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穆 李 想 唐 永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一、引言

“科创走廊”是依托交通动脉串联沿线城市形成的廊状地带，是创新要素高度集聚、人才资源充分汇集、高新产业密集发展的空间范畴，是跨行政区多城协同创新的新形式，是构建区域科创体系的新平台。科创走廊作为城市科创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空间分布形式，在实现科创要素更广区域配置、推动科创要素更大范围流动、促进科创协作更深领域进行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科创走廊在组织架构、主体数量、发展规模、空间分布、竞争能力等方面都与科技园、高新区、科技城等科创活动空间承载主体具有本质上的差别，并在国内外实践中对区域发展的规划模式、经济质量、科技创新、人才聚集、产业升级、深化改革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与促进作用(见表1)。由此，科创走廊的省市区三级先行先试在全国范围内蔚然成风，京雄科创走廊、杭州城西科创走廊与上海浦东新区南北科创走廊等一批项目建设加速进行，打造成渝绵科创走廊成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先手棋和突破口。推动以成都、重庆、绵阳三市为核心，以西部(成都)科学城、西部(重庆)科学城、中国(绵阳)科技城为支撑，以域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为结点的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旨在探索新发展格局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路径，将科创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为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重要平台载体，率先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的重要科创增长极。

表1 国内外成熟科技创新走廊的基本情况一览表

马克思就十分重视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5页。，将机器的运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资料的革命、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等都视作技术进步的相似概念，(2)唐永、范欣：《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效应——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3期，第147-167页。并将技术进步分为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两种类型，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76页。。西方经济学家则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全面展开后，才真正重视起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Solow在经济增长模型中，虽然只是假定存在中性技术进步，但是也展现了教育水平、人力资本对于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贡献。(4)Solow R M ，Tobin J ，“Yaari C.Neoclassical Growth with Fixed Factor Proportion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33,No4.Romer更是在其内生增长模型中，将知识和技术视作经济发展之源。(5)Romer P 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Nber Working Papers，Vol.98，pp.71-102.与此同时，城市作为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承担着原始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重要使命。国内外学者对于科创中心建设、科创走廊建设与成渝地区科创事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研究。一方面，部分学者集中对建设科创中心与科创走廊的作用影响、驱动机制与发展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Friedman在Schumpeter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空间极化理论，将发展视作由基本创新群汇成大规模创新系统的跳跃积累。(6)Jr A.Comment on Paper by Jack P.Friedman，“Propagation of Internal Gravity Waves in a Thermally Stratified Atmosphere”.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Vol.11,No.2(1966),pp.253-273.有学者认为空间集聚和知识溢出促进了创新的集聚(Audretsch& Feldman)。(7)Audretsch D B ，Feldman M P，“Innovative clusters and the industry life cycle”，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Vol.11,No.2(1996),pp.253-273.Carlino等(2015)以此为范式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共享、匹配与知识溢出是决定科技创新集聚的主要因素。(8)Carlino G ，Kerr W R，“Agglomeration and innovation”，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s，2015.Nelson通过研究1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系统，发现虽然政府强制力和资源禀赋在创新系统发展初期会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宽松的创新环境、充足的人才储备、稳定的法制社会对于创新系统的长期发展更为重要。(9)理查德·R.尼尔森：《国家(地区)创新体系比较分析》，曾国屏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也有国内学者支持Nelson的观点，认为决定科创中心建设成败的关键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状况。(10)乔岳：《创新生态系统视野下的科创中心构建策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6期，第38-45页。Alderson(2004)则通过对国际著名的大湾区科创中心开展研究，发现科创中心的建设程度与城市群关联、市际创新联系成正相关。(11)Alderson A S，Beckfield J，“Power and Position in the World City System”，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9,No.4(2004),pp.811-851.Estevadeordal研究发现，城市间日益紧密的科技交流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与经济、科技增长率成正相关。(12)Estevadeordal A，Suominen K，“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mericas：An Unfinished Agenda”，Palgrave Macmillan UK，2010.季小立和洪银兴则认为，基于空间邻近、制度邻近、关系邻近的人才聚集，通过提升创新激励和绩效促进区域创新的发展。(13)季小立、洪银兴：《后金融危机阶段人才集聚启动创新型经济的机理》，《学术界》2010年第10期，第36-44页，278-281页。汤临佳等就认为高端要素聚集与协调创新是“创新走廊”建设发展的理论基础。(14)汤临佳、李翱、池仁勇：《创新走廊：空间集聚下协同创新的新范式》，《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1期，第31-37页。汝刚等从创新要素集聚、创新主体主动、政府服务高效、产城深度融合、区域联动与政策高度聚焦六个方面论述了G60科创走廊建设的重要作用。(15)汝刚、梅晓颖、刘慧：《以科创走廊探索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新模式——基于G60科创走廊协同创新的理论分析》，《上海经济》2018年第2期，第72-85页。同时，也有学者关注到了科创走廊存在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在科创走廊的合作模式方面，有学者重点探讨了共建创新平台、共建高新区、联合招标与教育科研协作四种模式在建设科创走廊中存在的现实困境。(16)杨勇：《粤港科技创新走廊科技服务合作模式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14年第17期，第43-47页。国子健等重新审视了科创走廊的构建逻辑与要素配置，认为推动区域协同创新的关键在于建立多方协作机制与制定一体化政策。(17)国子健、钟睿、朱凯：《协同创新视角下的区域创新走廊——构建逻辑与要素配置》，《城市发展研究》2020年第2期，第8-15页。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聚焦于成渝地区的科创事业发展研究，从发展机理、发展定位与发展路径等不同视角着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杨明海等探讨了七大城市群创新能力的区域差距与时空演进，发现成渝城市群创新资源相对缺乏，应加快提升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协调联动与创新资源的获取能力。(18)杨明海、张红霞、孙亚男：《七大城市群创新能力的区域差距及其分布动态演进》，《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第21-39页。吕丹等基于成渝城市群各地市的专利数据，指出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创新联系仍亟待加强。(19)吕丹、王等：《“成渝城市群”创新网络结构特征演化及其协同创新发展》，《中国软科学》2020年第11期，第154-161页。黄寰等通过测算也发现成渝地区各地的协同创新发展水平差距仍在扩大，即使形成了以成渝两核向周边辐射的局面，也存在协同发展向心力不足等问题。(20)黄寰、况嘉欣、张秋凤、秦雪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创新发展能力研究》，《技术经济》2021年第6期，第31-38页。在发展路径方面，魏颖等认为应通过优化协同机制、共建西部科学城、打造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带和科创走廊、强化技术创新及创新成果转化等具体路径实现高质量发展。(21)魏颖、张军、曹方、庞鹏沙、王仰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21年第4期，第75-82页。

