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余龙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1938年1月，蒲风担任国民党陆军一五四师一六二旅九二二团的团部书记室主官。1939年春，蒲风辞去该职务。同年4月，母亲赖秋传去世，于是蒲风重回故乡。1940年8月，蒲风偕同妻子谢培贞离开广东梅县。在滞留故乡的一年多时间里，蒲风没有停止诗歌活动，不仅出版了《儿童亲卫队》《取火者颂集》《鲁西北个太阳》等诗集，而且创办或编辑了《七日诗刊》《中国诗坛岭东刊》《战时文艺》等刊物，继续身体力行地推动诗歌大众化的发展进程，借之进行抗战宣传和政治动员，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战争之中。客家方言长诗《鲁西北个太阳》和《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 (原名为《林肯，弱小民族救星》，完稿于1939年8月13日，仅比《鲁西北个太阳》早五天，由诗歌出版社在广东梅县出版单行本，以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解放黑人奴隶为主题，跟中国抗日战争并无直接联系)均诞生于本时期，目前暂时无处寻见这两本诗集的初版本。《鲁西北个太阳》完稿于1939年8月18日，原载于1939年《中国诗坛岭东刊》第2卷第2—3期，曾由诗歌出版社在广东梅县出版单行本。根据陈松溪的记叙，无论是1938年加入国民党陆军，还是1939年回到故乡任教，蒲风都受到过共产党的指示，就职期间都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1]结合蒲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立场，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将《鲁西北个太阳》与政治动员联系一起。“反蒋抗日”是研究蒲风的重要视点，它构成了其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基本特质。有学者把1936—1942年看作蒲风的创作高峰期，并且认为蒲风在本时期创作的诸多诗歌以“抒写诗人自我和民众的爱国热情，批判日帝的凶残无耻，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歌颂抗日将士英勇斗争和不怕牺牲的精神”[2]为主要内容。“虽然从大众化的角度来说，方言诗影响了诗歌的传播和接受，但也足见他积极谋求诗歌形式创新的努力与尝试”[3]，之所以要重新解读客家方言长诗《鲁西北个太阳》，不仅因为它体现了蒲风在诗歌形式创新方面的大胆试验，也因为它反映了蒲风的战时动员理念(尤其是政治动员思想)，希望借此探入“民族和国家最富细节的‘国家历史情态’”[4]之中。通过审视《鲁西北个太阳》这部“大众诗歌”的典范作品，既可以增进对蒲风诗歌创作的理解，也可以推动对蒲风抗战活动的认识，还可以深入观察政治动员与方言诗运动的关系。

一、“抗战热”、抗战宣传与诗歌大众化

谈到蒲风的诗歌创作，必然会提及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对诗歌大众化的倡导，这两点构成了蒲风诗歌的基本质素，同时也是解读《鲁西北个太阳》的重要依据。这里所说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相对较为抽象，不仅包括对广大中国农民生存苦难的描绘，还包括对民族救亡的反映，亦包括对政治局势的观察；至于“诗歌大众化”则比较容易理解，蒲风素来把诗歌视为作用于社会现实的一种文艺武器，为了尽量发挥出诗歌的宣传效果，他主张诗人必须让诗歌的形式和内容契合大众的实际需求。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蒲风之所以密切关注中国政治的风云变幻，也是出于团结御侮、共同抗敌的战时目标，跟他自己所说的“抗战热”(既指抗战的热潮，也指对抗战的热情)息息相关。由于蒲风始终强调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意义，所以他对信奉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满是恶感，对坚持对外作战的共产党心生好感，这恰恰也是蒲风选取范筑先这位抗日名将作为《鲁西北个太阳》主人公的重要原因。

纵观蒲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关注社会现实、倡导诗歌大众化是无法绕开的两个关键点，而且二者通常是融为一体的。客家方言长诗《鲁西北个太阳》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它不仅被倾注了蒲风一以贯之的政治动员思想，成为其抗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践行了蒲风长期坚持的诗歌大众化，成为“大众诗歌”的一个典范作品。想要评判《鲁西北个太阳》在蒲风诗歌创作历程中的历史位置，需要从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诗歌大众化的倡导两方面谈起。

