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涛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杭州 311300）

当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踏入浙西天目山这块古老而神圣的土地，浙西人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愿做亡国奴的浙西人民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出了最后的吼声，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用浙西抗战文化组建了坚固的钢铁长城。向中国和世界人民见证了无比坚固的意志和信心，营造了浓郁的抗战文化氛围。“民族是一种文化的共同体，文化消沉，即暗示着民族灭亡；文化繁荣，即预兆着民族复兴”。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半个世纪前找出的那样：“我们要战胜敌人，光靠拿枪的部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2]。在历史的进程中，文化革命与民族革命有相互推进的原动力，民族战争与文化战争也常有同时并进的战斗力，所以一个民族发生战争的时候，文化作为支撑军事、政治、经济的共同背景，也是一切战斗潜在力的本源[3]。浙西抗战文化密切配合着军事、政治的进攻、发挥摧毁敌伪文化侵略的作用，因此处于引人注目的地位。浙西抗战文化通俗易懂、老少皆宜、生动形象，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其内容丰富、新颖、深刻、言简意赅、无论是烽火中民族文化馆、民族通讯社抑或是年鉴和志书的编纂、木刻和绘画艺术以及《浙西日报》《民族日报》，戏剧业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天目书院都在近代以来的抗战文化史上都书写了光辉的一页，浙西人民就是用这一颗颗文化的星星之火，点燃了浙西抗战前进方向。

一、颇负盛名的民族文化馆和名列前茅的民族通讯社

民族文化馆克服重重困难，在国民党浙西行署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通力合作携手并进下，于1940年4月18日成立，领导和开展浙西抗战文化工作。民族文化馆出版过“浙西对敌斗争丛书”和“浙西抗建丛书”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艺术等多个领域。民族通讯社于1939年12月24日发行文稿并且于1940年元旦杭州沦陷日正式成立。举办过四种通讯业务，暴露敌伪阴谋。

（一）颇负盛名的民族文化馆。

政治方面：《浙西对敌斗争的新决策》《天北政治得失评判》《敌事变政治总清算》、《敌南方侵略图》等作品在浙西家喻户晓；经济、金融方面涵盖：《浙西经济调查》《於潜经济调查》《战后的建设》《浙西金融问题》等纷纷出版；军事方面：《天目山保卫战》《敌伪对浙西西京杭国道的封锁》描绘出抗日健儿们不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暴，广泛地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壮丽图景；艺术方面：出版过《今夜又是好月亮》《艺术丛书》等作品。与此同时，民族文化馆下设编辑部和资料部，其中编辑部是人才荟萃的地方，先后担任主任的陈元善、陈守实、沈达甫都想到有实力，编纂过《抗建丛书》《民族月刊》《敌伪研究》《抗战史话》资料部备有中外文书籍5000多册，贮藏的图书门类广泛，其中有当时被列为禁书的毛列主义文献，如《资本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同时收藏了大量日伪报纸以及刊物如《新中国报》《平报》，这些文学“尽着一个伟大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给战士们传递抗战文化”。除此之外，民族文化馆对敌伪的研究无与伦比，如《浙西敌伪动态》《半月敌伪动态》《浙西敌伪研究丛书》，洛虹《现阶段的日本财政》。这些著作天目山文化人发挥了自己的优势，服务于天目山抗战，成绩令人惊叹。

（二）名列前茅的民族通讯社

民族通讯社自成立之初，发行过四种文稿。甲种新闻稿，最早发行，中间没有停顿，一直到抗战结束；乙种通讯稿，弥补了甲种受篇幅的限制，无法详尽叙述事情的原委。丙种为时论稿。丁种为特约稿，丁种稿内容分为战地通讯，敌后通讯敌伪研究，时论译著等项。抗战中期，民族通讯社所处的地位，据若干大报馆的编辑人员评论道：“目前国内新闻通讯中，除专以播发电闻为主的国营中央社外，若以所发长篇地方通讯稿而论，则民族通讯社几乎要列第1位了”。

二、年鉴和志书的编纂

天目山地处浙西抗战前线，在动荡中支撑，却没有忽略对抗战历程的录写。1942年7月，浙西行署决定编印《浙西年鉴》。内容为：抗战以来浙西大事综述，浙西之沿革及其土地、政治、政工与军事、经济、财政、社会、抗战中的浙西人物，浙西抗战中的重要法令与文献，抗战以来浙西大事记等。编写温廷龄在极其艰苦危难下竭尽心力，完成《浙西年鉴》巨著。

