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晓 凯

(青海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情感是普遍的，自降生伊始，人类便与形形色色的情感终身为伴。作为感受的外化形式和个体间的互动信号，人的情绪可以将内在感受向外发散并和他人相互沟通，然而，现实世界中的人类情感是否都是如此简单直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领奖台上的获胜者与观众挥手致意，强忍着一跃而起的激动心情，脸上呈现出得体的微笑。频繁前来借东西的的邻居尽管十分恼人，但仍要客气大方地拱手借出。事实上我们经常会根据自身的需要来管理情感，这些“表里不一”的情况似乎不需要多作解释，因为这是为众人所认知和默许的行为，俨然构成了一套成熟的社会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对情感的人为控制不仅是出于自身利益所需，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出于向集体利益的妥协。在集体内部一片升腾的氛围之下，个人往往需要迎合其他人的需求，如果有不快之事也应当果断抛诸脑后。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她的著作《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一书中，将情感管理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商业层面的关联性作了深入探究[1]。她并不讳言米尔斯(C. Wright Mills)带给她的启发，然而熟悉《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的人都了解，虽然在讨论20世纪的美国中产阶级群体的演变时，米尔斯也讨论到资本浪潮下人们的身体与情感的异化问题[2]，但是霍克希尔德则更进一步地以将情感放在核心位置进行了探究，在结合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与戈夫曼(Erving Goffman)等人的理论视角后，向我们呈现出一幅更加集约和深刻的思想图景。广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的情感都时刻受到规训，这种规约的力量既来自于自我约束，也来自于广泛存在的社会规范[3]。但在急剧变迁的社会面前，本该私人化的情感却逐渐变成了资本的采矿场，本该隐匿在心灵深处的精灵服膺于权力的招魂铃，与现代社会相伴而生的是对人类情感的肆意攫取和深度利用。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走近情感的世界一探究竟，试着去发现潜藏在寻常背后的不寻常之处。

一、受限的私人情感

在最开始，情感是一个相当私人化的概念，它映射着人内心的喜怒哀乐，在与他者持续接触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学会了去隐藏或是刻意呈现(present)某些情感以达到预期效果，情感不仅是以自我为核心的内心表达，同时也具备了一种工具属性。霍克希尔德在对人类情感的分析中就“将弗洛伊德专门赋予焦虑的‘信号功能’(signal function)扩展到所有情感”[1]10，既不局限于将情绪(feeling)视为“生物反应”的有机论，同样在互动论的基础上向前迈进，她认为“情绪要比有机论者所认为的更加容易受到文化影响的渗透，又比某些互动论者所认为的更加具有实质内涵”，并将其理解为“一种朝着想象行动的身体趋向”[1]44。以此为基础，每一种情感都可被看作或向内或向外又或者兼而有之的信号。当有人生气发怒时，这种负面的情绪首先会向自我表达出对此事的不满，而他人在看到其愤怒的表情时同样也可以感受到所传达的情绪讯号。因此，情感成为社会互动的另一个层面，在语言和行动发出之前就起到了预沟通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看，发挥信号功能的情感为整个社会互动的情境提供了基调，像无形的细线般将无数个体相互联结。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直接的内心感受有时候并不能直接抒发，因为这样可能会损害自身利益或是群体内的情感联结，这时就需要对其加以管理，也就是霍克希尔德所说的“整饰”(management)，以呈现出符合时宜的，“正确”的感受。霍克希尔德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整饰类型——表层扮演(surface acting)和深层扮演(deep acting)。实际上，外现的自我展演(display)和内隐的个人感受都可以被自主意识管理，基于对上文所提到的有机论和互动论的扬弃，展演和感受作为情感的一体两面，共同诠释着人类的心灵。按常理来说，个体的外在情绪发端于内心的感受，而基于情绪所具备的信号功能，我们也能从一个人的表现反向推测其内心感受。表层扮演和深层扮演的区别就在于被个人意志干涉的是外部表现还是内心感受。对表层扮演者来说，被改变的仅限于展示给他人的外在，其内心并未受到深度影响，与戈夫曼所说的“玩世不恭者”(cynical)有点类似，受到整饰的只是呈现在“前台”的内容。正如开头提到的那个出借物品的人，表面上看似心甘情愿，内心却在埋怨他人的叨扰。深层扮演者则不同，他们控制的是内在的自我，正照应了戈夫曼所说的“虔信者”(sincere)这个概念，即从“后台”开始改变[4]。如果人们能够从内心告诫自己彼此协助的处事观念，在有人来借东西时便能自发地表现出一种心甘情愿的、不矫作的态度来。

