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 晏 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一、现代汉语课程及教学的困惑

现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如对外汉语教学、文秘、新闻传媒等)的一门重要基础课。作为从事现代汉语教学多年的一线教师，笔者与很多同行一样，总体感觉是教学效果不尽人意，时常面临一些困惑。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来自学生的困惑。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已知与未知的矛盾不突出，对学生而言，教材中所写、课上所讲的有很多他们并不陌生，甚至在中学以至于小学阶段还学过不少(如基本的语法知识等)，因此难以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二是所学内容与语言生活实际有一定程度的脱节，学生们活在当下的现实语言生活中，特别还是网络世界的“主力军”或“生力军”，因此也是网络语言的使用者，而他们所学的现代汉语知识不消说与网络语言有很大的距离，就是与现实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语言也有不小的差异，由此易对所学知识的可信度及适用性等产生怀疑；三是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掌握不牢，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提高也不明显，由此就对本门课程的“有用性”产生怀疑。

其二是来自教师的困惑。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教学效果难尽人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但是往往又难以对症下药、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二是文字、语音、词汇、语法、修辞五章传统课程内容的安排相当丰富，但教学课时数却相对较少，甚至一减再减，由此形成比较突出的矛盾；三是在“规范”语言知识与实际语言运用现象之间取舍困难、犹疑不定，最后的选择往往是跟着教材走，而疏离现实的语言生活；四是跟其他相关平行或后续课程(如《语言学概论》以及一些相关的选修课等)不太好衔接，一定程度上造成某些讲授内容多余或残缺。

上述来自学生以及教师的困惑当然不会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而是有着很深刻的原因与背景，其中最主要的大约有四个方面。

其一，课程的定位不够清晰明确。现代汉语到底是一门知识课，还是技能(工具)课，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如果是兼而有之，那么以哪个为主，怎样分配课时比较合理？这方面可能每个人的认识都不完全相同，因此，总体而言就更加模糊了；如果再具体到不同地区、不同高校的教师，差异自然就更大了。就具体的教学实践来看，多数都以知识讲授为主，对语言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不够，或者是保障不力。

其二，教师的素质与能力有待提高。就一般的情况而言，年轻的现代汉语教师往往各有所学(如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方言等)，但恐怕一时还难以做到融会贯通，进而形成对本门课程内容的高水平、无死角覆盖，而这一点必然也会在讲授内容的安排与取舍上反映出来。有的老教师知识更新速度慢，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知识老化，特别是对近年来发展很快、进步明显的语言规范观了解不多、重视不够，“纳新”程度不高。由此又会直接影响到对当今语言使用状况及其发展事实的认识与评价，比如有时会对一些新的语言发展变化现象视而不见，甚至是持否定态度。另外，据笔者的观察与了解，有不少现代汉语教师不太了解学生的语言文字实际应用状况及需求，往往被教材牵着走，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五大部分都要兼顾，但哪部分都不能割舍，致使没有明显的重点或重点不够突出。

其三，教学手段使用不当。现在的课堂讲授普遍使用PPT文档，有的教师有时达到“无节制”的地步，并且循环使用，以不变应万变，由此而成为一种新形式的“照本宣科”；作为学生则只管用手机拍照，甚至连笔记都省掉了。因此，客观地说，一些教师与学生都产生了严重的PPT依赖症。正常的教学过程与环节被一定程度地压缩、扭曲甚至于变形，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戕害了现代汉语课的教与学。

其四，课时数普遍只减不增。各高校基本上都是过几年修订一次教学计划。对现代汉语课程而言，基本都是只减不增。这在客观上也影响了相关知识的系统传授，特别是学生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训练与提高。以下是笔者对部分高校《现代汉语》课时数的调查(见表1)。

二、某些教材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认为，高校现代汉语课的教与学过程中存在的上述困惑与问题，到了必须彻底解决的时候了,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当抓住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教师，二是教材。关于前者，比较复杂，我们准备另文专门讨论，这里先简单地提出以下几点想法与建议。

一是不断补充新知，除学界近年来对现代汉语各构成部分的本体研究成果外，还应注重补充相关的理论知识，比如语言的规范观、发展观及一系列与“应用”相关的知识等。

二是准确把握本门课程的性质，明确其“工具”目的，进而确立“有用”原则，即本门课程是以解决学生的语言文字实际需求、培养与提高其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为出发点与归宿的。

