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朋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上海 200233)

当前，“使命型政党”已经成为学界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类型化研究的全新范式。这一研究范式既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共产党组织特征和运行逻辑的最新概括，又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有针对性地防控执政风险和强化政党特征指明了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使命型政党”的提出及其组织特征的构成

多年来，学术界一直尝试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类型化研究或解读，力图准确地概括或描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征、运行逻辑及其在国家建构与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命型政党”这一概念是从类型化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征和运行逻辑进行的全新概括，准确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和影响，具有严密的理论逻辑性和强大的现实解释力。

(一)党的类型化研究与使命型政党的提出

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类型化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两个转变”描述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1](P.9)，引发了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1)此处“革命党”强调的是“领导着为夺取政权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参见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8页。向执政党转型，以及中国共产党“由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党”转型的思考。从本质上讲，这都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类型化分析和界定。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学习型政党”的提出是学界第一次从组织特征角度界定中国共产党的“类型”。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要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好。“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提出在“学习型政党”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类型化特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目标，以及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要求，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三个不同侧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组织特征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系统化阐述，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类型化研究的重大突破。此外，还有学者尝试从不同维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类型化研究或解读。例如，依据政党运行方式或价值导向划分，包括法治型政党[2]、动员型政党[3]和变革型政党[4]等；依据政党功能的特殊性划分，即全能型政党[5](P.3)；依据政党组织属性划分，包括先锋队政党[6]、纲领性政党或意识形态政党[7]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实施，党中央对执政党自身建设基本规律的认识不断升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主题，并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8](P.1)。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专门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的相关内容。据相关统计，“使命”一词在十九大报告中共出现13次，成为全国党代会的高频词汇。[9]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以县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系统化手段进一步强化“初心”和“使命”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作用。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强调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坚持不懈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10](P.6)这些要求和举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把“初心”和“使命”作为核心变量逐步融入党自身制度的建构和组织运行的全过程。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原生价值的回归和升华，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共产党组织特征的强化和重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了“使命型政党”(Mission-oriented Party)[11]这一概念，以此概括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此外，还有学者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鲜明马克思主义特征，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12]。

将中国共产党界定为使命型政党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鲜明的政党使命，又是因为政党使命贯穿于政党诞生与发展的全过程，从根本上决定或塑造了政党的运行逻辑和组织特征，是政党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生命力的关键。在新中国诞生以后，鲜明的政党使命为中国共产党维持和巩固执政地位提供了根本的合法性来源，塑造了党的执政逻辑和基本价值导向，对中国政治框架的建构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有学者把“使命型政党”与“选举型政党”作为一对范畴进行比较，强调在执政状态下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治框架中各类政党在合法性来源或政党权威建构上存在根本差异。[13]正是因为拥有并始终坚守鲜明的政党使命，中国共产党才具有鲜明的类型化特征。不论是“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还是“先锋队政党”或“动员型政党”等，都论述了使命型政党某一方面的组织特征、运行逻辑或价值取向，而这些是在使命型政党基础上形成的“次级政党类型”。就现实价值看，这些次级政党类型主要聚焦于“怎样建设党”或“政党怎么运行”等，使命型政党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这个问题，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

(二)使命型政党整体组织特征的构成与逻辑结构

“使命型政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虚化的政党标签，必须具备相应的组织特征。任何一种类型的政党要在实践中存在并发挥作用都离不开相应的组织特征支撑。同时，各种组织特征也是政党的标签，是界定政党类型的客观标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逐步在实践中形成了鲜明的、多层次的、系统化的组织特征，这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从政党诞生和运行的整个过程看，不同的组织特征在使命型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有差异的。依据差异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征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层次，即根本组织特征、基本组织特征和具体组织特征。

根本组织特征是政党核心价值的具体体现，对政党类型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使命从根本上决定了党的其他组织特征的生成，塑造了党发展与转型的价值目标和基本方向。因此，具备并坚守鲜明的政党使命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特征。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根本组织特征，才具备类型学上的特殊性因而被界定为使命型政党。对于使命型政党而言，政党使命并不是政党在运行中所具备的一般性目标或任务，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对人类社会运行规律及其未来发展的界定和愿景式描述。因此，在使命型政党运行中，政党使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贯穿于政党活动的全过程。同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党使命有相对具体的目标和内容。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使命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党的最高纲领为实现共产主义；二是党的基本纲领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14]中国共产党政党使命的构成体现了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相统一的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8]。

