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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看人的活动的边界

2021-12-30张康之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21年4期
关键词:边界

张康之

(浙江工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引言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历史也可以看作是扩大人类活动边界的历史,也就是不断地突破边界和把边界向外移动的历史。至少,迄今为止的历史一直表现为人类不断地突破边界去开展活动,就人类探索的踪迹而言,现在已经突破了大气层为人类限定的边界,登陆月球和火星,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还有可能突破太阳系的边界。单纯就地球上的事物看,人类活动的边界无论是在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都不断地被突破。无论这算不算是征服,都是人类不断地把“非人类”的世界一块块、一步步地纳入到人类历史中来的过程,工业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只不过是使人类这样做的步伐加快了。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所要开启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是否需要沿着把“非人类”的世界纳入人类历史进程中来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认为完全封堵这条道路是不可能的,但对于这条道路如何走下去的问题却是必须要认真加以思考的。其实,工业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是自觉地运用边界保护我们自身和我们应有的权益,通过突破边界去获取一切可能的利益。事实上,在一切社会活动中都有着对边界自觉或不自觉的应用。特别是在管理以及社会治理中,划定、改变或拆除边界并对边界进行管理构成了管理和社会治理活动的基本内容。作为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全球化、后工业化也会反映在边界的存续和应用上。

其实,在人类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其一切活动就已经受制于边界。所有限制和规定人的活动的因素都是人类的界限,为人的活动划定了边界。边界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比如,存在着不同专业、不同理论的边界。一切边界在根本上还是人的边界、群体的边界和组织的边界。山川河流等作为边界也是人的边界,是以群体、组织形式出现的人的边界。个人的边界在工业社会中由法律规定,个人的思想、意识以及道德状况等都对边界的存在、设立以及变动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个人的边界并不是恒定的,而是随时发生变化的。如果群体没有实现组织化,那么其边界是模糊的,而一旦群体被组织起来,其边界就会变得清晰。事实上,管理学所关注的是组织边界的问题,基本上是在运用边界进行管理。总体上,关于边界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社会系统做出的,希望通过对边界、边界的确立以及对边界的描述去观察系统的存在与运动。由于组织是最为典型的社会系统,所以关于边界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组织边界的问题上。如果说人类历史是一部围绕着边界而开展活动的历史,那么也许全球化、后工业化正在改变人类历史。无论是人与人的边界、人与社会的边界、社会与自然的边界,还是不同社会存在物的边界,都正在发生着变化。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是同一场运动的两个面相,全球化是在横向的维度上展开的,而后工业化则是通向未来的。无论在全球化维度,还是在后工业化维度,边界的弹性化、模糊化、可渗透化甚至消失都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性事件。

一、边界的建立

也许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已经有了边界意识,并开始划定边界和应用边界,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动物有划定边界的行为。“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边界的使用就是工业革命初期工匠们协调生产的一种手段。大约于18世纪初期兴起的消费者保护运动导致了工业力量的协调,在那之前它们只是作为单个的村庄工业而存在。这次运动直接导致了工厂的产生,其在本质上是由不同房间中不同工匠的工作‘构架’而成。”[1](P.29)这种边界是在分工中出现的,也适应于分工的需要。事实上,有了这种边界,也就可以对分工进行管理,协调分工并在分工中整合出协作效应。可以认为,在工业社会初期,组织内外的边界主要是以这种物理边界的形式出现的,至于文化的、心理的、社会的边界还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更不用说对其加以利用了。即使是这种物理边界,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也得到了持续的扩展,并发展出多种形式,从而让人们看到,“物理边界包括制约着组织成员之间、组织内部的成员以及其外部环境之间可能发生的交换类型的那些规则和规定。组织和环境之间的管制性边界的主要作用是控制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各种资源的流动。这些边界规范着哪些成员和外部的成员与集团之间发生联系以及怎样联系。在组织内部,这些边界通过描绘各种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交互行为的责任、期望及模式来描述组织的结构。组织理论的经典作品用这样的边界概念来描述各种组织经营方式的基本区别”[1](P.30)。

其实,“边界”一词有着丰富的内容,它所反映的现实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在人类社会的最早时期,人们就懂得划定边界并赋予边界以诸多功能。希腊人已经学会用法律来划定人的行为和行动的边界。古希腊的“法律不是被解释为一种联系和关系,而是一道无人能僭越的闭合边界。因为从其本质来看,行动进入世界时总会创造出种种关系和联系,行动内在地缺乏一种节制……对于希腊人的精神而言,缺乏节制并不是行动者无节制或傲慢,而是因为由行动所产生的关系是并且必须是一种无所限制的扩展。通过把行动者联系在一起,由行动所建立的每一种关系最终形成一个联系或关系的网络,这个网络有进一步引发各种新的联系,并改变现有关系的格局,因此网络总是会进一步得到扩展,越来越多的东西被卷入相互关联的运动之中,远非行动的发起者所能预见的。希腊人以习俗来抵制这种向无所限制的挺进,将行动限制在城邦之内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事情”[2](P.158)。因此,通过制定法律去约束、限制人的行动所造成的关系的无限扩张却把这种限制形塑成了边界,是为行动划定了边界,同时也将行动引发的关系限制在了某个界限之内。