众所周知，蒲风对社会现实始终报以密切的关注和殷切的希冀，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这种关注和希冀具化为对抗战的热情，即上文所说的“抗战热”。由于蒲风惯有的政治立场，他的“抗战热”跟中国政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诗歌内容来看，《鲁西北个太阳》可被视为表现“抗战热”的突出作品，它所叙述的范筑先英雄事迹极为契合抗日救亡的时代主潮，同时从中还可以看到作者的政治动员意图。为了让诗歌更好地表现“抗战热”，蒲风提出“打起热情来”的口号，在多篇文章里对之进行了阐发。例如《打起热情来》一文解释了“打起热情来”的主要含义，认为诗人应该“为当前懂得凄惨但除此别无出路的英勇的抗敌战斗，为天灾人祸而流离失所的万千同胞，为一切走向胜利的新生力量……而打起同情的热情的歌唱来”[5]；《感情·理智与意志》结合当时的抗战形势，提出诗人“应该是灵敏的感觉者，为一切社会现实而打起热情来”[6]；《抗战以来的新诗歌运动观》梳理了“打起热情来”在“七七事变”前后被提出来的经过，“那时候汹涌澎湃着的正是新浪漫主义思潮配合‘打起热情来’的实际需要，而产生出了热情奔放一泻千里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在最能表露人类心情的诗歌方面。”[7]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用诗歌“打起热情来”呢？蒲风认为诗歌是“抗敌的唯一武器”，必须使之适应战时动员的实际需要。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牵引下，蒲风创作了《鲁西北个太阳》，借此作用于当时的“抗战热”。抗战把所有中国民众都卷入其中，诗人也不能例外，向来关注社会现实的蒲风更是主动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战时动员之中，“在抗战声中，全人类为和平、为自由、幸福而战斗的炮火进行里，我诚然敢毅然不顾惜自己的业已存在的生命了。”[8](P56)《鲁西北个太阳》正是“抗战热”的典型产物，也是蒲风进行战时动员的重要工具，它同时具备抗战宣传和政治动员的功效。该诗以范筑先的个人经历折射出聊城保卫战的历史场景，具有激发读者抗战热情的鼓动作用。由于国民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再加上韩复榘的弃城外逃，使得聊城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日军侵占，“几回失败个羞辱，日本鬼子呀，今朝要来尽意在聊城伸报！”[注]出自蒲风:《鲁西北个太阳》，写于1939年8月18日，收入黄安榕、陈松溪编选《蒲风选集·上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59页。本文所引《鲁西北个太阳》原文均出自此版本，后面不再一一标注。然而以范筑先为首的将士并没有临阵脱逃，而是坚守“中国抗战到底！万岁！万岁哟！中华！”的信条，继续率领当地民众抗击日军。范筑先的牺牲不但没有令众人的抗战意志减弱，反而使之更加坚定地继续抗争下去，“范将军死了，崖等继续干/斗争会给与鲁西北，真是个太阳，光亮！”《鲁西北个太阳》以人物志的叙述形式表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奋勇抗争的激荡风云，范筑先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激励了广大人民群众继续为抗日救亡的目标不懈努力。

