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君

（中山大学 广东广州 510275）

文化苦旅，《论语》普世，冷遇造就伟大；君子之道，《论语》诉说，展示仁义大道；夫子之风，《论语》闪耀，拨开千年迷雾。《论语》记言，但对于孔子的记忆，不应当限于课文里的名句摘录而脱离孔子本人。从四教的角度分解又贯通地再读《论语》，让孔子不再高居于神坛之上，夫子既有着超于常人的情操和坚持，是笃信“思无邪”崇尚“仁礼艺”的思想诗人，也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着喜怒哀乐的可爱行者。在《论语·述而》中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杨伯峻先生将此句解读为“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社会生活的实践，对待别人的忠心，与人交际的信实”。[1]这是孔夫子教育过程的内容概括，是育人树人的四个阶段，也是传承至今日依存的文化坐标。选择从这四个方向去解读孔子，是在四教原本意义的基础上，赋予其另一层含义，从而寻找真实的孔子，解读这个千百年来被尊重和奉养的文化奇迹。

先说文，论语中经典的关于“文”的论述：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这里说的“文”与四教中的“文”含义相同，均可被解释为“历代文献”。在这基础上拓展开来，对内，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自身对于学文有着无止境的追求，不但喜爱读书，还提倡好学，曾将“文”下定义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认为勤学好问之人可以美称为“文”。（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3]）另一方面，对外，结合《论语》中的记录我们可看出，作为私学的开创者，孔夫子对于教学说文也自成体系，他所提出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教育理念依然流传至今，适用于当今的教学。所以，“文”可分为对内的自我学习追求和对外的以文化人。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4]好学，是孔子对自己的评价，他言忠信之人十室之邑可寻，但好学之士则难觅。“十有五而志于学”[5]，在孔子十五岁之时，周朝的礼乐制度文明非常完备，为孔子有至于学的想法创造了可能的条件，他取乐于学，不断从学习文本经典学习中充实着自己的知识储备，为他之后的人生计划以及求政之旅打下基础。孔子之学也不止于在知识的摄入，“孔子说他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是说懂得了立志学道。现在人们说的‘学’，是指‘增长知识’，而‘道’则是指悟性的提高[6]”。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7]孔子的学习范围从不把目光局限于某处，在漫漫长征的问学途中，随处汲取养分则是他自身的输入渠道，学无常师是孔子的信仰，见善必从是夫子的坚持，才有卫公孙和子贡有“夫子焉学？”和“夫子焉不学？”的有趣对话。

《论语》是孔子述而不作的作品，孔门弟子扮演着语言记录者和对话参加者的重要角色。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8]私学入门的条件并不严苛，只要带着干肉即可入学。这表明孔子在收教学生时，并不在乎金钱利益的多少，但仪式感是必须的，礼节是不能少的，这是对礼仪的敬畏，是尊师重教的态度，也阐释着孔子一生崇尚希望复兴周礼的意愿。在实施以文化人的过程中，对于学习外显成果的要求，孔子把“文”作为给学生们品格上的要求，强调文质结合，缺一不可。“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9]这句话可被解释为，“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个君子”。[10]文和质分别被解释为文采和朴实，强调文质结合，两相结合达到平衡，学文不仅限于文献阅读，而要求上升到精神层面的高度，有关人格形成。在孔子的行走的一生中，用现代的目光可以说孔门学堂就像知识分子的学术团队，夫子授之以渔，学生们追随，无论是问政还是求学，共度磨难，师生情长，有过六万斗米的共同享乐，也曾被困陈蔡患难与共，师徒一行在漫漫长路上不馁不弃，口述笔录，才得以产生《论语》这部我们今天奉为儒家经典的著作。所以说孔子孕育了千百万年轻的生命，也可以说是千百万年轻的生命滋养了孔子。

再说行，文化坐标四教中“行”强调对社会生活的实践，从实践中学习是对文本学习的升华，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达到了内涵意义上的契合。行者形象是孔子身上最浓墨重彩的标签，孔子的“行”不局限于思想上的求实，主张上的践行，亦是孔夫子实实在在的行走，《论语》是孔子问政各国用脚印踏出的文字。