我们在古希腊那里所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由法律的城墙圈定了城邦,在这个圈定的空间中,希腊人可以开展行动。然而,行动在建立起了关系和联系后,则暴露出其形成网络并无限扩张的本性。如果是那样,就会突破法律圈定的空间而僭越城墙。在法律圈定的空间中所产生的习俗就会挺身而出,限制行动和抵制由行动建立起来的关系与联系。因此,“当行动不可避免地将城邦带入城邦之外的事情时,这些事情反过来又会求助于城邦来处理。以希腊人的思维方式,行动正是由此变成政治性的,也就是说行动变得与城邦密切相关,并因此关乎人类共同生活的最高形式。习俗限制行动,并阻止其消耗在某种不可预见的、不断扩张的关系系统之中,借此赋予行动以永久的形式,将每次行动都转化为一项事迹,以其伟大和卓越而铭记并留存”[2](P.158)。因而人们看到了行动,但行动所带来的只是一个个孤立的伟大事迹,至于行动所建立起的关系与联系则被割断了,自始至终都未能形成网络。这证明法律的统治有着无比坚强的韧性,是不可挑战和不可摧毁的。然而,希腊人却因法律的围廓而蜷缩在城邦之中,因封闭在城邦之中而失去了与外部的联系。“毫无疑问整个希腊会因为各个城邦的习俗而最终消亡,尽管他们能够作为殖民地而扩散,却从未能走到一起,未能以一种永久结盟的方式联合起来”[2](P.159),因此,希腊“无法建立一个帝国”[2](P.159)。由于没有建立起帝国而不能够筑就稳固的外层边界,但在希腊内部却筑起了将它们分割开来的边界,以诸多城邦国家的形式出现。

不论边界是通过什么方式确立和界定的,它都具有隔离的作用,能够区分出内外不同的区域或领域。然而,任何可以设立边界的存在物都是以实体或拟实体的形式出现的。比如,国家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由国土来标识的存在物,而国土作为边界实际上使国家成为一个组织实体。同样,假如一个没有办公地点和设备的组织仅仅把一群人组织起来,它在组织的意义上似乎是无形的,但就这些人构成了组织而言,它却又是实实在在的组织实体。正是这些实体性的存在会有一个“体积”大或小的问题,而这个“体积”就是由边界定义的,所以,“在牛顿学说的组织中,我们到处都划定了边界……这些无处不在的边界引起高度的可靠性,给人一种安全感”[3](P.52)。然而,如果组织失去了实体性特征,成为一种液态化的存在形态,我们又将如何去想象它的边界?这正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具体地说,在风险社会中,当合作制组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实际上是一种没有边界的组织形态。

在工业社会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分离的设计中,不仅划定了两个场所的空间边界,而且划定了两个场所的时间边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捍卫工作时间不被扰动,至于其所产生的其他方面的效果,都只是一种附加效应。也就是说,这是为了维护和保障工作时间的刚性,特别是在工作场所的铁门关闭和打开之间,时间有了清晰、严格的边界。显然,当社会学家提出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分离的要求时,恰恰是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划定了边界。“标准的、充满‘官僚主义的’工作场所是分离主义的一个标准,其他所有自由决定权的大小都可以根据它来进行测量。它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中工作场所非常明确地划定了家庭/工作边界的界线,员工在如何做个人边界工作方面只有非常少的自由决定权。在这里,具有官僚主义风格的管理人员会认真地考虑和控制这样一种状况,即在他们的员工中确实存在跨领域的内容。通过在混合领域内容方面制定严格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充满‘官僚主义的’工作场所促使我们在什么是‘我们的’和什么是‘别人的’、哪些是‘私人的’和哪些是‘公共的’以及哪些属于‘家庭’和哪些属于‘工作’之间进行区分。”[1](P.293)这个边界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不仅在一定的时段把工作与生活隔离开来,而且也把人的角色与身份隔离开来,进而言之,人的知识、理性、情感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隔离。

