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飞

一、“超国家化”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兴起

30年前，世界格局风云突变，两大阵营对峙结束，欧洲视角下的“短二十世纪”终结，化身“新罗马”的美国开始填补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众多亚非拉国家“新桃换旧符”，刚刚“回归国家”的政治学研究再次陷入对国家何去何从的沉思。①Stephen R.Graubard，Preface to the Issue“What Future for the State？”Daedalus，Vol.124，No.2，1995.一张“超国家化”的巨幕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各地徐徐拉开，核威慑战略下的军事对抗式微，美国实力保障下的欧洲势力均衡体系暗潮涌动，欧盟成员国的主权向上转移，美国的权威从政府向市场倾斜，转型国家的权力向全球化的市场和帝国化的美国让渡，②Susan Strange，The Defective State，Daedalus，Vol.124，No.2，1995.看似固若金汤的传统大国饱受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离主义侵蚀，现代国家遭遇越来越多疾病、安全、环境、金融、发展等领域的“超国家困境”。

“超国家化”原本是欧洲语境下的国际现象，其定义莫衷一是，有人用它指称以国际规则的约束力为前提的“治理模式”，③Mathias Albert，Barry Buzan＆Michael Zürn eds.，Bring Sociology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rld Politics as Differentiation Theo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有人用它描述以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为考量的“超国家偏好”，④Jakob Lempp＆Janko Altenschmidt，Supranationalization through Socialization in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conference paper for European Union Studies Association，2007，http：／／aei.pitt.edu／7949／.还有人将其视为分析单位和行动层级从国家转向“超国家组织”的趋势。⑤Ludger Pries，The Spatial Spanning of the Social Transnationalism as a Challenge and Chance for Social Scienc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Transnationalism：New Configurations of the Social and the Space，2002，https：／／www.ruhr uni bochum.de／transnet／workshops／.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下，“超国家化”已经从欧洲语境下的国际现象变成了世界性的全球现象。“超国家化”不再是国际的（international），而是跨国的（transnational）；①“国际的”与“跨国的”区分，见C.卡尔霍恩、黄平：《全球化研究的思考与问题》，《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118—124页。“超国家化”也未必就是全球化的，但常常是区域性的、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场域化的或地方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