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合君 王思雨

一、引言

2021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文件明确提出：“对隐瞒收入、虚列成本、转移利润以及利用‘税收洼地’‘阴阳合同’和关联交易等逃避税行为，加强预防性制度建设，加大依法防控和监督检查力度。”文件反映了公司的税收规避行为将面临严格稽查监管的趋势。同时《意见》还指出：“通过加强社会协同来持续深化拓展税收共治格局”，将投资者作为参与公司外部治理的一类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履行外部监督职责。2019年，中国投资者数量超过1.5亿人，其中自然人投资者数量占比为99.76%。投资者通过质疑公司的异常行为以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例如2017年凯迪生态董事会违规转让资产、2020年贵州茅台违规巨额捐赠等事件。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于2020年12月底达到70.4%，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投资者掌握公司动态、获取大量信息提供了便捷渠道。那么，投资者网络关注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监督公司税收规避行为的非正式制度呢?

已有研究证实，外部审计、机构投资者、媒体和分析师（金鑫等，2011；李昊洋等，2018；严若森等，2018）都是有效抑制公司税收规避行为的重要监督主体。但是，这些研究忽视了个体投资者在监督公司税收规避行为方面的作用。个体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可以通过网络搜索行为来反映（Da等，2011），它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信息获取，个体投资者通过搜索公司股票信息，提高信息解读效率，促进信息传递，进而缓解信息不对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