以刘牢之为代表的北府兵在东晋后期的皇权和相权斗争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但是刘牢之在司马道子、王恭和桓玄之间投机，最终被桓玄所杀。[21]王永平在《论刘牢之的成败与北伐武人势力兴起——兼析次等士族将门早期代表人物的心态》中认为，刘牢之的行动反映了本来作为门阀士族工具的武将转化为统治力量时必然出现的曲折。[22]文章依据史料对刘牢之及其围绕在他周围的北府武人的心态分析十分贴切，颇见其史料运用之功底。

五、流民与北府兵

田余庆在《北府兵始末》中专门探讨了北府兵从创建到没落的过程，东晋郗鉴兼有流民帅和士族的特殊身份，为东晋朝廷所信任而形成以他为首的北府和北府兵。因此，谢氏的北府兵并不是新军，而是由若干流民帅分领的久在江淮间活动的流民老军。以江淮流民充北府之兵，始于成帝咸和年间的郗鉴，他是最早以京口为基地的北府镇将。北府兵时聚时散，有时战争失利，北府兵就瓦解散成为流民武装，有时为了北伐，就又被召集进入北府军的行列。[6]书中对于北府兵的研究，读来如同剥笋般层层递进，令人信服，也基本奠定了北府兵研究的基点。

许辉的《关于东晋北府兵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关于北府兵的人员组成，认为北府兵实际上是集合一部分原北府镇将，后来又独立、半独立活动于江淮的宿将或者流民武装，并征发部分过淮流民补充而成的。认为北府兵的建立首先是为了加强下游的军事力量，改变荆、扬的力量对比，以拱卫京师，加强皇权；其次当时东晋面临的北方军事形势十分严峻，为了阻止秦兵南下保卫东晋的半壁江山，北府兵在淝水之战中发挥了重要力量。[23]

牟元珪的《东晋北府兵概论》认为，北府兵建立的主要因素是东晋社会内外矛盾，包括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东晋中央跟地方的矛盾。而中央跟地方的矛盾主要表现为荆、扬之间的矛盾，北府兵的建立正是这些矛盾的产物。[24]牟元珪的研究侧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北府兵进行分析。

六、流民与士族的关系

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以影响东晋政治的世家大族作为主线，详细论述了东晋的门阀政治。东晋政局，从一定层次看，就是以当权的士族与有兵的流民帅既联合又斗争的政局。一些流民帅凭借手中的流民军队，在东晋朝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王与马共天下，到谢安掌握中枢权柄，他们的手中都掌握着流民军队，都是士族占据主动权；但是到了太原王氏时期，因为北府将领势力的崛起，反而是士族需要依靠北府兵的将领。但是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当低等的士族以及流民帅抛弃了司马氏和士族，东晋这个政权就濒临崩溃了。[12]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东晋时期流民与士族的研究成果颇多，其中不乏名家大师的真知灼见。比如陈寅恪对于流民迁移路线，尤其是流民阶层的分析有独到见解；田余庆对于东晋士族门阀政治和流民帅的关系研究堪称经典。曹文柱关于两晋流民的综合性研究也很系统。目前学术界对于流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民产生的原因；政府对待流民的政策；两晋时期流民南迁的路线、时期；流民南迁的迁入地选择、流民与东晋政治；北府兵以及流民帅等方面。对于士族的研究虽然是热点问题，但是大多数集中在门阀政治、士族文化以及大族的个案研究和人物评价等方面。流民与士族同为东晋存在的重要因素，从流民与士族之间的关系角度考察，不仅可以探究东晋士族门阀政治的脉络，也可以窥见东晋政权兴衰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