现有关于科创走廊建设与成渝地区科创事业的研究仍未进行有效联动，孤立的研究成果难以对成渝地区科创事业的跨越式发展起到切实的推进作用。据此，本文在明确成渝绵科创走廊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了改进后的市际科创联系空间引力模型，在科学选定科创规模指标的基础上进行了市际科创联系强度的测度，并结合科创强度和空间关联分析最终确定了科创走廊的空间分布，并提出了成渝绵科创走廊未来发展的动力机制，以期为破解当前区域协调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供思路探索。

二、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的功能定位

科创走廊建设作为提升区域协同创新水平的重要途径，既顺应了生产力扩张与规模经济跨区域发展的内在需求，也顺应了弥合地区冲突与减少市场强制性调整造成摩擦成本的外在要求。(22)蒋永穆、李想：《川渝黔经济一体化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西部论坛》2020年第5期，第43-56页。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发挥区域科创资源优势、破解高质量发展瓶颈的必然选择。文中依据物理学的功能关系理论，从主导功能、特性功能与支撑功能的视角出发，依次论述了成渝绵科创走廊对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区域科技创新活动与区域高质量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凸显了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的时代意蕴和内在价值。

(一)主导功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助推器

成渝地区作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大后方，是极其重要的国防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粮食安全屏障与战略回旋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惠及成渝地区，成为成渝地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打造西南地区经济新版图、形成西部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强劲动力之源。简单的战略“叠加”还只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如何因势利导、稳中有为，充分把握发展机遇，助推国家区域战略实现，将成为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主导功能的核心。

其一，依托“成渝绵科创走廊+‘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国家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度。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肆虐，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发展中国家面临重重困难，中国邻国更是普遍面临着工业化程度偏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技术水平低下等问题。成渝地区作为西部首善之地，绵阳作为北向出川大通道的重要节点，需要凭借健全工业体系、精密加工制造、高新科学技术向西拓展开放高度，担起“一带一路”倡议引擎重任，共同探索陆上贸易规则，联合构建国际供应链体系，加快形成立足成渝、赋能西部的创新发展动力源。建设成渝绵科创走廊，既可以加快占据“一带一路”供给端“制高点”，促进科技创新合作区、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与国际产业示范园区等建设，培育新动能、共建新平台，打造更多跨区域承载国家战略的实施载体，也可以更好把控“一带一路”需求端“桥头堡”，成都国际铁路港与重庆国际枢纽物流园区两大国际铁路港枢纽，组织廊内企业抱团“走出去”，积极与国外行业科技型企业、研发机构开展产能合作，着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其二，依托“成渝绵科创走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拓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发展辐射。在“一带一路”倡议极大促进了成渝地区西向开放的同时，2019年印发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则赋予了成渝两市南向辐射的枢纽地位与始发站任务。随着东盟在2020年逆势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3)《东盟成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经济日报》2020年3月23日，第7版。中国-东盟自贸区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自由贸易区之一，但是孤立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思潮显著抬头，自由贸易进程受阻与贸易摩擦增加已经从多渠道对中国-东盟贸易体系产生冲击，并对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建设成渝绵科创走廊，一方面，有助于探索内陆开放新模式，全面提升成渝地区在跨境贸易体系中的枢纽地位，筑牢支持跨国产业分工体系的科技支撑，优化国家区域经济布局与对外开放格局，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南北经贸交融的开放新高地。另一方面，科创走廊的建设既会持续壮大成渝地区优势产业，提高产业附加值、优化外贸结构，也将扩大南向国际产能合作、提升成渝品牌影响力、推动成渝-东盟产业园区建设，以区域协同创新带动国际创新合作。

其三，依托“成渝绵科创走廊+长江经济带”建设，激发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发展潜力。长江经济带作为当前经济总量最大、发展潜力最强的经济带，重庆是其三大轴点之一，成渝地区是其三大增长极之一。建设成渝绵科创走廊，有助于聚力提升成渝地区仍然偏低的科创水平(见图1)，避免长期成为发达地区的中低端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地，充分发挥科创走廊的科技、产业、人才集聚力，有序实现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上中下游共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现代服务业集群等簇团发展。在提升东向开放融入全域科创体系的同时，重点围绕科创走廊布局创新链，在电子信息、核能物理、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具备一定区域优势的领域，促进人流、物流、商流、资金流、技术流与信息流等生产要素潜力激发，推动成渝地区成为长江上游开放新前沿。

图1 2019年中国城市群科技创新发展指数

其四，依托“成渝绵科创走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增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发展效能。纵观成渝地区协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法的变化背后蕴藏着发展理念、定位、动能与路径的转型升级，但同时折射出成渝地区协同发展的巨大阻力与现实情况的差强人意。建设成渝绵科创走廊，一方面，选取协同创新为区域一体化的突破口，打破行政区划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桎梏，以政策机制一体化推动协同创新一体化，进而实现产业发展、生态绿色与高质量发展的一体化。另一方面，以科创走廊建设为导向调整协同创新的发展模式，必将对创新的主体进行全方位的调整，改变廊内的市场结构类型，对创新系统和创新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加大知识和技术溢出力度，增强创新系统效能，助力城市群协调发展。

