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素军

从日本NHK电视台《三和人才市场 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纪录片，到田丰、林凯玄推出新著《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其中所呈现的一群青年，乃至一代青年的生存与生活、生态与病态、生命与使命，慨叹之余，让人欲哭无泪，欲说还休。田丰提及“中国的影视剧特别喜欢的一个叙事逻辑就是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相互融入”[1]，而他在这本极具文学特色的社会调查作品中，在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之间，加入了城市命运这一时代元素，他将三和青年从整个时代体系中以社会学方式剥离出来并摆在桌面，近乎残忍却着实新鲜。如果我们是一群啖客，如果斗胆要对这份新鲜的社会学食材略作评论，我想从个人的喜好出发应该可以获得作者及整个社会学界的理解和谅解，毕竟并非每一位啖客都是美食家，也并非要就此定义一个时代、一群青年非好即坏，非黑即白。本文将从叙事方法、叙事结构和叙事空间三个视角，略作探讨。(1)在《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出版后，广州市的一群青年研究爱好者(或者可以称之为“田丰粉丝团”)坐在一起，大话“三和青年”，本人是组织者之一，对其中的观点略作总结。

一、叙事方法：非虚构还是伪虚构

广义上说，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均可称为非虚构写作。这一概念首先被西方文学界所引用，亦被称为“第四类写作”。这种文学形式因其特殊的叙事特征被誉为新的文学可能性。非虚构写作与中国学界惯常认为的“纪实文学”有类似属性，也有本质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更强调支持作者以个人视角进行完全独立的写作行为；并提出，这一写作行为不应依附或服从于任何写作以外的(包括政治)因素[2]。田丰在“写在前面的话”中也一再强调此次对“三和青年”调研的独立性和艰巨性，我相信确实如此。田丰和林凯玄主观上呈现的是非虚构写作的姿态，客观上也遵循了非虚构写作的原则。其一，林凯玄的“潜伏”毋庸置疑，其所观察到的现象与问题可以在三和得以证实，且在某个周末我亦曾试图在电话中与田丰交流，对方回应：“我正在三和蹲点。”说明这次调查是认真的，并非闭门造车。其二，整本著作行云流水，以非常可观的描述呈现了一幅画面感极强的“三和青年图鉴”，丰富的案例让整个调查报告显得更加饱满，并提出了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的“三和青年的出路”，这也是该作品纳入社会学著作的重要依据。

然而，在作品交流会上，围绕非虚构写作这一主题，我们仍然可以听到许多质疑的声音。这种质疑主要集中在研究进路上。一方面，短期的“潜伏”观察是否能够看到最真实的情况？至少观察存在全面性问题和深入性问题，毕竟，三和并非实验室，复杂的环境和时空的交错难免让人产生错觉。“同样是零距离接触，至少我看到的并不一样。”X提出：“可能北方人看问题角度不一样，至少我作为广东人，不同意书中的许多描述。”另一方面，文化的差异会不会导致写作的偏见？深圳是一座自由且年轻的城市，在文化上并无本地与外地之分，在语言上大多继承了广东的风格，在理解上难免产生误会与偏差，如作者将“挂逼”一词贯穿全文，对“挂逼”也专门作了解读，但这一用词在广东，除了自嘲、谩骂的内涵，其实还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友好在里面，因人不同，因情因景不同。再次，对“三和青年”的调查是否存在先验假设？“三和青年”到底来自哪里？为了什么？田丰用“岂不怀归”作书名，似乎在追问，他们难道不想回家吗？而“岂不怀归”出自先秦《小明》，后面还有一句，“畏此罪罟”。难道我不想回家吗？只是害怕触犯法律。当然不是，H来自深圳，他表示“三和青年”最多只是走在法律的边缘，绝不至于因触犯法网而无家可归。W同样提出，“三和青年”真的过得不好吗？“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看到的不一定便是真实的。