虽然“区域”和“领域”都是空间概念,但比较而言,领域的空间特征是不确定的。区域和领域都有着明确的边界,而区域的边界是可以用物理标识去加以标记的,领域的边界却包含在人的主观区分和标记中。比如,人们可以用数学楼、物理楼、文学楼等物理手段去标记一个大学不同的科学研究部门,或者通过管理上的机构管辖方式进行“类物理”的区分。然而,人们却无法强制性地要求理论物理学家不去掌握数学模型,也许在物理楼工作的科学家中就有杰出的数学家。同样,一位中国的物理学家被安排到某个系或研究所,也许他与隔壁工作室的同事只在走廊、电梯里见面点头寒暄,而他与一位远隔重洋的美国物理学家却经常通过视频探讨问题、合作发表论文等。这说明,领域穿透了区域的边界,而在区域的边界之内却因人的主观区分而被划定了清晰的边界。

在历史视野中,我们也许能够在农业社会中发现某些简单的领域原型,而社会的领域化过程却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开始的。正是在工业社会才有发达的领域划分。因此,农业社会是区域性的社会,而工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则表现为领域的叠加和聚合的形态。领域之间既有明确的边界,又处于互动过程之中。当然,区域的划分在工业社会仍然被坚守下来,特别是在管理活动的展开中发挥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然而,在空间意义上,社会的领域分化则使以区域为代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而以领域形式出现的空间在客观形式上则具有不确定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表现出与自然空间的分离,从而成为拥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时间的空间存在形态。

二、边界的功能:隔离与交往

边界是与空间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想到或谈论到某物、某事的范围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想到了它的边界。比如,在廉政建设中,我们确认了“公车”的使用范围,也就意味着我们为“公车”的功能确立了边界。在“公车”管理中,维护这个边界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一项职责。其实,组织中的管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边界管理的范畴。“处理边界问题是管理人员通常所面临的一个挑战。组织边界的形成、管理和变化是现代组织所固有的问题,并且对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同样形成了一个最持久和最具有潜在利益的挑战。”[1](P.330)组织的边界并不是我们在地理上进行划界时所呈现出的状况,毋宁说边界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也有着形形色色的功能。当我们在地理上进行划界的时候,大到利用山河的走向,小到筑墙立桩,都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区域,因而组织的边界也是有着多样化的表现的。比如,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其边界可能是通过法律、国防力量和行政管辖等方式确立起来的。至于微观组织,能够用来定义边界的因素就更多了,我们只能把微观组织的边界大致归为物理边界、社会边界和心理边界。

组织理论一般认为,组织的社会边界“可以看作存在于‘相异性’和‘同一性’之间的一种界限”[1](P.31)。然而,这个说法是很令人费解的,因为“相异性”与“同一性”无非是指组织的两种不同的属性,说这两种属性之间存在着边界,其实是把人们的视线从其所要观察的组织上移开了。当然,在哲学意义上,同一个事物的不同属性之间肯定存在着边界,而我们对组织的考察需要关注的则是组织以及组织要素间的边界。那样的话,我们所看到的组织及其要素间的社会边界主要是由差异性引起的。显然,如果从组织构成要素的角度去看组织边界的话,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是组织边界的复杂性。“在定义哪些是组织内部的东西,哪些是组织外部的东西时,‘文化’是比较难处理的一个问题。文化边界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与组织的空间边界、法律边界或结构边界重合,一般情况下它们不会重合。如果我们用一些概念性的术语,如思想和意思(而人员和工作则不属于这一类术语)来定义文化,那么边界是可渗透的。思想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在社会和组织背景之间相互输入输出。在这种情况下,边界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确定的,并且在不同的成员之间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1](P.267)这意味着,组织边界并不是一堵严密牢固的围墙,边界渗透是必然的。因此,就其表现看,“组织的文化边界是不稳定的、可渗透的和不清晰的。由于组织的结构边界……并不总是与主观上定义的组织文化边界相对应,因此在从属关系上经常引发混乱”[1](P.267)。事实上,所有可以为社会共享的因素都会越过边界,共享本身可能意味着在这个维度上是没有边界的。比如,知识等只是因私有制度等原因才被归入产权的规范之中,才会通过法律等手段筑起围墙,实现隔离。如果不存在私有制度,如果不是通过知识产权的观念去强化知识的归属,也许就不会在知识的传播和拥有上设立边界。

对于官僚制组织而言,“每个边界都将组织分为‘内’和‘外’两部分,跨越边界通常在某些方面会受到限制”[1](P.267)。如果跨越边界的行为被确认为越权或侵略的话,就会受到相应的制裁。在官僚制组织的运行中,有一项明确要求就是不能越权,即禁止跨层级行使权力。其实,越权的另一种情况是平行越权。比如,行政权与司法权、不同的事权、不同的区域或领域管辖权等之间的边界被突破,出现了权力入侵的情况。表面看来,这种越权是对分工—协作体系的破坏,即没有遵守分工的原则。实际上,入侵行为之所以被认为是越权,仍然是与层级结构相关的。因为分工是在层级结构中展开的,入侵使得层级受到了干扰。对这种越权的禁止仍然是为了维护层级秩序。具体做法就是重新申述边界,并制定相应的规则去维护边界,使之不被突破。与官僚制组织的这种维护边界的做法不同,对于合作行动而言,权力边界是模糊的。就我们不承认合作行动中存在着稳定的、与地域相关的实体联系在一起的权力而言,实际所指的就是不可能出现权力边界。因此,并不存在横向越权的问题。合作行动的吸纳性、非排斥性意味着任何对行动进行整合和提供支持的力量都可以随时介入而不会被视为越权。

