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建英，冯景运

(1.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2.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隋唐时期多见中原帝王及割据群雄接受北族可汗名号的现象。目前，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获奉(封)汗号的背景、汗号内涵、结构及汗号奉(封)受双方之间关系的变化等方面，各有侧重，亦存分歧。(1)参见林冠群《隋文帝“莫缘可汗”汗号考释》，载《史学汇刊》2010年第25期；《隋唐君主可汗号比较研究》，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德罗姆普撰、杨富学等译《突厥册封中原“可汗”考》，载《河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朱振宏《大唐世界与“皇帝·天可汗”之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3页。Pan Yihong，Son of Heaven and Heavenly Qaghan: Sui-Tang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1997，第179～183页；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2007年第2次印刷，第189～190页；赵文润《论唐文化的胡化倾向》，载黄永年等编《中国古代史论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67～690页；李鸿宾《论唐朝的民族观念》，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罗新《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3～295页；甘怀真《拓跋国家与天可汗：唐代中国概念的再考察》，载张崑将《东亚视域中的“中华意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7年，第1～41页。兹拟从农牧民族互动关系入手进行贯通性考察，以期进一步揭示北族汗号南传中原与北族、中原政局变动之间的关联，借以呈现这一时期农牧人群的频繁互动和交融共存。

一、农牧互动视野下文、炀二帝获奉汗号及其意涵

中古时期，统一中原王朝帝王拥有北族汗号始见于隋文帝[1](P.119)，其汗号全称为“大隋圣人莫缘可汗”。对“莫缘”一词的考释，以林冠群最为系统，他采用历史语言学分析法，以汉文、突厥文文献相印证，推断“莫缘”当为突厥语“bay”(富、富裕、富有)之汉语音译，堪成一说。[2][3]但其从北族汗号形制、结构入手，将此双语合璧之号中的突厥语部分剥离出来加以考察，而对名号全称蕴含的意义、功能及其体现的突隋并存时期农牧关系走向未多措意，在对“莫缘可汗”的定性上亦有可商榷之处。

文献记载文帝汗号凡三处，均见于东突厥启民可汗(599～609)先后上呈文、炀二帝的表文。开皇二十年(600)，启民在呈奉文帝的谢表中径称文帝为“大隋圣人莫缘可汗”， 同一表文中后面又省称为“圣人可汗”。[4](卷84P.1873)表文主旨有二：一为感谢文帝支持、协助，使之摆脱困境；一为向文帝表忠心，“千世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也”。[5](卷99P.3297)可见启民上表及奉文帝尊号之缘由及意涵，实为其欲通过主动申明和强调与隋的政治臣属关系，以求获得隋朝的后续支持。

隋文帝是文献所见以统一中原王朝天子身份(“大隋圣人”)而兼有突厥可汗称号(莫缘可汗)的第一人。罗新认为文、炀二帝对来自突厥的名号或正式接受或予以默认[6](PP.283～295) [7](P.234)，当是由于此号至少在形式上满足了中原帝王追求北蕃来朝以象征四海归一的政治大一统理想[4](卷84PP.1869～1870)。尽管启民的身份与隋朝官员有别[1](P.119)，但其主动向文帝奉上汉突双语联用尊号，借以明示其为隋臣身份的意思显而易见。早在两年前的开皇十八年(598)，启民获得隋的封号“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在所上谢表中即已自比隋臣，大表忠诚向化之心[4](卷84P.1873)。前述启民再上谢表，奉文帝尊号，既有投桃报李之意，又进一步申明其对隋朝的态度。

