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立民

(内蒙古大学 哲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内蒙古大学 教师发展中心，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把文化看作是“整体的生活方式”，强调“文化是平常的”，倡导大众共有、共享和共建的文化观，为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做辩护，并追求共同文化的社会理想，突破了精英主义对文化的狭隘理解，开始关注被忽视甚至被蔑视的大众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化的形态和功能的思考。

一、共同文化出场的社会基础及其政治关怀

文化形式与社会构成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动态过程，文化形式的变化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构成的变化，具体文化形式的生成运动又改变和丰富着社会构成。在文化尤其是书写型文化被社会上层所独占的情况下，普遍性的共同文化根本不可能现实地出场。共同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样态之所以被关注和研究，与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生产力极大提升以及民主政治的兴起密切相关。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共同生活的整体环境和活动方式，技术革新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条件和新途径，扩展了人们文化选择的范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和科技等社会力量为文化的兴起、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手段和物质条件，促进大众从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参与到社会事务之中，提升了文化在社会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技术的变革导致文化越来越依赖于文字的形式，越来越多的文化层次被置于识字阅读的普遍情境中。较之于封闭的传统社会中知识被少数精英分子所把持的状况，开放性的现代社会为信息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手段和途径，在各种技术手段的推动下知识走向大众化和平民化，致使社会结构变化以及社会权力分散。大众开始参与社会事务，社会格局走向多元化、平等化和民主化，为多元共存的共同文化提供了土壤。在科技推动的民主化社会构成中，共同文化成为最有效并被广泛认同的规划形式和解释方式。这些构成了威廉斯“共同文化”思想出场的社会基础。

威廉斯共同文化思想是当代大众文化发展的社会政治效应的反应，这与威廉斯的政治立场、生活经历紧密相关并融入实践活动之中，也构成了其文化政治学取向。威廉斯很早便从父辈那里接触到了工人阶级运动，工人在艰苦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团结互助精神给他的成长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独特的生活阅历使政治因素与其日常生活相互渗透，也使他对文化的关注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去政治化的研究，而是与他的政治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密切相连。威廉斯从最底层的工人阶级进入到社会上层的精英文化圈产生了不适应感，强烈地感受到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在文化上的不平等，虽身处精英文化队伍却反对精英主义文化，极力为大众文化的合法性辩护，从文化上探讨了工人阶级解放的路径。威廉斯认为大众文化对英国原有的文化产生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但由于教育向工人阶级的敞开，使其获得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他还主张无产阶级应该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而且只有这种文化才可能是真正的富有生机活力并代表着文化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通过工人教育来激发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大众文化冲击精英文化统治以便实现文化革命。这些讨论关涉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夺取文化领导权这一文化研究的主题，体现出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具有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维度，理论关切与其“左派”的政治立场紧密相连。威廉斯在实践层面通过参与成人教育的方式证明了实现精英文化大众化的现实可能性与可行性，并用“文化是日常的”与“复数文化”来为大众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

二、共同文化的前提：批判精英主义文化

威廉斯共同文化思想源自对拒斥大众的精英主义文化的批判，其大众文化立场是对英国精英主义文化传统的反抗。精英主义文化站在英国保守主义立场上，主张只有社会中的少数精英阶层才能把握文化方向并引领社会发展，并据此对在英国出现的大众文化采取简单批判和片面拒斥。阿诺德认为国家由少数超越阶级利益的精英人物来创立，并通过教育、文学和批评等方式来唤醒被遮蔽的“最优秀的自我”。艾略特把文化分为“有意识的文化”和“无意识的文化”两个层次，将高级理论文化作为整个社会风尚和趣味的楷模。利维斯把文化主要定位在优秀的文学传统上面，坚信文化是少数人的专利，认为大众文化的崛起意味着传统权威的衰落。总之，面对工业化和民主化对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精英主义提出由某种统一的价值标准构成的“有机文化”作为矫正手段和应对策略，并“以传统的名义用文化观念来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或大众教育”[1](P.80)。威廉斯坚决反对并深刻批判了英国精英主义文化观念，指出精英主义文化是少数派所秉持的观念，其反对和贬低群众的创造性导致忽视历史并否定真实社会经验。基于大众文化比精英文化更为广泛且有效地参与英国社会重构过程，威廉斯强调文化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而应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和共同享有的，提出“从根本上说文化还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2](P.337)，文化保存了这些活动并使之进入人们共同的生活。