三是关注当下实际的语言生活，现代汉语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作为现代汉语教师，自然也应与时俱进。这不仅体现在知识上，也应当体现在对当下语言及其使用状况的了解、认识与所持的态度上。

本文主要讨论第二个方面，即教材问题。

总体而言，当下的现代汉语教材数量众多。如果用“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来形容，大概也不是太夸张。其中，既不乏像黄廖本这样的“常青树”，更有一些作为“后起之秀”的新编教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一些质量一般、甚至较差的教材，在不同的地区及学校使用。这样，综合来看，总体的情况也并不是非常乐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编写者水平参差不齐，由此造成了所编教材大致也是如此；二是有些教材从框架到内容多陈陈相因，难有大的改进与突破；三是有些教材知识陈旧，对新的研究成果反映不足；四是有些教材观念陈旧，由此导致与当代语言发展变化的事实有较大程度的脱节。

笔者曾经撰写过《现代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发展观》一文，指出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在现阶段的大学现代汉语教材编写和教学活动中很少体现，由此就造成了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现代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发展观亟待加强[1]。

语言是发展的，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就此指出：“每一个词、每一个语法成分、每一种说法、每一种声音和重音，都是一个慢慢变化着的结构，由看不见的、不以人意为转移的沿流模铸着，这正是语言的生命。”[2]赵元任也说：“只有闭眼不看语言演变的事实才能守住旧传统始终不变的错误观念。语言是在变的……演变的最大的社会力量之一是中国人所说的‘习非成是’。错两次固然变不成正确，但是次数多了，什么错误都会变成正确。”[3]

笔者长期从事现代汉语史(即百年汉语发展演变史)的研究。我们把现代汉语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1919—1949、1950—1978、1979至今。国内几部影响最大、使用时间最长的现代汉语教材的知识体系和规则系统，基本都是截取其中的一个阶段(第二阶段)的语言运用实际来总结和确立的，并且基本也是“以不变应万变”，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后来编写的大量教材，往往在具体内容上也跳不出上述教材的窠臼，所以既与前一阶段，也与后一阶段的语言实际产生一定程度的参差。由此，自然也与当下实际的语言使用状况及面貌产生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距离。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现代汉语教材对现代汉语的演化或变化重视不够，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所以我们才要提出“现代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发展观”问题，并就此再度进行申说。

以下，我们由具体的语法现象入手，以一部教材为例，来看其对相关现象的处理和表述，以此说明语言发展观的缺失及其在教材编写中的具体表现。希望能够借此引起更多从业人员的关注，并最终使这个问题得以较好地解决。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并没有刻意地寻找符合我们“要求”的所谓“典型”教材，而是就笔者手头所有，随便取用一部，而其所反映的问题，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并非极端的个例。我们的考察对象是《实用语法修辞教程》[4](以下简称“《教程》”)，有文评称其“简明、新颖、实用”[5]，评价不低。

(一)对语法现状的描述和说明

这方面的内容最为多见。《教程》第12页在谈到名词的语法特征时，指出其“不受副词的修饰”；在第14页谈到名词兼形容词时，其中兼为形容词的举了“不科学”“很规矩”和“很痛苦”等几个例子，然后指出“这类情况并不很多”。如果我们再看其他教材，不少也都有类似的表述。

如果把时间定格在现代汉语的第二阶段，情况基本属实；而如果放在第三阶段即当下，这样的表述就不一定完全切合语用实际了，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较多数量的名词可以接受程度副词修饰。关于这一现象，早已引起很多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为数众多。以下我们酌举数例：

(1)机械专业大三学生黄圣晖说,系统很人性也很贴心。(《中国青年报》2016.11.16)

(2)应该说，这两个方面的规定都是非常原则的叙述。(《人民日报》2017.8.25)

(3)汇报当中，其他的县委书记谈得比较常规：是怎么做的，怎么发展的，优缺点是什么，还有自我批评等内容。(《学习时报》2018.2.5)

(4)协奏曲这一音乐形式是西方观众很熟悉的，但是琵琶协奏曲让他们感受到完全不同的画面和色彩，很中国。(《人民日报》2018.3.23)

上述用例都不是偶能见到的，有些甚至已成为比较常规的用法，例如“很中国”。我们调查了《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从1996年11月3日出现第一个用例，至今共有73例。其他如“很/非常/比较原则”“很/比较常规”等也都比较常见。