(二)特性功能：区域科技创新活动的加速器

科技创新活动因其固有的高准入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其空间分布具有高度集中性。从地理分布来看，通常集中于经济发达与科教资源密集的地理空间；从机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科创实力强劲的高等院校、研发机构与大型企业；从行业分布来看，集中分布在技术水平含量较高的第二产业部门内。(24)董丽娅、陈津端、成邦文：《科技活动分布集中性的测度》，《统计研究》2006年第2期，第20-23页。川渝两地凭借占全国7.10%(2019年)的GDP总量与8.20%(2020年)的常住人口，各项科技创新活动占比稳居西部第一，但仍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存在不小的差距。从科创指标综合水平来看，川渝两地R&D机构数、R&D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与有R&D活动的规上企业数分别占全国的5.93%、6.05%与4.67%；从工业企业科创指标来看，川渝两地规上工业企业R&D的人员总数、人员全时当量与经费内部支出总额分别占全国的5.12%、4.46%与5.18%；从研发与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科创指标来看，川渝两地高等学校数量、高等学校R&D课题投入经费总额与发表科技论文篇数分别占全国的7.11%、6.93%与5.38%。除此之外，川渝两地高技术产业、企业创新活动、国家科技计划与科技活动成果的科创指标，占全国比重的平均值为5.52%，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见表2)。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川渝两地带来了优化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升级、升级基础设施、补齐功能短板、集聚科技资源、增添创新动能、拓展发展空间的历史新机遇，如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顺应科创活动发展客观规律，加速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将成为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特性功能的重点。

表2 2019年川渝两地主要科创指标及全国占比

从科创走廊建设的发展历史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科创走廊如雨后春笋般诞生，诸如德国亚琛-斯图加特科创走廊、以色列特拉维夫科创走廊、瑞典斯德哥尔摩-乌普萨拉科创走廊与中国台湾桃园-新竹科创走廊等的建设发展，对于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崛起与经济腾飞的作用至关重要。一方面，科创走廊的建设让科技创新活动实现了由多元化城市转向系统化区域，由单一城市科创活动转向区域协同创新，由科创资源单点集聚转向科创资源充分共享的三大转变，是生产关系顺应生产力发展的深度调整。在新冠疫情使得逆全球化抬头、世界各国经贸科技交流受阻的背景下，区域科创走廊建设是顺应新发展格局要求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抢占科技制高点的行动从未停止，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战略与《国家量子计划法案》、德国的工业4.0战略与《高科技战略行动计划》、日本的社会5.0战略与《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法国的工业新法国战略与《法国-欧洲2020》科研战略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与科技创新活动，无一例外地通过正式制度变迁强调科创资源与科创活动的效率和共享问题，突显了以强化具有科创先发地位与领先优势的区域带动国家整体科技进步的发展思路。

与此同时，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与协同理论的不断演进为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并有力促进了区域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效开展。一方面，区域内部始终存在着诸如产业结构、科技结构、人口结构等多种结构，但是空间结构自始至终都是各种结构图谱的基础。对于科创走廊建设空间结构的研究，经典区位理论所揭示的区域科创活动的空间分布形态，仍是当前科创走廊建设空间结构演化的基础性理论(见表3)。Friedman(1986)就将区域空间结构的发展划分为：均质无序、单中心、多中心、一体化四个发展阶段。具体而言，区位势能机制理论为科创走廊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集聚、辐射、增值和促进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空间邻近效应理论则印证了科创走廊将会促使区域科创活动就近扩张，并影响各类科创活动在发展上的相互作用。极化与扩散机制理论则阐释了核心城市与节点城市在科创走廊内的不同作用，在科创走廊的初级发展阶段，为了追求科创资源的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科创资源将会涌向域内核心城市，并呈现出向心式极化、等级式极化与波状圈层极化三种主要表现形式；在科创走廊的高级发展阶段，科技成果、人才资源等生产要素将产生由极核区域向外围区域渗透扩散的离心运动，主要变迁动力在于避免规模不经济、新发展机会与政策指引，并呈现出就近扩散、跳跃扩散、等级扩散与随机扩散四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协同理论主要研究了在不平衡状态下的开放系统，通过内部协同与对外物质交换，形成时空与功能上的有序结构，(25)白列湖：《协同论与管理协同理论》，《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228-230页。并在研究经济圈与城市群问题上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对于科创走廊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具体来看，协同效益理论指出了有序参量(order parameter)(26)科创走廊建筑中的有序参量可以用R&D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来表示。在科创走廊演化中的关键作用；自组织理论则突显了科创走廊建设发展过程中内源动力与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役使(slaving)理论强调了发展教育、人才培育、生态修复、风气改善等慢变量在长期的决定作用；最小熵理论则对于发展路径提出了“大道至简”的核心要求，要构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运行模式。

表3 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特征总结

(三)支撑功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平衡器

高质量发展作为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所必须遵循的长期战略，(27)张军扩、侯永志、刘培林、何建武、卓贤：《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路径》，《管理世界》2019年第7期，第1-7页。“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28)《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都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的强有力支撑。科创走廊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区域高质量发展中的动力源问题，摆脱以资源、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单纯叠加问题，通过要素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的绝大多数城市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在全国范围内依然偏低，仅有成都市、重庆市与绵阳市三地的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高于全国平均值(见表4)，且R&D经费投入在150亿元以上(见图2)，如何迭代创新、因势利导，以科创资源撬动发展方式转型，以科创成果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支撑功能的关键。