威廉斯通过对“大众”一词的关键词解释学考察，反驳了精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文化观。威廉斯指出，masses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意涵。在许多保守的思想里它是一个轻蔑语，用来描述“群氓”(mob)；在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里它是一个具有正面意涵的语汇[3](P.281)，指称作为社会主体的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三个社会潮流合力确定了masses的含义：一是工业人口的实体性聚集，而总人口的大幅增加又加剧了这一趋势；二是工人向工厂集中，机器生产必然带来实体性集中，大规模集体生产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社会性集中；三是上述趋势带来了有组织的和自我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发展，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集中。[2](P.313)威廉斯指出，“大众通常是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人们，也是我们不能知道的人们……对于他人来说，我们同样也是大众……大众是其他人”，“事实上没有大众，只有把人们看作大众的方式”。[2](P.315)“大众”不再只是一个指称特定人群的固定的实体性概念，而是具有某种社会关系和价值关系的内涵、指称持有某种政治立场和关联某种利益关系的群体。“大众”不再只是一个被设计的他者和客体，而是具有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社会主体，是自然人群在工业化过程中通过社会聚集而被组织和关联起来的，它是在人类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据此，威廉斯批判了“文化与社会”传统中精英主义把“大众”看作“精英”的他者的偏见，表达了大众文化的立场。

威廉斯剖析了精英主义文化的阶级性，指出英国文化研究传统中所显示出的阶级属性，即从特定的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发，以统治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生活为中心，社会大众和底层人的文化却被排除在主流讨论之外而未曾受到重视。威廉斯指出：“即使在一个由某一阶级主导的社会里，其他阶级的成员对一般共同资产显然也是可能有所贡献，而且这些贡献可能不受支配阶级的观念与价值的影响，甚至还与之对立。”[2](P.333)威廉斯认为文化是由社会中的大多数参与和建构的，坚信大众是有文化的并且可以创造出新的文化，这在当代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作为曾经的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在文化创造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他强烈反对文化被精英阶层所垄断。

威廉斯的文化研究是为反对英国当时的精英文化主流、为大众文化争得一席之地而进行的论争，在批判精英主义的同时倡导大众共有、共享和共建的文化观，提出了“共同文化”这一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理想。威廉斯对文化精英主义采取了左右双向开弓的态度，不仅反思和批判英国精英文化，也对苏维埃政府的“灌输式”“集权式”文化进行了批判。这两种路线虽然在政治主张上尖锐对立，但在垄断文化解释权、反对大众文化、造成大众文化的矮化和萎缩这些方面其本质上却是共通的。概言之，威廉斯并未专注和陷于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致力于寻求各种文化现象得以平等对待、共同发展之路。[4](P.8)威廉斯认为优秀的文化既可以存在于精英文化之中，也可以存在于大众文化之中，优秀的文化应该是全人类共享的，打消文化的阶级分隔，从而走向共同文化的世界。

三、共同文化建构的关键：将文化界定为“整体的生活方式”

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从社会化和经验化的视角将文化定义为“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既包括作为智性和想象作品的文学和艺术，也包括人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日常行为等各种实践活动。这就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及指称范围，将之扩展到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文化的主体和创造者不再局限于少数知识精英而是指不特定的大多数或全体，文化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和专利而是社会所有人的共同财产，是人日常生活经验的凝聚和现实感受的结晶。威廉斯认为文化存在和表现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是在人的整体生活方式和社会整体进程中的生活实践和生活经验的形式，通过横向多元与纵向延伸的日常生活的表征和实践去实现自己的在场。因此，这种文化不是由某一阶级或某一人群创造的，而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创造和建构而成的，这使文化指向一种“大众文化”和“共同文化”。威廉斯的“大众文化”立场和“共同文化”理想聚焦于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在“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基础上提出“文化是日常的”。“文化是平常的：我们经历每一次变化的时候，都要紧紧抓住这一点。”[5](P.6)“文化是日常的”观点是对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的社会文化观的进一步阐发，表达了威廉斯实现大众民主的追求和“共同文化”的理想。因此，共同文化则是各种不同生活方式共在并存的一种多元生活方式。

威廉斯理想中的文化不是由少数精英建构、由下层阶级或普通百姓所接受体会的精英文化，而是共同文化。威廉斯认为，一种共同文化不是少数人意义信念的一般延伸，而是扎根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之中。威廉斯指出：“如果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表述的经验中的某些现存部分，被延伸到——或者被传授给——其他人，并被这些人共同拥有，那也许可以被称为‘共同的文化’，但却不是某种共同文化。”[5](P.41)只有让大众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文化创造和选择活动中来，而且这种创造和选择“是一种自由的、贡献式的、创造意义和价值观的共同参与过程”[5](P.43)，真正的共同文化才是可能的。这是一个自由参与和选择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社会成员不断创造出并不断重新定义共同的意义和价值体系。由此，共同文化总是被人们不断地制造，而且只要这个共同体存在，创造共同文化的过程就不会终结，在此意义上共同文化是不可以被继承的，也不是一种统一和一致的文化。