为了让诗歌创作跟社会现实(尤其是“抗战热”)之间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蒲风致力于推广诗歌大众化，试图在现代新诗与人民群众中间搭建一座桥梁。《鲁西北个太阳》是蒲风实践诗歌大众化的典型性产物，也是“大众诗歌”的代表作。讨论蒲风对诗歌大众化做出的历史贡献，不能不谈到一个诗人社团——中国诗坛社(原名“广州诗坛社”)。从实际情形来看，蒲风的诗歌大众化主张跟中国诗坛社密切相关，很难真正分割开来。在1937—1938年间，蒲风在中国诗坛社主办的诗刊《中国诗坛》(原名《广州诗坛》)里担任主编，对后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7年2月，黄宁婴、陈残云、鸥外欧等诗人在广州艺协诗歌组的基础上成立广州诗坛社，并且在同年7月1日创办《广州诗坛》杂志。在蒲风的提议下，《广州诗坛》在出版第1卷第1—3期以后，从1937年11月15日起正式更名为《中国诗坛》，办刊地址依旧在广州，陆续出版第1卷第4-6期、第2卷第1-6期；而广州诗坛社随之变为中国诗坛社，雷石榆、童晴岚、蒋锡金等诗人也加入其中，诗社成员逾百人。1939年5月1日，《中国诗坛》在香港复刊，出版新1—3号。1940年6月1日，《中国诗坛》从香港搬到桂林，出版新4—6号。1946年1月15日，《中国诗坛》在广州复刊，出版光复版第1—4期。1948年3月15日，《中国诗坛》在香港复刊，以丛书形式出版《最前哨》《黑奴船》《生产四季花》。以蒲风为首，中国诗坛社成员在推动诗歌大众化上可谓不遗余力，他们以《中国诗坛》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相关的诗论，从不同方面阐释诗歌大众化的理论问题。例如雷石榆的《开展大众诗歌活动》一文指出过去大众化诗歌基本都是运用国语写成的，在南方地区并不能得到广泛传播，“我们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中，不得不利用当地最流行的方言，创作易于传送的口头语歌谣。”[9]林林的《关于新酒旧瓶》认为想要实现诗歌的大众化，必须首先实现语言的大众化和形式的大众化，“要作得使大众听得来，唱得来，就必须运用大众的言语……反映新的大众的意识和感情，需要新的言语，因此，必然需要新的大众形式的。”[10]周钢鸣的《诗歌创作的几个问题》检讨了诗歌大众化的一个常见误区，那就是只注重语言的大众化，而不注重思想内容与生活形象的大众化，“这种大众化只是大众化的形式而缺少大众的和大众的丰富生活内容，因此大众也不喜欢这种空洞的‘大众化’的诗歌。”[11]蒲风在《现阶段的诗人任务》《抗战以来的新诗歌运动观》《目前的诗歌大众化诸问题》等多篇文章里系统说明诗歌大众化的丰富内涵与推行方法，已有学者对之进行过详细论证，这里不再赘述。中国诗坛社成员不仅在理论建构方面大力发展诗歌大众化，而且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努力践行诗歌大众化，数量可观的方言诗由此诞生，成为他们把新诗推向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重要途径。中国诗坛社成员只是在《中国诗坛》上便发表了萧野的《人民的声音》、文华的《教馆佬五字经》、楼栖的《复仇的火焰——长诗〈鸳鸯子〉之一》、王永梭的《矮幺姑》、陈残云的《喺我地乡下》、苗得雨《生产四季花》等近三十首方言诗，他们还通过其他渠道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方言诗，成为方言诗运动里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助力。《鲁西北个太阳》和《林肯，被压迫民族救星》便诞生在此种背景下，它们都是“大众诗歌”的重要成果。《林肯，被压迫民族救星》主要讲述林肯为解放黑人奴隶所做的巨大贡献，跟中国社会并没有明显的直接关联；而《鲁西北个太阳》以抗日英雄范筑先的英雄事例为题材，高度契合彼时民众关心的社会话题。相比之下，《鲁西北个太阳》比《林肯，被压迫民族救星》更能引起中国大众的注意和共鸣。以方言诗的形式推动诗歌大众化的发展进程，这是蒲风乃至中国诗坛社之于现代新诗史的独特贡献，为“大众诗歌”的繁盛起到了一定作用。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体验’尤其重要”[12]，这一点在蒲风身上同样表现得格外明显，他的生命体验深刻影响了他的诗歌理念与诗歌创作，《鲁西北个太阳》便是一个明证。整体而言，《鲁西北个太阳》可谓是蒲风关注社会现实、倡导诗歌大众化的代表作之一，它兼具了“抗战热”与“大众诗歌”的要素，构成了蒲风抗战活动的一个环节，推动了抗战宣传和政治动员的现实进程。当然，《鲁西北个太阳》具有天然的地域局限性，“从诗歌的真正大众化宣传的角度来说，方言明显阻碍了诗歌的进一步传播，造成了方言之外地区人民的阅读障碍”[13]，这也是方言诗的共同弱点，并非是《鲁西北个太阳》特有的问题。事实上，假如《鲁西北个太阳》能够在客家方言区起到应有的战时动员效果，那么它就已经实现了作者最初的设想，因为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运用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写成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通行于全国的，其初衷只是尽量多地吸引生活在客家方言区里的读者。