表4 成渝地区部分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及全国排名

图2 2019年川渝两省市各市(州)研发情况统计

其一，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可以增强区域发展的稳定性，以“三核一廊多城”科创新版图促进高质量发展。通常而言，结构的稳定性是指结构维持其平衡状态的能力，系统的稳定性是指系统受到外力干扰后恢复原状的性能。在平面几何中，三角形是唯一具有稳定性的多边形，但在空间几何中，三角形的形状和各顶点的质量对其稳定性有明显影响。(29)吴殿廷、赵林、张明、吴昊：《三角稳定原理与中国的外交策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00-106页。利用三角形稳定性原理构建科创走廊的基本思路是：形成以科创综合实力最强的成渝绵三市为核心的区域协同创新态势，构建三核进行原始创新，一廊多城进行成果产出的科创新版图。一方面，成渝两市在科创走廊内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拥有超九成的高等院校、高技术企业与科创成果产出。建设成渝绵科创走廊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强化成渝两市的极化效应，而在于错位发展中部走廊地带，形成科创要素配置的“雁阵模式”与产业共振，产生集聚效应与规模效应。另一方面，虽然绵阳的科创综合实力远远领先于域内各市，是全国唯一的“中国科技城”，但是仍存在高新技术产业水平偏低、高技术企业匮乏、高等院校较少、科技转化率较低、军民融合发展滞后等短板。发展第三极的核心要义在于倒逼中心城市提升辐射能力，改变通过固有生产要素累加，千方百计承接发达地区梯度转移的路径依赖。要充分抓住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战略机遇期，利用科创走廊第三极的“解压阀”与“粘合剂”作用，将科技创新生产要素通过出口通道产生域内外溢，在知识快速更新、创新风险巨大、产品生命周期极短的新经济时代使得不同层级的科创主体由垂直式分工转向水平式合作(见图3)。

图3 成渝二元极化效应向成渝绵多元扩散效应转化示意图

其二，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将会优化区域科创要素配置，以更多科创成果产出奠定高质量发展坚实基础。科创走廊在打破区域科创壁垒的同时，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科创人才储备，与人才储备相伴而来的知识溢出与成效积累效应，顺势推动了域内科创主体、要素、机遇、环境与资源等的深度融合发展(见图4)。成渝绵科创走廊的构建将明显缩短科创活动的“时空距离”，促进科创要素高效自由流动，科创成果快速精准配置，科创链条全域高能延伸。同时，成渝绵科技走廊应充分发挥科创资源存量优势，加快科创成果转化应用，将个别西方对中国的“卡脖子”清单变为自身科研清单，依托比较优势重点突破PC和手机操作系统及相关工程软件、航空发动机、手机射频器件、医学影像设备元器件与iCLIP技术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在全球科技链抢占一席之地。

图4 成渝绵科创走廊网络结构

三、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的空间分布研究

成渝绵科创走廊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平台，是域内城市协同创新共谋发展的具体抓手，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生动实践。建设跨省市的科创走廊在中国西部地区尚无先例，必须科学规划科创走廊的空间分布，实现以点串线、以线扩廊，从而加快形成“三核一廊多城”的建设规划。文中通过改进后的空间引力模型测算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市际科创联系强度的具体数值，利用相关迭代收敛法对核心城市与域内其他城市间科创联系强度进行了聚类分析，采用Moran’s I指数考察了各地市科创活动的空间关联结构，进而较为科学地拟定了成渝绵科创走廊的具体空间分布情况。

(一)研究范围

合理划定成渝绵科创走廊研究的空间范围，既有利于推进成渝绵科创走廊的建设与发展，也将直接影响学术研究与未来规划的科学性、可行性与有效性。

依据最新政策文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空间范围已在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得到明确。追溯域内相关规划，在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成渝经济区规划》中，成渝经济区的空间范围包括四川省除攀枝花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外的17个市州；重庆市除城口、巫山、巫溪、奉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黔江外的31个区(县)。(30)此处31个区县中含重庆市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住房城乡建设部批复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成渝经济群的空间范围包括：四川省除绵阳市北川县、平武县，雅安市天全县、宝兴县，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外的15 个市州；重庆市中心城区、万州、黔江、涪陵、北碚、綦江、大足、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川、潼南、铜梁、荣昌、璧山、梁平、丰都、垫江、忠县等27 个区(县)以及开县、云阳的部分地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的规划范围与《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基本一致，只是剔除了达州市下辖的万源市。从上述规划涵盖的空间范围不难看出，多数规划将成渝地区以往相对不发达的山区市县区排除在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体现脱贫攻坚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改善，也无法在更广阔的内需空间中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共同富裕。故在此将研究的空间范围设定为四川省除了甘孜、阿坝、凉山三州以及攀枝花市外的17个市州，重庆市全域38个区县(见图5)，试图避免因经济水平、政策导向、主体功能区等为划分标准而出现的空间范围存在模糊的情况。

图5 研究区域范围

(二)成渝绵科创走廊的科创联系测度

科创走廊建设的意义不仅在于增强区域协同创新能力，而且能倒逼新一代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产业体系现代化建设，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此处在合理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测度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各地市间的科创联系强度，进而以成渝绵三市为中心对科创联系隶属度进行了划分，对于成渝绵科创走廊的空间布局划定与区域协同创新有一定的指导性。