实际上，对个人情感产生影响的事例不只出现在日常生活场合，在社会结构所囊括的诸多场域中都可以寻觅到心灵整饰的踪迹，即制度化的情感管理。撇开某些极端情况来看，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内，小到家庭、朋友，大到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群体，几乎每个层次的群体内部都对成员的所作所为提出要求。在家庭中，尊重长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见面时致以热情的问候属于作为晚辈的基本礼貌；与朋友相处要求相互体谅，相互支持；哪怕对于在马路上碰到的陌生人，我们都被鼓励要以礼相待。以社会文化形塑的各行各业内部都呈现出特定的秩序，个体被放置于特定的位置，在社会机器开动运转的复杂情境下，社会无疑对个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农夫给驮马戴上眼罩以指引它前行的方向一样，制度管理我们如何去感受。”[1]72这种制度化的管理已经不满足于表层扮演，它更要求人们所呈现的符合规范的行为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和指导是出于自然还是矫饰十分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人对其是否具备师德的评价及其本人的自我认知，不同形式的感受规则(feeling rules)对日常生活和制度化场合中个人情感的展演提出了要求。婚礼上无论感动与否，新娘总会落泪，因为这是大多数人都会有的行为，她应该表现出感动而不是漠然；而参加葬礼的人都应该保持肃穆，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即使和死者关系疏远的人也不应毫无所谓。从表演的角度来看，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社会身份，每一种身份都受不同的感受规则所制约，也都需要在特定的场合中表露出适当的情绪，这样才能同参演的众人一道呈现出理想的剧情。

再来关注作为礼物交换的情感。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对别人以礼相待的目的是希望自己得到同样的对待。仔细想来，按照“差序格局”向外展开的交往圈内部其实别有玄机，在越亲近的社会关系中，我们自身所投入的情感越多，期望从他人身上收到的情感之礼也越多。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曾指出礼物交换对社会关系的建构作用[5]，华裔学者阎云翔也通过对中国乡村的本土化研究进一步印证和发散了这一观点[6]，更进一步，霍克希尔德将目光聚焦在情感本身的社会作用，她谈到，“展演与情感工作绝非偶然之事”，“它们来来去去地进入生活发挥作用”，并且“‘不适当的感情’会被理解为对欠债的拒绝偿付或者偿付不得当，它表明我们没有以正确的方式看待事情”[1]116。社会不只是均质化的个体集合，在社会分层的视野下，“社会地位越高，对回报的要求也越强有力，包括情感上的回报”[1]117，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情感的交换，想必很多人都深有体会。在一些存在比较明显社会分层的职业场域中，上司的关怀问候可能就会让下属受宠若惊，并以更加勤恳的工作态度进行回报。

