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莉

如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人们已习惯以十年为一个时间跨度来划分世代，如70后、80后、90后、00后。虽然在每一代人的内部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家庭的阶层差异、教育机会的分化等原因，不同子群体的生活状态差异性很大，但是每一代人也会由于相似的社会经历和集体记忆，而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利益诉求等方面具有某种同一性。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代与代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显著，代沟在社会各个层面普遍存在, 并引起广泛关注。80后这一代与相邻的其他几个世代相比，受社会各界关注更多，争议更多，而且关注时间也更长。80后群体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人，也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出生于社会转型之始，成长于全面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20世纪90年代和中国加入全球化浪潮的21世纪初期，高校扩招政策让更多80后青年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在校时间的延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他们的青年期，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席卷下，他们不得不面临比以往更激烈的竞争，而科技化浪潮与媒介变革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渠道、社会交往与自我表达的空间。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不仅有青年期的特征，更有社会变迁的烙印[1]。因为社会转型而出现的代际的断裂性,使得80后与其之前世代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冲突相比以往更明显地表现出来。80后在成长过程中被贴上了纷繁多样的标签，如“小皇帝、小公主”“另类叛逆”“鸟巢一代”，等等。这些不断变化的标签符号源自多元话语对80后青年的建构和定位，建构主体包括国家及主流媒体、年长的文化精英、家庭和学校中的父辈师长、市场及新媒体等。各方力量对80后群体都有各自的角色期待，都在试图依照各自认同的价值观念、过往经验、利益诉求等，通过话语建构，对80后进行规训、引导。而80后青年与以往世代不同的是，凭借自身的互联网优势以及流行文化主导者的身份[2]，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在网络空间通过自我表达实现话语的重构。伴随80后群体的成长历程和社会转型的演进轨迹，特别是与80后相关的几个标志性事件，80后青年话语被不断建构和重构，社会与80后青年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如今，80后中年纪最长的一批人已经进入“不惑之年”，一部分80后已成长为具有一定话语权的青年话语建构者。他们如何看待他们的后辈世代，如何建构青年话语，实现社会的传承和更新？本文旨在沿着社会发展和80后成长的时间脉络，梳理80后青年话语建构与重构的过程以及社会与青年关系变迁的大致轨迹，力求揭示其中蕴含的时代独特性。

一、具有意识形态意涵的历史使命话语与“享乐的一代”

“青年”作为一种角色类别，自20世纪初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3]，“青年”被期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他们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责任被视为一种神圣的历史使命。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这种历史使命话语的内容构成发生了变化：在近代，正当国家存亡危机之时，“青年”被倡导以救国图存为目标，以“先锋”的角色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礼教进行激烈的批判和打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集体主义、艰苦奋斗和奉献精神受到特别强调；改革开放后，青年的使命是“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有强健体魄的共产主义新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主要通过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共青团系统的倡导以及主流媒体的宣传等途径来形塑青年。以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例，1998年，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根据文件中的方案，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成为普通高等学校的必修课程。这门课程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 以及优秀的中国传统道德和革命传统教育，培养学生高尚的理想情操和良好道德品质，树立体现中华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4]共青团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意识形态话语也是其对青年进行思想引导的话语体系核心。1996年《共青团中央关于深化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的决定》强调:“思想教育扎实有力，广大青少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信念更加坚定，爱国主义、艰苦创业精神充分发扬；道德建设富有实效，青少年道德素质显著提高，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成为普遍的行为规范。”[5]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这种具有意识形态意涵的历史使命话语在形塑、建构青年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之前未曾有过的挑战。一方面，青年的组织化程度较之前明显弱化。在改革开放前，青年群体普遍被纳入各种政治组织中，学校、单位和人民公社中的所有年轻人都在共青团的指导下开展活动[6]。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流动人口大量增加，非公有制企业大量涌现。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建构更主要的是面向在校学生以及在体制内工作的青年群体，而大量在非公有制企业务工或自身是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的青年则难以涉及。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后，整个社会的焦点和导向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移，主流话语呈现一个明显的分离特点，就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收紧和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放宽，政治和文化逐渐分离给大众文化留出了越来越多的生存空间，同时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尤其是消费主义文化涌入，对青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青年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世俗化、消费主义的青年开始崛起[7]。

