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祥勤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上海 200020)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作为对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哲学诠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着深远的理论和历史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起源于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决定了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形态及其历史变迁。所以，回顾和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起源、历史沿革、意义和问题，对于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构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历史基础的、具有中国特征和时代气息的、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着极其现实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来源和历史变迁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起源于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理论变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理论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形成、发展和创新史，可以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中国的传播、形成、历史沿革为其内在主线的。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苏联起源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起源于苏联。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直接起源可以回溯到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是俄国人首次以教科书的形式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德波林和布哈林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已经开始酝酿。

20世纪20年代，苏俄哲学界发生了两次大论战。对垒双方前一方为“德波林派”(也称“辩证法派”)和“机械论派”、后一方为“正统派”和“德波林派”。 论战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多重大问题展开，出版了一系列哲学教科书。这两次论战不仅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理论界在着手编写“经得住考验”的哲学教科书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进程。

20世纪30年代，苏联出版了由米汀、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1932年)和《辩证唯物主义》(1934年)。1933年底，全苏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校哲学教科书。这两套教科书的出版，标志着钦定版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正式形成。由于米汀版教科书是在联共(布)中央要求苏联哲学界编写新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前提下产生的，体现了联共(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政治定位，因而被视为苏联哲学史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成为后来编写哲学教科书的范本。例如，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在苏联20世纪50-80年代影响甚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71年以后更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就是这一基本格局影响下的产物。它被认为是“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最典型、最具权威性和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

1938年，斯大林出版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该书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对米汀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继承和发挥。在该书中，斯大林明确将苏联教科书体系所把握的马克思主义上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1]424。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正式以党的领袖和理论权威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在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政治和理论影响。

尽管苏联教科书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诠释在今天受到诸多非难或批判，但是它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做了较为坚实的文献和理论性质的阐述。例如，“辩证唯物主义”的提法出自狄慈根①，“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出自恩格斯②，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③。真正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的首先是普列汉诺夫④，其次是列宁。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运用”，一般的“哲学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熔铸在一起，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块整钢”⑤。

正是鉴于经典作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权威阐述，苏联教科书体系通常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为辩证唯物主义，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来安排和配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格局，以“物质”为本体论范畴阐述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来演绎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格局，以列宁著作为主，恩格斯著作次之，马克思著作为辅，来选取和设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格局，从而主导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早期形态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学说就已经传播到中国，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产生影响，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是标志性事件。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由一般性的思潮迅速上升到与中国革命历史相关联的社会政治思潮。而此时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显然已经烙上了苏联的理论经验和理论形式的印记。

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要论》等文章。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等文章。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文章或论文可以视为中国人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的系统阐释。在这一时期，瞿秋白翻译出版了苏联的哥列夫的《新哲学——唯物论》一书，并附上《唯物论的宇宙观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之概念》两篇《译者附录》， 瞿秋白的译文和附录可以视为中国人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系统论述。

1924年，瞿秋白出版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多部著述或讲义。其中，《社会哲学概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它的出版开启了中国人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先河。在该书中，瞿秋白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新的宇宙观”[2]339，在这种“新的宇宙观”中，“唯物主义的、互辩律”是一切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唯物哲学之历史观”乃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一切现象” 及其“变迁之公律的科学”[2]398。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的出版，标志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结构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在中国的初步形成。

1937年，李达出版了《社会学大纲》。这部著作仍然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来安排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并坚持“历史唯物论是把辩证唯物论运用于社会的认识理论”[3]285。但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明确指出，马克思 “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3]60-61。他说：“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两者统一的基础就是社会的实践。”[3]61虽然李达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实践唯物论，但是《社会学大纲》仍然存在着体系和内容之间的矛盾。它在体系上是列宁的，以“物质”为第一原则；在内容上又是马克思的，以“实践”为第一原则。这两个原则在李达那里是以内容服从体系的方式进行调和的。所以，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方面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性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而又创造性的理解。它是中国人以自己的理解和把握为基础，撰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透彻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教科书，它代表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建构的最高水平。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建设与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基本上沿袭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尤其是在1950-1959年期间，不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被引进中国，而且还直接邀请苏联专家到中国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经典著作。

从1959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要求中国理论界编写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61年，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出版，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国理论界编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诞生。这部著作在体系的安排和配置上，虽然是继承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作法，但更多地是从中国的历史、现实和理论出发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将中国经典作家的著作(如毛泽东的著述)列入这部教科书的文献格局之中。1961年，毛泽东嘱咐李达编写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要求李达将《社会学大纲》加以修改以后出版。但在这部书稿上册尚未出版、下册正在撰写之际，“文化大革命”爆发。直至1978年，由陶德麟修改的书稿以《唯物辩证法大纲》为名出版，这是“文革”结束后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由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开启了新中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探索，尽管这一探索为历史原因而中断。