三、木刻与绘画艺术欣欣向荣

（一）木刻

抗战的炮火把浙西各地的艺人轰到一起，他们联合起来，组成艺术社团、推动艺术的发展。他们介绍木刻艺术经验，让更多的人投入到从艺的热流中，壮大艺人队伍。木刻在天目山抗战的宣传中成长起来，从艺人越来越多，刚入门的人和有兴趣的人希望得到行家的帮助，掌握要领，减少失败，黄守坚顺应了这种要求，发表《献给初学木刻者》一文，介绍经验：①有了适当体裁后，还需要注意制作方式，那就是你所要用的方法，②作品要通俗化、大众化。因为木刻是一种近乎大众化的艺术，在宣传上它一定要贴近大众，这样才可以发生力量。天目山美术工作者创作的大量反映抗日救亡的漫画和木刻作品，发表这个浙西人民的报国情怀、使人们奋不顾身地加入到抗战序列，对动员民众抗日起到积极作用，《浙西日报》热情鼓励从事木刻的青年，战区军政干部训练团第三期学员学习木刻的积极性很高，因此，木刻艺术在浙西天目山地区取得了丰收。

（二）绘画艺术

在浙西抗战艺术时，绘画具有一定的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浙西抗战，弥补了浙西天目山抗战史上的不足，比如：黄吟笙的“枯树寒鸦图”。画出二个大乌鸦立在一个樟树上，布局甚是险齐。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险歹毒，以及中华民族对未来抗战胜利的殷切期盼。张苕滃的画以国画为主，兼取西洋画的长处，他的作品《逆水行舟》得到普遍推崇，反映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

四、《民族日报》和《浙西日报》争奇斗艳

（一）《民族日报》

《民族日报》是活跃于浙西抗战前线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报纸，是抗战时期浙西前线的一面旗帜[4],它以坚持团结，说真话，摆事实，讲道理为办报方针[4]，在宣传抗战方面又有其独特的地方，既反映全国、全省的抗战形势，又充分反映了杭嘉湖或者浙西地区的抗战情况，是当时浙西的第一大报纸。1939年1月5日,在中共浙江省委和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共同努力下,浙西《民族日报》终得以创办，其是由国民党主办的，共产党和爱国进步人士共同参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民族日报》从创刊到停刊不过短短六年时间，期间经历了两次改组，其初期所宣传的思想内容包括：①宣传抗日英雄事迹，刊登民众的爱国抗日斗争；②报道日寇的丑陋恶行，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③反映人民群众的民主生活，关注国际动态时事发展。其后经历过改组，改组之后宣传的内容包括：①仍然是宣传积极向上的抗日内容；②后期积极宣传反共思想，为其一党独裁作铺垫。历经波折，并与1945年9月改组为当代出版社，停止办刊。纵观《民族日报》的发展，显示的是国共两党战时关系的演变，反映的是浙西人民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体现的是报刊文化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报社内爱国进步的新闻工作人士为维护《民族日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付出了巨大努力，称得上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史。

（二）《浙西日报》

抗战初期群情激奋，大办报刊，游击区的势头犹如雨后春笋。这些报刊条件差，油印占绝大多数，版面小，且容量有限，报刊业的兴旺急需出现一份质量高，涵盖面广的浙西大报。《浙西日报》于1939年元旦在於潜棠公山应运而生。报纸肇办，编辑人员稀少，且容量有限，没有电台纯粹靠借用他人房屋作报馆，随后报业迅速发展，人手需要越来越多。1940年5月《浙西日报》“嘉崇桐”版在嘉兴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播抗战的消息，发挥了反击敌伪报刊的蔓延的作用，《浙西日报》自创刊之初其对经济问题尤为关心，范围大到国际社会，小到体恤民情，发表过许多观点鲜明，见解深刻对抗战具有积极意义的文章，特别是在青年和妇女问题上，为他们奔走呼号，《浙西日报》一方面鼓励青年积极从军，捐躯国难，另一方面日报为妇女同志争地位，鸣不平，成为其倾诉心声的好地方，《浙西日报》拉近了报纸与青年妇女的距离，成为其喉舌。