80后一代正是世俗化和消费主义青年的代表，特别是出生在城市的80后独生子女。改革开放后，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以及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家庭出现向下的代际倾斜，孩子成为家庭的中心，尤其是家庭消费的中心[8]。这种变化自80后一代处于幼年时便引起主流媒体(1)主流媒体指承担重要的宣传任务和功能，覆盖面广，品牌性强，影响力大的强势媒体，具有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具有一般新闻媒体难以相比的权威地位和特殊影响，体现并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注，但当时的媒体普遍对此持负面评价，媒体将那时的城市80后群体称为“娇生惯养”的“小皇帝、小公主”。20世纪90年代，80后群体进入青少年期，主流媒体又将他们称为“喝可乐、吃汉堡”长大的“享乐一代”“垮掉的一代”。在主流媒体看来，这一代人生活条件优越，没有经受过挫折，在家庭过度保护和消费文化的浸染下普遍具有世代性格缺陷：以自我为中心，贪图享受，缺少韧性和担当。《人民日报》1998年6月1日的一篇文章《自古雄才多磨难》很能代表主流媒体普遍所持的忧虑和批判的态度。文章结尾处提到：“为了中华的崛起，为了民族的振兴，为了千秋伟业后继有人，希望更多的父母敞开怀抱，把一个个‘皇帝’‘小公主’放出‘深宫’，让他们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一样，在暴风雨中勇敢地搏击长空。”[9]显然，这些“小皇帝”“小公主”的言行(包括其父母的宠爱行为)与文章作者在青年期接受的艰苦奋斗的价值观教育是背离的，与主流社会对80后历史使命担当者的角色期待更是相去甚远。

这一时期虽然具有意识形态意涵的历史使命话语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依旧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学校、共青团组织、主流媒体以及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精英，依照他们在青年期形成的价值观和认可的生活方式，将80后作为被动的接受者对其进行单向度的思想灌输。此时的80后群体，面对主流媒体的各种负面评价、批评指责，还没有多少途径来公开表达自己的态度。但一些教育者已经认识到，这种单向政治说教式的灌输方式效果并不理想，容易引起一些80后青年的反感和抵触情绪[10]。党和国家对如何引导和教育青年一代也开始进行反思和话语表达方式的调整。2002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80周年大会上对共青团工作提出“尊重青年思想和性格特点，尊重青年个性的健康发挥”的要求[11]。共青团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开始着力探索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青年化表达方式，以提高对青年思想引导的有效性[12]。

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主流媒体关注的80后群体通常都是城市独生子女群体。而出生在农村的80后群体，如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尽管人口规模远大于城市80后群体，但还没有受到广泛关注。这些农村的80后群体，或因父母外出务工而留守村庄、常年缺少父母陪伴，或随父母在城市间辛苦漂泊却无法扎下根，或早早离开学校到城市打工谋生活，它们是当时被媒体忽视的80后群体中的大多数。

二、网络世界的话语之争与“另类叛逆”的一代

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也就是很大一部分80后群体在读中学和大学阶段，80后中的一批青春作家抢先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通过文学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所思所感，包括对教育体制和成人世界的不满。这些青春作家最先是通过参加上海《萌芽》杂志联合全国七所高校发起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崭露头角，他们的作品在报刊和图书市场上受到热捧，尤其受到青少年的欢迎，因为这些作品语言生动率性，贴近青少年生活，表达的情绪能引起他们的共鸣。而后，各大商业网站介入进来，在媒体竞争和商业竞争共同推动下形成“青春写作”浪潮，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青春写手”一跃成为“青春偶像”。2004年，80后作家的代表春树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周刊将春树、韩寒称为中国80后的代表，并将其描述为中国的“新激进分子”和“另类”，引起国内社会包括主流媒体的极大关注，“80后”这一称谓也迅速从文学领域扩展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为公众对这一代人的统称。

将这些80后作家推向舆论风口浪尖的是网络上的几次文坛论战。其中最著名的论战是发生在2006年的“韩白之战”(80后作家韩寒与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之间的论战)。起因是白烨写了一篇评论80后作者和作品的博文，认为80后作者的作品进入了市场，但尚未进入文坛[13]。而后，韩寒在博客上回应称：“别搞的多高深似的，每个作者都是独特的，每部小说都是艺术的，文坛算个屁……”[14]后续又有一些文学界或艺术界的人士加入批韩之列，在愈演愈烈的论战中，80后作家的桀骜个性和挑战权威的精神引来大批青少年的追随。最终，年长的文化精英们不得不关闭博客，而被称作“另类”“个性”和“叛逆”的80后作家一时间成为广大青少年群体的精神领袖和代言人。