改革开放后，中国理论界重新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1985年和1987年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两册本)出版。这部教材力图超越苏联教科书体系，力图突破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二分结构”，以客体、主体、主客体的统一原则即实践原则为结构性的线索，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但该书却没有真正解决“物质”与“实践”、“辩证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之间的理论冲突，还是以“物质”范畴为本体论原则，来阐述和演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结构⑥。1991年和1995年由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及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别出版。这两部教科书尽管明确提出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努力实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一体化”，但还是陷入了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实践原则的首要性”之间的冲突，辩证法和唯物论仍然游离于实践观之外，最终不得不回到了苏联教科书体系所设定的基本立场。

但是，由辛敬良主编、199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却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崭新形象。这部教科书的副标题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言外之意，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论把握为实践唯物论⑦。例如，该书谈到辩证法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辩证法’”，而是人的“实践活动”赋予世界的辩证性质的理论表达[4]588。该书旨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自然观和历史观、辩证法和唯物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马克思主义统一。2001年，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出版。这部教科书试图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阐明实践论的自然观念、社会观念、历史观念、知识观念及其作为全部哲学观念之综合的自由观念，建立起一个将实践观念贯通到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体系”[5]7。

200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因此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明确把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列为首批重点建设项目。

但总的来说，那些试图创造完全摆脱苏联教科书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算真正成功。例如，由袁贵仁任首席专家编写的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在结构和内容上实现了“诸多创新”，但在总体上仍然遵循苏联版本的教科书范式，仍然按照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等几大板块安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和结构。

二、哲学教科书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体系化建构的意义与价值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历史发展所折射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的建构或哲学诠释的历史，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不论是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这一历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和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改革和创新，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自然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或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普及作用

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和大众化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现实化和具体化的过程中掌握大众，成为大众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要向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有着内在逻辑和结构的“一块整钢”，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著述文献的基础上，整理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抽象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构建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普及化才能实现。

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哲学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口号，并诞生了以艾思奇为代表的一大批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其实就是一部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值得一提的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这部著作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对于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是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建构方面取得的最高成就，以致毛泽东后来评价道：“《社会学大纲》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由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进一步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教育和宣传等理论建设和理论普及过程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建设同时展开。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建构是在借鉴苏联教科书体系上形成的，如艾思奇主编、1961年版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就体现了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印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开始突破苏联教科书体系，尝试重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或哲学形态，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化和现实化、普及化和大众化奠定新的理论和体系基础。

应当说，哲学教科书体系对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传播和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和发展，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方面，不同时期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各个时期的基本面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面向经典文献和面向社会大众的基本理论形态；另一方面，哲学教科书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研究和宣传，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实现由理论力量向实践性的物质力量的转变，可谓功不可没。倘若没有哲学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些体现时代主题和现实要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不可能被有效地抽象出来，就不可能被有效地传达给社会各界和普通大众，也就不可能产生重大的社会、政治和理论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意识形态功能

在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它肩负着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政治过程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或正当性的辩护使命，这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的根本要求。

我们知道，在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一般是作为一种左翼的社会或政治思潮，对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保持着批判性的理论和政治距离。但是在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不再作为一种单纯的理论或思潮游离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外，而是这一制度体系的观念性的组成或延伸。这就意味着，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治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即由原先与资本主义保持批判性距离的学术思潮转变为内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设性的观念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消失，而是进一步过渡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性或先进性。所以，在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国家制度和政治过程有着制度性的内在关联，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形态最终必然表现为体系化形态的根本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形式，它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辩护。

在现当代中国，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肩负着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理论辩护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例如，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发展的最高峰当属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社会学大纲》的基本主旨，就是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上，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为实现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提供用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哲学教科书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基本理论形态，自然也肩负着为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实践进行意识形态辩护的理论使命。例如，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在序言中明确说道：“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是为了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以及一切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树立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并以它为指导来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6]5。

所以，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如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三分结构)都肩负着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辩护的功能，只是这一功能随着时代主题和历史重心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当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随着历史和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变化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哲学形态也随之变化，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命之一，就是实现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化，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形态的创造性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社会政治价值

