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丽斌 李乾宝

中央档案馆收藏的落款日期为1934 年11 月18 日的《关于闽东形势及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东游击区》时，编者将其改名为《闽东报告》）、1934年12 月14 日的《关于特委及各县委组织情况的报告》《关于红军组织情况的报告》（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东游击区》时，编者将其改名为《闽东特委来人关于军事的报告》），这3 份材料对了解和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东革命斗争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但是这3 份材料也存在不少不足甚至失误，特不顾愚钝撰文试加探析。

一、《关于闽东形势及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等3 份档案材料的来历

闽东苏区创建后不久的1934 年4 月3 日，闽东地方党组织即因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遭到敌人的破坏而与上级党组织和中央失去联系，8 月中下旬，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路过闽东时，给闽东党组织留下了一个上海的党中央秘密联络地址。

为了寻找党中央，当年10 月间，中共闽东临时特委派临时特委书记苏达前往上海。苏达到达上海找到临时中央局后，在陪同他前去的阮伯淇的帮助下，写成了《关于闽东形势及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关于特委及各县委组织情况的报告》和《关于红军组织情况的报告》，呈报给上海临时中央局。当年年底，苏达即与阮伯淇一道离沪返闽。但1935 年1 月他们回到福建时，因这时的闽东苏区已被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与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和闽东红军根本没法联系上，所以苏达便返回家乡闽西，途经厦门时被捕，得其二哥多方奔走才获保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