《教程》第13页谈到，大多数动词能带宾语，少数不能带，如“休息”“起诉”“示威”“带头”“指正”“通航”。《教程》之外，很多教材在谈到不及物动词的时候，也都会举一些例子，如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重订本)》就列出了“休息、播音、失败、点名、退却、防疫”等，而北大版《现代汉语(增订本)》也给出了以下一些例子，如“游行、咳嗽、休息、示威、醒”等。

当代汉语中，语法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不及物动词用法的扩大化，即有很多“传统”的不及物动词开始带宾语使用，其中有的还成为常规用法，一时也成为当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多。就《教程》所列的一组词来说，除“带头”外，差不多都有带宾语的用例，如：

(5)在“文津经典诵读”栏目，读者可以听到《诗经》等文化经典的朗诵版，在休息眼睛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韵味。(《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2.5)

(6)日前，安利公司起诉了部分销售刮码产品的网店。(人民网2020.3.11)

(7)上课前，教练会把一些需要练习的项目先发给我，然后开视频，他先给我示范，我再做，尽量找角度让他能发现指正我不规范的动作。(中国新闻网2020.2.15)

(8)(南宁)已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30条，通航国际及地区城市26个，实现东盟十国全覆盖。(中国新闻网2020.1.23)

相对来说，“示威”属于比较典型的不及物动词，基本不带宾语，但是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比如以下一例：

(9)印度遭遇30年不遇酷热 民众上街示威政府应对不力(《环球时报》2012.7.5)

此例表示的是“因政府应对不力而示威”，只是这样的形式目前只见于标题中。

除以上用例外，其他一些教材所列举的不及物动词也有一些带宾语的用例，如：

(10)2月14日，中消协点名“海豚家”等商家，在消费者下单并且支付成功后采取单方“砍单”行为，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北京青年报》2020.2.15)

(11)对于在嘉捷园区内为国家防疫新冠病毒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小微企业，给予2020年2月房屋租金100%的全免。(人民网2020.2.14)

(二)关于改错问题

很多教材在语法部分都设有“改错”的内容，并且配有相应的练习。在这方面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从“传统”的知识出发，列举一些“误例”，然后对其“致误”原因进行分析。上述工作一般被称为“规范评议”。施春宏曾对语言规范评议失误进行过较为全面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各种评议失误的依据(理由)进行总结和归纳，主要列出以下一些：汉语或普通话中没有或很少有这类表达方式；不符合必要性、普遍性、明确性的原则(比如说汉语或普通话中有了等义的说法，就没有必要另外创造或吸收)；运用词语或语法结构时不能走样，要保持本色；不符合语法规则、逻辑原理或约定俗成的原则；不合乎典范作品的一般用例，不符合语言学著作或词典的描写规范；语言污染[6]。

如果按时下广受认同的语言规范观与发展观，上述各项依据与理由多是站不住脚的，比如第一项的“汉语或普通话中没有或很少有这类表达方式”。因为语言与世上的万事万物一样，都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发展就意味着创新与变化，其结果必然是产生一些新的、前所未有的现象，这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教程》改错的内容散见于各部分，其中不少也有可议之处。例如，第20页列举这样一个例子：“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出新的观点，却摆出一个权威的架势。”后边所作的提示是，句中的“个”应为“副”。

按，在现代汉语量词的发展中，有所谓“个化”现象，即具有相当强的量·名组合功能的量词“个”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出现使用的泛化现象[7]，其中也包括此前经常与“架势”组合的“副”。我们2020年3月14日以“个架势”为关键词在“人民网—搜索”中进行检索，共得到含这一组合形式的文章34篇，比如：

(12)有些散文作者，只要一写历史题材，就端着一个架势，用史料把文章搞得密不透风，以为这就是文化关怀。(《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7.11)

其他“个化”的用例再如：

(13)“我们在家做垃圾分类有意义吗？不是最后都一个车拉走吗？”不少人会产生这个疑问。的确，混装混运会对垃圾分类造成“毁灭性”打击。(中国经济网2019.7.12)

(14)远处那几个房子，是我们村；那边半山腰，那一片房子，也是我们村。(《人民日报》2019.12.11)

(15)负压病房内的唐超慧要穿三层防护服、戴两层口罩、两个帽子、两副手套、眼罩、面罩，在工作6小时内不能吃饭、喝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0.1.28)