二、当私人情感遭遇商业洪流

上一部分中对个人生活情感的讨论与其说是商业生活的对立面，毋宁说是对商业场域中人类的情感异化所做的预先铺陈。霍克希尔德选取达美航空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空乘人员因其工作的特殊性，可以向我们展现出商业化情境下明显受到规训的个人感情。作为空乘人员，他们需要向乘客展示迷人的微笑，致以亲切的问候，提供贴心的服务，这些要求都被写在员工守则上，只有认真遵守它们的人才能被视为一个具有专业素养的空乘人员。这种对于“专业性”的高要求也可以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有关现代性的讨论中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情感的商业化与现代社会的演变所导致的精细化分工息息相关，同样可以将其视作“现代性的后果”之一[7]。在米尔斯对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研究中，他揭示了人们如何一步步嵌入到新兴的社会结构中，自我又是如何异化成为社会机器运转的齿轮，在这中间，情感劳动的价值被逐步挖掘出来。在对百货商场的女性销售者进行分析时，米尔斯谈到，“为了工资工作，你就得将个人的财富包括时间、体力和能量贡献给雇主；而作为一名工薪雇员，你常常还得把你的自我献给林林总总的‘消费者’、顾客或经理”[2]172。对于刚开始从事情感劳动的人们来说，当把原本私人化的情感投放到工作场合中时，极有可能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在这种情况下，销售者不仅充当着商品和顾客之间的信息中介，与此同时也成为了商业雇主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中介，在介绍商品信息的同时也将雇主想要传达的企业精神和人文关怀传递给顾客。

让我们把目光放回到达美航空上，在买方市场的经济大环境之下，航空公司为了吸引更多乘客，选择用优秀的服务来标榜自己，于是这些和乘客直接接触的空乘人员们被赋予了更多职责。正是源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一位理想的空乘人员不仅需要拥有迷人的外表和甜美的嗓音，更重要的是向顾客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在工作时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脸上要时常挂着自然的微笑，对乘客的态度要积极友善，这些要求在应聘成为正式的空乘人员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应聘者的学习手册上了。通过初步遴选的人就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培训，在一系列的培训中他们不仅要学习工作规范，同时也被塑造出对于公司和企业价值观的认同。在专业技能的培养方面，“受训者被要求将乘客当作‘自家庭起居室里的一位私人贵客’”[1]137，把家庭起居室和飞机机舱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将客舱内的乘客被看作来家中作客的贵宾，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巧妙地利用了空乘人员私人生活中的情感体验，而这种隐蔽的招式也让客舱内的乘客拥有了宾至如归的体验。彼得·布劳(Peter Michael Blau)对社会交换进行过探讨，他提出单向的交换会带来权力的转移[8]，而在本案例中，空乘人员在工作情境中显然付出了大量的情感劳动，最后得到权力的仍是享受服务的乘客，这种结果与商业场域的支配规则不无关联，也就是说乘客早在与空乘人员发生互动之前就已经预先占据了优势的商业地位。即便遭遇到一些十分恼人的乘客时，冲他们发脾气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乘客永远不会做错，所以不可以指责他，也不能使其成为怒火的发泄对象”[1]144。所以在某些情况下，空乘人员就需要将他们视作调皮捣蛋的孩童，如此便能更具耐心地与他们沟通。通过持续的训练和诱导，空乘人员逐渐对“愤怒”脱敏，成为航空公司理想的一线工作者。

除了上述被航空公司所推崇的深层扮演外，表层扮演也随着航空业的迅猛发展逐渐深入空乘人员的内心。回顾20世纪60年代美国航空业，当时的乘客数量与当下相比少很多，航班的工作节奏相对更慢，空乘人员有充足的时间向乘客亲切问候，提供周到且温馨的服务。近来的状况则大不相同，越建越多的机场，越飞越快的飞机以及越来越短的航线，这些因素带来的共同后果就是空乘人员的工作节奏大大加快。随着航空出行的普及，人们花很少一部分钱就可以便捷地前往目的地，因此乘客数量急剧增加，但是限于人力成本，航空公司无法聘用更多的空乘人员提供服务，要让空乘人员维持往常的服务质量几乎是不可能的。面对如此大的工作压力，一些空乘人员选择了展现出内外一致的真实自我，由于少了公司制度化的情感干涉，这些人表现出更多的个体性和独立性。另一部分空乘人员则开始只对展现给乘客的内容加以控制，即进行表层扮演。她们脸上挤出僵硬的笑容，附以程式化的问候，即便感受到她们的虚情假意也很少有微词，因为“在提速和怠工的状况下，掩盖缺乏真情实感不再被认为是必要的。半心半意已经公开化了”[1]163。不过逢场作戏般的表演反倒对一些空乘人员造成了困扰，因为这种表里不一的工作内容可能会让她们对自己的个人品德产生怀疑，并且压力不仅来源于自我感受，外界的质疑也更容易成为一种身份污名。通过表层扮演，空乘人员完成了与自我的剥离，当遭遇怒气冲冲的乘客时，她们可以进一步抽离自己的情感以逃避伤害，“无论她是以不要把工作当真的方式，还是彻底不做情感劳动而从中脱身——劳动者都在自我防卫”[1]169。这种内外疏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米尔斯眼中的白领阶层在工作时那异化的自我，着实发人深省。