二、“政治热”、政治动员和政治立场

之前已经提到《鲁西北个太阳》同时具备抗战宣传与政治动员的双重功效，前者指向反映抗战情形的“抗战热”，后者指向表现政治形势的“政治热”(既指政治的热度，也指对政治的热衷)。也就是说，除了反映“抗战热”、开展抗战宣传以外，表现“政治热”、进行政治动员也是《鲁西北个太阳》的重要创作动机。1937年10月12日，蒲风写下《由〈钢铁的歌唱〉说起——〈抗战三部曲〉代自序》一文，该文谈到了“政治热”的相关问题，呼吁诗人应该提高对中国政治的重视程度，“到了今年夏、秋，抗日热，抗战热又使得我高呼出‘打起热情来’，提高我们新诗人的政治热，务使诗人能与大众的热情溶成为一。”[14](P2)正是因为蒲风长期注重“政治热”，所以他的《鲁西北个太阳》带有明显的政治烙印，并且具有一定的政治动员效用。

种种生活经历使得蒲风十分关注政治形势，养成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于这一点，早已有人指出过：“蒲风是位政治敏感的诗人，在民族矛盾居于突出地位的情势下，他并没有忽视国内阶级矛盾的存在。”[15](P35)“双杆齐下”(即同时运用战士的枪杆和诗人的笔杆，为抗战作出尽可能多的贡献)，正如蒲风自己所说：“来吧！诗人，战士！我们用刀，用枪，用笔，用歌唱来打杀疯狂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罢！”[注]蒲风：《〈时代进行曲〉序》，写于1937年12月21日，收入黄安榕、陈松溪编选《蒲风选集·上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44页。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说，蒲风之所以强调“双杆齐下”，主要是为了让诗人在“抗战热”与“政治热”里发挥出更大的宣传作用，切切实实地反映出当时的风云变幻，而不是单纯依靠自身的文学想象力。从20世纪30年代起，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是中国的基本国情，长期关心政治走势的蒲风以“双杆齐下” 的方式对之进行反映，并且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种状况即便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依旧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鲁西北个太阳》虽然以抗日救亡为主题，但是它与政治动员的关系同样不能被忽视，从中依旧可以看到蒲风素来持有的政治立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仅蒲风一人格外重视政治动员，而且许多中国诗坛社成员也对政治动员十分关注。在抗日救亡成为全国民众的首要诉求以后，中国诗坛社顺时而动，通过诗歌大众化的诗学实践向人民群众散播抗战理念；与此同时，蒲风、林山、林林等多位中国诗坛社成员都具有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或者亲近共产党的政治倾向，他们在开展抗战宣传之际并没有忽视政治动员。例如林林提出应该采用多种多样的诗歌形式，从而适应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叙事诗、抒情诗、政治诗、讽刺诗、儿童诗、农民诗等诗歌类别都有其存在价值。[16]而政治诗与讽刺诗历来是政治动员的文艺武器，能够在其中发挥出不错的宣传效用。可非把方言街头诗歌视为诗歌大众化的代表性成果，认为当时军事动员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可是政治的文化的民众的总动员还十分的不够。政治的文化的需要改革，大众生活需要绝对改善，这很必要诗歌艺术去宣传鼓动的”[17]，所以方言街头诗歌应该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在诗歌大众化中起到更大的作用。穆木天强调抗战文艺不只是描写前线将士的奋勇作战场景，还包括反映大后方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虽然他主张抗战文艺应该重视对政治动员的表现，诗人应该“深深地握住政治的契机”，但是他反对“政治主义”的误区，指责堆砌政治术语、机械理解政治的做法，“只是用自己的思索观念地把一些政治的现象、理论等等穿缀起来，所以，使他们的那些作品徒具有诗的外形而没有诗的事实了。”[18]由此可见，政治动员始终在诸多中国诗坛社成员那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即便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他们对政治动员的关注并没有消退，而是跟抗战宣传统一起来，以一种看起来并不那么昭彰的方式继续对人民群众进行着政治动员。