在现代世界的众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般思潮的区别在于，这一思潮必然要呼唤着自己的历史或政治实践。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变迁仅仅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单纯过渡，那么，它对于现代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运动史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和价值。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旨在“改变世界”的理论或学说，必然转化为相应的历史或政治实践，这一实践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或指南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思想和历史运动，直接起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批判，正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之实践本质的深刻洞察和真正理解，社会主义思想才可能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才可能在列宁那里实现由理论到现实的飞跃。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现实性的历史或政治形态的国家和地区，马克思主义便开始由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相对抗的批判性思想向一种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相关联的建设性思想过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便让位于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性或先进性。

如果说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或理论实质，那么，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最高表现便是19-20世纪展开的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理论形态，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形态及其沿革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世界的发展和深化，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和政治价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理论创造性取决于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及其在实践领域的创造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建构的基本形式，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实践的内在要求，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基础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它所展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形态，直接关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理论境界，关系到社会主义实践在当代世界的历史、前途和命运。

当然，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理论。对于20世纪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来说，随着时代主题和历史重心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自然也要改变它的基本理论形态。在战争与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论主旨偏重于辩证法、矛盾、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和专政等主题或内容；在和平与发展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主旨和理论偏重于实践、历史、人类的发展、社会的繁荣、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等理论主题。对于21世纪的当代中国来说，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能够反映中国现实、体现时代主题、契合历史需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重大理论使命，其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开拓性的改革和创新是必经的一个环节。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建构和教科书改革的前景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哲学形态主要是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为蓝本而发展起来的，但是，随着时代主题和历史重心的变化，这种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蓝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就显得愈来愈脱离时代和现实，尤其是脱离当代中国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所以，在改革伊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变革和创新就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面临的基本任务之一，仍然是如何在体现时代主题和反映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创新哲学教科书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的体系化建构，以适应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理论需要。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化的内在需要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必须集原则性与体系性于一身，呈现为有着科学的原理或原则所奠定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从而超越纯粹的或松散的家族似的学术谱系。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理论地位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要由单纯的观念力量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并在实践中掌握大众，就必须转化为与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革命、运动和斗争相适应的理论形式，因而它就必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惟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用以指导形成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从而转化为具体实践的行动指南。此外，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制度体系与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制度体系是相匹配和相贯通的，前者可以被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制度或政治延伸，与此相对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应当是体系化的。惟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为国家意识形态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国家才能形成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知识建制和学科体系。因此，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体系的出现，有着内在的历史、政治和理论需要。

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文献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是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理论原则和哲学观念的。这种观点乍一看似乎无可厚非。的确，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原则和观念都蕴含在经典作家的著述文献之中，但诸如唯物主义论、辩证法、实践观，乃至实事求是原则和矛盾分析法则等，都是要从经典文献当中抽绎或提炼出来的，以便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当前理论界流行于对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和清算，这种批判当然有它的道理和根据，但是一旦过渡到完全抹杀教科书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形态的历史性贡献，那么就有问题了。很多人陷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文献，以“回到马克思”“回到恩格斯”“回到列宁”等名义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有它的学术意义，但也因此引来了无休止的学术纷争。因为经典作家或经典著作之间是有着文本、观念和理论的歧义或差异的，如毛泽东与列宁之间、列宁与恩格斯之间、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甚至在晚期马克思与早期马克思之间，都存在着思想的歧义、观念的差异和理论主题的转换。面对诸如此类的歧义或差异，一般人往往寻求何种著述文献是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以致有人先将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排除出去，继而将列宁排除出去，再把恩格斯排除出去，甚至将早期马克思或者晚期马克思都排除出去。这种做法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文献格局的萎缩与坍塌，甚至导致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消逝⑩。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生态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文献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文本诠释的关系，而且这一关系是开放性的。只是在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呈现的理论形态是谱系性的，各种思想资源都可以参与其中，解读出自己所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呈现的理论形态不能仅仅停留在谱系性的学术层面，还应当上升到体系性的思想和政治高度。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纯粹社会性的学术思潮，而且是党和国家的具有政治属性、体现政治境界的理论事业。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或政治生态所决定的。

(二)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面临的困境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由社会性的学术谱系上升到政治性的理论体系，是党的理论建设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在21世纪的今天，当代中国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哲学理论的体系化，如何在实现中国40年改革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前提下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如何让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既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又能回答当代世界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的抉择和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应当完成的基本使命。其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和创新是完成这一理论使命的必经环节。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教科书体系是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为蓝本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体系曾经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的理论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为奠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然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教科书体系已经面临着一系列理论的和现实的挑战，若不创造性地改革传统教科书体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化建设就难以走出诸如理论僵化、脱离实际和缺乏生命力等一系列困境。

一方面是理论困境。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蓝本的马克思主义不论在文献格局的安排上，还是在体系结构的配置上，抑或是在理论观念的阐发上，都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境界降格为前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弊端，从而扭曲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哲学中所产生的革命性变革，因而也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生命力，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代思想的革命意义。

