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希晨

“阴阳”来源于《周易》，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概念。谈中国哲学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必然会涉及“阴阳”。自老子起，道家便对阴阳概念做过阐释。儒学与道家道教同为中国本土思想，但其宇宙论和本体论，到了北宋周敦颐这里才系统、完整的形成。因此，周敦颐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学界关于周敦颐哲学思想的研究，或集中在“无极”“太极”这样的宇宙生成第一环节上，或集中在人性论上。本文以宇宙生成的第二环节“阴阳”作为切入点，探讨周敦颐的哲学思想及对理学的意义。

一、宇宙生成链条中的“阴阳”

《太极图说》的开篇，即构建了一幅宇宙生成的图景。太极生阴阳，“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阴阳生五行，“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在太极-阴阳-五行这个运化过程中，万物得以化生，人也在其中。

太极-阴阳-五行的链条，不是按照时间轴展开的不可逆的过程，而是逻辑上一环扣一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运化方式。在《太极图说》以前的诸多典籍中，便有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的世界观，但《太极图说》首次把这个过程详细地描述了出来。

太极与阴阳是体用、本末关系。朱熹对它们的关系解释道：“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这是说，太极存在于阴阳变化中。“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这句话则是说，阴阳的变化通达是太极的一种性质。因此，太极就是阴阳，而非一个太极里额外生出了一个阴、一个阳。如同《太极图》中的第二个圆，圆包含了阴阳两部分，阴阳合则为太极。

阴阳与五行的关系是，五行为阴阳表现出来的形质。张载在《太极图说》的注解中说道：“阴阳变合，五行之质形焉。”且五行“质形于地，气行于天”(王晚霞：《濂溪志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69页)。张载进一步说明，“二气五行……亦非先有此而后有彼，盖无不具在于太极之中”(《濂溪志新编》，第70页)。五行与太极，同样是本体与末用的关系。

宇宙生成论最终落脚到人。万物与人，是太极-阴阳-五行运化的产物。“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由这个结论出发，周敦颐将宇宙论转向人性论。至此，宇宙生成图景被完整地构建了出来。“阴阳”作为宇宙生成链条中的第二环节，包含了朴素又精深的辩证法，中国哲学的辩证智慧在周敦颐的哲学体系中也可见一斑。下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二、阴阳的性质与辨证

在阴阳二气中，阳气居于主导地位，阴气则总是以辅助、配合阳气的角色出现。周敦颐认为这首先表现在“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上。《老子》第51章有言，“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生”“畜”“形”“成”万物产生的四个环节，在逻辑上有先后顺序。“生”为最先，“成”为最后。《通书》中的“阳生万物”“阴成万物”一说，表明万物的产生首先由阳气运动而完成第一阶段，随后阴气使得万物有了具体形态，并按一定趋势生长、衰落。

《太极图》中的第二个圆，左写“阳动”，右写“阴静”，由此可见阳的首要性质为“动”，阴的首要性质为“静”。关于动与静的含义，应当分为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两个层面来考察，这两个层面是相通的。

从宇宙生成论来看，动与静适合解释为“运动”和“静止”。它的第一层含义即为这两个物理现象，第二层含义则是有生命力的活动。关于物理现象，《老子》中已经有把动与静理解为运动、静止的地方，不妨借助《老子》来考察。

《老子》第26章有言，“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王弼对“静为躁君”的解释为：“不行者使行，不动者制动。是以重必为轻跟，静必为躁君也。”楼宇烈对“躁”的注解为：“‘躁’，借为‘趮’，《说文》：‘趮，疾行也。’躁动对静而言。”由以上解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老子理解的“动”即为在外力驱动下物体运动的状态，“静”则与之相对，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静止状态。由于静是不需要外力的自然状态，因此静是动的根本。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中的“动”与“静”也有这个含义。太极由浑然未分的状态运动而产生阳气，但运动的极点为什么变成了静止呢？此时单纯用运动与静止便解释不通。“万物一太极也”，因此，“动”与“静”的更深层含义，应当从有生命力的万物进行考察。《说文解字》云：“动，作也。”段玉裁注解“作”为“起”，即“兴起”之义。由此看来，单纯的“运动”不能解释古代人对于“动”的全部认识。有学者将“动”解释为“生机彰显”，或“生发”，“静”解释为“生机收敛”(陈睿超：《周敦颐太极动静说新解》，载《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1期)，这是十分恰当的。事物逐渐生长、生发的过程产生了阳气，“阳”的状态持续到极致，即表现为兴盛，盛极而衰，事物开始收敛、闭藏，产生了阴气。“阴”的状态持续到极致，即表现为衰落。物极必反，事物重新生长，这一过程周而复始，永不停止。

