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迪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

敦煌写本内容丰富，时间横跨几个世纪，对研究各个朝代的文学、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敦煌本《搜神记》与传世版本多有不同，与干宝《搜神记》的关系亦多有争议。在文体、校勘与考证方面，研究者众多，成果丰硕。它的文学意义也得到广泛肯定，但缺乏对其具体内容的研究。我们将对其写本状况及内容做一点补充，并就其相关研究择要做一综述。

一、写本状况

敦煌本《搜神记》现存8个写本，它们分别是中村不折藏本、P.5545、P.3156、S.3877、P.2656、S.525、P.5588以及S.6022，P.5588与S.6022可缀合。下面依次对上述写本状况作简要介绍：

中村不折藏本在敦煌本《搜神记》各写本中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共存433行，每行30字左右。楷书书写，字迹稍拙。其首尾俱全，正面抄写《搜神记》，存33个故事，背面所抄似佛门偈语之类。篇名题《搜神记一卷》，下署“句道兴撰”，下又有“行孝第一”四字，为《搜神记》原书按题材分类提供了可靠依据。

P.5545，纸本，卷轴装，深褐色，现存规格为28.5cm×136cm。[1]单面书写，首尾及卷中下部分都有残缺，现存95行，行约27字，无界栏。字迹工整，抄有11个故事。故事内容连贯，篇目次序与中村不折藏本相同，文字内容亦大同小异，应当是句道兴《搜神记》抄本。

P.3156为残片，纸本，浅褐色，现存规格为29.4～29.6cm×33cm。[1]存21行，完整者仅存17行，行约23字。楷书书写，无界栏。字迹较为工整，着墨较浓。背面抄七言诗三首，仅一首完整。

S.3877，纸本，卷轴装，深褐色，现存规格为23.8cm×228.6cm。[2]双面书写，似习字杂写，与《下女夫词》、残契等抄在一起，卷表杂乱，墨迹不一，字迹拙劣。和《搜神记》有关内容仅四行，抄部分楚惠王食蛭故事，后有“搜神记一卷”五字。

P.2656，纸本，卷轴装，现存规格为29.5～30cm×85.1cm。[1]首残尾全，单面书写，现存35行，行约17字。卷面清晰，行书书写，字迹较工整，着墨较浓，抄有4个故事，末行文后仍有空白余纸。

S.525，纸质粗糙，浅褐色，现存规格为29cm×292cm。[2]单面书写，首尾皆残，卷中有少许污渍浸染，但不影响阅读。正面抄有《搜神记一卷》，抄写三行后纸张断裂破损，约五行内容散佚不见，后接纸张首行部分字因残损难以辨认。正面包括残损部分共存169行，有界栏。行楷，行文流畅，书写工整。写本前后抄写一致，墨色均匀，行间较少讹误和涂改，有朱笔点读和改字痕迹。背面有处书启残片，笔迹与正面不同，似非一人所抄。

P.5588为残片，现存规格为12.8cm×14.7cm。[1]存文字11行，单面书写，无界栏。字迹普通，首尾两行仅存半边字。与S.6022缀合，P.5588在前，拼接于S.6022的右下方，缀合后共存文字78行。S.6022为纸本，卷轴装。纸质粗糙，深褐色，现存规格为13.5cm×89cm。[2]单面书写，首尾皆残，中部也有多处断裂、残泐。正面包括残损部分共存69行，无界栏。每行上部有残泐，残缺1-4字不等，下部亦残，每行约缺10字左右，行楷，字体较工整，笔迹不一，似二三人合抄。

二、写本内容

《搜神记》是一部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故事的小说集，故事内容丰富，是魏晋志怪小说中的翘楚。敦煌本《搜神记》8个写本共存35个故事，内容不出传世本范围。总体而言，虽因袭多于创获，但其叙事模式多样，同种模式下的故事，也在力求变化，寻求创新，也自有其研究价值。依据其故事内容，我们从中归纳出以下5种故事模式，如下所论：