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包括蒲风在内的中国诗坛社成员都十分重视政治动员，所以他们的诗歌创作必然会受此影响，并且对之进行符合时宜的表现。《鲁西北个太阳》堪称这方面的典型，它鲜明地体现出蒲风对政治局势的关注，在“抗战热”的民族旗帜之下，分明可以从中看到“政治热”的踪迹，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斗争被裹挟在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里。从蒲风的角度来看，他无疑是倾向于共产党的，对于国民党则持批判态度。正是因为此种政治立场，使得《鲁西北个太阳》所呈现出来的国共两党斗争主要是站在共产党的角度来抨击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和反动统治。在日军对山东虎视眈眈之际，以韩复榘、沈鸿烈、李树春等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官员不但秉持不抵抗主义，“投掷给不抵抗将军(韩复榘)个”，而且趁机大发国难财，“请看看别人呀，/那个不腰缠万贯”；反观以姚第鸿、张维翰、张郁光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他们义无反顾地留在聊城，率领当地民众进行自卫反击战，“南门城防也不弱，参议张郁光，/偕着秘书显刚强；/北门更有姚第鸿——/政治部主任今朝不惜弹丧”，最后有不少共产党员在这场战役里英勇就义。在《鲁西北个太阳》里，共产党与国民党对聊城保卫战抱持不同态度，二者的实际表现也相去甚远。客观地讲，共产党的做法更加契合人民群众的抗战愿望和根本利益，而国民党的做法必然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正是在这样一种言说逻辑里，《鲁西北个太阳》在表现抗战情形的基础之上完成了其政治动员使命。

从《鲁西北个太阳》中不难看出蒲风对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两种迥异看法，这不仅跟两党对抗战的不同态度有关，还跟蒲风长期以来的人生经历有关。具体来说，蒲风与共产党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政治倾向。虽然蒲风在1938年才成为正式的共产党党员，但是他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1926年，刚刚从小高毕业的蒲风考进了广东梅县的学艺中学，该校的一些学生跟共产党员出身的部队干部有着往来。蒲风也不例外，他跟共产党员出身的驻梅县第一师政治部主任等部队干部交流频仍，还在他们的影响下加入了新学生社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而新学生社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学艺中学的外围组织。再加上蒲风的三哥黄才华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所以蒲风一直对共产党抱有明显的好感。在这种情况下，蒲风创作出《鲁西北个太阳》，借之抨击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宣扬共产党的团结御侮，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1939年12月，蒲风出版诗集《取火者颂集》，其中收录了《取火者颂》，该诗颂赞了中国共产党率领解放区人民英勇抗争的伟大功绩，从中也可以看到蒲风的政治倾向。

无论是从蒲风的人生经历来说，还是就《鲁西北个太阳》的具体内容而言，“政治动员”都是无法绕开的一个关键词。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救亡”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口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斗争会消失在纷飞战火之中，相比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政治动员在抗日战争初期以一种并不那么显著的方式继续存在着，并且在20世纪40年代逐渐回到公众视野里。《鲁西北个太阳》是在1939年8月完成的，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尚未完全公开化，所以蒲风别出心裁地把政治动员裹挟在抗战宣传里，把是否坚持抗战树立为评判政党好坏的一把标尺，引导人民群众自行认清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真实面貌。这种处理办法基本符合彼时社会的主旋律，有利于帮助《鲁西北个太阳》获得读者的情感共鸣，从而能够令其政治动员功效得到更好的发挥。

三、“抗战热”和“政治热”的联合

正如上文所说，《鲁西北个太阳》把“抗战热”和“政治热”联合起来，兼有抗战宣传和政治动员的双重功能。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抗战热”无疑是当时中国的首要特征，社会的方方面面理所当然地都要为之服务，而《鲁西北个太阳》在表现“抗战热”之际并没有忽视“政治热”，显示出蒲风对时代的多样化思考。蒲风当然是非常重视抗战宣传的，例如他在《抗战以来的新诗歌运动观》一文里以冯玉祥、沈钧儒、陈继武等诗人为例，指出在他们那里“写诗均被作是神圣的事业，抗战宣传的唯一利器”[19]，而这种做法正是蒲风所长期坚持的。与此同时，蒲风没有因为关注抗战而无视政治，他一直尝试着在诗歌创作里平衡“抗战热”和“政治热”的关系，《鲁西北个太阳》便是代表作之一。