边界“可能意味着安全、稳固、归属;同样的,经常是同时的,也意味着排斥和疏远”[1](P.55)。对于内部而言,其所形成的是安全、稳定、归属的感觉,但对于外部来说,这种安全、稳定、归属则是以排斥和疏远为代价的。一旦人们需要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合作行动,就会因为排斥、疏远等而无法行动,内部各要素从边界那里所获得的安全、稳定、归属也就荡然无存了。稳定的关系意味着固定的边界,一旦关系出现失衡的状况,边界就会呈现出脆弱性。如果关系出现了变动,边界也就会处于调整中。应当说,组织边界的功能具有多重性,甚至很难数出边界具有多少种功能。不过,从总体上看,边界在维护稳定的关系的同时,会排除和排斥一切新的因素,“从边界限制新的机会和新观点的流动这一点来讲,边界是作为一种界限存在的。但从另一方面看,边界同时也帮助个人和群体形成一种稳定的时空局面,从而使得他们更好地发展其独特之处,并使他们更有效地做出外部行为”[1](P.28)。

边界就是一种界限,发挥着阻隔、阻断的作用,并在阻隔、阻断中实现对边界内部因素的保护,防止新的因素对边界内的一切形成冲击和扰动。不过,这只是边界的基础性功能,只有在这一功能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才可能通过边界向外部行动提供支持。如果边界的保护功能不能实现,那么,外部的力量、因素就会侵入组织,更不可能通过边界去开展外向的行动了。组织的边界可以有效地防范外部因素对组织秩序的侵扰,这也对任务分配提供了同样的支持。试想,当一项任务被分配到某个部门或某个岗位时,要求改变这种任务分配的某种来自组织外部的声音或力量就出现了,如果这个时候没有组织边界去加以拦截的话,那么组织秩序就会受到侵扰。最为根本的是,这种侵扰打乱了任务分配,使得任务分配变得无效了。

边界的功能是多重的,甚至人们无法数得清楚边界具有多少种功能,但我们不只是倾向于将边界看作一种文化,而是认为它是一种有着与人类社会一样久远历史的文化。概括而言,边界的功能可以归结为容纳与排斥。在行动视角下,关于容纳与排斥可以表述为授权与限制。一般说来,在边界得到了有效管理的情况下,这两种功能都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包含与排除的过程不可避免的也是政治性的,这在边界受到严格管辖或者受到争论的情况下尤其明显。在这里,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有关那些被囊括在内的和排斥在外的边界认知的互惠或者均匀的程度。”[1](P.55)

根据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一般性看法,边界的限制功能主要有三种表现。“第一种,互惠的限制,其中有两个团体做出的对称的界定,这两个团体在它们之间构建一个共同的边界,而两方的定义是互相相对的;第二种,从外界给出的归属性限制;第三种,选择性限制,边界是那些寻求表示自己不同于他人的人从内部构建的,尽管这不一定是合理的,或者有可能根本没有被外界所注意到。”[1](P.55)这三种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是我们时时都能感受到的。比如,邻国之间通过商谈确立了共同的边界,遵守关于这个边界的规定,实现了互惠,但这两个国家会共同而且也必然会分别向世界宣示这个边界,以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知晓和赞同,从而明确边界所包含内容的归属。不过,第三种情况也时有所见。比如,某个人到北极的大洋下立下一个标志物,宣示了对那个区域的所有权,并为那个区域确立了边界,但这个行动并未引起各个国家以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注意,所以,这个边界的限制性只具有选择性而不具有普遍性。