1.市际科创联系空间引力模型的建构

牛顿引力模型作为物理学中的圭臬，因其较好克服了机器学习法的固有缺陷，能简明扼要地厘清复杂现实，从而被国际贸易学吸纳用于解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联系。(31)潘家栋、包海波、周学武：《基于SNA的G60科创走廊沿线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浙江学刊》2019年第5期，第73-83页。Zipf将引力模型与城市空间体系相融合，构建了分析距离衰减效应与城市活动相互作用强度的研究范式。(32)Taylor P J，Catalano G，Walker D R F，“Measurement of the World City Network”，Urban Studies，Vol.39,No.13(2002),pp.2367-2376.Isard(1951)则率先将“投入-产出”技术引入经济空间联系模型之中。市际科技创新活动联系的测度作为有序推进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的空间蓝图与空间分布基础，本文结合经济联系测度的研究成果，(33)王德忠、庄仁兴：《区域经济联系定量分析初探——以上海与苏锡常地区经济联系为例》，《地理科学》1996年第1期，第51-57页。(34)孟德友、陆玉麒：《基于引力模型的江苏区域经济联系强度与方向》，《地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5期，第697-704页。得出市际科创联系的空间引力模型，如下式3-1。

(3-1)

其中，Rab为两城市科创联系强度，Pa、Pb为两市的人口规模，Sa、Sb为两市的科创活动规模，Dab为市际距离。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识别市际科创活动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市际科创联系测度需要体现出城市间影响效力的差异性，故在此引入参数T表示科创贡献度(见式3-2)，以此缓解效力偏差对测度结果带来的影响。

Tab=Sa/Sa+Sb

(3-2)

通过参数T对3-1式进行了合理修正，修正后的空间引力模型如式3-3所示，a城市科创联系总强度如式3-4所示。

(3-3)

(3-4)

为了识别市际科创联系在区域科创发展中的作用，本文利用式3-3引申而来的科创联系强度模型对市际科创联系强度进行比较。科创联系强度与市际科创活动的依赖程度成正比，而且能展示高区位度城市对低区位度城市的辐射与极化效应(见式3-5)。(35)王欣、吴殿廷、王红强：《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定量计算》，《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第3期，第55-59页。

(3-5)

其中，Lab表示市际科创联系强度占区域科创联系强度总量的比例，即科创联系隶属度。

2.科创联系强度测度指标的选取

在测算市际科创联系强度之前，必须合理选择适宜的人口与科创规模指标。在统计口径中常见的城市人口规模指标主要有年末常住人口、城镇户籍人口、就业人员年末数、城镇就业人员年末数等，科创规模指标主要有R&D经费支出、R&D经费内部支出等总量指标，或具体领域测算的规模指标如规上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高等学校R&D课题投入经费等。与此同时，由于成渝地区城市分布集中度高、区域路网密度较大、高铁建设较为完备，故采用公路、铁路客流大小以及班次疏密体现市际联系的强度。在此利用SPSS22.0分析了成渝地区的公路、普速铁路、高速铁路客运日发车平均班次与人口、科创规模指标间的相关性。改进后的市际科创联系空间引力模型在选择人口和科创规模指标时，依据城市人口、科创规模与城市间客运流量的相关性大小进行筛选(见表5)。(36)蒋永穆、李想：《川渝黔经济一体化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西部论坛》2020年第5期，第43-56页。

表5 城市经济指标与公路、铁路客运之间的相关系数表

故在此选取相关系数值最高的城镇就业人员年末数解释人口规模(P)，选取R&D经费内部支出解释科创规模(S)，选取市际公路里程数来解释市际距离(D)。

3.市际科创联系强度与隶属度分析

本文利用Ucinet 6.6对成渝绵三大科创中心城市与成渝地区其他城市的市际科创联系强度进行了聚类分析，并选取常用标准以系数强度10与100为界将强度聚类分为强、中、弱三个梯度。从中心城市经济联系强度总值来看，呈现出成渝绵的递减排列。从空间分布来看，科创联系强度较强的地市普遍地处成渝地区西北部，东南部与东北部的地市与科创中心城市的联系强度普遍偏低，同时受到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分布、国家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见图6)。

图6 成渝绵三市科创联系强度地图

与此同时，根据式3-5对成渝绵三个科创中心城市的科创联系隶属度进行了分析(见图7)。成渝绵三市的科创联系隶属度均处在前列，已成为科创走廊建设与发展的中流砥柱。此外，成渝绵三市科创联系隶属度的中值分别为3.72%、4.22%与3.21%，以重庆市为中心的科创联系隶属度数力最为稳定。应在科创走廊建设中重点发挥重庆市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制造基础与工业优势，加快提升以成都为科创中心的成渝地区西部、南部的整体科创水平，充分发挥成都在高新技术企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业创新研发、专家人才资源以及科技金融资本等方面的优势，大力支持绵阳国防科工产业融入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做大做优做强，筑牢国防安全的坚实屏障。

图7 成渝绵三市科创联系隶属度

(三)成渝绵科创走廊的空间关联分析与空间分布情况

为了科学合理地确定成渝绵科创走廊具体的空间分布情况，在获得市际科创联系强度的同时，本文结合地理学第一定律，认为任何地理事物间均存在相关性，相近的事物关联通常更紧密，(37)Tobler W R.,“A Computer Movie Simulating Urban Growth in the Detroit Region”，Economic Geography，Vol.46,No.2(1970),pp.234-240.通过对市际科创活动的空间关联进行了分析，与前文结果相结合最终确定了科创走廊的空间分布。

空间关联分析最早起源于生物学领域，Moran(1950)将生物现象所具有的一维空间分析的相关系数推广到二维空间领域，创立了Moran指数。(38)陈彦光：《基于Moran统计量的空间自相关理论发展和方法改进》，《地理研究》2009年第6期，第1449-1463页。随着实践的演进与方法的不断完善，Moran’s I指数已经成为对数据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的最著名的方法，(39)Moran P.“A test for the serial independence of residuals”.Biometrika，Vol.37,No.1-2(1950),pp.178-181.如式3-6所示。

(3-6)