盛极一时的80后青春写作现象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反映了时代变革赋予80后的新特质，以及代际关系的相应变化。

首先，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80后青年话语权弱势的局面。在现实社会和主流媒体上，80后在话语权表达上无疑是弱势的，而网络时代的到来和新媒体的出现让青年拥有了和长辈同等甚至更多的话语权。80后青年相比他们的父辈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宽松自由的网络环境为他们提供了自由交流和表达自我的平台，让他们可以更加畅快地宣泄对成人社会种种压抑的不满。而网络通过扩散机制和声音汇集机制将个体化的表达变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体化发声。

其次，市场化对80后作家的影响力提升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80后作家基本上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作品也与市场紧密对接，并与出版商、网络平台结成利益共同体。这是让年长的主流文化精英所忧虑和警惕的，他们认为文学与市场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文学出版如果过于市场化，就离纯文学越来越远。而80后作家更靠近市场和大众文化，他们满足了大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的文化消费需求。而也正因为看重80后身上的品牌效应，出版商、商业网站等市场主体才会为他们推波助澜，将他们的影响力不断扩展放大，促成80后作家在网络世界话语权争夺中的节节胜利。

此外，应该注意到，主流媒体和年长的文化精英在面对80后作家时话语方式的转变。白烨在其博文《80后的现状和未来》中，充分肯定了80后作家的才华和作品的独特之处，并主张通过阅读80后作品来了解他们，“我们需要了解他们，他们也需要理解我们，因而需要相互走近，相互沟通”，白烨所倡导的与青年“相互沟通”的话语方式较之以往单向灌输、政治说教式的话语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在主流媒体对80后作家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到。如2005年2月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关注，以爱的名义》也指出：“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崇尚创造，尊重个性，新人辈出！”“我们尊重个体差异，倡导个性化发展，但我们更希望……为他们将来专业化的发展提供更加深厚的底蕴……帮助孩子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15]可见，主流媒体和年长的文化精英已经对时代变迁下的代际关系有所反思，他们看到并肯定了80后作家的创新性，也意识到应该改变与80后青年的沟通方式，但他们普遍认为80后作家的发展之路是有偏差的。他们表现出一种开明家长的姿态来引导和纠偏。但是80后作家及其粉丝们对这种话语方式并不买账，充满抵触和不屑，并以“过激”的语言来回击。在这些青年看来，这种话语转变仅是形式上的，是用来维护自身权威和规训青年的策略。这些成年人仍将长者本位视为理所当然，通过对文学准则和判定标准的掌控，将80后作家区隔于主流文学之外，并希望通过“温柔的”规训让80后服从于既定的文学准则和长者的权威。但显然，在网络化与市场化背景下，话语权规则发生了变化，年长文化精英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

还需要注意的是，贴在80后作家身上的“叛逆”标签，是被刻意放大的，而且有以偏概全之嫌。他们“叛逆”的主要方式是网络化表达，利用网络媒体，以即时性的情感宣泄为主。以韩寒为例，他的话语表达常涉及对教育体制及一些社会不公现象的嘲讽与调侃，他的表达方式让受众感到真实并且尖锐刺激，这是他吸引粉丝的“魅力”所在。但实质上，他并非真正的激进和反叛，而是比较理性谨慎的，从不越界，被称为“媒体式抵抗”[16]。这一点与西方的叛逆青年明显不同，是比较温和的。此外，这些80后作家内部差异性很大，并非都是反传统、反权威的，一部分80后作家希望得到主流文学界的认可，并最终成为其中的一员。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80后作家这一群体大部分来自城市，他们的作品素材也以城市生活为主。而其中少数一些出生在农村的80后作家，如李傻傻、郑小琼等，以小说、诗歌的形式描述了被户籍制度挤压的农民工涌入城市谋生的境遇，他们的作品让人们看到了被忽略的农村新一代年轻人的生活和思想，不仅得到了主流文学界的认可，也受到了主流媒体的关注。同一时期，主流媒体和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开始关注“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新生代农民工”等“默默无语”的群体，其中很大一部分是80后农村青少年。他们作为亟待关爱的弱势群体出现在公众视野，媒体和学者为他们的各项合法权益(如教育权、劳动权等)而呼吁。

三、“鸟巢一代”与“三十难立”