从非虚构写作的视角看，我丝毫不怀疑田丰在社会学叙述上的掌控能力，以上的质疑也仅仅是质疑，我更愿意讨论的是非虚构写作中的情感。有读者分享，通读《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总有一种被踩在地上摩擦的感觉，文章一气呵成，大有居高临下之势，却少有悲天悯人之情。我认为，该著作确实少了一份触动人心的人文关怀。为什么要调查“三和青年”？因为我们关心这个群体，我们要帮助这个群体。当代中国的非虚构写作，最基本的便是真情实感，除了叙事的焦点，还需要有让读者震撼的泪点。2010年，富士康发生连续跳楼事件，刘志毅在南方周末刊发《与机器相伴的青春与命运——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28天的打工潜伏，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并非因为明白了他们究竟为何而死，而是知悉了他们如何活着。”[3]同类型的调研，同类型的写作，刘志毅明显缺乏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但非虚构写作中的文学情感却是亮点，也正是这一亮点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种关注不知道是否能够拯救一群年轻人，但至少让这个社会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在情感上的确需要一次非虚构写作上的革新。

当然，在情感上同样存在争论，L坚持认为，田丰的作品其实就包含了真情实感：“因为这就是田丰的叙事方法，这就是他的情感，他只是在尽量追求客观，我了解他。”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白描最大的好处便是“我只是在说我看到的事实，我并没有表达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在非虚构写作层面，过度的客观其实也是一种主观，情感的表达并非局限于血肉的组合，干干净净的白描同样可以引爆最大的热情，非虚构写作最大的魅力便是充满着故事情节和想象空间，这让我想起关于富士康青年的一段《跳楼》白描：“想着想着，我便向前挪了两步。”我想，“三和青年”同样是一群有故事的青年，让人无限遐想。

二、叙事结构：平铺直叙还是多维映射

叙事结构可以被视作一种框架结构，在此基础上，故事或叙事的顺序和风格被展现给读者、听众或者观察者。理论家在描述一个文本的叙事结构时，会涉及结构元素，包括正叙、倒叙、插叙等[4]。一般讲究叙事结构的艺术形式有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社会科学类著作较少涉及，但是对于一部好的作品，特别是带有纪实色彩的社会学叙述，我认为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探讨。

关于某一群体的叙事结构，有许多优秀的纪录片、影视剧提供了很好的范本，有创意的结构会为整部片子加分不少，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其上映成败，《人生七年》《人间世》《浮生一日》等都有其独特的结构魅力，而《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选择了平铺直叙。

平铺的结构、直白的叙述对于社会学叙述最大的好处便是逻辑清晰，可以轻松地阅读并快速地了解其中的内容和观点，这对于一篇报告、一本著作的表达意义已经完成，学术界可以从中进一步挖掘问题并进行探讨，各级党政部门可以从中提取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关键的要素，在开展相关工作时作为参考。但从读者更深次的需求来看，无论是前面提及的纪录片，又或者是在社会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乡土中国》，费孝通在朴实无华的叙事过程中，选择了具有生命张力的手法，通过对比、插叙、倒叙等方式，使简单的篇章显得无比丰厚。

当下，年轻的读者喜欢在“豆瓣”上分享一些书评、影评，关于《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有一条评论很有意思：“看完之后犹如隔靴搔痒。”这可以理解为两个不同的意思，一是非常过瘾，激发了读者的兴趣，还想继续挖掘下去；二是觉得整个叙述没有抓到痛处，“只有三和大神才真正了解三和大神”。我觉得这与著作的结构关系很大。从内容看，作者明显采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而且，这些资料绝不仅限于目前呈现的内容。

那么，选择什么样的框架结构会更有学术魅力？C作为中文系毕业的学者提出了一些假设。首先，倘若将不同青年个体在同一天发生的故事，呈现的问题在同一时空交错呈现，是否会带来更加强烈的在场感？其次，“三和青年”并不代表三和的青年，仅就三和地域上的青年讨论“三和青年”既枯燥单一，也不完整。从个案的追溯看，是否可以对其原生态家庭、学校教育、朋辈租友出发，形成立体的个案描述？再次，如果将最后一章关于“三和青年”出路的探讨再深挖，并融入现象的描述当中，会不会更自然，更容易接受？简单的罗列稍显刻意，也较难让人接受。W则更愿意将点缀的个案变成著作的主线，围绕几个个案，形成几条明线和暗线，从个体的日常生活出发，通过描述每一个完整的个案来组合整体篇章，既有意思，也会更有特别的学术意义。