其中，x为观测值，xa为变量xa城市的值，x为变量x的平均值，Wab空间权重函数。Moran’s I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若数值大于0且趋近于1，表示呈现空间正相关特征，相邻城市的科创活动情况愈加相似，发展类似；若数值趋近于0，表示不存在空间自相关，相邻城市的科创活动是随机分布的；若数值小于0且趋近于-1，则表示呈现空间负相关特征，相邻城市的科创活动情况愈加不同，差异显著。(40)李晓龙、冉光和、郑威：《金融发展、空间关联与区域创新产出》，《研究与发展管理》2017年第1期，第55-64页。

在正态分布的假设前提下，Moran’s I指数的期望(见式3-7)与方差(见式3-8)。

E(I)=-1/(n-1)

(3-7)

(3-8)

其中，S1与S2分别如式3-9，式3-10所示。

(3-9)

(3-10)

从而，将Moran’s I指数转化为标准正态分布，如式3-11所示。

(3-11)

若Z大于0且统计上显著，即表示高值样本集聚，可认为该城市科创活动活跃，是科创活动的“热点区”，按照数值高低分为次热点区与热点区。若Z小于0且统计上显著，即表示低值样本集聚，则可认为该城市科创活动不活跃，是科创活动的“冷点区”，并按照数值高低分为次冷点区与冷点区。

通过梳理国内外对于区域科创联系的空间关联研究，Almeida等利用美国半导体行业专利数据，(41)Almeida P，Kogut B.，“The Exploration of Technological Diversity and Geographic Localization in Innovation：Start-Up Firms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Small Business Economics，Vol.9,No.1(1997),pp.21-31.Acs等就认为专利授权量是重要可靠的科创指标，(42)Acs Z J，Anselin L，Varga A，“Patents and innovation counts as measures of regional production of new knowledge”,Research Policy，Vol.31,No.7(2002),pp.1069-1085.Fischer等(2008)利用欧盟专利引用数据，(43)Fischer M M，Griffith D A，“Modeling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n Spatial Interaction Data：An Application To Patent Citation Data In The European Union”,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Vol.48,No.5(2008),pp.969-989.罗发友(2004)根据1994至2002年的中国各省区专利授权量，(44)罗发友：《中国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成因》，《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76-81页。陈晓东等依据1996至2015年全国的专利授权量，(45)陈晓东、胡伟、陈竹：《中国专利创新的区域特征与空间格局演变》，《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55-66页。相继验证了区域科创空间关联的存在。本文结合《四川科技年鉴》《重庆科技统计年鉴》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关于研究范围内2011至2019年各地市专利授权量的统计数据，并参照“科技创新情报平台”(https：//www.incopat.com/)、各地市科学技术局、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等主管部门网站进行了缺失数据补充，最终在ArcGIS10.2软件中进行可视化呈现。

通过计算可知，研究范围内18个地市的Moran’s I指数均小于0(见表6)，研究范围内各地市的科创活动呈现空间负相关特征，相邻城市的科创活动差异显著。具体来看，从2011年设立成渝经济区到2016年设立成渝经济群这一时期内，成渝地区相邻各地市的科创活动差异有逐步缩小的趋势，域内广大城市的科创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而从2016年到设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前一年(2019年)，成渝地区相邻各地市的科创活动差异出现了较大的扩大趋势，科创活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充分显现，中心城市极化效应愈加强化。

表6 研究范围内科创活动Moran’s I指数

从科创活动空间关联地图(见图8)可知，2011年研究范围内共有科创活动的热点区3个、次热点区2个、次冷点区6个、冷点区7个；2016年研究范围内共有热点区3个、次热点区4个、次冷点区8个、冷点区3个；2019年研究范围内共有热点区3个、次热点区3个、次冷点区7个、冷点区5个。具体而言，九年间科创活动的热点区集中在成都市、重庆市与绵阳市，次热点区集中在德阳市、宜宾市与遂宁市，科创活动发展不平衡的整体趋势未得到有效缓解，中心城市对相邻地区的带动作用较为有限。

图8 成渝绵科创走廊科创活动空间关联地图

综合市际科创联系强度、科创联系隶属度与科创活动空间关联的分布结果来看，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可以将成渝绵三市作为主引擎，以G93成渝地区环线高速公路为主动脉，以相关指标均较高的德阳、南充与遂宁三市为主载体，以成渝地区其他各地市为广阔发展腹地，加快打造以“三核一廊多城”为发展目标的“哑铃状”跨地区科创走廊(见图9)。此外，如同国内外各个科创走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始终在不断扩张一样，仅囊括6城的成渝绵科创走廊1.0版本也绝非一成不变的发展蓝图。下一步，应依托G93高速路尽快串联成渝地区东南部科创要素富集地区，加快并入宜宾、乐山等地市，打造更具竞争力更强带动力的成渝绵环状科创走廊2.0版本。

图9 成渝绵科创走廊科创活动空间分布示意图

四、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的动力机制

在明确成渝绵科创走廊功能定位与空间分布情况的同时，更要从一体化高度清醒地意识到对科创走廊建设进行设计规划的复杂性。一方面，区域整体实力不强、科创能力较弱、协同创新缺乏、开放程度不深、传统产业老化、新兴产业乏力、产业同质严重、保护主义暗现、公共服务不足等原有问题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科创走廊短期极化效应明显、发展运营主体缺失、实质合作项目较少、要素流通效率较低、科创成果转化偏低、功能定位分工不明、利益共享机制缺失等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层出不穷。区域协同创新有三大动力机制：基础动力、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三者共同推进了具体实践的发展。(46)蒋永穆、周宇晗、鲜阳红：《国内区域经济合作演进70年：历史进程、演进动力与基本经验》，《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27，34，168页。如何强化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的动力机制，加快形成相向发展合力，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承载力，推动经济变道超车、重塑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而且是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保障。