基本组织特征由根本组织特征衍生而来，为实现政党使命提供必要支撑。整体上，基本组织特征在政党运行中保持着稳定性，与根本组织特征共同确保政党类型的延续性。使命型政党的基本组织特征包括：拥有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运行逻辑和组织宗旨；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组织原则，实现并确保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拥有完整严密的组织体系，确保党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拥有严格的党内纪律，对党员有着全方位的要求和约束；拥有成熟稳定的政治领导集体；拥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等等。尽管使命型政党的基本组织特征在整体上保持着稳定性和延续性，但并非一成不变。立足于政党使命实现的整个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使命型政党的基本组织特征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实践中，在根本组织特征和基本组织特征的基础上，使命型政党具有一些更为“次级”的组织特征，即“具体组织特征”。科学完备的具体组织特征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使命型政党的运行绩效以及政党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和引导性。具体而言，具体组织特征对于使命型政党的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体组织特征是根本组织特征和基本组织特征得以顺利实现的必要支撑和保障。如果使命型政党没有科学完备的具体组织特征，那么，使命型政党的根本组织特征和基本组织特征就可能在实践中变成抽象的原则，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并存在被虚化和弱化的风险。二是具体组织特征是使命型政党与外部环境进行沟通与互动的关键载体。在执政状态下，使命型政党正是依靠各种具体组织特征实现政党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确保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有效领导，提升了政党的适应性和整合力。具体组织特征的构成相对复杂，涉及使命型政党日常运行的方方面面，包括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模式、党内政治生活的具体要求、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政党纪律的具体内容与执纪方式等。此外，特殊的作用和构成也使得使命型政党的具体组织特征具有鲜明的动态性和时代性，必须始终与外部环境的发展保持同步。

整体上，根本组织特征、基本组织特征和具体组织特征在使命型政党运行过程中有机结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使命型政党的组织全貌，即“整体组织特征”。使命型政党的整体组织特征是一种政党在运行中所呈现出的组织状态，决定了使命型政党的现实价值，制约着使命型政党的整体功能定位。总之，组织特征在使命型政党日常活动中的运行绩效和综合表现决定了政党品质与政党形象，从根本上奠定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二、使命型政党组织特征的衰退风险与现实挑战

从系统分析角度看，政党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发挥自身所具有的功能。政党在影响外部环境的同时，也直观地承受着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压力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自我调适，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现实影响看，这些变化包括积极变化和消极变化两种。积极变化使政党在保持组织特征稳定的基础上，提升了政党运行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使其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巩固和扩大了政党的影响力；消极变化将政党的某些组织特征逐步削弱或扭曲，使政党运行的稳定性和规范性不断下降，社会影响力不断下降，甚至导致政党消亡。我们可以把前一种情况称为“政党转型”或“政党现代化”，把后一种现象称为“政党衰退”。一般而言，“衰退”(recession)往往被用来描述经济发展的基本状态。当前，有学者使用“衰退”一词来阐述政治领域的某种倒退现象。例如，美国学者拉里·戴蒙德就使用“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表述西方式民主体制的各种衰退现象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困境和变化趋势。[15]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衰退”(political recession)这一概念，并强调政治衰退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常态。所谓“政治衰退”是指国家政治的运行从相对有序、有效、功能良好的状态到开始发生负面的、消极的、趋于恶性变化的过程。[16]“政党衰退”是“政治衰退”这一概念在政党研究领域的延伸和细化，是对政党组织特征或运行状态逆向或消极变化趋势的一种描述。从一般规律看，在运行过程中政党自身的某些组织特征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衰退，这是一种规律性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防控和扭转衰退。