启民对隋态度的转变，与隋对突厥持续实施离强合弱战略导致突厥内斗升级密切相关，亦表明此时农牧民族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沙钵略可汗时代(581～587)，突厥汗国因内讧分裂，实力受损的沙钵略与隋建立名义上的臣属关系，但其与文帝实际上各为南北之主，双方维持政治对等关系。[1](PP.69～70)隋平陈后，实现中原一统，从而得以全力解除北边威胁。东突厥大可汗都兰成为隋削弱的首要目标，而原本只是东突厥地方性小可汗的突利可汗，则成为隋扶持的对象，允其和亲，礼其来使，助其解除西突厥达头的威胁。之后，在启民遭受都兰与达头合围之际，准其归朝，待以殊礼，授予可汗称号；又于朔州筑城安置，与之二次和亲；因启民遭都兰多次侵袭，于是令其入塞。这样，隋朝逐渐确立起在双方关系中的主导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启民在谢表中自陈突厥“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4](卷84PP.1872～1873)，尊奉文帝为“大隋圣人莫缘可汗”。此名号反映，突隋关系中身处弱势的启民刻意强调其为臣、文帝为君(圣人/可汗)的君臣(主从)不对等政治地位。这在其表文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已前圣人先帝莫缘可汗存在之日，怜臣，赐臣安义公主，种种无少短。臣种末为圣人先帝怜养，臣兄弟妒恶，相共杀臣，臣当时无处去……实忆圣人先帝言语，投命去来。圣人先帝见臣，大怜臣……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至尊今还如圣人先帝……臣今忆想圣人及至尊养活事，具奏不可尽，并至尊圣心里在。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闻，伏愿天慈不违所请。[4](卷84P.1874)

上引表文值得注意的有三点：其一，启民不仅始终以“臣”自称，更称自己“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而是“至尊(指炀帝)臣民”，甚至向炀帝恳求变改“服饰法用，一同华夏”，显然是有意示弱，以卑辞强调对文、炀二帝宠遇的感激以及政治上的臣隋之意；其二，强调隋臣身份的同时，却明确追称文帝为“圣人先帝莫缘可汗”或“圣人先帝”，显示其奉文帝之汗号非独立性和权威性均有限的地方性小可汗之号可比；其三，启民尊奉文帝的汗号是汉突双语、帝号汗号联用，与此不同，其对炀帝的尊称则为汉地习知的“至尊”“天慈”等称谓，这或与其迎合炀帝文化偏好有关[8](PP.34～35)，可见启民对中原政治名号的运用规则相当娴熟。

隋朝致力于解决北边威胁，对突厥实施离强合弱的政策。在此形势下，启民可汗积极借力隋朝，在物资、军力和政治诸方面寻求隋朝的帮助和支持，得以壮大实力，相继剪除都兰和达头二政敌，最终以小可汗身份荣登大可汗之位。从这些史实来看，就汗号的奉受双方而言，启民务“实”——借此号从隋朝获得多方面支持，以取得东突厥大可汗之位；而隋帝则相对务“虚”——更重视此号象征的突厥对隋的政治臣属意义。正是在双方“虚”“实”不同的诉求下，北蕃汗号南传中原，催生了隋时蕃汉联用尊号的行用。

隋文帝获东突厥启民可汗所奉汗号，炀帝则被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603～611)尊称为“圣人可汗”。大业六年(610)，炀帝将西狩吐谷浑、经略西域，召谕处罗可汗来朝未果，遂拜达头孙射匮为大可汗，迫使处罗败而入朝。八年(612)，处罗于元旦朝会之际给炀帝上寿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4](卷84P.1879)从汗号形制上而言，处罗尊奉炀帝的“圣人可汗”与前述启民上表中对文帝汗号的省称一致，二者是否有渊源关系，难以遽断。但从东、西突厥的关系及其与隋的交往推断，无论是对北据草原的东突厥还是对远在西域的西突厥而言，此前启民上于文帝的汗号当非秘闻。

处罗尊称炀帝“圣人可汗”，既是对之前炀帝晓谕抚慰之词的正面回应，接受“天无二日”的政治现实，更是其寄人篱下处境的曲折反映。顺承炀帝，上奉尊号，当是处罗的无奈之举。而炀帝所重者亦与文帝一致，即实现“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4](卷84PP.1877～1879)的大一统梦想。文、炀二帝所获汗号虽然来源上有东、西突厥之分，但对中原帝王来说，其意义指向却大致相同。