(一)天神赐福/降祸故事

此类故事叙述因人有超出常人的孝行、善行或恶行，感通上天，使其得到本不应该有的奖赏或惩罚。天神降福故事梗概列举如下：

樊寮继母病重，欲得鲤鱼哺之。寮仰天而叹曰：“天若怜我，愿鱼感出，无神休也。”而天知至孝，当寮背下感出鲤鱼一双。(中村不折藏本)

张嵩母患卧在床，欲食堇菜。嵩发声大哭云：“天若怜我，愿堇菜化生。”而天感至孝，非时为生堇菜。(中村不折藏本)

孔嵩、范巨卿不为黄金所迷，天感其谊，赐断金。(中村不折藏本)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不变因素和可变因素，变换的是孝子的名称和获得的物品，不变的是孝子和天神的行动及功能。不论是天见其行，主动赐福，还是孝子呼告上天，上天响应而赐福，上述故事的本质就是孝行/善行获得天神降福，以此来劝人向善。李剑国认为这类故事的思想基础有二，一是孝道，二是天人感应。将孝道和天意结合起来，旨在宣扬天意对孝行的肯定和表彰。[3](P54-60)此说颇有道理。此类故事末尾亦有“此盖孝子至诚，天所酬也”之类的话语，强调孝行所获好处，亦是此理。

反之，不孝恶行就会得到天神降祸。如：

丁兰妻烧其木母，后被惩罚：面上疮出，状如火烧，疼痛非常。(中村不折藏本)

我们可以看到天神的惩罚严酷而残忍，对劝导人们向善去恶、规范人们的行为起到良好的反面教育作用。

(二)人鬼/神结合故事

人鬼结合故事是“男子+女鬼”的人物结构，其叙事模式是年少去世的女鬼主动与男子相遇结合，短暂相处后消失。故事结局往往是事情被人发现，而男子从中获得好处，或者时人称异。

如辛道度遇秦文王女冥婚故事。讲述辛道度饥渴不济之时到瓦舍乞食，遇秦文王亡女。女鬼主动与他成夫妇之礼，相处数日。辛道度离去后到市集卖女鬼所赠金枕遇到秦文王夫人，具陈其事，被封为驸马。故事中女鬼与男子能成就一段露水情缘，是因女鬼“小遭不幸，无夫独居”，而“有圣德，通于神明，乃能与生人通婚”。但是人鬼殊途，故事注定不是美满结局。这一点女鬼早就知道，并在男子流连逗留时提醒他——“君是生人，我是死鬼，共君生死路殊，宜早归去，不得久住”。 人鬼异路，女鬼消失是必然的，而女鬼能与人通婚便是神明的法外开恩。

王景伯与会稽太守亡女冥合故事也是如此，因“有圣德”而相遇结合，共处一晚后女鬼消失。此故事灵异曲折，对话描写较多，通过他们的对话来显示情节和推进情节发展，内容丰富，感染力强。冥婚在唐五代盛行，并被看作正常婚姻的一种，在敦煌亦是如此。上述人鬼结合冥婚故事都是女鬼作为主动方，去完成在人间未完成的风月遗憾。感通神明后，心愿已了，女鬼不便再在人间逗留，只能消失。

人神结合故事则是“男子+天女”的人物结构，其叙事模式是天女因事或迫于无奈与人间男子结合，事毕或时机成熟天女返天。与人鬼殊途一样，人神亦是殊途，故事的结局都是天女毫不犹豫地返回天上。

如董永故事中，董永卖身葬父，天帝感其孝，派遣天之织女下凡助他还清债务。织女自荐为妻，与董永同归主人家还债。当债务还清，因“不合久在人间”，即刻便升天飞走了。故事短小简单，其核心是为了宣扬孝道；再有著名的田昆仑故事，洋洋洒洒两千言，生动有趣，是敦煌古体小说中的奇葩。经学者研究，此故事是一个复合故事，前半部分是一个成熟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后一部分的田章事迹，乃是一个民间智慧故事。[4](P96-100)前半部分讲述田昆仑窃天女衣使她不能返天，并娶之为妻。三年后，田昆仑外出，天女从田母处骗得天衣，从窗户飞走返天。后天女与姊妹下凡接走儿子田章，并授予法术。