另一方面是现实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以社会的、历史的实践为起点和归宿的新哲学，反映了历史和时代的要求，并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创新，然而传统教科书体系由于其体系的封闭性和僵化性，严重滞后于当代世界的哲学现实，与当代中国的理论现实相脱节，诸多理论主题都显得太过抽象和陈旧，因而也不能有效揭示马克思主义应当具有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本质。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这就要求我们创造性地推进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和更新，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体系创新，形成能够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反映时代主题和中国现实的新的教科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有效履行它的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前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教科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的建构或哲学表达，曾经是我国几代人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读物，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曾经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过巨大的理论、政治和历史作用。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传统教科书体系开始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滞后于实践、观念脱离时代、体系桎梏生命等一系列弊端。所以，改革伊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宣传就已经开始试图突破苏联蓝本的传统教科书体系，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进行不懈探索。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已经积累了四十多年的历史和实践经验，它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注入鲜活的时代元素和中国元素，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理论建构和体系建构提供了历史可能性。

第一，经过四十多年的理论积累，已经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积累了厚实的理论基础。不论是20世纪80年代所经历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和“实践唯物主义和教科书体系改革”的讨论，还是20世纪90年代所掀起的反思和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潮，都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积累了丰沛的理论资源。尤其是21世纪以来，理论界全方位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探讨，或者从哲学革命的高度探讨马克思主义；或者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为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或者以国外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视角和思想资源，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精神实质；或者面向中国的现实和问题，向马克思主义注入“中国经验”“中国特征”和“中国元素”，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和探讨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奠定了厚重的理论和学术基础。

第二，经过四十多年的教科书体系改革，已经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经验。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改革需要哲学”是指，哲学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的支持和解答；“哲学需要改革”则是强调，只有哲学自身实现变革，适应时代和现实的需要，才能肩负起这一使命。在今天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和反思，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体系化诉求绝缘，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必然有着自身的理论原理和理论逻辑，因而在原则上，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呈现为植根于自身的原理和逻辑的理论体系。只是在创新教科书体系时，应当从哲学革命的高度呈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以此为基础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第三，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和创新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现实的理论需要。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发展和学术繁荣已经有了健全的社会和学术生态的支撑，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仅仅停留于谱系性的学术形态，应当上升到体系化的理论形态，为完成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而奠定理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高度来看，中国历经40多年的改革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实践，而且这一实践正在产生世界性的意义和影响，因而在当代中国，要创新哲学教科书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构建，就必须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有效体现当代中国的元素、经验和智慧。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体系创新才能满足今天中国的理论需要。

注 释：

① 1886年，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中首次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这一说法，而狄慈根在思想上是继承恩格斯的。——参见《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52页。

② 1890年，恩格斯在《致康·施密特》的信中就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599页。

③ 1923年，卢卡奇在《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中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并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参见卢卡奇：《技术装备和社会关系》，转引自《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页。

④ 例如，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仅是唯物主义哲学，而且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而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理论表现，即可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的”这一术语“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在揭示的那些领域之一”。《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9、768、311页。

⑤ 例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读过全部手稿)阐述的也正是这个世界观。”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列宁对此有着影响深远的经典界说，即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运用”。他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其实就是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所以，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正是将一般的“哲学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熔铸在一起，是其理论体系的“一块整钢”。参见《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5、211页。

⑥ 例如，该书明确说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的’唯物主义，标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整个理论内容与旧唯物主义不同的性质”。在谈到实践观点时，尽管该书指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并试图将实践原则“彻底贯彻到哲学全部内容之中，建立了以实践为基础、与实践内在统一的哲学体系”。参见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5、107页。

⑦ 例如，对于物质范畴，该书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是作为实践对象的一切事物的共同特性的抽象或概括，这一特性(即客观实在性)指的是事物在实践过程中唯一能保持不变的属性，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实践活动的能动改造作用的最后界限。”辛敬良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⑧ 参见陶德麟：《李达传略》，转引自1984年《中国哲学年鉴》第493页。

⑨ 例如，李达在《社会学大纲》的第四版序言中说道：要“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参见《李达文集》第2卷，第7页。

⑩ 其中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国内很多专家学者深陷经典作家的著作文献，宁愿用“马克思思想”“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学”等流行用法，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正统用法来指称马克思的思想，以示其与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人的思想的差异和区分。因此，在这一研究路径中，只剩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经典作家各自的思想，而且他们的思想在文本、文献和学术考证的意义上呈现出不可还原的歧义性、断裂性和异质性，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的确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