综上，就实质而言，文、炀二帝所获突厥尊奉汗号体现的是呈奉者与接受者之间政治上的臣属关系，亦是突隋势力消长的一个表征。从农牧互动的视角来看，文帝所获“莫缘可汗”是统一中原王朝帝王首次接受游牧民族的可汗称号，继而炀帝亦获类似尊称，标志着边疆游牧区与中原农业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1](P.119)汗号奉受双方虽然各自诉求不同，但却有助于农牧民族间认知的加深，并给当时和后世留下有关南北互动的历史记忆和经验，成为上层统治者谋求自身利益、处理二者关系的手段和工具，乃至形成某种传统，行于后世。

二、隋末唐初汉地群雄获封北族汗号与农牧互动

隋末唐初，东突厥势力复盛，中原板荡，群雄对内僭称帝号，对外称臣突厥、受其可汗之号。[4](卷84P.1876)有学者将此看作是突厥模仿中原“以夷制夷”，用“以汉制汉”方式操控中原政局的一种策略。[9]从农牧互动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汗号封受双方——突厥上层和汉地群雄之间的关系及其诉求，与在此前后的隋、唐时期大相径庭。

隋末唐初获封突厥汗号的割据群雄中，史书明确记载其获封称号的，有晋北刘武周(定杨可汗)、朔方梁师都(大度毗伽可汗)和同州郭子和(平杨可汗)三位[10](卷55P.2253；卷56P.2280，2282),获封称号文献阙载的有薛举、窦建德、王世充、李轨、高开道等[4](卷84P.1876)。后从群雄中胜出的李渊亦曾臣事突厥，但其是否如当时其他竞逐中原皇位者一样接受了突厥汗号，对此传统史家讳莫如深。不过，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并非绝无可能。[11](PP.108～121)此外，武德元年(618)，隋五原通守张长逊举郡附于突厥，得号“割利特勤”[10](卷57P.2301)；上谷“贼帅”王须拔因“众散奔突厥，突厥以为南面可汗”[12](卷186P.5936)；武德四年(621)，并州安抚使唐俭密奏突厥欲立真乡公李仲文为“南面可汗”[12](卷188P.6016)。而北方尚有离石胡刘季真与刘武周、梁师都递为表里，北连突厥，自称“突利可汗”。[10](卷56PP.2281～2282)由此可见隋末唐初北方政治文化圈北族汗(名)号的风行之状。这是由于其时东突厥势强，中原诸豪争雄，皆欲借突厥之号以壮声势。

以大业十一年(615)炀帝遭遇雁门之围为标志，突隋关系形势发生逆转，主从易位。其时，突厥已摆脱自启民以来政治上的臣隋地位，复归草原霸主地位，成为这一时期农牧关系走向的主导性力量。始毕可汗(611～619)不仅绝朝贡，而且扶植中原诸雄，封授前述“定杨”“平杨”“解事”“南面”诸可汗号，以取利于各方。与此前势弱的启民或失位的处罗出于自保和谋利而向隋朝皇帝上奉汗号、甘为人臣不同，始毕则是凭借其突厥大可汗之强势地位，娴熟地将各类小可汗名号或蕃号授予中原皇位争夺者，汗(名)号接受者则由之前中原王朝的一国之尊，变为各自为政的割据群雄，由一个增至多个。突厥作为汗号提供者在与接受者的关系中地位上升，由原来受制于后者，转而变为双方关系的制衡者乃至主导者。随着复兴，突厥已不愿充当隋离强合弱政策下制衡诸蕃的砝码，再度迎来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进入学者所称的“游牧政治隶属关系”[13](PP.220～225)向汉地扩展的阶段，可汗号的大量封授正是这一历史的缩影。此时的东突厥几乎完全控制了东北亚地区。[1](P.117)就突厥的策略而言，是通过多封众建汉地诸雄为其操控的小可汗，维持中原分属不同政治势力之局面，一如北朝后期突厥与周、齐之关系模式，从而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其所重者为中原“财帛金宝”而非“土地人众”[10](卷57P.2292)，未见其谋求农牧共主地位的迹象。

不过，到东突厥处罗可汗(619～620)时，随着李唐立国关中，声势转强，突厥居中制衡中原群雄的政策难以维系，其策略随即发生巨大转变，从之前支持群雄反隋，转向扶植隋后裔以抑制势力走强的李唐。到颉利可汗(620～630)时，突厥屡次入侵中原，从幕后走到前台[1](P.130，149)，新立唐朝与突厥关系由臣属转为对抗。