顾炎武先生评价：“仲尼，一旅人也。”从五十五岁开始行走的老人，带着一行门徒，就这样为了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奔走在广袤大地上，周游列国一走十四年。孔子在旅行中践行，践行伴随着旅行，更在这一过程中明确和完善着儒学思想体系，在被崇拜和被拒绝的循环中出而实践，退而思考。古希腊哲学家德摸克里莫从埃及走到印度，边走边思考；墨子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个行动家和实践家，他止楚攻宋，靠双脚奔赴在国与国之间，为了民众和公义质朴地走在社会底层。许多学者都提倡从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中思考和学习，不在自己的想象王国中如魏晋“清流”和“隐士”般自我陶醉，空谈误国。和历史上伟大的理想践行者一样，“五十而知天命”[11]的孔子恍然大悟，感觉突然明白了自己的使命，有明确的政治和思想主张，客观加主观上的缘由让他想行动起来做点什么，但是孔子的行走路程并不顺利，文人雅士的说教伴随着恶劣的追杀和逃亡，最让孔子痛心的是自己的学说主张不能被采纳。国君们通常都很尊敬他，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12]但是最终还是丢下一句“吾老矣，不能用矣！”[12]“孔子行”也成为《论语》中常见的结尾之句，先生离开此地，继续踏上漫漫征途。

海德格尔的“人，诗意的栖居”被浪漫诗化的解析，强调的是一种人身心不一定合一，只要心灵与自然达成统一，就能享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生活在别处”，是采用主观意义上的分裂获得精神释放。孔子是早于这个哲学命题的伟大实践者，把君子之乐体现到极致，也是旅程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礼焉，路出于陈、蔡。陈、蔡大夫相与谋曰：“孔子圣贤，其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病。若用于楚，则陈、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藜羹不充，从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衰。(《孔子家语·在厄第二十》)被困陈、蔡，陷入绝粮困境，孔子仍弹琴唱歌，带着弟子学习，不论身于何处，不受外界影响，从所遇中总结所感，挫折和成功都有助于君子人格形成。唐代诗人郑启曾言“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孔子的江湖闯荡之旅也是“驴背上的诗情”，在途中践行主张，在路上实践理想，蹄声踏踏，生命不息。

后说忠，“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3]。四教中“忠”是对待他人的忠心。孔子的一生常在不被接受中追求着设法被接受，在“不可为”中最大程度追求着“可为”，不放弃地触碰着能够发光发热的最远边界。所以，忠亦可理解为忠于本心，忠于修己，忠于问心无愧之事，忠实于主张和想法。“忠”是儒家学说中重要的为人处世的坐标，所谓“言忠信，行笃敬”[14]，是强调思想对行为的指引。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15]这表明在思想和精神层面孔子已经具备明确的导向，从主体出发。言思忠，行亦思忠。孔子编《春秋》，发出浩然之音：“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深知编写《春秋》会带来的后世影响，也坚定表达着承受毁誉不一的决心。致力于恢复周礼制度是孔子的坚持，但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在孔子眼中，礼崩乐坏毫无秩序可言，所以夫子决心诛乱臣，讨贼子，在《春秋》中一笔一划记录下事实，建立道德坚持规范，拿笔杆也有权力，有权力就有压力，孔子为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6]在花甲古稀之年，在长途征讨十四年，决心结束流浪归家之时，妻子去世，一年后儿子去世，之后，颜回、子路相继离世。孔子对颜回之死发出长叹：“天丧予，天丧予！”接连的意外给老头带来的打击和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他仍留下编年体史书巨作，忠于本心，令乱臣贼子惧！实现“仁学”是孔子毕生的追求，这种坚持为儒家美学打下了基础。复兴周礼，崇尚祭祀，强调伦理规范，兴“诗”“艺”，“不学《诗》，无以言”，这些文饰之美都是实现仁义之美的必要手段和必经途径。不论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孔子作为文人，在一路求官为实施理想的过程中，最终兜兜转转还是回归文化本位，在历史长河中被人们所铭记的，是以孔夫子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体系；流传至今，对当今社会核心价值观起影响的更是孔子作为思想家做出的贡献、留下的文化结晶。我们可以姑且把这段文化苦旅理解为文人成功路上必经的实践感知过程，把回归忠实于文化本位看成一种必然。

