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剑华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萧军之所以能够蜚声文坛，并不是因为《八月的乡村》写得有多么好，而是因为鲁迅为《八月的乡村》所作的那篇“序”，赋予了他以超乎想象的莫大荣誉。从此以后，萧军虽然再也没有写出超越《八月的乡村》的文学作品，但对于他本人来说，一部《八月的乡村》就足够了，因为鲁迅已经“钦点”过，这是一部“显示着中国的一份或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的“好书”[1](第6卷，P296)，而萧军则更是视其为一部“非凡的意义伟大的东西”[2](第18卷，P234)，用他自己那毫不谦虚的话来说：“以《八月的乡村》给中国文坛和时代开了一个新起点，以我的艺术给了中国文坛的提高，使鲁迅先生见得后继者的欢喜。国际(尤其日本)因我的作品而使中国文艺提高了国际地位……《八月的乡村》引激了‘七七’抗战。”[2](第18卷，P526-527)他甚至还夸张地认为：“还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够这样密切地和现实配合像冲锋号那般的关系……对于眼前的小成绩我是鄙视的，虽然仅是这一点已不是任何人所能有的了。”[2](第18卷，P801)正是由于鲁迅对《八月的乡村》的推崇和赞誉，过度自我膨胀的萧军信心满满地把自己视为是“鲁迅精神”的传承人，而学界也默认他继承了鲁迅的“精神遗产和‘鲁迅大弟子’所带来的声誉和地位”[3]。但问题是：如果萧军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又一面“旗子”，那么，他为什么不在国统区同郭沫若、茅盾等大作家一争高下，而非要跋山涉水到偏僻的延安去发展自己的文学事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