时间继续向前推进，80后作家的话题热度渐渐消退，更多的80后陆续走出校园、进入社会，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主流媒体对80后产生了新的认识，80后的媒体形象发生了明显转变：先是80后典型个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明显增加，例如从名校毕业后选择去深山支教的徐本禹、从北大休学参军的高明，等等。这些报道和评论充分肯定了80后身上与历史使命话语高度契合的特质，认为“80后并非利己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他们是大有希望的一代，是值得信赖的”。到了2008年，这一年的两件大事——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和北京举办奥运会，无论是救援灾区还是服务赛会，80后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主流媒体首次慷慨地赋予80后肯定性的群体符号——“鸟巢一代”，并对80后的群体性格赋予新的意义。《中国青年报》2008年8月23日《鸟巢一代 横空出世》的文章中指出：“他们(青年志愿者)在北京奥运会上的集体亮相，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充满活力的中国，看到富有热情、尊重规则、充满人文情怀的新一代中国青年。”[17]

主流媒体对80后的话语建构发生如此明显的转变，其实有一定的必然性，源于青年成长发展与社会传承更替的客观规律。事实上，每一代人年轻时往往都会遭遇来自上一代的负面评价，而当他们逐渐承担起社会责任后，上一代的评价也就随之转变。主流社会通过话语建构对青年进行规训与引导，对青年而言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虽然生于社会转型期的80后其成长环境不断变化而且更加复杂，给社会化过程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鸟巢一代”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80后的社会化较好地达到了社会预期。同时，80后成长的新环境也构成了培育新的世代特质的土壤，如善于与外国人对话、富有公共服务意识和人文情怀、尊重规则，等等，这其中既有社会变迁如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也有青年自身潜在创新基因的推动作用。

80后成长于中国加入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处在前所未有的信息开放环境中，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复杂形势。80后一代能够比年长一代更好地了解全球化的规则和趋势，他们敢于也善于通过现实行动或互联网，有组织、理性地向全世界表达自己对祖国的关切和热爱。同样在2008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如“藏独”势力在拉萨策划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反华势力在多国干扰破坏奥运圣火传递、CNN主持人辱华事件，等等，促使以80后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网民自发组织一系列爱国行动，从反“藏独”大签名，到MSN“爱中国”红心大联合，再到“ANTI-CNN”网站创建，表现出80后一代热爱祖国的鲜明时代特性和创新精神。

依照惯常，当一个世代告别青春期、走向成年期时，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度也会逐渐降低，因为新的青年世代将代替他们成为关注和评判议论的对象。但当80后走向成年期时，有关他们的话题和讨论热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出现了新的高潮，而这次的话题发起者很大程度上来自80后群体内部。

80后中的一些人成长为各类媒体的一线工作者和青年学者，他们多多少少有了一些话语权，并且依旧富有学生时代的激情和表达的欲望。他们开始深切地感受到由于社会结构转型、全球金融危机而造成的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和职场压力，以及物价上涨尤其是房价飙升带来的生活压力，也开始反观自身、反思自我。他们虽然享受了父辈难以企及的物质财富和个人自由，但也遭遇了父辈未曾经历的磨炼。在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加剧的背景下，生活就像一部不断加速的跑步机，80后对物质生活疲于追逐，常处于迷茫和焦虑的状态，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归属。有的80后学者结合自己的观察和体验，甚至认为失败感是80后一代的集体感触[18]。

2010 年，各类媒体以“80 后集体奔三”“80后三十难立”等为标题掀起了80后话题讨论的又一次热潮。话题不仅涉及80后的工作生活压力与内心的迷茫焦虑，还包括对童年时光的感怀追忆。这些话题在大批80后同龄人中获得共鸣，也引发了持不同观点者的广泛讨论。有人认为：“‘三十难立’反映了当下中国集体性的社会焦虑。‘三十难立’不是‘80后’的错，而是社会之痛；三十而立不是‘80后’一代人的事，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19]也有人认为“80后有时确实需要励志一下，因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终靠的是自己，多一些意气风发，多一些愈挫愈勇的斗志，少一些埋怨，少一些迷失”[20]。不管这些观点如何表述，都是将80后作为关怀、激励的对象，媒体和公众第一次将这些城市80后作为“弱势”群体来看待。80后在社交媒体上的怀旧叹老风潮，也使他们在网络空间中得以“抱团取暖”，收获了集体认同[21]。