蒲风从1930年代初期开始就十分重视政治动员，尤其注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揭露与批判，鼓动广大人民群众奋起反抗，积极投入到革命斗争之中，这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普遍情况。虽然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但是阶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政治动员在彼时社会里占据着不弱于抗战宣传的重要地位。蒲风在本时期的诗歌创作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点，例如他在1935年12月出版的诗集《六月流火》描绘了农民不堪忍受国民党暴政而奋起反抗的场景，揭下了国民党“假抗敌、真内战”的面具，起到了良好的政治动员效果，因而在不久之后被查禁。除此之外，《黑陋的角落里》《摇篮歌》《钢铁的歌唱》等诗集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类似的政治取向。等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内的阶级矛盾暂时让位于对外的民族矛盾，抗战宣传暂时盖过了政治动员，然而政治动员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服务于抗战宣传的方式继续存在着，譬如许多左翼作家“不会过于隐藏自己的立场，而是时常通过各种方式显出锋芒”[20]。这一点在蒲风的个人经历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在本时期致力于抗战宣传，同时也非常重视政治动员，竭力在抗战宣传与政治动员的交互里向广大人民群众散布共产党的战时政策。“作者能在一片全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中，写出揭露国民党反动官员假抗日、真投降的讽刺诗，说明他的政治敏感性是很强的”[21]，这其实是蒲风的一贯作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以后，此种情况依旧没有继续存在，蒲风尝试着在抗战建国的统一旗帜下同时进行抗战宣传与政治动员，努力让“抗战热”与“政治热”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跟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不同，蒲风在“七七事变”以后所进行的政治动员不再以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为旨归，而是着重于批判国民党施行的不抵抗政策，借此呼吁国民党积极投入到抗战之中，跟共产党联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着眼于此，蒲风有意淡化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党派差异与政见分歧，刻意突出动员全国上下所有力量开展抗日救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也是抗日战争期间方言诗运动在政治动员上的显著特征，跟解放战争时期的方言诗运动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抗战建国的统一口号之下，强调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差异显得不是那么吻合时代的主旋律，也不是那么符合人民群众的集体愿望。因此，诗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将政治动员融入抗战宣传之中，试图把抗战宣传与政治动员融为一体，坚持抗日的政党能够从方言诗运动中获益，而消极抗日的政党则会受到方言诗人的谴责。具体到蒲风本人，得益于此种时代环境，他可以在《鲁西北个太阳》里巧妙地隐匿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运用看似不带政党偏向的语调完成政治动员的目标，让读者在接受抗战宣传之时自然而然地生出对共产党的好感以及对国民党的恶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建设跟共产党有着密切关联，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长期投入和鼎力支持，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很难在全国抗战中发挥出那么重要的作用，这是共产党获取当地民众好感的现实基础，也是蒲风能够借助《鲁西北个太阳》进行政治动员的基本前提。

进一步说，将《鲁西北个太阳》放置在战时中国政治语境之中，能够看到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尖锐矛盾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依然延续着，虽然抗战宣传成为本时期文艺工作者的首要任务，但是政治动员同样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只是以一种相对隐蔽的方式存在着。这一点在蒲风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他曾经说过“当我们明晓抗战不单依靠前线的区区作战士兵单方面，我们要深深明了二期抗战政治重于军事的意义，我们在作品上也不能忘记后方的人们的‘生’与‘死’”[22]，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蒲风在关注“抗战热”之际并没有忽视“政治热”，而是强调诗人应该同时重视抗战和政局。《鲁西北个太阳》正是对此种情形的一种诗性呈现，抗战宣传和政治动员在其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进入1940年代以后，此种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抗战宣传当然还是作家们的头号目标，然而政治动员慢慢浮出地表，折射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愈发激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渐渐变得不足以掩盖国内阶级矛盾，于是政治动员冲破了抗战宣传的表面和谐，再度成为两个政党的紧要事务。这在方言诗运动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此一阶段不仅涌现出大量同时表现“抗战热”与“政治热”的方言诗，例如王伯惠的《胡寡妇》、用文的《工友们大家来比一比》、寒枫的《农民谣》等；还出现了一些纯粹反映政治动员的方言诗，例如张铁夫的《县长替我种棉花》、伊苇的《马生荣之歌》、清娃的《生产谣》等。以上两类方言诗都带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直接描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把政治动员作为主题之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政治动员对当时的方言诗运动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由此可见，《鲁西北个太阳》在方言诗运动的发展进程中有着较为特殊的意义，它体现了方言诗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差异和共性，也表现出方言诗运动与政治动员之间的复杂关系。《鲁西北个太阳》之所以会具有政治动员作用，跟蒲风的个性气质有着直接的联系。根据臧克家的回忆，蒲风非常重视诗歌的政治作用，他还说过“世间正缺少脑子政治化了的诗人”[23]。臧克家的说法再一次印证了蒲风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也又一次证明了蒲风对政治形势有着非比寻常的热情。正是因为蒲风始终十分关注“政治热”，所以他没有在《鲁西北个太阳》纯粹地表现“抗战热”，而是将“抗战热”和“政治热”结合起来，使这首长诗同时拥有抗战宣传和政治动员的现实功效。