《教程》40页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每学期要进行十几次的考试，使学生不胜负担。”并指出其中的“的”应删除。关于数量词组与名词的组合之间能否加“的”，另一部很有影响的教材指出“由个体量词构成的数量词组表示个体数量，后面不能加‘的’字”，下边列举了“三个的人、八位的同学、五张的纸、两把的椅子”等，认为它们都是错误的形式[8]。

按，对这个问题，应当用“历史的眼光”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前者是指如果着眼于现代汉语第一阶段，这种加“的”的用例比较常见，因此属于常规用法[9]。比如以下二例：

(16)遇见我们学校干事部的几个同学，都骑着自行车，带着几卷的宣传品，在街上走。(《冰心文集》第一卷)

(17)(女儿)身上拥着大小七个的冰囊。(开明《若子的病》)

后者是指着眼于第三阶段即当代汉语，这样的用例虽然没有第一阶段那么普遍，但是也并不太少见。例如：

(18)这些队员对地形相对熟悉，并且都在箭扣地区参与过十几次的营救行动。(《北京晚报》2016.10.3)

(19)一心以为自己只喝了两三瓶的啤酒，酒精含量绝对不会超标并试图驾驶自己的小车上高速。(《法制日报》2014.10.15)

(20)孔宁感谢一同参与“热浪”行为艺术的热爱环保、富有爱心的200名的孩子。(人民网2018.8.20)

《教程》第46页认为，下面一例也是病句：“中国新文学奠基人的鲁迅先生十分重视翻译苏联文学作品。”书中给出的“致病”原因是多了一个“的”，认为应该删除。

按，对这里的分析，上述“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也同样适用。第一阶段这样的用例,如：

(21)我看到文化之首都的北京，这些有为的青年，是如此不负自己的使命。(学昭《别绪》)

(22)他大概是懂得一点国粹的拳术的。(鲁迅《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在现代汉语的第三阶段，这样的用例也不是绝对没有，例如：

(23)但为什么《伤逝》比当时所有的爱情小说都要深刻呢？这和思想家的鲁迅是分不开的。(《福建日报》1984.3.10)

(24)此时，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国，在干什么呢？(人民网2017.3.9)

(三)关于倍数的使用范围

《教程》第19页指出：“倍数只能用于数目的增加，不能用于数目的减少。”按，这一点，几乎见于所有教材，堪称“经典性”的表述。然而，在现实的使用中，“犯规”的用例虽然不能说越来越多，但也确实时有所见。有人就此指出：“在人们的口头交际中，在出版物、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体中，使用倍数缩减式的现象，不但没有绝迹、收敛，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更是这样。”[10]以下就是这样的用例：

(25)西兰花、荷兰豆等特菜的价格整体下跌30%左右，个别品种价格下降两倍多。(新华网2006.2.4)

(26)吸烟者每天喝1杯绿茶肺癌发病率降低12.7倍(《生命时报》2010.1.27)

(27)在莫斯科伊核问题谈判上，各方建议伊朗将纳坦兹铀浓缩厂生产的浓缩铀浓度降低三倍。(中国新闻网2012.6.18)

(28)俄罗斯内务部部长弗拉基米尔·科洛科利采夫当地时间30日表示，俄罗斯近三年来恐怖袭击数量减少了一倍。(同上2013.10.30)

(29)美军计划用战机发射小卫星 费用或降低数十倍(《环球时报》2015.2.9)

三、关于现代汉语课程的思考

以上我们所做的事情好像就是找几个现实中的用例，来否定《教程》或其他教材中的某些表述，而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我们认为这里涉及现代汉语课程的教材编写以及教学原则问题。大致言之，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现代汉语的历时性

按多数人的意见，现代汉语确立于“五四”时期，至今已有一百年时间了。这一百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拉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也发生了巨大的、多方面的变化。

现代汉语虽然是一个共时的概念，但它本质上应该是一个历时的存在，即它已经有了一百年的发展史。作为以之为讲授对象的现代汉语课程而言，应该提出基本的要求，这就是时间上的全程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知识内容覆盖面的增加。比如，上述的不及物动词扩大使用范围，以及名词与程度副词的组合现象，在现代汉语的第一阶段都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在一些长期以来被认作普通话语法规范的现代白话文作品中，都有充分的表现(以上所举部分用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一点)。因此，它们在第三阶段即当下的表现，属于一度趋于退隐的旧有现象的“复显”，其本身在现代汉语的三个阶段中构成了“有—无—有”或“多—少—多”的发展线索[11]335-339。