三、科学研究中的边界问题

边界是人类社会中最亘古的工具,虽然人们把钻木取火作为人类运用工具的标志性事件,但对边界的应用也许更为古老。就边界的功能看,“边界最古老的意思是:一种限制,己方领地与敌方领地之间的分界线。新的意思是:在职业行为或管理复杂事物方面跨越的某些东西”[1](PP.268~269)。“新的意思”是与组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科学研究的关注点就是组织的边界。或者说,组织的边界限定了科学研究的范围。当前,我们拥有许许多多的学科,这些学科的出现呼唤出了组织边界,反过来,组织边界也通过限定的方式对这些学科的成立形成支持。如果说20世纪后期流行一种说法叫交叉研究的话,那么,正是组织边界击碎了交叉研究的梦想,使交叉研究无法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科学研究方式。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在科学研究活动中,每一位研究者都会首先定义自己的研究边界,然后才会投入到科学研究中来。交叉研究本来就是要打破边界、突破边界的研究活动,而研究者却在一上手的时候就去定义边界、设立边界,毋宁说,科学研究活动本身就是从定义边界开始的。最为典型的定义边界的科学研究活动是研究者割断研究对象的普遍联系,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以求从研究对象中抽象出一些自身所希望获得的变量,然后让研究工作按照自己预设的路径通向其所希望形成的结论。这一点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工业社会,边界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每一处,但从哲学的角度看,边界的出现是与人的自我意识的生成相联系的,是因人的自我觉醒而为自己划定了边界,把自我与他人区分开来。在自我扩大化的意义上,也同样要求处处都通过确立边界而构造这种区分,以至于边界的使用越来越频繁,甚至到了无处不使用的地步。在人的扩大形态中,出现了群体边界、组织边界等。事实上,在一切有人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边界的存在,而且人的复杂性也反映在边界上,以边界的复杂性形式出现。当科学走上了关注形式的路线后,边界和研究边界必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正是因为科学将视线投向了边界,才会发现边界无处不在,并发现边界对人的存在和活动至关重要。边界意识隐含在人的一切思想活动之中。管理学、组织理论对边界问题作出的研究刷新了管理学科,也为整个社会科学体系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窗,从而看到了人类是如何通过边界经略建构社会和创造历史的。因此,通过划定边界进行科学研究成了最为时尚的做法。反映在学科分化方面的边界的划定对于科学研究的专业化也许是积极的,而作为研究方法的实证研究对边界的迷恋则会带来消极影响。

米尔斯在对实证研究提出批评时甚至指出一种也许是人们并未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在社会科学研究实践中,“研究实质性问题的学者,像很多人一样,很快就对讨论琐屑空泛的方法与理论失去耐心,感到厌倦”[3](P.216)。在米尔斯看来,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从来不把研究工作与日常生活分割开来,特别是“那些最有名望的思想家,并不把研究工作与日常生活相割裂。他们舍不得冷落任何一方面,以至于不能容忍这样的分割,并且要力图使两者相得益彰”[3](P.216)。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科学研究者以专家自居并专注于某个边界清晰的研究对象,甚至在与自身的日常经验相冲突的情况下相信方法对他作出了正确的引导,那么,他的研究成果对于社会不仅是无益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米尔斯认为,“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你必须控制这相当微妙的交互影响,捕捉你所体验到的东西,然后整理得条理分明:只有如此,你才有希望利用它们来引导、检验你的思考,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训练成治学有方的学者。”[3](P.217)

显然,米尔斯反对社会科学研究者把职业与生活割裂成互不关联的两个部分,即反对边界的滥用。在他看来,“作为学者,你有特别的机会来设计一种生活方式,它将促成良好的研究习惯。选择做一名学者,既是选择了职业,同时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在努力使治学臻于完美的历程中,治学者也塑造了自我。为了挖掘潜力,抓住任何邂逅的机会,它陶冶成了以优秀的研究者必备的多种素质为核心的品格”[3](P.217)。也就是说,只有拥有了这种学者品格,才能在其研究工作中纳入个人的生活体验。的确,任何一位深孚众望的社会科学家都会告诉你,个人的日常生活体验与学术活动是相辅相成的。米尔斯甚至认为,个人体验是原创性学术研究工作的源泉,这种注重个人体验的学者“能够信任自己的体验同时又不盲从,这是一位成熟的治学者的标志。这种富于弹性的自信心对于任何思想追求中的创新都是必需的”[3](P.218)。重要的是,体验具有开放性,不会排斥进入经验视界中的任何一种需要去加以体验的因素。因此,研究者们不会为自己划定一个用来封闭自我的边界。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边界意味着一种研究工作的视角。虽然我们在面向未来时所看到的将是边界有可能最终消融的景象,但是,由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从当下出发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当下这个视角去看问题,去观察边界的状况与功能,分析边界走向消失的可能性。对于我们的社会建构而言,这是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在米尔斯看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研究是一种人的心智衰退的标志。米尔斯指出,在我们的时代,“作为社会事实,人类心智的品质和文化品位也许正在衰退,而许多人由于沉溺于新巧技术的堆积中,竟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难道这不意味着没有理性的合理性?不意味着人的异化?不意味着理性在人类事务中并没有自由发挥作用?在新巧技术堆积背后的意义是:使用这些仪器的人并不了解它们,而发明这些仪器的人对其他东西所知甚少。因而,大致而言,我们不能将技术的昌盛作为人类品质和文化进步的标志”[3](P.194)。