四、《鲁西北个太阳》的人物原型

《鲁西北个太阳》改编自真人真事，虽然有些地方存在着过度煽情的成分，但是总体上较为符合范筑先的真实事迹。蒲风之所以选取范筑先作为《鲁西北个太阳》的人物原型，一方面是因为范筑先的“抗日英雄”标签能够体现出“抗战热”，另一方面是因为范筑先跟共产党的特殊关系可以反映出“政治热”。这不仅是蒲风的个人想法，也是时人的普遍看法，所以众多作家纷纷以文艺创作的形式追悼范筑先，并且抒发自己对抗战与政治的看法，希望通过范筑先的事迹找到拯救民族危亡的启示。

范筑先的壮烈牺牲在当时中国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各界人士纷纷发起多种形式的追悼活动，他的英勇事迹被编写成文艺作品和通俗读物，甚至被写进了教科书里，成为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的重要事例。文艺界对范筑先的纪念尤为突出，例如旧诗词《悼范筑先》[24]、大鼓词《范筑先鲁西抗敌》[25]、歌曲《山东范筑先殉节歌》[26]以及姚亚影的三幕剧《范筑先》(后方勤务部政治部印刷所1943年版)、臧克家的叙事长诗《古树的花朵》(东方书社1942年版)、林舒的唱本《范筑先聊城殉国》(生活书店1939年版)等。这些作品以不同的艺术形式、不同的观察角度讲述了范筑先的人生经历，在当时形成了一股颇受瞩目的“范筑先热”。正是在这股“范筑先热”里，蒲风创作出客家方言长诗《鲁西北个太阳》，一方面表示自己对范筑先的敬仰和钦佩，另一方面表达自己对战时中国社会的多重思考。《鲁西北个太阳》是于1939年8月18日完稿的，而范筑先是在1938年11月15日殉国的，相比于其他作家，蒲风的反应不可谓不迅速，由此更是可见他对抗战与政治的关心程度。

《鲁西北个太阳》选取范筑先作为人物原型，此种做法本身就显示出蒲风想要通过《鲁西北个太阳》同时进行抗战宣传和政治动员的现实意图。为什么这么说呢？范筑先因为抗日事迹而闻名于世，因而《鲁西北个太阳》以范筑先为人物原型跟抗战宣传的联系很容易理解，比较难理解的是这种做法跟政治动员的关联。讲述范筑先的抗日经历之所以能够起到政治动员效用，主要是因为他跟共产党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范筑先应该跟国民党更为亲密，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他不仅跟国民党愈行愈远，而且跟共产党越走越近。国民党推行的不抵抗主义把一心想要抗日救亡的范筑先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而共产党宣扬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争方略则获得了范筑先的高度认可。虽然范筑先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跟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诸种举措都得益于共产党的推动和引导。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范筑先长期在国民政府里任职，从1936年11月起，升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直接受命于蒋介石手下的一名重要将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范筑先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感到愤慨，却又无计可施。范筑先信奉“良心抗战”和“责任抗战”，在抗战的统一口号下，他对不同党派联合作战持欢迎态度，“无论何党何派，抗战者，我一律欢迎；如二三其德，不抗战者，即使我亲兄弟，我也不容！我是良心抗战，有良心的中国人，大家要共体此义”[27](P60)，这就为共产党施行筹备已久的统战计划提供了基本前提。再加上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鲁西北战场，所以范筑先与共产党的合作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37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局书记彭雪枫受周恩来指示，以探访同学的名义前往聊城，顺利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传递给范筑先。同年8月，范筑先受邀到济南津浦宾馆参加抗战形势座谈会，主动跟共产党取得联系，并且邀请共产党员来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同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派多名共产党员前往聊城担任范筑先的政训服务员，这些共产党员对范筑先建设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范筑先成功建立起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先后在聊城、观城、阳谷等三十多个县成立了抗日政权，其中有高唐、馆陶、齐河等十余个县由他任命共产党员担任县长。