这里，突厥转变政策是否意味着其欲逐鹿中原值得讨论。附属突厥的梁师都曾劝处罗南下：“愿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师都请为向导。”[10](卷56P.2280)此处所谓“行魏孝文之事”，即让处罗仿北魏故事入主中原(2)《资治通鉴》卷188唐高祖武德三年十一月庚申条记同一事为：“师都不辞灰灭，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侵中原，如魏道武所为，师都请为向导。”(《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7年，第6007页)。故师都献计处罗南取中原所效仿者当是北魏开国之君道武帝，非强力推行汉化政策的魏孝文帝。。处罗接受了梁师都的意见，但不久死去。颉利即位后，师都又“往朝颉利，为陈入寇之计。自此频致突厥之寇，边州略无宁岁”，甚至“颉利可汗之寇渭桥，亦师都计也”。[10](卷56PP.2280～2281)突厥授梁师都“解事天子”之号，似乎其所献计谋颇合突厥上层意图。但纵观6至9世纪，突厥、回鹘南下目标多为中原“子女玉帛”，重在获取经济利益，几无10世纪以后北族王朝君主一统天下的意图(3)契丹—辽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916～926)即“颇有窥中国之志”(《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889页)；其二代国主耶律德光(927～947)，更欲“坐制南邦，混一天下”，其志显然已越出经济层面，转而追求广土众民，统合农牧(《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1238页)。。特别是随着唐朝统治渐稳，东突厥既无意追求政治上的农牧一统，其对农牧区域统合进程的主导性影响也为时难久。

从史料记载来看，刘武周、梁师都仅有突厥授其汗号，未见其将所获汗号用于自称；其他诸雄则均有称帝、定国号、改元、立后等建立中原王朝体制的惯有流程和配套举措。唐朝史官对高祖臣事突厥极力讳饰，或是因为以称臣北蕃为代价获封汗号有悖于华夏正统王朝的声望，故被视为屈辱史而加以掩盖。就诸雄而言，称帝前后因实力有限，故多与突厥联结，以资其戎马、壮大声威，从而争夺中原皇位。正如梁师都所称：“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10](卷56P.2280)故群雄接受突厥授予的名号，旨在借北族汗号之虚名，以实现夺取中原帝位之实利。武德三年(620)梁师都遣使向处罗求援，提及刘武周败亡时以定杨可汗代称武周。[12](卷188P.6007)据此，群雄所获汗号在面向突厥可汗时似在行用。诸史未载群雄是否对内行用汗号，但很难想象面对一干汉地臣僚，谙熟争夺中原正统地位所需政治资源的群雄，会以突厥所授汗号自称。作为植根于农耕文明的中原割据政权，对突厥汗号的接受更多是一种获取利己资源的策略性行为，与之前隋朝文、炀二帝对突厥汗号的默认和之后唐太宗对“天可汗”号的接受，其本质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若明乎此，则知隋末群雄之所以称臣突厥、受其汗号，不过是其在中原称帝建国获取外援、营造声势的手段。如割据金城之薛举，面对唐兵西进，其谋主郝瑗即“劝举连结梁师都，共为声势，厚赂突厥，饵其戎马，合从兵力，进逼京师”[10](卷55PP.2246～2247)。薛举厚赂突厥与受其汗号之目的一致，是为借其兵力，谋取长安。其他诸雄包括李渊父子在内，臣事突厥的意图亦大致如此。故其虽北事突厥、受其汗号，但显然不愿仅以突厥所封地方性小可汗自处。