(一)基础动力：以“政府引导+机制创新”组织协调高质量发展

从基础动力来看，政府引导与机制创新的基础先行决定着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的“宽度”。

其一，顶层设计先行。以强制性正式制度变迁带动非正式制度转化，加紧设立成渝绵科创走廊“6+N”党政联席会议、协调会议、联合办公室和专项工作组“四级合作机制”，创设由6地市发改委、科技局等主要部门代表组成的联合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协同向上争取支持，密切协调跟进科创走廊建设，确保各项工作协调高效运转。共同编制科创规划，将“十四五”与中长期科技规划编制工作同科创走廊建设紧密结合，让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泾渭分明，把战略要求化为工作机制，构建多元参与、目标明确、科学高效的科技组织体系。其二，体制机制引导。强化普惠性和精准性科创政策供给，切实激发各类科创主体的潜力、能力与活力，实施包容审慎科创监管制度，适时适当放松科创监管约束。针对部分科创主体所具有的相机抉择、有限理性与自身利润最大化等“劣根性”，要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推动力构建重大核心技术协同攻关新型体制，强化区域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的技术创新。突出产业创新引领，不断优化科创鼓励政策的供给质量，构建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体制机制，创新廊内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进一步赋予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转化奖酬比例提升至90%以上，更加强调科创活动的实用价值，实现从“产学研”到“政用产学研”的转变，极大缩短科创成果转化周期。其三，筑牢基础设施。以G93成渝地区环线高速公路为牵引，以便捷的交通运输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提供高效的空间位移服务，以“空铁水公”相互衔接的现代化立体综合大枢纽格局，构建科创走廊1小时生活工作圈，把隔离的成渝双核变成“哑铃状科创走廊”。避免科创走廊建设中出现时空跳跃性现象，遵循科创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构建便捷、绿色、智能、安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培育创新驱动新优势，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为核心的“新基建”为依托，大力实施全链条填缺补短、基础再造工程，完善科创走廊关键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动出川出渝大通道建设，促进新技术、新领域、新模式、新业态、新治理的协调发展，(47)郭朝先、王嘉琪、刘浩荣：《“新基建”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3-21页。多元要素融合增强区域科创活动向心力。其四，提升治理效能。成渝绵科创走廊充分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强化治理科技支撑、营造开放科创氛围、推进科技富民惠民、迈入绿色发展新阶段，是推动成渝地区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凸显区位优势、加强协同创新、重构产业体系、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城市能级的必由之路。重点解决科创治理体系“内部失灵”和“系统失灵”问题，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积极性能动性，着力在科创要素的便利化和集约化方面下功夫，由依靠生产要素低成本和环境要素低门槛为主的零和博弈，转变为以构建创新生态链和产业功能区塑造比较优势的重复博弈。

(二)内在动力：以“科技支撑+产业带动”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

从内在动力来看，科技创新与产业带动的内生能动决定着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的“深度”。

其一，策动原始创新。为了更加贴近市场需求并缩短全链条生命周期，区域竞争已由生产阶段前移到研发阶段，原始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决定产业分工层级的基础条件。当前协同创新对于科创实力的提升多源于校企合作，(48)任惠超、李安、汪雪锋：《技术竞争力与协同创新的相关性研究——以我国机器人产业为例》，《科技管理研究》2017年第17期，第9-15页。成渝地区虽然已在成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联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联盟等领域取得实质进展，但是缺乏具体项目、合作范围空洞、配套资源缺乏等问题导致区域协同创新进展缓慢。为了提升能引发大规模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的原始创新能力，优先强化科创走廊内高等院校与研发机构的基础研究能力，重点支持成渝两核对于科创活动次冷点、冷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前规划一批人才交流、资本对接、项目合作等的先行先试，加紧谋划实施一批引领性、带动性和标志性的重大科创项目和创新平台，以共商共建共享重大科学装置为具体抓手，在深化廊内地市合作的基础上，以成渝绵科创走廊为整体加强与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创新合作。其二，细化科创分工。不同层级地市在科创走廊中发挥的差异化作用应与Schumpeter(1946)的创新分类相对应，高能级城市多与科创活动热点、次热点区重合，应着重加强开发新产品、控制原料新来源与创造新的组织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科创攻关，聚焦科创活动上游领域，将中下游科创活动转移至科创活动次冷点、冷点区，让中低能级城市协同引进新技术、开发新市场，促进产业模式和企业布局迭代创新。廊内“三核”应重点协同打造新经济新技术新场景试验高地，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优势，加快成都在智慧城市生活领域构建超级场景，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集成应用，构建重庆高端制造、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产业科创体系，打造绵阳新型军民融合、高端军工制造、技术转移转化发展基地。以探索异地研发孵化，驻地招才引智为牵引，健全合作开发、产业互动与利益均沾机制，推动形成科创分工协同、产业错位布局、城市功能互补、生产各展所长、发展特色鲜明的新格局。其三，加强产业联动。产业规模经济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表现为专业化经济与多元化经济的扩展，产业集聚是实现协同创新的基础，协同创新则是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关键。(49)马方、王铁山、郭得力、毛凤霞：《中国服务外包产业集聚与协同创新研究——以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业为例》，《经济问题探索》2012年第7期，第63-68页。当前，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增强、产业链核心环节缺失、产业转型升级科技支撑不足、科研成果产业化缓慢、关键环节受制于人仍是成渝绵科创走廊产业提质增效的最大瓶颈。早年间成渝地区发展可以相互替代的产业甚至同质化的产业无可厚非，但是只有依托主导产业进行协同创新，增强地区科创活动的互补性，持续推动产业配套链、要素供应链、产品价值链、技术创新链整体成势，加快孵化培育中小微科创企业，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产业生态圈，才能真正形成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其四，促进产城融合。产城融合作为城市功能优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的动态过程，必须遵循人本导向、功能融合、结构适配、空间整合等新理念，遵循城市发展一般规律，着眼解决“大城市病”“产业孤岛”“睡城”“鬼城”等现实问题，促进科创走廊建设与城市功能提升相辅相成。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中对于产城融合最为重要的国家定位，应把握“成都东进、重庆西进、成绵一体化”的总基调，通过城市功能提升和创新体系建设创造优质科创空间载体，推动成渝绵科创走廊加快成型成势，实现从“产-城-人-科”到“人-城-科-产”的本质回归。

