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勇

1986年9月4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西澳大利亚大学做了一次题为《走向一种文化诗学》（“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的演讲，以此明确和完善“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主张。不无巧合的是，2002年11月7日，在中央电视台创办不久的“百家讲坛”栏目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童庆炳也以《走向“文化诗学”》为题，进行了一次演讲，以此为他在1998—1999年提出的文化诗学构想张目——或许我们可以模仿英国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turn to Gramsci）之说，把这次行动命名为童氏“文化诗学转向”。虽然那时的童庆炳并不知道他与格氏已然“撞题”，后来知晓时又为这种“重名”而感到“不幸”，①童庆炳说：“2001年11月7日（作者记忆有误，应为2002年），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做了‘走向文化诗学’的讲演。我的讲演非常不幸地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的一次讲演重名了……我本以为他的理论叫做‘新历史主义’，我不知道他后来把他的理论改名为‘文化诗学’。”见童庆炳：《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但从此之后，文化诗学不仅成为他重点思考的理论问题，以致其遗著是一本《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而且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率先垂范，文化诗学已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一面旗帜，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师生进行学术研究的指南针和方法论，②实际上，文艺学研究中心内部成员对文化诗学的理解也不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