由此观之，隋末唐初农牧势力之间出于各自利益考量而展开频繁互动，但作为游牧势力代表的东突厥其时尚处于“游牧文明化时代”之前夜[14]，无意入主中原，追求农牧一统；割据群雄关注点则在中原帝位，无暇亦无力完成农牧一统，且从中原王朝政治史来说，此时为中原各支政治势力重新整合的短暂过渡期，对农牧一体化进程的助推相当有限。但伴随着这一时期以突厥占主导性地位的农牧关系的发展，北蕃名(汗)号广泛向南传播且被中原接受，表明农牧人群之间冲突和妥协并存，既互相角力也相互借力。当突厥汗(名)号风行北方汉地上层政治文化圈之时，中原下层民众则因政局动荡，大量北上附属突厥。[4](卷84P.1876)[15](卷197P.5407)这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对农牧人群之间的传统区隔和界限造成冲击，也为之后唐中前期农牧之间空前规模的互动交融提供经验，创造可能。

三、唐朝诸帝天可汗号涵义与农牧关系起伏

唐高祖称臣突厥并接受可汗名号事，陈寅恪有专文讨论。[11](PP.108～121)高祖所获汗号性质与隋末群雄所获汗号相同，当为象征臣属突厥的小可汗号。但太宗及其后诸帝获奉(称)天可汗号，其内涵及所标示的农牧关系已大为不同。

唐太宗天可汗号的奉受过程，伴随着中原和北族势力的消长起伏。中原统一王朝帝王首衔此号，不仅表示因实力转移导致农牧关系中的主从重新易位，即由隋末群雄受制于突厥转为北方及西北诸蕃臣属唐朝，更意味着农牧之间的互动交融进入全新阶段。太宗获奉北族汗号，与贞观四年(630)东突厥亡国导致隋末以来农牧势力之间原有制衡体系瓦解直接相关。《通典》载：

大唐贞观中，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百二十余万口。时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制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咸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临统四夷，自此始也。[15](卷200P.5494)

《通典》所记显系对太宗获奉天可汗号的时间、上奉者及缘由的追述。李德裕在会昌三年(843)为武宗所拟给黠戛斯可汗的敕书中明确称：“贞观四年，西北蕃君长诣阙顿颡，请上尊号为天可汗。”[16](卷6P.37)两相对照，大致可以确定，天可汗号首次尊奉时间为东突厥汗国瓦解当年，尊奉者为“西北蕃君长”。需要注意的是，东突厥汗国瓦解前夕，在唐支持下建国的薛延陀似并未在给太宗上奉汗号的“西北蕃”之列，文献所见薛延陀可汗对太宗多称“至尊”“天子”“圣人”等中原对皇帝的惯称。[10](卷199下PP.5344～5346)[17](卷987P.11468)揆以彼时形势，此“西北蕃”当是东突厥亡国后相继来降的突厥及其属部。[12](卷193P.6185)薛延陀其时已脱离东突厥羁属，势力渐盛，或因此未参与上汗号事。贞观二十年(646)唐灭薛延陀，诸蕃震恐，遂出现漠北铁勒十一部请上天可汗号之盛况[12](卷198P.6353)，唐朝遂“开四夷为州县”，设羁縻府州辖来归各部，中原王朝在形式上首次实现郡县漠北。以此观之，太宗天可汗号的奉受是随着唐朝相继征伐、统合突厥、薛延陀等漠北强蕃，中原帝王渐获诸蕃认可的产物。

从前引史文中“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来看，太宗对西北诸蕃请为天可汗之事，起初并未接受，而是先征询群臣意见，此或是因其顾忌中原“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的传统观念。在得到群臣积极回应后太宗才接受天可汗号，“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15](卷200P.5494)。皇帝天可汗并称，表明太宗对天可汗号的重视，体现其对华夷之辨观念的淡薄。有学者认为太宗称“可汗事”为“下行”，表明在这种兼称名号中皇帝位阶高于可汗号[18](P.93)，就结构和形制而言，类似于文、炀二帝的“圣人莫缘可汗”“圣人可汗”号。但联系太宗统合农牧、郡县漠北的实际举措，天可汗号意味着太宗已成为诸蕃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共主。东突厥亡后相继称雄漠北的薛延陀和回纥，对内虽各宗其主，拥有自己的可汗，但依然受唐册封，故太宗确已拥有号令诸蕃、临统四夷的至高权力和声威，“皇帝天可汗”号在相当程度上名实相符，已非昔时文、炀二帝获奉“(大隋)圣人(莫缘)可汗”之虚号可比。故时人及后世对太宗获献此号及其整合蕃汉、郡县宇内之功绩大加赞赏。唐人柳宗元称颂曰：“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兵戎不交侵，各保性与躯。”[19](卷1P.16)宋人欧阳修等更是推崇备至，宣称“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遂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20](卷219P.6183)；“镇抚蛮徼，则知有天可汗之尊”[21](卷10P.904)。