通过观察霍克希尔德笔下达美航空的公共业务不难发现，它内部不仅存在着以空乘人员为代表的的正面的、积极的情感整饰，同时也有与之相反的——以收账员为代表的另一个极端的情感整饰。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因为，“在提供服务的展演背后，机构的劳动者被要求具备同理心、信任和良好意愿。另一方面，当机构要收回出售商品或服务的欠款时，它的劳动者则被要求要让欠款人感到痛苦，并提高声音的命令意味”[1]171。在这里我们不对收账员的作业流程深入探讨，我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他们的情感上。在催还一些难以收回的欠款时，收账员通常语气强硬，来势汹汹，努力贬低债务人的道德处境，试图攻破对方的心理防线，这种宣泄怒气的工作方式和空乘人员的强颜欢笑天差地别。在劳动者的感受层面，激发愤怒、掩饰友好似乎要比呈现善意并压抑怒火更容易让人接受，比如就有人说“我宁愿花8个小时去收债，也不愿花4个小时搞电话销售”[1]173。一般来说，人类对于负面情绪都是抗拒的，因此让一个人宣泄怒火远比让他忍气吞声要畅快得多，但是隐藏在这二者之后的操纵者是相同的，那就是航空公司。为了招揽乘客，公司对空乘人员加以培训，堆砌出用心服务乘客的企业形象；为了收回欠款，公司要求收账员掌握一定的催债技巧，对债务人软硬兼施。无论是正面或反面，这些付出情感劳动的员工都被企业文化所规训，也无论他们如何调适自身的感受，都难以避免地嵌入(embedding)到这个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之中。

三、情感劳动中的性别与地位

飞机上的空乘人员，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地向乘客提供指导和帮助；商场中的销售员，热情洋溢地接待着来往的顾客；幼儿园中的老师，用稚气的语调跟小朋友做游戏，唱歌谣；办公楼里的雇员，轻声细语地接听电话，处理堆积的文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以女性从业者为主，并且都需要付出情感劳动，这显然不只是巧合。人的性别(gender)从很久以前就具备了文化的内涵，男性的优势地位有着历史的延续性，甚至事物和行为都具备了性别特征[9]。这种男性统治的惯性延续得相当久远，又因为“在社会中，女性通常独立获得金钱、权力、权威和地位的能力更弱”，因而“她们在社会分层中属于从属群体”[1]199。在整体的性别背景下，社会对男性和女性气质有一种合理性期望，男性被认为是刚强英勇的，女性就应该表现得温情柔弱。当男性表露出女性气质的时候，他人可能会投来异样的眼光并贬称其“娘娘腔”，而当女性呈现某些男性气质时，人们往往称其为“假小子”。对男性的推崇以及对女性的贬低很大程度上已经深入到人类整体的社会文化体系之中，人们的性格特征基本上都会受到社会性别文化的模塑。在这种语境下，女性因其细心、柔弱的显著特征成为胜任积极、正面的情感劳动的绝佳人选，而男性勇武刚强的气概则被类似收账员等需要情感宣泄和爆发的职位所需要。更进一步的，性(sex)作为驱动社会运转的重要力量，也常常为商业场合所利用。以航空公司为例，投放的广告中就存在着不少性暗示的元素，以致于空乘人员在本职的工作之外还要“回应乘客的性幻想”[1]126。有些航空公司还会利用女性“母亲”式角色的关怀来吸引顾客，这两者叠加起来之后，“女性借助传统，改善自身地位的两种方式——使用她们母亲式的提升他人地位和幸福的能力、运用她们的性吸引力的能力，均落入了公司的管理之下”[1]220。此外，在达美航空内部的分工系统中，收账员这个群体主要由男性成员构成，之所以有这样的性别分工，与长久以来的社会性别体系的固有认知难逃干系。男性代表着果断和勇猛，在面对想要赖账的欠债者时可以用凶狠的语调和大声的咆哮对其进行恫吓。不仅限于收账员，事实上还有很多需要进行负面情感整饰的社会角色，以某些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来说，在亲友面前他们可能是温情的父亲和健谈的朋友，但是为了在工作场合中树立威严，往往需要绷着不苟言笑的脸，向他人传递某些精心准备的权力讯号。