等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范筑先跟共产党的关系愈发亲近，甚至建立了统战关系。1938年3月，范筑先派成润等人去延安汇报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情况，并且带去了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函。成润在回到聊城的时候，带来了朱德写给范筑先的回信，信里不仅赞赏了范筑先的抗战精神，而且同意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前往延安学习。[28](P6)同年10月，毛泽东委托黎玉把自己的亲笔信带给范筑先，高度肯定了范筑先的抗战活动及其重大意义。根据黎玉的回忆，范筑先在收到毛泽东的回信以后很是感动，十分诚恳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毛主席写亲笔信给我，我今生不能违背毛主席。至今之世，要救中国，要想不当亡国奴，唯有听共产党的话。谁真心抗日我拥护谁，所以我要跟共产党合作，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抗战到底。”[29](P102)

由此可见，共产党对范筑先在聊城时期的抗战活动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范筑先之所以能够建立和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且多次率领民众发动抗击日军进犯的战斗，离不开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引。恰恰因为范筑先与共产党的密切关系，使得他的抗战活动具有复杂的意味，而不只是局限于抗战本身。蒲风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其《鲁西北个太阳》不仅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还承载着共产党的战时意识形态，成为他从共产党的角度进行政治动员的一种媒介，消极抗战的国民党自然成为其指摘对象。“别人做官赚大钱，请听哟，佢个得人惊处便在佢个清白”，这是对国民政府官员的辛辣嘲讽，揭露出后者不顾国家危亡而大肆压榨民众的丑陋行径，抗战建国的希望显然不在这群人身上。“六十多岁个生命不算怎么长久，史册上个精神哟流芳千古！而深受感动个是部下军属，一个一个自杀殉难”，以范筑先为代表的将士违抗上级的撤退命令，舍生忘死地保卫聊城，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才是实现抗战救国目标的中坚力量。1938年11月15日，范筑先率领的六百余人在聊城保卫战里全部壮烈牺牲，一同罹难的还有张郁光、姚第鸿、崔芳德等多名共产党员。也就是说，直到生命结束的前夕，范筑先依然在跟共产党员并肩作战，而王金祥、赵文魁、沈鸿烈等国民党官员不仅没有奋勇杀敌，反倒用计坑害了范筑先众人。虽然范筑先从未正式加入共产党，但是他在聊城时期跟共产党建立了坚固的合作关系，他身边围绕着众多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言行彰显着共产党战时方针的印记。恰恰因为范筑先与共产党之间的特殊关系，所以蒲风能够借助《鲁西北个太阳》实现政治动员的现实目标。

直言之，蒲风之所以选取范筑先作为《鲁西北个太阳》的人物原型，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抗战宣传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政治动员的目标。因为范筑先不仅是一位抗日英雄，而且跟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通过讲述范筑先的抗日事迹能够同时表现“抗战热”与“政治热”，起到抗战宣传和政治动员的作用。这正是《鲁西北个太阳》的独特之处，它并没有完全被“抗日救亡”的民族旗号所桎梏，而是在顺应时代主旋律之时延续作者此前的政治思考，从而获得了更丰富的历史意味和更广阔的阐释空间。

五、结语

作为一首方言长诗，《鲁西北个太阳》在方言诗运动的发展轨迹里扮演着特殊角色，以方言长诗的诗歌样式表现政治动员可谓蒲风之于方言诗运动的一大贡献，此前鲜有诗人进行过类似的诗歌创作尝试。就蒲风的创作历程而言，他的长诗创作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推出了《六月流火》《可怜虫》《鲁西北个太阳》等多部叙事长诗，其客家方言长诗《鲁西北个太阳》《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更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较早出现的两首方言长诗，对于方言长诗创作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笔者的观察，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方言长诗数量较少，蒲风在其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方言长诗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积淀，在解放战争时期达到高潮，目前可见的大部分方言长诗均创作于此一阶段，这种情形更加彰显出蒲风的历史贡献。不仅如此，在“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口号之后，蒲风并没有因为“抗战热”而放弃“政治热”，而是同时予以二者密切关注，使得《鲁西北个太阳》兼备抗战宣传与政治动员的现实效用，这是蒲风之于方言诗运动的又一重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