(三)人鬼交往故事

人鬼交往故事叙事模式亦分为两种，一种是一人死亡变鬼之前与另一人是朋友，做鬼后仍因旧情而往来；另一种是生人与死鬼之间因人因事而往来。

前者如梁元皓、段子京为鬼事。讲述的是梁元皓、段子京少小相爱，契为朋友。后元皓卒，神灵现身，不许殡葬，通梦于子京。子京到元皓处吊唁，元皓现身，与他交换信物。一年后，冥府太山主簿位空缺，元皓忆子京，遂得阎王准许，变作生人邀请子京做此官。子京不愿，元皓以死相逼，遂成。末云：“王子珍得鬼力，段子京得鬼殃。”好友相逼同做鬼，子京不愿也无法。王子珍得鬼力的故事也甚是有趣，讲述的是王子珍求学路上遇见变作生人的鬼李玄。二人交为朋友，同在边先生处学习。李玄才艺过人，对子珍多有照顾。李玄被发现是鬼后，告知子珍他的真实身份及子珍父亲命悬一线的情况，并帮助子珍父亲度过危难。

人鬼殊途，鬼与人本不应有交集，上述故事有福有殃，其中不乏存有人们对人鬼交往之思考。

(四)复生故事

复生故事的叙事模式分为两种，一是将死或应死之人被施救而活下来；一是已死之人因神灵通感网开一面而复活。故事通过描述人施救免死或死而复生的灵异过程，以荒诞的形式表达古人对生死观念的思考。

前者如管路故事，此故事在民间极为盛行，讲述的是管路预知赵颜子当死并授以解救法。经南斗更改，赵颜子的寿命从十九变为九十。故事中提到的北斗主死，南斗主生的说法，反映出泰山信仰在敦煌的流行；再有王子珍故事中，王子珍父亲患大困，生死未分之际，鬼李玄助其复生。

后者如扁鹊再活虢国太子事，讲述虢国太子已死八日，扁鹊使之再活，并指出太子能活是因寿命未尽；再有王道凭未婚妻唐文榆复生事，讲述王道凭被征讨，没落南蕃，九年未归。唐文榆受父母所逼嫁刘元祥，三年后恚怨而死。王道凭还家，知其事，访其坟，伤心欲绝。他祈求上天“若有神灵，使吾睹见，若也无神，从此永别”，文榆“遂即见身，一如生存之时”，后掘坟破棺，即活。他们的爱情感动上天，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复生故事表达了敦煌民众对生死的认知，即在认可生命有限性的前提下，对远离死亡、延长寿命寄予希望。这个希望寄托在神鬼上，途径即是神灵通感。

(五)报恩与复仇故事

报恩故事叙事模式是鬼或神灵因受惠于人而向人报恩，事毕后消失。文末常有如“死鬼尚自报恩，何况生人”之类的劝谏之语，点明主旨，劝教意义浓厚。故事梗概如下：

侯霍为鬼骷髅拔草建坟，后得鬼报恩，为其娶妻。(中村不折藏本)

郭欢埋葬被抛尸荒野的侯光，并以饭食祭之。侯光变鬼后报恩，请至家吃大饮食。郭欢现身与鬼家人说明侯光身死原委后，得到鬼父母酬谢。(中村不折藏本)

隋侯救蛇得珠故事。(S.6022；写本残缺不全，但仍可见“将此珠以报大恩”等句。)

报恩故事的目的主要是宣扬知恩图报、善有善报等思想，同时我们从故事中也可以看出因为神明通感，鬼才得以了却人间遗憾回报于人，但是人鬼殊途，所以报恩后鬼就消失了。

复仇故事叙事模式有两种，一是主人公被人枉杀后通于神明托梦于家人诉说真相，家人为其复仇，凶手得到惩罚；一是主人公被人枉杀后诉于天帝现形索命复仇，凶手得到惩罚，如：

刘寄遇害托梦其兄，兄按梦语为其复仇。(中村不折藏本)

周宣王枉杀杜伯，杜伯变鬼后复仇。(S.525)

段孝真被雍州刺史梁元纬冤杀，变作生人现身复仇。(中村不折藏本)