我认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在结构铺排上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文字、图片记录里梳理出最重要的信息，并完成科学的归纳、分类和细化，这个过程本身已经很不容易。我们争论的最终落脚点其实就是在叙述结构上是平铺直叙还是多维映射，这并非一个单选题，而是叙事风格问题。就阅读感而言，我们或许会选择多线条、多维度，但如果这仅仅是一个报告，一部挖掘现象与问题的社会学著作，我认为越直接可能越有效。只不过，平铺直叙也可以做到跌宕起伏，也可以呈现出不同的视角、角色、故事和结果，从这一点讲，对这部颇具文学特色的作品，在文学上提出更多的期待，来提升作品的影响力，也并不过分。

三、叙事空间：故事现场与背后故事

非虚构写作带给人的审美感受与价值，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真实。因为人的想象力可以无边无际，但只有一个真实的标杆，才能告诉人们：人可以是这样的，世界可以是这样的。我把社会学著作《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归属于非虚构写作，正是因为其内容的真实性。这种真实让我们震撼之余，也对其中的典型性内容描述所反映的普适性社会问题，故事现场及其背后的故事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猜测。

其一，“三和青年”是现代化城市的“劣币”吗？他们的生命意义何在？只要兜里还有一块钱，就绝不去被剥削。他们可以忍受饥饿，可以睡大街，可以每天“挂逼”，却不愿意睡在固定的厂房宿舍，不愿意领取每个月看得见的辛苦钱。研讨会上，一种观点认为，“三和青年”表面看是一群文化水平低、没有技术、不愿意努力的青年群体，事实证明这一群体有其劣性所在，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是“劣币”。首先，三和需要他们，每天繁忙的人力市场一定程度上依赖这群青年提供服务。其次，到底是三和催生了“三和青年”，还是青年创造了“三和青年”？为什么青年去了三和会逐渐成为“三和青年”？问题可能不在青年，而在三和，在这座城市给青年带来的东西。再次，没有任何事实证明“三和青年”不可以改变现状，他们或许在以另一种方式突破社会的界限，只是尚未成功而已。生命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就在于敢于抗争，“三和青年”只是抗争得不够彻底，但至少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不应该将“三和青年”推上神坛，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普通青年而已，而且确实能力有限，还有点懒惰和自私。我们身边有许多人群，有许多种生活方式，比“三和青年”更触目惊心的也不是没有，如果不是日本NHK电视台的纪录片爆出来，他们或许并不会引起太多注意，我们没有资格去判断他们是“劣币”还是“良币”，但却可以确定，那不是生命应有的样子。

其二，“三和青年”有没有故乡？或者说，他们能不能回到故乡？这一讨论源于书名中“岂不怀归”四个字——难道你们不想回家吗？当谈到“三和青年”身无分文、走投无路时，一个问题油然而生：难道回到家乡不比维持现状更好吗？X举了一个例子，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都曾出现过“逃离北上广深”的舆论，而“三和青年”的状态与深圳这座节奏特别快的城市完全相反，如果要逃离深圳，最应该逃离的应该是“三和青年”。然而，三和的青年非常稳定，青年离不开这座充满机会的大城市。这从一个侧面确证了一点：小县城机会更少，农村已经失去年轻人坚持下去的动力。所以，“三和青年”并非不想回故乡，对他们而言，再也回不去的恰恰是故乡。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从“三和青年”的年龄看，他们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二代，或者叫新生代农民工，也有一小部分具有一定学历，他们要么从小在城市流动，根本无法适应村镇，要么觉得两手空空回家有失颜面。田丰在书中提及，“三和青年”过年返城那段时间是最阔绰的，也反映了故乡存在的事实，以及“三和青年”背后还有着千千万万关于故乡、关于家庭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种说法是“三和青年”因为多有触犯法律，包括卖身份证、银行卡，乃至偷窃等，所以不是不想回故乡，而是被困在三和回不去。我认为这一论点是不成立的，首先，深圳绝不会容许一个“犯罪群体”在三和逍遥法外。其次，黑色交易向来无处不在，三和只是被曝光了而已。再者，“三和青年”只是相对稳定，青年之于三和，终归是流动的，而且，我相信这一群体会伴随城市的发展而消失。