太宗一改此前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区“统而不治”的传统做法[22](PP.367～368)，对“北蕃”诸部实行郡县化治理。以回纥为首的诸部全被纳入唐朝开置于漠北的“六府七州”[10](卷195P.5196)，昔日诸族首领悉数变身为唐朝的都督、刺史，并被置于带有直辖性质的都护府治下。这标志着中原王朝真正将政治统治延伸至漠北。这一以农统牧的统合模式，直至高宗末期后突厥复国方告结束。

要之，太宗所获汗号反映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隋、唐易代之后,在传统农牧势力消长变化背景下，中原与西域、漠北等西北民族的关系和汉蕃之间的互动交融走向新的纵深，形成新的政治格局。即由隋时汉蕃各拥其主的二元(皇帝—可汗)藩属体制(以农牧政权之间借助朝贡、和亲维持和保有名义上的“君臣”关系为标志)，转向汉蕃拥有共主“皇帝天可汗”的一元天下体制。

漠北诸汗国相继瓦解后，诸部面对来自中原方面的统合，除了“请为天可汗”、接受唐朝统辖之外，是否尚有其他异动？唐朝对归附北族实施在蕃(本土)、入附(侨置)两种羁縻府州管理形式。[23](PP.78～95)在蕃者不离其土俗，享有一定自主性，如作为铁勒诸部盟主的回纥酋首吐迷度被唐委任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但对内却“自署汗号”，“一似突厥”[10](卷195P.5196)，遵北族旧制。其对外奉唐朝皇帝为天(大)可汗，对内却欲借唐之羽翼，谋求建国。[24]颉利旧部及其他突厥降部，在唐侨置羁縻府州辖下坐大，最终反叛复国。[10](卷194上PP.5166～5168)[25]亦有不少上层入居京师，供职唐廷[10](卷194上P.5163)[26](PP.190～214)，即所谓蕃官、蕃将群体。其中不乏效命唐廷者，如颉利近臣阿史那思摩，直至卒前一直效力太宗，获唐宠遇，赐以国姓。[10](卷194上PP.5163～5165)[27](卷128P.691)较早归唐的契苾何力甚至视己为唐人，薛延陀迫其臣属之际发出“岂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10](卷109P.3292)之论。当然亦有因个人际遇而叛唐者，如制造九成宫事件的阿史那结社率。[28](卷94P.2002)[12](卷195P.6147)[29]

可见，北蕃诸部和个人因各自处境及其与唐廷关系远近亲疏不同，对唐朝的认同度不尽一致。奉汗号于唐朝皇帝、接受唐的一元化管理，更多是因其亡国或势弱不得已而为之。故太宗“皇帝天可汗”号所标示的农牧一体化，仍然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虽然中原帝王在名义或事实上兼具农牧共主身份，但中原官僚例称仍为他们熟悉的“天子”或“皇帝”，农牧之间的观念区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弭。不过，从思摩、契苾何力的例子可知，部分入附唐朝的北族上层确已完成身份转换，至少已融入中原政治体系。他们在政治上发生转向的背景，是唐朝的国势日盛而北蕃的实力大衰。

