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洪永 李 珂

一、寓“主观”于“客观”的名著

无论研究明代学术史，还是研究黄宗羲，《明儒学案》都是绕不过去的学术存在。梁任公称：“其在学术上千古不磨灭的功绩，尤在两部学案。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梨洲一手著成。……所以欲知梨洲面目，当从《明儒学案》求之。”[1]梁启超称著作学术史要具备四个条件，其中：“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2]至于黄宗羲是如何实现这些条件的，梁任公也给出了解答：“梨洲这部书，虽有许多地方自下批评，但他仅在批评里头表示梨洲自己的意见，至于正文的叙述却极忠实，从不肯拿别人的话作自己注脚，这是合第三个条件。他在每案之前，各作一篇极翔实的小传，把这个人的时代、经历、师友渊源详细说明，令读者能把这个人的人格捉摸到手，这是合第四个条件。”[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宗羲将《明儒学案》视为学术史类的史学著作。并且，无论在对案主的选择、学术思想的叙述、评价，还是对案主学术资料的选编，黄宗羲都实现了对同类性质的《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的超越。

也有学者对梁任公对《明儒学案》性质的界定提出异议。朱鸿林认为：“以《明儒学案》为最佳代表的学案著作，利用案例指引出学者以个人的道德实践、决定其为学成效的儒学修养门径。”[4]这就从实际上将《明儒学案》视为子部之作，而非是史部著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