五、戏剧业蓬勃发展

浙西抗战文化一个是新闻高潮，一个是戏剧高潮。文化界本身曾受到了一次戏剧宣传的深刻刺激，于是从演剧技巧的改进、内容的选择、经过若干次的实验，甚至透过观众，为观众所需要，所能接受，于是这个戏剧的高潮起来了。戏剧与报纸一样，首先在游击队所属的政治团体中兴起，1938年诞生的“三三剧团”和行署于1941年元旦组建“民族剧团”，高质量的演出提高了天目山剧团的档次。在浙西剧团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剧团是话剧，民族剧团是最前线剧团、前哨剧团。大多数戏剧以抗战作为题材，如《天字一号》《血洒晴空》《家破人亡》《放下你的鞭子》《查粮》《劳军》等。话剧中以《雷雨》影响最大，只要一上演基本上万人空巷，都变现爱国主义精神，激发观众抗敌御侮的义愤，最前线的剧团直属于省第五政工队，位于临安罗塘里，距离敌据点只有20多里。19日在天目山再次上演《日出》，《麒麟塞》，8月1日在於潜演出《未婚夫妻》《红色马》《廿五分钟》，5月20日为欢迎嘉兴工作人员脱线，在朱陀岭举行公演，《女起解》《捉放曹》《打严嵩》搬上了舞台，其影响轰动一时，不料日军猛攻天目山，浙西行署转移剧团在汤家湾继续演出。天目山“七七抗战纪念堂”里，黄健、张家声等8名男女演员在排练话剧，于1941年元旦演出《军用列车》和《平步登天》，民族剧团诞生了。活跃于抗战前哨的民族剧团，用戏剧形式调剂生活，融洽军民关系，推动浙西剧运的发展[6]，为浙西，甚至东南剧团增添了一道闪亮的名片。

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前沿阵地—天目书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西行署进驻天目山，于民国29年6月1日，在东南抗战的前沿阵地-天目山太子庵组建起“天目书院”，担当起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责任，毅然决然地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天目书院为浙西行署学术研究机构。院长为前清秀才、考古学家、留法文学博士张天方，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天目书院仍然冒出以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书院，对经学、哲学、史学、艺术、考古等领域开展广泛研究、交流。①考古活动，张天方和蒋大沂热衷于考古活动，1940年春，两人从上海来到天目山，边走边留意当地古物，这年，到於潜绍鲁瓷街头考古，挖掘北宋瓷窑，获得大量瓷器，并且发掘古墓，1943年在张渚东北石灰矿穴中发现古动物牙齿。截至1944年6月，天目书院收集的古物”，计石器28件，陶器146件，瓷器264件，砖瓦147件。1945年8月，日军进犯昌化，杭州沦陷前，浙江天目书院将文化先古物运到天目山保管，又进一步把古物迁藏至石瑞乡深藏，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②古文化研究，天目书院在《民族日报》上开辟《时代文史》，后改《文史》主要介绍古代文化知识，公布学者研究所得。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1943年冬从皖南获得一套通志，张天方写成《元椠通志跋》于1944年9月22日刊登在《民族日报》上；在莫干山转移到天目山的一批藏书中，张天方用骈散结合的方式著作一篇《送碛沙版版藏经入禅源寺老殿记》；将近万人参加了场面隆重的浙西忠烈祠衣冠藏，张天方担任礼仪编制工作，他根据古礼和浙西风俗写成《浙西忠烈祠衣冠墓丧葬仪注议》。除上述文章外吴先文的《书院制度》《论民族文化》，潘尊行的《光韵研究》，《文学八讲》对天目山古文都有一定深度的研究和造诣。③学术讲座，天目书院的功能在聚徒讲学，传播思想，开办学术讲座,进行临时讲演，开展巡回讲授，共举办四期，第一期在太子庵开办，从6月1日开始到8日结束；第二期招收住院研究生,但是一到一月,日军流窜临安，有逼近天目山之势;第三次在1941年进行遭敌机轰炸，被迫停办；第四次地点在浙西忠烈祠，这四期学术讲座分别讲授《中庸》《大学》《荀子》《中国学术思想》等传统文化，这些学术讲座为浙西抗战文化的繁荣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七、结语

浙西抗战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抗日文化史上斗争艰辛、成就卓越、经验丰富、特色鲜明的光辉篇章；是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抗日文化的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闪耀在浙西、东南半壁的一道明星；是新时代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依据和参照。浙西抗战文化在民族文化馆、民族通讯社、年鉴和志书的编纂、木刻以及绘画艺术、戏剧业等方面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浙西地区因此成为浙江乃至中华抗战文化的圣地。尽管，由于环境险恶，敌伪与日寇对天目山抗战文化进行了种种限制和压迫，但是浙西抗战文化依然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发展成长起来了， 浙西文化工作者深入当地工农兵中，发掘民族特色，倡导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大众化和通俗化[7]，发挥了其应有的威力和作用，浙西文化工作者这种以民族大义为重，不分思想与信仰的大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则在抗战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8]。新时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浙西抗战文化中形成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文化传统[9]，凝聚团结爱国，不屈不挠的浙西抗战文化的宝贵精神，像投身于当年民族救亡那样投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壮丽事业中去，同时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自己的全部光辉，书写大写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