(一)衰退风险的产生与类型

现实中，政党转型和政党衰退的趋势往往是同时产生并交织在一起的，关键是哪一种趋势具有决定性作用、主导政党发展的整体态势。“二战”后，面对社会的剧烈变化，西方主流政党不断转型，由群众型政党逐步向全方位型政党和卡特尔型政党转变。[17](PP.5～28)在转型过程中，不论处于意识形态光谱的何种位置，西方主流政党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衰退问题，体现为政党意识形态淡化或模糊、政党自身的制度化水平下降、党员队伍萎缩以及政党自身约束力弱化等。就其本质而言，西方主流政党衰退背后的原因就是政党与社会的距离不断拉大，自身的代表性功能被削弱，开始逐步向国家靠拢，由“代表组织”转变为“统治机构”。[18](PP.86～87)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党衰落论”或“政党消亡论”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1970年，沃尔特·伯恩汉姆(Walter Dean Burnham)在考察美国选民党派性变化后首次提出“政党逐渐消亡的长期趋势”[19](P.133)。尽管目前主流政党的衰退不会对西方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带来根本性影响，但在实践中却产生了一些隐患，导致各种类型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

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必然要不断推动自身转型，努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然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组织特征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产生衰退的风险或倾向，影响到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20]。具体而言，使命型政党组织特征的衰退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功能性衰退、结构性衰退和主体性衰退。“功能性衰退”强调的是使命型政党的某些组织特征在理论上或制度设计上依然存在，但在政党运行中却无法长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处于“缺位”状态，造成使命型政党某些组织功能缺失。“结构性衰退”指的是由于内在的一些结构性矛盾，政党在运行中逐渐形成一些与其自身组织原则和价值导向相悖的“潜特征”，而政党原有的某些组织特征在运行中却逐步被这些“潜特征”削弱、替代或扭曲。“主体性衰退”指的是由于党的构成主体(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在主体认同、政治立场或根本价值导向上产生了异化，使维系使命型政党组织特征的主体支撑和内生动力在根本上被削弱。在使命型政党运行中，这三种类型的组织特征衰退往往交织在一起，对使命型政党产生了复杂的系统性影响。

如果说政党的功能性衰退属于表层问题，那么，结构性衰退和主体性衰退的产生则标志着使命型政党某些组织特征的运行产生了一些深层次矛盾，其影响更为深远。主体性衰退对使命型政党组织特征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如果不能对其及时地感知并有效防控，某些组织特征的衰退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政党类型被扭曲和异化。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政党类型扭曲和异化的后果就是整个中国政治体制运行的稳定性被削弱、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被打断。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历史充分地说明了使命型政党衰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如习近平同志在谈到苏共失败时所描述的，“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21]。本质上，苏共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就是长期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陷入衰退的表现，最终结果不仅是苏共失败，而且导致了苏联解体。

(二)衰退的现实原因与具体表现

当前，受特殊政治环境影响，使命型政党的某些组织特征面对的衰退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大。“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这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大判断。”[22]当前，中国共产党面对的特殊政治环境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具有鲜明特征的政治体制框架(“政党—国家”体制，party state system)、剧烈变化的社会环境和长期执政的组织运行状态。

1.“政党—国家”体制对于使命型政党组织特征的影响 当前，很多学者都用“政党—国家”体制描述中国共产党相对于国家政权的特殊地位和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特征。作为一种政权体制，“政党—国家”体制是由政党作为民族的“代表”来建构并统治国家的国家形态。[23]在“政党—国家”体制框架中，执政党是国家政权的建构者和领导者，实现了对国家政权的嵌入和同构，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笔者认为，尽管中国政治体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国家”体制，但其基本框架属于“政党—国家”体制的范畴。从现实影响看，尽管“政党—国家”体制的建构为政党使命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体制支撑和资源保障，但也给使命型政党带来了复杂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的风险和隐患。