刘书成认为神怪小说在本质上是现实生活矛盾和自然矛盾在幻想形式中的再现，是依据假想的逻辑作出的推想的虚构。[5] (P7-13)复仇故事正是如此，人们将现实生活无法疏解的矛盾，寄托在变鬼复仇，惩治恶人的幻想中，以排解苦闷。同时也起到了教化作用，劝谏人们去恶向善。而达到复仇依然是通过神明通感，借他人之手还原真相惩罚凶手，或者上诉天帝，得到允许后去完成在人间的遗憾。

三、敦煌本《搜神记》相关研究

(一)版本

敦煌本《搜神记》的版本研究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是敦煌本《搜神记》研究的一大重点。关于《搜神记》的版本，前人已做了大量研究，下面即作简单梳理。《搜神记》为古代志怪小说的经典，流传至今常见的版本有三种：二十卷本、八卷本(也叫《稗海》本)和敦煌本。敦煌写本中存有此书的写卷较多，文字内容亦有较大差异。张锡厚《敦煌写本搜神记考辨——兼论二十卷本、八卷本搜神记》是系统研究《搜神记》各个版本的第一篇文章。经过对几种敦煌本的排比整理，他认为敦煌本极可能是从干宝原书中择其所需，选编成册。且敦煌本多详细叙写，以适应时代和民众的需求；[6]王国良筛选比较《搜神记》各写卷，认为中村不折藏本、S.525、S.3877、S.6022及P.5545五个写卷属于句道兴《搜神记》系统。在各版本关系上，他认为句道兴本《搜神记》和八卷本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祖本，或者是八卷本采用了句氏本的材料入书。而句氏本和干宝原书没有多少牵连；[7]项楚《敦煌本句道兴搜神记本事考》详细考证了敦煌本《搜神记》所存35个故事的本事，并认为句道兴《搜神记》与八卷本《搜神记》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和干宝《搜神记》毫不相干；[8] (P43-59)伏俊琏、伏麒鹏《石室奇谐——敦煌小说选析》综述前人研究成果，为敦煌本《搜神记》所存35个故事做了校录和注释，并判断句道兴《搜神记》是一部辑录古书而成的志怪小说集，与二十卷本《搜神记》是两个系统的本子；[9] (P138)崔达送《从三种〈搜神记〉的语言比较看敦煌本的语料价值》从语言角度考证三个版本的语料价值，认为八卷本不一定从敦煌本出，它和敦煌本、二十卷本一样，成书过程中都参考或依据了同一古本《搜神记》。[10] (P45-51)窦怀永、张涌泉汇集校注的《敦煌小说合集》将敦煌本《搜神记》8个写本分为3个系统：中村不折藏本、P.5545、P.3156、S.3877及P.2656这5个写本为系统一；S.525为系统二；P.5588+S.6022为系统三。作者通过比较认为S.525和八卷本相似性很高，应出自同一祖本，或其间存在继承或被继承的关系。[11] (P102-109)参看S.525写本，10个故事在八卷本中存7个，且内容差异性较小，诚如《敦煌小说合集》中所说敦煌本与八卷本确有极密切的关系，因时代久远，证据不足而无法确知。