太宗之后，文献所见获称天可汗号的有玄宗、肃宗、代宗三帝。玄宗被称天可汗见载凡六处，分别为开元八年(720)箇失蜜王新立后朝表[20](卷221下P.6256)、十三年(725)突厥遣唐使扈封泰山途中面称[28](卷27P.606)、十五年(727)吐火罗叶护求援表[17](卷999P.11723)、二十九(741)年后突厥登利可汗(734～741)贺正表[20](卷215下P.6054)[17](卷971P.11411)及同年石国王请讨大食表[20](卷221下P.6246)、天宝元年(742)西曹国王谢封表[20](卷221下P.6245)。其中箇失蜜、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均为葱岭西诸胡国，突厥则处唐人眼中的“北荒”之地。故称玄宗为天可汗的地域和人群，与太宗时大致相同，均为“西域、北荒之君长”。由此可知，高宗中后期及武周时期，因内忧(武周革命引发内政动荡)外患(突厥复国、吐蕃入西域及契丹叛乱)而引发中原与北方及西北诸蕃之间的紧张关系，随着唐朝进入全盛而复归正常，天可汗之声威及认同度从空间影响力上而言，似已超越太宗时期(贞观时唐朝对西域的影响主要在葱岭东)。从上汗号的北方、西北诸蕃一方来看，虽所处地域有别，但就实力而言，与周邻大国(东有唐朝，西有大食)相比均处于弱势，故欲仰赖唐朝皇帝天可汗之威势，或巩固君位，或抵御外敌，或表达谢意，或维护关系，总体上反映了在以中原天子为天可汗的政治体系中，国力强盛的中原政权显然是汉蕃(农牧)关系走向的主导力量。玄宗被奉为天可汗，不仅是对太宗时代该称号的继承和延续，更是玄宗时期唐朝国力强盛、声威远播的标志之一。

安史乱后，唐朝渐失号令诸蕃的能力和声威。先是西域驻军东返平叛，继之河陇失陷，唐完全失去对西域乃至河陇的控制力。而至7世纪后期突厥复国，意味着之前太宗、高宗两朝的漠北诸蕃郡县化体系失效，转而复归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王朝之间的藩属体系。[22](PP.394～400)从后突厥汗国(682～744)复兴至漠北回纥汗国时代(744～840)，此种关系框架迄无改变。内乱中相继即位的肃、代二帝，虽被回纥称为天可汗，但其蕴意却难与太宗、玄宗时齐观。肃宗被称“天可汗”，仅见乾元元年(758)回纥葛勒可汗(747～759)询问亲赴回纥牙帐的唐使李瑀与肃宗关系时所言“王是天可汗何亲”[10](卷195P.5200)，身为肃宗堂弟的李瑀，非但未获回纥礼遇，反遭怠慢乃至刁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对此次出使极为重视，无论是使者人选(李唐宗室)还是出使任务(送宁国公主和亲，册封回纥可汗)而言，均空前隆盛。回纥对唐使态度的转变，显然与安史乱后唐国势走衰且须仰仗回纥戡乱有关。葛勒可汗称肃宗“天可汗”，最多只是沿用了太宗、玄宗时期北蕃对唐帝的惯称而已，而非将之视为凌驾于其上的“众汗之汗”，故要求李瑀对其行臣下之礼。[10](卷195PP.5200～5201)

代宗被北蕃称为“天可汗”，见于永泰元年(765)回纥大帅药罗葛回复郭子仪诘问其负约之故的辩辞中：“仆固怀恩言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亦谢世，中国无主，故从其来。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10](卷120P.3462)《资治通鉴》记载稍异：“药葛罗(当作药罗葛[30](P.231))曰：‘怀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驾……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复总兵于此。’”[12](卷223P.7300)此处回纥将领所称“天可汗”，已然仅为对唐帝的一种代称和客套之辞。天可汗名号内涵之蜕变，缘于安史乱后唐朝国势衰败，对回纥宗主国地位尽失，而昔日受唐庇护的回纥则因国势如日中天，其可汗大有凌驾于唐天子之上的派头。尤其第三代可汗移地健，其自号登里(一号牟羽)可汗(759～779)，意即天可汗[31](P.130)，并多次有意怠慢、侮辱唐使，甚至欲举国南寇[10](卷195PP.5202～5204，PP.5207～5208)[32]。唐封移地健之汗号“登里颉咄登密施含俱録英义建功毗伽可汗”中，竟亦有“登里”(天,Tängri)一词！至此，唐前期由北蕃上于中原帝王之最高称号“天可汗”，随着农牧势力的消长，自南归北，标志着汉蕃(农牧)关系再度逆转。