情感是否受到整饰和所处的社会阶层也有关联性。在美国，不少家庭都与服务业密切相关，一位中产阶级家庭的妇女有很大概率在工作中涉及到情感劳动，她深知情感在互动情境中的作用，因此也更倾向于让自己的孩子学习和践行对情感的管理，这样，商业化的情感整饰开始在代际之间以更为隐秘的方式进行传递。此外，中产阶层与更加富裕的人群也是情感劳动的消费者，正是因为情感劳动在他们身上实现了价值，情感劳动才会受到鼓励，被不断再生产出来。在此我们还要引入一个概念——地位防护罩(status shield)[1]212。顾名思义，它指的就是社会地位对个体的保护功能，比照韦伯(Max Weber)的观点，财富、权力和声望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地位都可以给人带来保护。一个富裕家庭的妇女在与他人发生争执时，更容易有自卫的举动，因为殷实的家底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就是她坚强的后盾；相比之下，那些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穷人在争吵中甚至遭遇利益侵害时都更容易畏畏缩缩，难以抵抗。屈居劣势位置的人们并不是不想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是较低的社会地位和有限的社会资本成为羁绊他们的无形绳索。从某种程度上说，空乘人员等服务业从业者就是商业社会中屈居劣势地位的阶层，他们被要求向陌生人呈现出款待亲友般诚挚的笑容，细致入微地满足顾客的需求，即使在顾客恶语相向时也要奉上微笑，随心所欲的喜怒哀乐在他们的工作情境中难寻踪迹，对顾客的冒犯更是得到公认的越轨行为。与之相比，在经济规则的支配下，在买方市场的背景下，顾客们在商业交易过程中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因而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上帝”般的待遇。而在积极的情感整饰的反面，境况却是迥然相异的。在以收账员为代表的群体中，他们代表作为债主的航空公司向债务人发难，在法理上与道德上都占据了优势地位，欠债者的弱势不言而喻。所以收账员在催收的过程中往往是咄咄逼人的，那些没有正当理由的欠债者只能逆来顺受。空乘人员和收账员群体中的成员们在生活中不见得就是温情礼貌或怒目圆睁的，他们在工作时都会涉及到情感劳动，需要对自身的情感进行整饰，但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在二者不同的职业场域中，收账员占据着支配地位，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而空乘人员则恰恰相反。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以空乘人员为代表的情感劳动者工作的艰辛。在工作时，他们的个人角色已经被职业身份所掩盖，他们的个体性已经被严格的企业规则所封印，外现出来的只是公司派发的微笑面具，在工作时那面具下的脸是颦是笑，是欣喜还是落泪我们都无从知晓，他们被裹挟在商业社会经济理性的洪流中奔涌向前，与真实的自我相异化。“他们的工作和游戏、他们的工作和文化之间如果存在裂隙，他们就会将这种裂隙视为一种常识性的存在事实。如果他们的谋生手段还未侵入其生活模式之中，他们就会尝试着在工作之外建构真正的生活。工作就成了一种时间的牺牲，这对在工作之外建构生活是必需的。”[2]219米尔斯对于美国中产阶级在工作中的自我异化问题的讨论放在空乘人员身上也恰如其分，虽然她们并不像办公室里的职员般成为操作机器的工具，而是和大卖场中的售货员一样，出卖着自己的私人情感。不过，这些商业社会中的劳动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共同点，那就是这些人的私人情感都遭受到雇主的强力干涉。无论是隐藏自我情感以成为一个冰冷的工作机器，还是扮演热情如火的销售人员，抑或温婉有礼的空乘人员和脾气火爆的收账员，这些不同的情感都由其职业属性决定，作为身处特定职位的员工，如此行事似乎理所应当。这看似合理的职业特征实际上却被巨大商业幻象所掩盖，在幕后的是追求经济收益的各大商贾，他们操纵着雇员的身体、思想乃至灵魂。然而他们也许并不应该遭受人们的口诛笔伐，因为资本主义的扩张和蓬勃某种程度上并不是简单的利欲熏心[10]，但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之后，一股难掩的商品拜物教的气息扑面而来，历史的车轮已然载着现实社会一路向前。