(三)外部动力：以“科技金融+高效服务”精准助力高质量发展

从外部动力来看，科技金融与高效服务的外部推动决定着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的“力度”。

其一，做大科技金融。科技金融是关于科创事业的一揽子金融工具、制度与服务的总称，有效地促进了区域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技术发展。(50)张婕、金宁、张云：《科技金融投入、区域间经济联系与企业财务绩效——来自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的实证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第48-63页。应在全国首个(成都)区块链知识产权融资服务平台、成都“科创通”与重庆“科融通”的基础上，成立成渝绵科创走廊科技金融服务联盟，支持打造科技金融、创投融资与财富管理国际一流平台，加快形成内外联动、要素畅通的区域创投新生态。争创国家级科创金融试验区，积极探索区域统一的“科创贷”“科创债”，开发一批符合区域产业发展实际的孵化培育、天使投资、债权融资、成果转化等智能化科技金融产品，建立贯穿科创活动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服务体系，紧扣创新链、人才链和产业链适配资金链。其二，增强人才支撑。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在科创走廊内探索更加开放的引才政策，全方位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优化扩大“创交会”“菁蓉会”“智汇两江”等科创人才品牌，为全面实现人力资本同用、人力营运同体、人才优势同构、人才服务同享提供坚实保障。以培育壮大新动能为抓手，做大做强科创人才规模，完善人才分类评价激励机制，健全科技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与柔性引才用才机制。健全本土人才培养提升模式，改善人才队伍专业结构和配置，提高人才资源与科创走廊战略的适配度。以支撑廊内主导产业发展为重点，完善人才集聚服务平台，建立科创走廊统一的人才信息库和人才需求信息发布平台。打造人才发展与创新链培育深度嵌入的2.0版本，着力构建以科创环境优势、宜居宜业优势、生活成本优势为核心的国际人才高地。建立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联动工作机制，优先聚焦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和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支持一批高层次“军转民”“民参军”人才团队引领科创项目。同时，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为着力，共同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支持创新、鼓励创业、包容失败的良好科创氛围。其三，优化营商环境。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2020年全国营商环境评价结果，成都市与重庆市分列第10、15名，对应城市发展定位而言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要以更大力度在打造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亲”“清”新型营商环境上发力，推动科创要素市场一体化管理机制创新。同时，要加快区域科创合作的法治化进程，从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并维持市场的有序性，营造稳定公平公开、可预期的科创发展环境。深入推进以“3+3”为重点的“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核心城市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杜绝审批寻租行为，吸引优质企业落户科创走廊。设立一体化的科创活动监管机构，完善发展科创成果考核体系，纠正错误的短视的政绩观，开放包容提升创新活力。其四，强化比较优势。一方面，面对要素资源约束趋紧、政策红利衰减、区域人口老龄化加剧等客观现实，成渝绵科创走廊已经无法再通过缓慢的极化效应，累加传统生产要素实现转型升级，必须在特色化、多元化、差异化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对电子信息、国防科工、生物医药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拉长板”带动“补短板”，与全国其他科创走廊形成错位发展局面，尽快将局部比较优势变为区域共同优势。另一方面，发挥科创走廊比较优势的前提在于提升其稳定性，要让廊内各行为主体与科创单元切实分享建设成果，要深化域内各地区的科技创新合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自行从共建协同创新体系、科创人才联合培养、现代产业提质增效、原始技术攻坚协作、创新项目联合招引等领域，选择易于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合作领域率先发力。努力提升区域科创资源集聚度、协同创新和知识外溢性效率，激发内生凝聚力、驱动力和持久力，高效有序同向行动、同向发力，共同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

五、结论

区域间政策机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人口分布的巨大差异，使得新发展格局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凸显，区域协同创新的机制模式差异性明显、复杂性突出。推进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既是对成渝地区现实需求和发展路径更加精准的把握，构建更加适配新发展格局的区域科创体系，也是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在此从主导功能、特性功能与支撑功能的三维视角，对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述，通过改进后的科创联系空间引力模型测度了市际科创联系强度与科创隶属度，并采用Moran’s I指数对市际科创活动的空间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进而明确了成渝绵科创走廊的具体空间分布。最后，建议从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的基础动力、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三方面着眼，从政府引导、机制创新、科技支撑、产业带动、科技金融与高效服务六个具体领域着手，扎实推进科创走廊建设，再造科创重要增长极。

通过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形成“三核一廊多城”的跨区域协同创新效应，打破了行政区划的固有限制，促进各类科创要素的充分自由涌动，极化区域增长新动能，对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大有裨益。成渝绵在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中的角色举足轻重，三地凭借雄厚的科创实力、充足的人才储备、优良的制度环境与先进的管理理念，成为科创走廊建设奋发有为的“基石”。德南遂三地凭借便利的交通运输、良好的协同能力与充足的后备要素，为倒逼低端要素与落后产能的转型升级提供了“蓄水池”，成为科创走廊建设承上启下的“柱石”。成渝地区其他地市当前协同创新空间较为狭小、创新能力较为薄弱、创新制度较为滞后、创新人才较为匮乏，但是也有域内多个地市凭借后发优势弯道超车，通过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与优厚的产业发展政策，降低协同创新成本改善科创事业发展环境，积极成为承接成渝绵科创走廊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迭代升级的“压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