扩大而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实证研究创造了虚假的繁荣时,当研究者因为掌握和应用了某种科学方法而自豪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那些科学方法的局限性,并不知道研究成果是否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作出的。我们认为,除了一些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事情之外,哪里还有利用某种不变的方法而把一些变量代入就能形成科学结论的好事。社会是复杂的,即便是在微观领域试图用某些方法去把握对象也会遭遇无法克服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实证研究擅长于把握微观的、严格限制了边界的、简单的对象,然而,对那些事项的把握其实不需要进行专门研究。如果说需要制作出某些文本的话,那也是因为崇尚科学的原因而制作出了看似科学的文本,以之抚慰人的焦虑的心灵。问题是,愿意阅读和能够读懂这些文本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些通过实证研究而制作出来的文本对现实所作出的解释是无价值的,而那些深信这些文本包含着科学结论的人,往往是一些读不懂这些文本的人。只不过在社会治理中需要找一个理由去欺骗公众,才使得实证研究所提供的研究报告能够派上用场。也就是说,让公众知道,这项决策是建立在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报告的基础上的,不应产生任何疑问。

哈耶克并不反对数学原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但他对量化方法则表示出不屑。他指出,正是那些“只有初级数学知识的人”才喜欢搬弄量化方法。[4](P.49)的确,热衷于量化研究的人不仅在数学上远未窥测到高等数学的门径,即便是在对社会的理解上已经走出了“幼儿园”,但仍然距“幼儿园”的门口不是太远。根据哈耶克的看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关注那些量的,可计算的方面”而“不考虑‘单纯’的质”,“是其特殊任务的必然结果,即用完全根据明确的关系加以定义的单位,去取代那些具有感觉性质的世界图式。这种方法在那个领域的成功所导致的结果是,它现在被普遍奉为一切真正科学工作的圭臬”。[4](PP.48~49)显然,量化研究是最容易生成偏见的,热衷于量化研究的人也是最容易变得心胸狭窄的。量化研究总是从确立边界开始,而在确立边界的时候,已经带有了偏见。从事量化研究的人是带着偏见去确立边界的,是把偏见变成了边界,“把寻找量化手段的做法盲目移植到不存在那些特殊条件——这赋予它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性——的另一个领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偏见所造成的结果。它很可能要对唯科学主义在社会科学中所造成的那些最恶劣的偏见和谬论负责。这不但经常导致从现象中造出一些因为恰好能够计算但最不相关的因素进行研究,而且导致对一些根本没有意义的数值的‘计算’和排列”[4](P.49)。

每一项量化研究都必然要严格地界定自身的边界,设定理想条件,舍弃掉那些不可量化的干扰因素。这样一来,实际上已经远离研究对象所在的场境,无论研究过程及其得出的结论多么科学,都是与实际无关的。既然研究与实际无关,那么科学在何种意义上还是科学?这就是社会科学引入量化研究后所遭遇的尴尬。也许唯科学主义者会自我陶醉,以为量化研究把问题和研究过程都制作得无比精致,而哈耶克则认为它是非常“粗陋”的。因此,实证研究中的量化研究者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认识到量只是事物的一重属性。如果在事物中仅仅抽象出这一重属性的话,的确可以在不同类型、不同质的事物间发现同一性,或者将所有的事物都纳入到量的标准中,然而,“随着科学变得更为复杂,要利用新的观察方法,那些适用于复杂性较低的现象的方法将变得无用”[4](P.207)。

即便是实证方法的创立者也不认为数学方法是普遍适用的。哈耶克在对孔德的思想进行评述时指出:“虽然孔德认为数学是实证方法的来源,是这种方法以最纯粹的形式出现于其中的第一个领域,但是他并不相信它能有效地用于更复杂的对象,即便是化学;他嘲笑把统计学用于生物学或把概率计算用于社会现象的尝试。”[4](P.207)可以肯定地说,孔德在为圣西门操刀的时候,在书写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时,是不可能想到运用实证方法的。在科学研究的一切对象中,尤以社会最为复杂,并且社会的发展一直处在复杂性增长的过程中,运用数学对社会现象加以量化至多满足研究者对科学的信仰需求,与其借以叙事的社会却没有什么联系。因此,用哈耶克的话说,实证研究无非是对理性的滥用,或者说是研究者逃脱了理性而陷入到对科学的非理性信仰之中了,或者说是研究者利用了人们对科学的信仰而用实证研究去嘲弄人们。总之,实证研究已经越过了科学的边界,借科学的名义行反科学之实。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讽刺:研究者只有通过界定边界才能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实证研究,但他却用自己的研究突破了科学的边界,使自己走上了反科学的方面,成了“邪信者”。