事物的茁壮成长，往往表现出“运动”的姿态；事物的衰落，往往呈现出趋于平静的姿态。物理现象“运动”与“静止”，存在于生机彰显与收敛中。宇宙生成论上“阳动阴静”的两层含义，由此得到统一。

《太极图说》云：“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朱熹注曰：“此言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之于静也。”虽然在圣人身上，太极的阳动与阴静这两个特征都有所体现，但圣人以“静”为本。

其原因需要联系阴阳的另一个特征，“阳变阴合”。朱伯崑是这样解释“阳变阴合”的：“阳气主施，能变动……阴气主受，与阳气配合。”(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二卷)，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阳气之“变”的特征也是“动”的一种表现。阴气表现出“静”的特征，因此无法从中生成什么，只能配合阳气“成万物”。“阳动”既可以是“正”之动，又可以是“邪”之动，《通书·慎动第五》言：“动而正曰道……邪动，辱也。”因此，人性中背离“道”的成分，也皆由阳气产生。为了避免这个结果，君子需要做到“慎动”“动必以正”。“静”则不会生邪恶。在人性论层面，“静”包含了“无欲”的意思。《说文解字》对“静”的解释是，“静，宷也”，“宷”则解释为“悉也。知宷谛也”。段玉裁对“静”进一步解释为“人心宷度得宜，一言一事必求理义之必然，则虽繁劳之极而无纷乱，亦曰静”。与周敦颐“静”的含义相类似。只有“此心寂然无欲而静”，才能“酬酢事物之变”，将天下有“阳动”特征的万物都把握住。因此，“静”是“动”的根本。

阴阳依其不同的性质，由天到地到人，分别产生了不同的事物。《太极图说》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是本体，阴阳二气混融而使太极运作。“地”是本体化生的万物。“地”秉承“阳”的性质，则有刚的特征，秉承“阴”的性质，则有柔的特征。万物中男与女有所分别的现象，也是由此而来。“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性秉承了阳气的刚、健，女性则秉承了阴气的柔、顺。

从万物中脱颖而出最得太极之“灵”的，就是人。人伦中的“仁”，由阳气所化生，“义”则由阴气所化生。通过将宇宙、万物、人三者统一于阴阳和合中，周敦颐完成了由太极本体一步一步下放到人类社会的理论构建。

三、阴阳说的意义

周敦颐解释的“阴阳”作为宇宙生成的一部分，以及人性、伦理的源头，具有奠基的意义。汉代易学只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说法，却没有描述太极如何生两仪的问题。周敦颐首次把宇宙生成图景详尽、形象地展开，这是对汉代易学的一次扩充。

面对佛教、道教的冲击，儒学因其注重伦理道德、人间事务，而在本体论、宇宙论这些根源依据方面，有些理论欠缺。因此，构建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就成为儒学的当务之急。周敦颐在这种大环境下，吸收了道教“无极”的概念，又与《易》的内容相融合，构建出以太极为宇宙生成的源头，阴阳、五行为宇宙生成关键步骤的宇宙生成论。后来在《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中，经过“是万为一，一实万分”的改造，太极从宇宙生成源头变为了本体，从而本体论也得以形成。有了形而上学的依据，理学逐渐发展出以“理”“气”“性”“心”等概念为主线的人性论。

四、结语

“阴阳”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道教、理学、中医等各个领域的理论基础都离不开“阴阳”。从对阴阳的不同解释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

周敦颐虽不是“阴阳”概念的首创者，但他以“阳动阴静”解释宇宙生成过程，又给“阳”与“阴”分别赋予了生万物、成万物的功能，并将“阴阳”与人性中的“仁义”相对应，是对“阴阳”含义的扩展。

每一个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在不同时代都可以得到新的解释，重新焕发生机。反过来看，儒学得以以理学的方式重新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旧有概念的重新阐释。从小的概念切入，才能以小见大，窥见某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