威廉斯在共同体建构中探讨共同文化的生成演化，认为共同文化应该关注和研究人的共同生活。从整体生活过程分化出来的各个生活领域都是在连续社会进程中不能分解的要素，都该纳入到一个由各种活跃的而且不断互动的关系所构成的完整世界中去，这个世界就是彼此相连的共同生活。通过发现共同意义和共同沟通手段的方式，既为其成员发展营造广阔的文化空间，也支持所有人参与并推进共同体的普遍意识，进而构建出某种共同文化，以实现共同体的发展。共同文化的生成表现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集体性文化活动，是一个来自社会各方的力量赢得价值共识的过程。共同文化理想的实质是通过协商达到一种互相的认同，将社会中分离的甚至是毫不相干的意义、价值和实践相互联系起来并融合在一种重要的文化和有效的文化秩序中。“融合”是不同社会团体在社会权力场域中的妥协和认同，以实现一种多元文化共存、共享和共建的社会状态。威廉斯主张大众平等地享有、参与和建构文化的权利，提出构建共同文化的“与人为善”原则，在共同体文化中应该容纳变化和差异，在生命平等原则基础上保障共同文化选择自由，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实现和谐共存的文化共同体。这表达了威廉斯共同文化理念的核心就是民主，即生命的平等，这已经超越了狭义上的阶级或政党之间平等的民主概念。[6](P.72)共同文化需要生命存在的平等，其精神实质在于提倡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

共同文化思想体现了威廉斯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双重“解码”。一方面，威廉斯认为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相继产生且共存于现代社会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两种文化形态在功能和受众上存在着不同；另一方面，他又否认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价值上存在着高低之分。威廉斯并未因大众文化的立场而从根本上反对精英文化，他所反对的是对待文化的精英主义立场，即将精英文化看作是高级的上等人的身份标志和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文化。威廉斯也并未专注和陷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高雅与通俗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通过文化领域的扩展概念及大众文化理想平等地对待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文化现象，来取代传统的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二分法，最终将在文化研究中占主导的二元对立模式消解掉。[4](P.8)优秀的文化既可以存在于精英文化之中，也可以存在于大众文化之中；优秀的文化应该是全人类共享的，这需要打破文化的阶级分隔，从而走向共同文化的世界。但共同文化所强调的“共同”概念并不是绝对的“同一”或“等同”，而是在“不同”与“共同”对立统一中的“共同”，即包含着差异和争议的“共同”，强调的是差异性的和谐共存状态。威廉斯的“共同文化”概念对文化研究领域是一种拓展，其本质是对精英主义文化的否定，但又不是仅仅诉诸于普通大众的文化，而是强调二者之间共存、共建和共享的多元文化状态。

四、威廉斯共同文化思想的价值及其局限

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坚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具体的经验研究，采取“至下而上”的观察视角，围绕着对文化的界定及其作用的阐释，阐释了“共同文化”的社会理想。他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突破了对文化精英主义的狭隘理解，消解了大众与精英、文化与文明的对立，使被忽视的大众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化形态及其功能的理解。同时，威廉斯共同文化思想呈现出鲜明的英伦文艺批判底蕴，深受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把文化与日常生活经验关联起来。在威廉斯那里，文化被看作是社会生活、经验和身份的完整呈现，日常生活成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层面。他还强调“整体生活方式”构成要素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使文化与自然、文化与社会、人与社会的关系得以联通，而文化研究就是要阐明人类整体生活方式的意义价值和共同结构。正如霍尔所言：“关于文化的理论，被界定为对总体生活方式中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文化不是一种实践，也不只是对于社会的习惯和民俗的描述体系——就像它在人类学的某些类型中那样，它卷入了所有的社会实践，是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的总和。”[7](P.45)

威廉斯将文化看作是“整体生活方式”和日常的，主张文化是公共的、历史的、经验的，使文化进入到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进而把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注重对工人阶级文化和底层阶级的文化研究，致力于大众与工人阶级的教育事业，肯定了工人阶级文化的作用和作为文化创造者的地位。威廉斯揭示了“文化霸权”的动态过程，使大众文化的微观政治实践意义从对文化内涵的理解深入到对文化功能与价值的探讨，表现出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维度，展现了共同文化观念所内涵着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社会革命理想，使其不仅具有宏观的社会历史维度，而且兼具微观的文化关怀和身份关切。

威廉斯立足于大众文化立场提出的“共同文化”理想，凸显了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的普遍性，摒弃了精英主义文化的观念，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模式，倡导建立一种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其中的共有、共享和共建的文化观念，为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文化的普及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他在对共同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上也存在忽视文化领域中阶级的对立和冲突的倾向，忽略了经济利益和所有制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忽略了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差异和不平等，且文化多样性暗含的文化冲突没有被充分重视，构建“共同文化”由于缺乏共同目标和有效组织而成为镜花水月。威廉斯将这种全体平等参与共享的文化置于一个中性的场域之中，把共同文化置于非历史化、去政治化的语境中，忽视了人的阶级属性及其社会地位的差距，抹杀了文化的等级性、阶级性和意识形态的属性，缺乏对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属性和功能的正确认识，从而使其共同文化思想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