四、“去边界化”的运动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表现出了这样一条线索,那就是边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模糊。如果说边界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是以自然条件为依据、强行划定的,那么,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边界则越来越具有可协商的特性。在任何一个不接受人类征服活动的领域,边界的确立都建立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工业化是现代社会分化的原因,也是工业社会历史的、逻辑的起点。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是从界定边界开始的。工业社会中的人们空前地展现出对边界的热衷,处处划定边界,时时利用边界。然而,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组织实践看,边界混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随着组织结构的临时化、有机化或是网络化,组织越来越依赖于任务小组以及跨职能的项目团队,群体以及群体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明显。群体间的活动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个体被要求‘在其他群体面前代表自己所在的群体,或是代表一个群体与他人开展互动,从而实现目的’。”[1](P.4)这直接导致了组织内的边界混乱。

随着组织联盟和共同承担事项的增多,组织间的边界也会出现混乱的状况,使人们无法严格地恪守组织边界。无论是组织内的各部门还是组织之间,其互动性的增强都对边界构成了挑战。当然,在差异化视角中,应当说是存在边界的。可是,在差异化与流动性并存的情况下,边界又是不稳定的,或者说,每一种边界都是瞬间产生又消失了的。因此,没有稳定的边界就不会对人们进行成功的隔离。准确地说,边界混乱只是边界弹性化的一种表现,它是与时间结构的复杂化和互联网的普及联系在一起的。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时间的弹性化以及行动的灵活性的同步增强,这使得边界的确立变得非常困难,或者说使得边界弹性化了,甚至让人无法捉摸边界。例如,严格的上班时间无法被纳入到纪律要求中,人们在上班的时间也许会通过移动设备处理各种各样的个人事务,而在下班后,人们却又可能不得不处理公务。

罗萨是这样描述边界的弹性化的,“晚期现代的一天也是从起床开始,并随着上床睡觉而结束,但是工作时间是弹性的,并且只是与截止期限协调,而且与此同时很多活动都是全天候可行的,在这里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动机决定是做这个还是做那个。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工作上的约会都能够通过移动的协调技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灵活地安排……时间顺序因而是在时间中由自己个性化灵活地创造的”[5](P.275)。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了,人们可以随时根据实际需要去定义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比如,人们可以一边吃着快餐一边处理公务,或者已经上床又忽然想起明天的演讲还缺少一个重要的支撑数据,就会下床并坐到电脑前。这样看来,时间意义上的公与私、工作与生活等边界都开始被打破,公私事务、工作与生活等可以同步进行,也可以在人们所需要的任何时段中进行。总之,人们可以作出时间选择,也可以随意地变更边界。

“自由决定权最大的工作场所提供像‘在家办公’这样的一些选择。真正的可自由决定的‘在家办公’这样的选择给员工提供了按照自己希望的情况混合家庭生活和工作的机会……为了在‘在家办公’方面得到最终的自由决定权,选择是否这样做在每周、每月、每年、甚至是给定的某天内都必须是灵活的。”[1](P.296)在得到了信息技术支持的情况下,除了生产性的组织之外,很多职业允许组织成员有这种自由决定权。事实上,一切具有灵活性的工作都可以让组织成员自由地选择在什么场所开展工作。从20世纪后期开始,这种具有自由决定权的工作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从而证明了组织间边界的弹性越来越大,组织成员的工作与生活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组织边界的松动。

边界呈现出了弹性化特征是因为边界变得模糊了,或者说,边界的模糊化表现为边界的弹性化。我们知道,有边界就会有冲突,虽然有些边界冲突的原因是不明确的,但边界冲突总会发生。迄今为止,在社会治理和组织管理中,特别是在以国家、党派等形式出现的政治性实体中,防范、制止边界冲突往往构成了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而政治也无时不通过划定边界去开展对社会的治理活动,如此周而复始地运行下去,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开放性意味着对边界的冲击。随着各种各样的边界的模糊化,社会各个方面的融合越来越多地消除了边界,大量因边界而消耗掉的资源都可以转而应用于应对社会风险和危机事件的行动上来。特别是因为心理边界的消除而呼唤出了大量未曾有过的社会资源是可以转化成合作行动的巨大动能的。福克斯和米勒指出的公共行政领域所发生的变动就代表了这种趋势。福克斯和米勒指出:“一旦‘官僚制’和‘制度’被认为是物化的,就是说,一旦我们承认偶然的人类行为被错误地客观化为不可改变的自然力,那么,诸代理机构、官僚制以及与这些公民机制不同的东西之间顽固的边界线就具有渗透性。”[6](前言P.12)其实,在指向未来的实践进程中,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模糊,最终也许所有客观化或物化的边界都会被取消。