在“普通话”定义的三句话中，第二句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而一般的论著在这一句下，往往要补充一句“以典范现代白话文著作中的一般用例为语法规范”。其实，这是根据今天的语用实际作了一定的“排除”，即用“一般用例”把那些与后来有差异的现象排除在外。比如，有人在谈到普通话的语法规范时，明确地把鲁迅作品中的“一匹猫”排除在“一般用例”之外[12]。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今”度“古”，是语言发展观缺失的表现。我们通过对第一阶段语言事实的调查，看到量词“匹”与指称各种小动物的名词性词语组合的用例比较常见，完全属于当时的一般用法[11]234。

(二)现代汉语的当下性

我们提出现代汉语的当下性，不仅因为它的历时范围涵盖当下，而主要是进一步强调它的立足点，即无论是着眼于学习还是使用，现代汉语都应立足当下，而现代汉语课程自然也应如此。

所谓立足当下，大致有以下几个要点.

其一，就现代汉语的使用者来说，是活在当下的，即现代汉语是他们在当下使用的、活着的语言。这样，在教材的编写以及实际的教学中，就应充分考虑到语言用户对语言现实的认知与感受，使二者之间尽可能保有较高的一致性。

其二，就现代汉语课程来说，它也是活在当下的，即它应该实时、准确地反映当下语言及其运用的实际情况。这样，在教材的编写及实际教学中，就要尽可能地切合语言实际，反映其基本、一般的实时面貌。

其三，就现代汉语课程的学习者来说，学习本门课程的目的，是学以致用，是掌握及学会使用当下活的语言，来为现实的社会生活服务。这样，在教材的编写及实际的教学中，就要充分考虑与满足学习者的上述实际需求。

(三)“二性”下的现代汉语教材及教学

我们提出上述“二性”的目的，是强调在现代汉语教材与教学活动中都应当充分考虑并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历时性与当下性，而这也就是本文题目中所说的“现代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发展观”。

现代汉语的历时性，要求我们不能无视第一阶段具有代表性或时代特点的语言现象，因为无论是经典作品(很多都出自本阶段)的阅读，还是当今的中小学语文教学，都会直接面对它们。比如，以下是朱自清《背影》中的两个用例：

(30)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

(31)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

前一例中，“少年”，按《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下同)的释义，指人十岁左右到十五六岁的阶段，以及这一年龄段的人，而这里用的却是古义，指“青年男子”。这一义项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用〈书〉(按指书面语)标出。句中的“支持”，今天通常用“支撑(勉强维持)”来表达；句中的“那”音nǎ，义同“哪”，今字形作“哪”。

后一例中的“为了”义同“因为”，表示原因而不是表示目的。类似的用例，在早期现代汉语中比较多见。《现代汉语词典》此条下给出了一个“注意”：“表示原因，一般用‘因为’不用‘为了’。”

如果考虑到现代汉语的当下性，我们的现代汉语课就应当更加密切地关注当下的实际语用情况，并且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对其有所反映。比如，关于倍数的用法，不妨采取有的研究者的建议：“与其不停地花精力去纠正它，规范它，不如在语法书中承认它的存在，只是要作一些必要的解释。”[13]在叙述完“一般”的规则后，不妨加一句：“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倍数用于减少或降低的用例，这既是古已有之的传统用法的复显，同时也应与英语等表达式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对于那些经过“有—无—有”或“多—少—多”发展的现象，也应该适当做出说明。比如，关于名词的语法表现，不妨加一句：“在早期现代汉语中，名词受程度副词修饰的现象比较常见，近年来用例也越来越多，这是名词本身及其使用多样性的反映。”或者，也可以考虑在教材中适当地加上“现代汉语语法在当代的发展变化”之类的内容。如果教材确实限于篇幅及体例等无法反映由现代汉语发展而带来的以上诸多变化，那么在教师的实际讲授中，这部分的内容无论如何也是不应当缺失的。

最后，我们要对现代汉语课程的教材编写者及讲授者提出以下几点呼吁。

第一，摆脱“教学语法”的影响，加强语言发展观的建设，并用之于教材的编写与现代汉语教学实践中；第二，关注最新的研究成果，适时地把规范度和可接受度较高的与“传统”语言现象有所不同的现象纳入教材及具体的讲授中；第三，关注新语言现象，在介绍“传统”知识的同时，也可以适当地补充一些新的内容，使讲授内容更切合当今的语言运用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