四、结语

至此，我们对现代商业场域中受到整饰的人类情感已有了一定的了解，了解到这些案例背后的主角内心的无奈和心酸，见证了人类的自我异化如何被商业规则引导成为广泛散播的社会事实。可以说这种自我异化已经让工作中的人不能再被称作一个独立又完整的个人，或许只能算作为商业价值所驱动的工具。很久以前人们都期待在工作中实现自我独特的价值，施展自己的才华，体现自身的价值，转过头来才发现，连表达真实的自我都变得奢侈，更不用说是自我实现。一些企业需要的不仅是雇员的专业技能，还有那些“非专业”的生活智慧。撇开上述的高强度情感劳动不谈，对于城市中大部分的办公室职员而言，上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煎熬，工作中的身体和思想基本上都不属于自己，只有在下班后才能松一口气，我们可以从米尔斯的洞见中窥探到一些端倪，他说到：“工作中出现的异化意味着一个人生命中最活跃的时光被贡献给了挣钱‘生活’。异化意味着无趣，意味着在潜在的创造性努力和人格的生产性层面上的挫折。它意味着，人们必须在工作之外寻找对他们来说有价值的东西，同时在工作中又必须十分严肃：不能欢笑，不能唱歌，甚至不能交谈，他们必须循规蹈矩，不能冒犯‘企业’这个偶像。简言之，他们必须严肃地和始终如一地对待那些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东西，而且还是在他们的一天中甚至生命中的最好时光里如此行事。如此，闲暇时光便因此具有了从工作的专制性严肃中解脱出来的轻松的自由感。”[2]226

照此看来，寻常人似乎已经被社会规则所支配，留下的只有对前景的悲观看法和深深的无力感，但是我们真的只能屈从于时代了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淡卫军提到，虽然“在美国社会，人们普遍将情感整饰看作是自我控制的外在形式,是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因而情感整饰策略遭到了人们的怀疑，甚至抵制，因为它可能导致人际互动的异化以及虚伪。”但是在日本社会中，这种对个人情感的规训却被看作“个人教养”的一部分[11]。因此，对于情感劳动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文化传统相勾连的。就个人实践而言，随着时间的变迁，人们会逐渐加深对周边世界的认知，每个躬身于自身生活实践中的人都慢慢懂得了情感劳动的功用及其在现实生活中被泛化的程度，当这些操控原则被一般民众接受并内化的时候，不论是情感劳动的付出者或接受者都更容易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当乘客能体谅空乘人员辛苦的微笑，也许双方就不必担负过多的压力。建立在集体性共识的基础上，新的社会秩序得以建立起来，因为人们已经针对商业性的社会情境进行了调适，彼此的沟通合作得以更加高效地展开。但这是否就是问题的最佳答案呢？人类是否只能一遍又一遍地作茧自缚然后再奋力挣脱呢？社会的发展究竟该何去何从一直是横亘在世人面前的难题，它还需要用我们共同的智慧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