(二)文体

敦煌通俗文学的分类在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议。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初期，由于变文的内涵和外延存在分歧，1957年《敦煌变文集》出版，将所收讲经文、俗赋、话本、缘起、变文等作品统称为“变文”。王庆菽据罗福颐所藏中村不折卷影印本，与S.525、S.6022、P.2656写卷对比，进行重新校理，将《搜神记》纳入其书。[12] (P865)后周绍良《谈唐代民间文学》[13] (P413)、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14] (P1238)、郭在贻等《敦煌变文集校议》[15]等都随其说。因《敦煌变文集》“引言”中有“变文云云，只是话本的一种名称而已”。[12] (P3)林家平等《中国敦煌学史》将《搜神记》既归为变文，又归为话本，可见当时敦煌文学体裁分类不甚清晰。[16] (P337)直至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敦煌写本所包含内容庞杂，体裁多样，也越来越重视敦煌文学的分类，更多学者将《搜神记》归为小说类。周绍良《敦煌文学刍议》正式将敦煌文学分为讲经文、小说、话本等32类文体。[17] (P100-110)后由周先生执笔的《敦煌文学·小说》将《搜神记》选入其中，并简要介绍了所存此篇的敦煌写卷，对其形式与语言等进行分析，认为这些小说标志着我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为后来宋元话本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8] (P285)张先堂执笔的《敦煌文学概论》中小说一章亦有敦煌本《搜神记》，且对它的文学和文献价值作出肯定。[19] (P332)柴剑虹《敦煌古小说浅谈》将句道兴《搜神记》归为古小说四大类中的志怪类。[20] (P613-623)王昊在《敦煌小说及其叙事艺术》中将敦煌志怪小说分为语怪家的志怪小说和佛教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归为前者。[21] (P53)窦怀永、张涌泉汇集校注《敦煌小说合集》从之，并在前言中写道“志怪类可以《搜神记》为典型，因其承袭汉晋以来巫卜鬼道、因果报应等思潮，且多记鬼神灵验、人世轮回等道佛故事”。[11] (P6)伏俊琏师《敦煌小说叙录》认为敦煌本《搜神记》是一部辑录古书而成的志怪小说集，但其文字粗糙通俗，运用了当时的一些口语，而故事情节较之六朝志怪又有所变化，所以概为唐代说话初期的话本。[22] (P3-27)杨晶晶在《敦煌本〈搜神记〉研究》中认为虽然缺乏证据证明句道兴《搜神记》是初期的话本材料，但我们能够从其稍具初期说话底本的特征上，推断此书和唐初期的说话活动有一定关系。[23] (P26)我们认同敦煌本《搜神记》为志怪类小说，它在敦煌这片远离中原、多民族杂居的土地上，表现出与传世小说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虽不足以改变它文体的认定，但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其形成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功能。

(三)考证与校勘

对S.525所存故事语言及字词进行考证校录的文章较多，主要有崔达送《从三种〈搜神记〉的语言比较看敦煌本的语料价值》[10] (P45-51)、郭在贻等《敦煌变文集校议》[15] (P403、449)、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导论》[24] (P104、197)、《敦煌文书疑难词语辨释》[25] (P259)等。关于敦煌本《搜神记》故事来源进行考证的文章较少。项楚《敦煌本句道兴〈搜神记〉本事考》以《敦煌变文集》所收句道兴《搜神记》的35个故事为底本，考证其故事来源，亦略及少数与它同源的类似故事及受它影响而产生的故事。[8] (P43-59)。也有研究民俗和古代体育的文章涉及敦煌本《搜神记》。如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 中国民俗探微》中卜卦风俗就以管辂故事为例进行说明；[26] (P2)李重申等《敦煌古代的博弈文化》中樗蒲一节亦引用了管辂故事来说明。[27] (P187)

敦煌本《搜神记》的整理校录本主要有：《敦煌变文集》[12] (P865-900)、《敦煌变文集新书》[14] (P1213-1255)、《石室奇谐 敦煌小说选析》[9] (P112-153)、《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三卷)[28] (P5-20)、《敦煌小说合集》[11] (P179-199)等。

(四)价值与意义

敦煌本《搜神记》的文学和文献学意义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张锡厚对《敦煌变文集》整理校订《搜神记》的功绩表示肯定，亦揭示了其存在的不足。他亦认为敦煌本《搜神记》所存失传的条目对干宝《搜神记》的补校有着重要意义。[6]周绍良在《敦煌文学·小说》中分析了《搜神记》管辂条的语言艺术。其充满口语色彩的铺排描写，周先生认为从文学的角度审之，是小说中上乘作品。[18] (P286)《敦煌文学概论》中认为敦煌本《搜神记》对于弄清干宝原书的面貌和研究干宝原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有很大的好处。其在原书基础上的增饰和加工也就有为干宝原书所未尽具的文学成就。[19](P334-335)杨晶晶在《敦煌本〈搜神记〉研究》中专设一章，讨论其叙事艺术，认为敦煌本《搜神记》中部分条目如辛道度、王子珍等故事呈现出了较高的叙事水平，尤其叙事结构在相对较早的志怪小说中呈现出巨大的进步性。[23] (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