综上，唐前期失国或势弱之北蕃、西北蕃诸部上奉太宗天可汗号，标志着传统农牧区域之间全新政治关系的开启，即由之前农牧二元并峙结构开始转向“皇帝天可汗”名号体系下的农牧一体化。但随着7世纪晚期后突厥复兴，漠北从唐羁縻府州治下的郡县化体系复归草原体制，阻断了中原王朝主导的农牧一体化进程，武周时期(后突厥处于默啜治下)农牧之间几乎重回“南自南、北自北”的紧张状态。不过，随着唐朝进入全盛期，后突厥内政不稳，唐朝重建中原王朝与北族政权之间的藩属关系，玄宗得以继享西北蕃上奉太宗的“天可汗”尊号。肃、代之际，唐朝陷入内忧外患，源自北族的“天可汗”之号又复归势臻强盛的回纥。可见，唐朝诸帝天可汗号的获奉、丧失及其不同时期涵义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农牧势力的消长起伏，亦体现出北方游牧人群与中原农耕民族间的交融共存。

结语

隋唐时期包括两朝更迭之际，中原帝王和汉地割据群雄获称北族汗(名)号之政治文化现象，实为中原农耕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频繁互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古时期农牧民族上层为自身利益，既互相借力又互相角力的一种策略，体现出自十六国、北朝以来北方政治文化圈中胡汉交融共存的显著倾向，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亚东部农牧势力的消长态势。

首先，隋开皇、大业间，突厥启民、泥撅处罗可汗为寻求庇护、援助，相继尊奉文、炀二帝汗号，以示内属称臣。而文、炀二帝受其汗号目的有二：一为制衡漠北、经略西域，以消除西北边患；二为借由东、西突厥名义上的臣服，实现其天下一统秩序的形式构建。在“(大隋)圣人(莫缘)可汗”号标示的政治关系框架中，突隋虽保持了形式上的君臣关系，但事实上仍各尊其主。隋帝仅为名义上的农牧共主，未见其对游牧地区进一步统合的举措，故这一时期农牧之间交融深度有限。此或因农牧实力对比不明显，抑或缘于隋朝帝王个人文化偏好对其外蕃政策影响及隋朝短祚等因素所致。

其次，隋唐迭代之际，突厥通过对汉地群雄封授汗(名)号，从而与割据势力之间形成由其主导的政治隶属关系，以谋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而群雄则俱受突厥汗(名)号，称臣北蕃，意在借助突厥势力逐鹿中原。此为其一时性策略，而非甘做游牧体系中地方性小可汗或领兵大将，建基于此过渡时期的游牧政治隶属关系，势难持久。不过，从南北互动角度而言，这一时期因中原动荡、突厥转强而造成主从关系易位，使北族政治文化得以南传中原并风行一时，从而冲击和改变时人对传统汉蕃关系的认知。后来唐太宗获奉“天可汗”号及唐中前期农牧之间深度互动交融局面的出现，除了唐国力强盛之外，亦当与十六国、北朝至隋时北方长期以来形成的胡汉交融的政治文化氛围有关。

最后，唐立国后，对内翦除群雄，对外致力于改变臣事突厥之屈辱地位。太宗混一戎夏，郡县漠北，打破前代中原王朝强调农牧区隔的传统观念，“皇帝天可汗”号应运而生。中原天子首兼天可汗号，号令诸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牧共主。史籍未见其后高宗获称汗号，但考虑其时唐朝在诸蕃中的影响力，高宗或继享此号及与之相应的农牧共主地位。文献见载后嗣唐帝有此号者尚有玄、肃、代三帝。玄宗以中原天子兼天可汗之身份，凭借全盛国势，仍得享制衡诸蕃、统合农牧的主导地位，其影响空间上或逾太宗时期。安史乱中相继即位的肃、代二帝，因国力日衰且有求于回纥，虽被回纥偶称天可汗，但涵义大变，仅为习称，表明唐朝天子已失去与此号相符的尊崇地位。随着回纥势盛，天可汗号自南归北，北族上层转而以之自称，致力于追求与中原农耕王朝并峙共存的游牧一统秩序。中古时期农、牧文明之间的互动交融与关系往复，遂在此南北不同势力主导的复杂演化中曲折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