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敏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周口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速度”一词成为今天人们感知外部世界的真切体验，也是解读社会变迁和全球趋势的新的叙事向度。针对这一方兴未艾的社会现象，西方学者立足于不同的学术视野和理论框架进行诠释和评判，形成了关于加速主义批判的理论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审思西方速度理论，不仅能够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速度批判思想资源，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运用，而且能够为科学认识我国新发展理念、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启示和镜鉴。

一、加速主义批判的理论谱系与演变历程

20世纪70年代，“加速主义”作为一个研究论域出现后，学者围绕这一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形成了各具风格的理论成果。对加速主义进行谱系学与演变史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把握不同流派的理论旨趣和学术分野，厘清加速主义的发展脉络，形成对加速主义理论的系统掌握和全面认知。

(一)加速主义批判的理论谱系

一是维希留的速度统治理论。法国思想家保罗·维希留运用政治现象学的方法，把“速度政治”作为重要命题来说明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支配关系。他强调，“速度政治”不仅有力保证政治革命的开展，而且还借助人力和科技这两种速度加载器塑造持久的权力合法性空间。维希留以古代战争和城邦政治为例，说明技术因素的介入带来的速度提升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城邦权力运行模式，而且凭借愈加快捷的流通途径使速度优势居于空间占有之上。维希留从辩证的角度看待这种竞速策略，认为其虽然增强了支配权力的能力，但政治空间和反应时间的清除也引发了民主权力和决策主体的危机。[1](P.132)

二是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教授哈特默特·罗萨围绕“加速”概念出版了系列论著，阐述了他的社会加速批判思想。他以人们普遍感受的生活节奏的加快为切入点，分析社会加速的动力机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首要动力，其次是社会文化引导和认知倾向的影响，第三推动力是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特征。罗萨认为，社会加速不仅造成人与空间、人与外在事物、人与自身的异化，而且还导致人与时间、人与他者关系的异化。罗萨运用“共振与异化的辩证法”解释框架，作为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逻辑归宿，认为可以通过“共振”来消解和祛除异化。

三是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的速度政治批判理论。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和阿列克斯·威廉姆斯2013年发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因其观点更为激进和富有革命性意义而被学界视为“左翼加速主义批判”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应该充分发挥其潜能来实现社会的加速发展，最终使速度达到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承受的极限，从而促成资本主义在加速运转中走向崩溃。基于这种观点，他们对罗萨的“共振”理论持批判态度，认为“共振”是对“异化”的妥协，而不是克服。

四是汤姆林森的速度文化批判理论。美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认为，速度在资本主义现代话语体系中越来越具有文化的表征和意义，社会速度和劳动速度也日益通过文化进行合理性建构。他在《速度文化：即时性的到来》一书中，以当前对全球影响最大的通信技术为例，认为“即时性(immediacy)”既代表现代技术的速度特征，也是一种资本主义文化现象。“即时性”的双重意蕴通过资本主义技术的快速发展得以建构起来，反过来，又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得以广泛传播。质言之，汤姆林森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阐释了速度文化建构的逻辑理路，“既包含观念中的速度成为现实的速度的可能性，同时也包含具体的速度如何合理化的阐释路径”[2](P.52)。

(二)加速主义批判理论的演变历程

加速主义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才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研究领域走进人们的视野，并在十多年间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其思想的起源却相对较早。考察加速主义的形成与流变，其理论的演变历程可以概括为思想发端、初步形成和体系构建三个阶段。

第一，加速主义批判理论的思想发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继任者并没有对“加速主义”做专门的论述，但并未造成其理论缺失和思想空白。恰恰相反，在对资本主义深刻洞察和批判的过程中，他们对“速度”问题表现出高度关注并有理论阐述。关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生产力发展速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P.36)。1851年，英国伦敦博览会展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恩格斯对当时的盛况作了详细的描述，认为英国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1916年，列宁在政治经济学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描述了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他认为“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中进行得非常迅速”[4](P.332)。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速度问题的探讨虽然与当代西方学者在思想内容和理论旨趣上有所不同，但却呈现出完整的思想链条和清晰的逻辑脉络，对我们今天研判加速主义仍然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第二，加速主义批判理论的初步形成。20世纪初期，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人们开始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进行反思，“加速”问题日益走进西方学者的视阈。1900年，德国学者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的速度有了更加强劲和永不止息的提高”[5](P.408)。他还详细阐述了货币对政治、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强大冲击，甚至决定着人的自我设计和自身价值。1909年，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发表《未来主义宣言》一文，强调艺术创作中的“速度之美”，首次把“速度”概念引入文化领域。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较早意识到速度社会的消极方面，并提醒人们不要沉湎于对速度的崇拜。罗马俱乐部在 1972 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表达了对快速增长所导致严重后果的担忧，并从粮食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等方面进行详细论证，打破了人们对无限增长的乐观主义想象，也由此引发人们对“速度”问题的深层次反省和评判。1977年，法国思想家保罗·维希留出版《速度与政治》一书，以“竞速学”作为核心概念阐释政治权力如何通过加速的技术得以巩固和发展，并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维希留的“竞速学”理论标志着加速主义批判哲学的初步形成。