值得一提的是，同一时期，80后群体内部又一个弱势失语的子群体“蚁族”进入公众视野，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怀揣美丽梦想在他乡都市奋力打拼，因找不到稳定工作或者只能从事低收入职业，无法支付城市的高房价、高租金和高消费而不得不聚居于城乡接合部或者郊区，过着“生存之上、生活之下”的不尽如人意的生活，被视为继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22]。而最初关注“蚁族”并展开社会调查的是同为80后的年轻学者，这些80后知识精英在进入成年期后，不仅开始反观自身、反思自我，而且开始关注身处弱势、与自身迥然不同的同龄人群体，为他们的权益而呼吁。

四、80后集体奔四与新时代社会与青年的关系

2020年，80后中年纪最长的一批人已经进入“四十不惑”之年。依照2017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对青年年龄范围的规定(2)《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所指的青年，年龄范围是14—35周岁。，80后中一部分人已经不再是青年了。现今的80后大多以“前浪”的心态看待90后、00后，虽然也多有微词，但与更年长的世代相比，80后对这些后辈普遍具有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23]。一部分80后已成长为具有一定话语权的青年话语建构者，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主流媒体的话语表达正在发生很大的转变。以《新闻联播》为例，根据2017年搜狐网的新闻报道，《新闻联播》编辑部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8岁[24]。2019年，《新闻联播》的特别评论版块《主播说联播》在央视新闻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发布。在这一板块中，央视主播用网络热词吐槽时事，从“令人喷饭”到“no zuo no die”“为‘港独’分子送上一首凉凉”……这种官话民说、硬话软说的表达方式，接地气、有温度，改变了青年对《新闻联播》的刻板印象，让《新闻联播》更贴近青年大众，也增强了其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一些商业化的网络文娱平台，如bilibili、抖音等(3)bilibili创始人之一徐逸，以及抖音创始人张一鸣皆为80后。，正在积极探寻青年亚文化“破壁出圈”，通过资本运作以及对文化产品内容形式的精心设计编排，向正统文化靠拢，让本属于小众青年群体的圈层文化(如国风文化)走向主流文化消费群体。可见，80后在社会文化的传承创新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成为青年社会化的积极推动者，他们由此得以用自己的文化形态重塑社会，也推动了社会文化的更新，也可以说这是社会青年化机制在新时代的体现[25]。

除了社会与青年的关系外，国家与青年的关系也值得关注。在以往的历史时期，国家对青年总是更多地强调集体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而相对忽视青年群体的个体利益需求。在新时期，青年成长的社会环境空前复杂，“青年问题社会化”和“社会问题青年化”交互影响[26]，党和国家在鼓励青年为实现中国梦建功立业的同时，更加注重为青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凸显了以青年为本、促进青年全面发展、让青年有更多获得感的服务性理念。《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部署实施就是这一理念的重要体现，表明党和政府愈发理解青年的需求，重视青年的主体性地位，从重教育和政治取向转化为重服务和福利取向[27]。当然，也应看到，近年来由于新型教育模式、新型职业、新型文化形态等的不断涌现，在回应多元化的青年问题、多样化的青年需求方面，如对青年网约工的权益维护、对青年创客、青年公益人的政策法律保障，等等，各级政府部门仍存在力所不及之处，政策和方案常常缺乏包容性，因此今后应加大对青年新业态、新文化的关注力度，为青年赋权，进一步加强青年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定位，激发广大青年的创造性和创新性。

五、结 论

80后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人。这一代与相邻的其他几个世代相比，受社会各界关注更多，争议更多，而且关注时间也更长。伴随着80后群体的成长历程和社会转型的演进轨迹，主流社会对80后的评价从“享乐的一代”到“另类叛逆”，再到“鸟巢一代”和“三十难立”；其话语建构方式也相应发生了转变：从批评和政治说教式的单向灌输，到开明家长式纠偏，再到肯定赞扬与同情关怀。伴随这一转变过程，主流社会对80后群体内部的多元构成和不同利益诉求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入全面。而在市场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等结构性因素的推动下，80后自身的话语表达与重构也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特立独行的自我情感宣泄，到理性、有组织的理性表达，再到现实压力下的反观自身、反思自我，以及对其他同龄群体的关注和声援。如今，80后集体奔四，他们成为传承和创新社会文化、推动青年社会化的中坚力量，由此得以用自己的文化形态重塑社会，也推动了社会文化的更新。当前，党和国家愈发理解青年的需求，重视青年的主体性地位，凸显了以青年为本、让青年有更多获得感的服务性理念。今后，应加大对青年新业态、新文化的关注力度，为青年赋权，进一步加强青年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定位，激发广大青年的创造性和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