边界的弹性化、模糊化表现为边界的可渗透性。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跨国组织的兴起,组织理论家们在对这些组织的研究和对不同国家的组织的比较研究中发现,“稳定的和渗透性比较强的边界刻画出了文化的特征,即文化强调人员、职位、角色、活动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之间边界的程度,文化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对组织中的跨文化关系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含义”[1](P.303)。虽然同属于官僚制组织模式,但组织各要素之间的边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即在边界的稳定性和可渗透性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同一个组织之中共事,对于边界所表现出的态度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一项对硅谷高科技公司的调研发现,美国人与以色列人对待边界就有着不同的态度。“美国人认为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边界的’,而以色列人则在很多方面认为是‘无边界的’。美国人在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以及公开的行为之间、不同的组织职位之间、不同的角色和活动之间以及不同的关系类型之间都会保持着比较稳定的边界,而以色列人却通常会忽视或打破这些边界。”[1](P.304)对东方人与西方人进行比较研究也会发现,这种差异更大。因此,即便在工业社会,文化的因素也会反映在边界意识上,致使人们的行为有不同的表现。

“全球化意味着国家边界和文化边界变得越来越容易渗透。人们可以比以前更容易地跨越这些边界,暂时或永久地工作和生活在其他国家。然而,当他们因为这些原因而跨越国家边界时,他们仍然会随身携带着一些边界,我们指的是灌输在人们头脑中的文化边界。这些边界不是有形的或政治的边界,而是心理和社会的区分线,该区分线是在社会上形成的,并且是用文化来定义的。人们可以通过社会化过程来学习到以文化定义的边界,并且将其反映在他们的心理活动之中。的确,文化在为自己的成员设定的边界方面具有明显的特征,整个的文化社会化过程可以被视为是学习边界的过程。”[1](P.303)我们说全球化是与“地方化”相伴随的,即全球化的另一面表现为地方化,这就意味着在所有地方化的地方都存在着边界。不仅文化边界、心理边界是存在的,而且群体、知识、专业等边界也是存在的。然而,无论存在什么样的边界,都无非是差异性的标志,一旦人们进入合作行动过程,所有的边界都将被穿透。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取得积极进展的时候,即便存在着边界,那也无非是一种标记,不再发挥阻隔、排斥等作用,反而会成为联系的桥梁。总的说来,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所开启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即终结了以往人类历史只划定边界的做法,转而在边界问题上采取两种做法,即在需要划定边界的地方划定边界,在不需要划定边界的地方则拆除边界。就边界自身而言,也变得弹性化和模糊化了。

我们认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体系也是有边界的,它可以自我建构起属于该行动体系的空间。然而,合作行动体系的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并且这种边界并不是某种静态的边界,而是呈现出动态的特征。或者说,我们同样可以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来界定合作行动体系的边界。从功能上看,这是最为主要的方面,意味着合作行动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行动在根本性质上都是不同的,即合作行动体系的边界不是出于隔离的需要,而是作为其开放性的尺度时时用来度量合作行动体系的开放性程度。总体上,工业社会的竞争首先以筑牢边界为前提,而后工业社会的合作将是突破和跨越边界的,一切合作都会表现出对边界有意识的忽略。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全球意识的生成,人们会更加清晰地看到,世界无非是我们的创造。人们创造了世界就如蜘蛛织网一样,有了蛛网,蜘蛛也就有了自己的世界。当然,人与蜘蛛的不同在于,人既可以在物质的意义上又可以在观念的意义上创造属于人的世界。人创造了世界,又将自己放在世界之中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即便物质意义上的活动无法触及他在观念的意义上所创造的那个世界,也会坚信自身是处于那个世界之中的,拥有那个世界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总的说来,人在人的世界中亦如蜘蛛在它所织就的蛛网中一样生活和活动,那既是人的世界,也是规定了人的活动的边界,活动范围不超出那个世界的边界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全球意识所捕捉到的是另一幅图景,人没有创造这个全球却存在于全球之中,并受到全球的规定,全球是没有边界的,我们无法为全球确立一个边界。尽管我们可以把诸如大气层作为地球的边界,而在我们使用全球这个概念的时候,显然与使用地球这个概念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上。因而,大气层构成了地球的边界,却无法成为全球的边界。

全球是物质的、物理的却没有观念的形态,不仅全球本身没有边界,它同样没有为存在于其中的任何存在设定边界,而所有的存在又都是全球中的存在。我们可以将全球理解成一个世界,但它是全球中所有存在的世界,而不是归属于特定的人、群体、民族、国家、集团的。然而,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人们也就有了全球观念,或者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判断中包含着全球观念。这样一来,全球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判断而成了一种物理事实与观念相统一的形态。进而,人们在对全球治理问题的解答中,就会逐渐地实现对世界模式的突破。我们曾指出,工业化、城市化运动也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其所构造出来的是一个世界以及世界观念,而全球化、后工业化则是人类历史行进中的另一场运动,是用“全球”置换了世界的运动。世界是有界的,时时处处都突出边界,而全球是无界的,会对边界采取辩证的态度。随着人们的世界模式的观念被全球意识所置换,许多原本在世界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边界将会变得不再有意义。也许人们在全球中还会设立新的边界,但这些边界首先发挥的作用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对人们进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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