第三，加速主义批判理论的体系建构。进入21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推进和新技术的发展，西方学者从多角度、多领域对加速主义进行研究，形成了一批内涵丰富、观点鲜明的理论成果。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加速问题，2002年，他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加速和扩张的特征概述为“流动的现代性”，并认为现代性的极限加速阻碍了人的自身解放。德国社会理论家哈特默特·罗萨从社会加速的角度聚焦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他在2005年出版的《加速与异化：晚期现代时间的批判理论》一书中，通过分析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揭示资本主义的社会加速逻辑，并借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展开理论批判。美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从文化维度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加速问题，2007年，他在《速度文化：即时性的到来》一书中指出，把速度指称为“进步的意识形态”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西方学者开始把研究的视角拓展到数字技术领域，形成了富有创见的理论成果。2016年，斯尔尼塞克在《平台加速主义》一书中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数字技术催生的平台垄断样态，并揭示了资本主义从工业时代进入数字时代的运动轨迹和内在逻辑。至此，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速度批判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数字技术等领域，逐步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系统化的体系架构。

二、加速主义批判理论的思想意蕴

加速主义以马克思关于速度的论述为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基础，描述了资本主义加速社会的新样态，揭示了其对人类带来的负面效应，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认识，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批判意蕴。

(一)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异化现象，印证马克思的自动化生产理论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讨论了“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其中涉及“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与生产率关系”的内容。马克思强调：“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6](P.91)在这里，马克思把机器的改进看作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洞察到机器自动化带来的结果不是解决劳动力匮乏的问题，而是最大限度地榨取现有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动化、数字化带给人们的不是自由时间的增多，而是被速度所裹挟的疲于奔命。对此，罗萨尖锐地指出，“现代文化的独特性是那些发条和时间效率原则的相互联系，并且与时间效率原则相联系的加速期望联系在一起”[7](P.12)。他认为技术的发展使得生活节奏加快，造成人们无时无刻不被时间所管制和约束。时间不再是人们自主安排和个性发展的场域，反而成为对个体精准化控制的手段。因此罗萨认为，资本主义高速自动化生产造成了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速度与一般的社会速度之间的撕裂和对立，产生了新的异化现象，也证实了马克思关于工业自动化和劳动二重性的论断。

(二)深化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认识，拓展资本主义批判视阈

20世纪30年代以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因致力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而享有盛誉。在理论建构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既从整体上继承了马克思和卢卡奇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但同时各个代表人物又有不同的理论特色和思想特质，形成了从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到阿多诺的工业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再到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批判的变迁谱系。罗萨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继承人，一方面延续了该学派的批判意识和传统，把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纳入其思考视阈，另一方面又洞悉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出“现代性就是速度”的新命题，敏锐地捕捉到“加速”问题并将其作为社会批判的重要向度。这一问题的提出，拓展了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研究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向。难能可贵的是，罗萨试图突破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质疑和拒绝态度，力求走出哈贝马斯寄希望于主体间交往理性来遏制社会不良发展的思维模式，他主张通过对现实加速社会的关注，重返批判理论的轨道，体现了一种新的思维取向。

(三)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凸显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底色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生产力对于社会革命的作用。他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同时它还造就了将运用这武器来反抗自己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8](P.278)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的内在矛盾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最终趋向自己否定自己的历史逻辑。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并用来分析加速社会的新特点，认为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而且创造了加速资本主义灭亡的物质力量。他们指出：“加速主义希望解放潜在的生产力……现存的基础设施并不属于需要摧毁的资本主义，而是走向后资本主义的跳板。”[9](P.355)他们与马克思所追求的目标一样，不是批评或阻止生产力和技术的进步，而是主张释放生产力蕴藏的巨大潜能。而且，他们指明了不同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路径，主张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加速的过程中，通过掌握技术加速的主导权，突破资本主义发展的极限来实现社会的变革，最终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作为左翼加速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对加速主义的批判不仅丰富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且凸显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底色。