其三，“三和青年”内心向善，还是心中有魔？田丰在描述“三和青年”时，谈及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当某一青年“挂逼”时，身边的青年如果手头稍微宽裕，都会给予一碗面、一瓶水的支持。青年群体内部有着互助的传统，特别是有青年遭到“迫害”“欺骗”时，身边的青年都会表现出“兄弟义气”，一致对外。从这个角度看，“三和青年”有血有肉，是一群充满情感、内心善良的青年。但是，另一个细节则完全呈现相反的一面，当一位摊贩被殴打，数百名青年马上围在一起看热闹，并不断起哄，似乎在声援摊贩，但当摊贩事后希望青年帮忙提供手机录像视频时，几乎所有的青年都怕惹事而表示“手机坏了”。“三和青年”类似的矛盾表现还有很多，他们既有正义感，又在传播和助长恶的蔓延；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在三和这片有限的土地上，并不能用完全理性的思维去解读这群青年的善与恶。田丰、林凯玄没有在《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中进行伦理的探讨，略感可惜，本质上讲，所有“潜伏”观察到的“三和青年”现象，归根结底要落到这群青年内心深处，尽管没有对错，但之于这本书的现实意义会显得更有价值。

虽然整本书简单直接，点到为止，但在叙事上却呈现了无比广阔的空间，我们可以作无数个假设，我们可以在每一个细节后找到中国城市发展留下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故事。

四、一种反思：我们或许没有资格评判“三和青年”

以时代为背景，以现实为基础，一部成功的作品当深刻地反映所处时代的印记，或波澜壮阔，或恬静流深，无论作品持何种态度、观点、价值，能够让一些人从中得到收获，从中反思当下，反思自身，便已经成功。《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尽管是小众的，甚至有点“试试水”的性质，但从一个读者角度看，其中所折射的城市问题、社会问题、青年问题仍然引起了我们许多的思考。

如果说“三和青年”囿于深圳，困于三和，每天通过日结度日，既无发展空间，也无可选择的退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话，很多人都会批判，随便找一份工厂的活，哪怕去工地做小工，也可以比现在过得更好。“三和青年”是不是已经形成群体惰性，所有的梦想和斗志在这块土地上都会被消磨殆尽？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这一群体口诛笔伐？他们给深圳乃至整个国家带来了极其不良的影响，提供了恶劣的范本，甚至有人称之为毒瘤，必须予以挖除，才能够让这片土地跟上现代化城市发展的节奏，才能够拯救这群被梦想抛弃的青年。

我们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思考，他们只是不愿意接受每个月领取固定工资，不愿意接受自己被彻底出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剩余价值被剥夺，“我只是想自由地活着”。回过头来看，如果你站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或者高楼大厦里的空调房中，又或者还坐在某个看似高大上的管理岗位上，每个月领取一份工资，或者每年有一份年薪，你的收入可能很多，也可能不算太多，你可能还有些成就感，但也有可能已经变成了工作的机器。如果反问，你被剥削了吗？你还拥有自由吗？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想，大多数青年会沉默。如果“三和青年”被关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小笼子里面，像一只只老鼠一样活着，那么，坐办公室、吹着空调、领着补贴的另一群青年，有没有可能是生活在一个装潢漂亮的大笼子里面，像一只只金丝雀一样活着。但是，笼子就是笼子，无论大小，无论简陋还是精美，住在笼子里的人却都是一样的——失去了自由。被社会各界关注后，“三和青年”其实正在拥有更多突破的机会，破笼子就像那面破窗，终究避免不了“破窗效应”。但是，如果这个笼子足够精美，内在设计足够精密，其中的体制得到足够的支撑时，另一群青年在干什么？要么醉生梦死享受这个笼子带来的些许福利，要么在被分割的空间里拼命竞争。但无论如何奋斗，我们是不是改变不了一个现实：笼子变得越来越牢固，层级越来越固化，突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月结和日结有本质区别吗？从这个层面上看，“三和青年”会不会活得更加自在？或许会有人提出反问，那么，你愿意去过“三和青年”那样的生活吗？我不愿意。如果笼子真的存在，在哪个笼子并不重要，关键是敢不敢去抗争，如何去抗争。

另一个问题，如果说“三和青年”是深圳的“特产”，那么，在现代化城市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成千上万个城市，是不是也有自己的“特产”？蚁族、空巢青年、外来务工子女等，这些群体和“三和青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各有困局，各有缘由，各有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界对这些群体做过很多有益的研究，王春光、李春玲、廉思、谢建社等许多学者，当然也包括田丰，他们对于当下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某个领域、某个角落、某个群体的描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本，但更多的应该是警示，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在多少个角落，还有多少个群体在默默潜行。中国需要《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这样的作品，中国需要田丰、林凯玄这样的学者去作更多的尝试，不求每一段叙述完美无缺，但求每一个字词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