终说信，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17]信为儒家思想构成中的重要一环。汉代许慎在《说文》里将“信”解释为“诚也，从人，从言”，内含了四教中的“与人交际的信实”，为信任、诚信。

从孔子的一生经历中，可以总结出信分三信，孔子信天，提倡诚信治国，同时也被相信着。“五十而知天命”，这是孔子的社会实践经历告诉他的，四处游走，这是他对自己能力顶端边界的触碰，试探自己能够在社会中发挥的最大作用。倏而看透，知道天想让他做什么，心中的畏惧感也少了，因为他相信天命是不可违抗的。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8]他明白复兴周礼大任的重要，也明白自己的重要，努力摸索着历史前行发展的轨迹，逐渐看清天意想让孔子扮演的历史角色，并坚信着天意不可违的倔强。这是他充满动感的一生的坚持，更是不放弃的原因。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英雄好像总是被塑造成在危险时刻挺身而出，头破血流，用尽最后一滴血汗拯救人民于危难之中。这一点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大差别，君子审时度势，尽自己所能，完成应尽的使命，也不失为英雄所为。孔子探寻和发扬真理的路漫长而稳静，没有像漫威电影灾难大片里的轰轰烈烈；司马迁忍辱负重，编撰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写下帝王功过朝代兴衰，却没人知道司马迁的结局，因为《史记》就是深烙在司马迁身上最深刻的文化印记。没有司马迁，就没有《史记》，这是他的天命。在中华文明的意识里，各司其职，各领天命。领袖是英雄，战士也是。

孔子深知在治国大略中取信于民的重要性，这是在政治领域的“信”。“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9]用刑法来管束民众，民众只会想要逃避刑法，只有真正以德服人，取得信任，才能起到教化的作用。在与子贡进行有关为政之道的讨论中，夫子言“足食、足兵、民信之”[20]且“民无信不立”[21]，这是对统治者的要求，是为官之基、为政之德。但孔子同时强调物质基础，重视民众生命。孔子到卫国，看到人口众多，提出了“富之”“教之”的主张。“在正常的条件下，统治者治理国家应当是‘庶之’‘富之’‘教之’，教民以信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的，但在迫不得已时，孔子强调统治者必须坚守‘信’德。”[22]

孔子被信，被学生信，生前跟随老师，步履不停，去世后守孝三年，在墓边搭建住所，携亲带朋，形成一个小村落；被国家统治者们信，鲁哀公专门作诔文悼念孔圣，“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孔圣人在汉朝之后成为精神坐标，祭孔成为国家仪式；被千千万万华夏民族的百姓信，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其学说源远流长，延续至今。

文化坐标文、行、忠、信，它们存在着一定的独立性，又共同形成有机结合体。文行交融，用脚步丈量文字，以实干践行真理，是文学大家的自觉，也是以身作教对后世的示范；忠信纠缠，忠从中从心，信从人从言，是儒学主张，也是处世原则。秉持忠信去实施文行，四者又共同成为伟大孔子的醒目标签，是儒家思想内容的核心组成，是实现“仁”这一最高目标的必须元素。

孔子，不再单单是一个历史上的伟人，在千百年来的讨论中，他和儒家经典已潜移入心，被传唱成诗，四教也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坐标。今从文、行、忠、信四个方面浅谈从《论语》中看到的孔子，可以看到一个旅人，看到文人失意之艰难，看到中华民族之气节，看到儒家学说形成的漫漫长路，看到一个横跨时空惊人的文化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