三、加速主义批判理论的价值

加速主义是透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视角，也是观测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切入点。加速主义对于我们认识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落实我国新发展理念、推动人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解读和批判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产物，也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输出的载体和工具，它为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保驾护航，也使欠发达国家服从于发达国家的利益法则。对于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资本全球化，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0](P.538)。英国学者戴维·哈维用“时空压缩理论”来解析这一过程，即资本周转时间的缩短推动资本扩张，反过来，资本扩张又加剧了对空间的占有，并用来扩大生产和再生产。在此基础上，哈维对资本无限扩张的后果进行预测，认为“资本积累的动力，连同社会斗争的条件，都使得各种关系变得不稳定”[11](P.299)，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矛盾走向不可调和的历史趋势。放眼当今世界，新自由主义通过鼓励高增长、高消费，用符号消费、象征性消费来代替物品使用价值的消费，以便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矛盾，但却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世界经济普遍低迷就是有力证明。加速主义批判理论从时空图景变化的视角来剖析资本增值的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从直线式发展到内卷化的新趋势，诊断了资本主义的新面向和变迁动力，对于认识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有助于认识和贯彻我国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延续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立足我国新的发展方位和现实境遇、慎重考量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关系的前提下提出的。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只有以马克思关于速度的论述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处理好发展速度与发展目的、量的积累与质的提升的关系，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双重目标。新发展理念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辩证统一。其中，“创新”凸显了挖掘内生动力，突出质量和效益的价值理念；“协调”体现了整体和部分、全局与局部的有机联动和呼应；“绿色”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持续发展的目标取向；“开放”彰显了人类社会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发展机制；“共享”则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诉求。加速主义批判理论对于审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问题、把握速度的规律和原则、跳出加速主义的怪圈、规避加速主义的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凸显对人本身的关注

加速主义批判理论把“加速”作为解读当前资本主义的重要范畴，从资本对个体的宰制出发，探讨技术具有的政治性功能。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认为，资本主义对技术的利用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在资本主义之下，技术的可能性被极大地限制了——仅仅是攫取利润和控制工人的工具。”[12](P.92)他们认识到了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性功能，揭示了加速社会新的异化现象，彰显了对人自身的关注和思考。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衡量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尺度则是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多。加速主义批判者认为，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本身已经被时间赋予了加速动能，资本主义加速的合法性逐渐形成，并日益成为每个人的思维定式和行为习惯。因此，科技加速和社会加速并没有使人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反而加剧了人们的紧迫感和焦虑感，造成人们外在时间加速与内心自由诉求之间的巨大张力和严重撕裂。基于此，加速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资本增值和个体受宰制之间的逻辑关系，对“社会加速”树立批判和反抗意识，夺回属于人的自由时间，才能创造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

四、加速主义批判理论的局限性

(一)症候诊断：带有经验论和非理性的色彩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了社会形态变革的现实动力和供给条件，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3](P.3)。当前，随着生产力和新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对自身进行调节，使得全球资本主义面貌发生了新变化。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部分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推行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将财政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改善贫困、完善医疗、发展教育等社会事业上，一定程度上暂时缓和了阶级和社会矛盾。正是由于这些调整和变革，使得当代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甚至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然引领信息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发展潮流。因此，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辩证地分析和看待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既要以战略眼光考察新变化，又要看到资本雇佣劳动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变性。当代西方加速主义深刻解剖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特征，建构了独特的加速理论，对深化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意义重大。但他们更多倾向于从经验层面诊断当今社会的症候，把理论的逻辑归宿指向构建主客体关系色彩的“共鸣”，或者以释放技术本身的变革性潜力来推动社会转向，忽视了挖掘加速社会的内在根源和动力，低估了资本主义将科学技术纳入自身统治的潜力，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力量，体现了经验论和非理性的思维倾向。

(二)难题破解：陷入妥协与调和的误区

对于如何破解资本主义加速社会的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才能铲除异化产生的制度根源，最终走向人的解放。但在罗萨的加速理论中，他提出解决异化的方法是“共鸣”，认为“美好生活最终也许就是意指生活中有着丰富而多面的‘共鸣’经验”[14](P.149)，人一旦找到并适应了社会加速的振动频率，就会摆脱眩晕带来的不适感，异化就解除了。从表面上看，罗萨把共鸣和异化看作是辩证统一的范畴，认为人在加速社会中始终处在异化和共鸣的交互体验中，异化和共鸣构成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共同体。但从实质上看，依靠共鸣克服异化的理论解释力是孱弱的，因为共鸣不是对异化的克服，而是对异化的适应和妥协，社会加速和人的生命体验始终无法在同一个频道上契合，把异化的消除寄托于主体的共鸣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缓兵之计，只要没有打破资本对人的宰制，人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从某种意义上说，罗萨把克服异化的道路引到“共鸣”的虚幻路径上，凸显了罗萨的思想悖论，削弱了其加速理论的批判性力度，体现了面对加速社会现实的无力感。

(三)路径超越：堕入乌托邦和主观主义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超越资本主义决不是等待资本主义的自动消亡，或者寄希望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之后的自行崩溃，而是要联合无产阶级起来斗争，体现了清晰的主体向度。而加速主义主张借助资本主义社会的加速发展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为进入新社会创造物质条件，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但对于如何超越资本主义，他们则幻想通过构建共振的社会关系，或者政治哲学的调节进入新的社会。从本质上看，他们试图通过不摧毁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进入新的社会，不仅丧失了主体性向度，淡化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否定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而且把社会发展理解为可以随意加速和管理的进程，企图用弯道超车的方式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忽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堕入了乌托邦和主观主义的困境。因此，从根本上说，加速主义强调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是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试图在进化论的意义上展开后资本主义的逻辑叙事，认为资本主义的消亡是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突破而自然到来，最终脱离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和动力来谈社会加速，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超越仍然停留在主观预设的层面，充分体现了其历史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