这种风险和隐患主要体现在执政党如何驾驭国家权力的问题。在“政党—国家”体制框架中，政党与国家的同构主要体现为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同构，而这两种权力在运行逻辑和实现方式上有着本质区别。国家权力以暴力机关为支撑对社会具有普遍的强制性，体现的是“强制—服从”关系。政党权力的作用对象是内部成员，政党权力的强制性是建立在党员自觉服从基础之上的。面对社会，政党权力应转化为政党权威。政党权威和政党权力是政党能力领域同一性质问题在不同层次上的表现。政党权威具有内生性和柔性特点，体现了“认同—服从”关系。[24]因此，使命型政党权力的实现需要建立在民众对政党充分理解、认同和支持的基础之上。由于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在体制上具有同构性，一些党组织或党员在日常工作中会忽视两种权力在运行逻辑和实现方式上的本质区别，致使政党被国家权力“绑架”，对使命型政党的某些组织特征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使命型政党运行的基本价值导向被国家权力扭曲。由于过度依赖国家权力，政党在很多时候成为一种准国家权力机关，追逐或维护权力成为某些党组织或党员干部的核心目标或价值诉求，政党使命对政党日常活动的影响被削弱。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一个政党没有使命与责任意识，仅仅是为了行使权力而掌握权力，将权力的占有和支配视为自身存在的唯一根本目的，注定会被强大的权力异化而作茧自缚，最终走向衰落。[9]其次，过度依赖国家权力会改变使命型政党与社会的互动方式，弱化政党与社会的联系。实践中，一些党组织或党员干部习惯于以“强制—服从”的行政化模式开展党的工作，无形中扭曲了政党权力的基本逻辑，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党的宗旨，颠倒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导致政党与社会的互动障碍，使政党自身呈科层化和官僚化特征，滋生党内的各种不正之风，损害政党权威。

2.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使命型政党组织特征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作用和影响下，传统社会逐步转型为具有机械技术和理性世俗态度的高度差异化的社会形态，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25]这无疑会对使命型政党产生复杂影响，成为使命型政党衰退的外部诱因。一是削弱了党员队伍的内在凝聚力和先进性。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党员队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市场化思维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个人物质利益为行为导向，把政党使命抛之脑后，放弃政治信仰，甚至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以“理性经济人”逻辑取代党员逻辑。这就导致一部分党员参与组织活动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日益明显，对党员政治身份的荣誉感和认同感降低，甚至将党员身份庸俗化，党员的自律意识不断弱化，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内在凝聚力被削弱。二是冲击了党的组织体系的完整性和严密性。随着单位制的瓦解，国家权力从社会生活的一般性领域收缩。这使得一部分基层党组织失去了国家权力的直接依托，组织资源捉襟见肘，自身内聚力下降，陷入软弱涣散状态。同时，随着社会的活跃度、流动性和异质化不断增强，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社会特有的运行逻辑开始形成，人们对政治权力的过度介入保持着本能的冷漠或排斥。这对依托行政权力以静态方式和单一模式存在的政党基层组织体系产生了巨大挑战。三是给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带来挑战。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互联网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日益多元化、复杂化，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挑战，造成引导力下降。这种状态的产生与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适应性不强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在面对一个弱政治化和高度世俗化的社会空间时，以传统话语包装起来且粗放式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已很难获得受众的共鸣。

3.长期执政的运行状态对于使命型政党组织特征的影响 不同于多党竞争中长期执政的政党(2)例如,在“执政党国家”体制中长期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参见张冬冬《比较视野下的政党组织——成员形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3页。，在“政党—国家”体制下长期执政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全方位和系统性的。特别是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使命型政党会产生强大的路径依赖，这给政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能力带来极大挑战。诺斯(North)将路径依赖观念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认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着自增强(self-reinforcing)或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机制。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依赖。[26](P.150)政党的相关制度也存在着自增强或正反馈机制，从而产生路径依赖问题。在没有特殊情况的前提下，使命型政党在运行中一旦建构起某些制度或形成某些运行模式，不论其实际运行效果如何，一般都不会轻易改变(即使有更优的替代方案)。如果说路径依赖的产生是制度变迁或组织运行的规律性现象，那么，“执政惰性”的产生就是路径依赖现象在政党长期执政过程中畸形化发展的结果。执政惰性指的是一个政党在长期执掌国家政权的过程中逐步丧失自我调适、自我革新、自我建设的动力，逐渐失去对外部危机的感知能力、公共政策的调适能力、党内腐败的自愈能力以及根植社会的组织能力，进而导致精英分裂、组织解体、认同流失，并最终丧失执政权力。[27]因此，“执政惰性”的产生意味着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其自身产生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限制了政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

对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尽管中国共产党不存在“执政惰性”所描述的那种极端状态，但也要正视这种潜在风险，对党内的各种问题保持必要的警觉。尤其是在“政党—国家”框架中长期执政，使命型政党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路径依赖的作用和影响会被进一步扩大。如果一些党内的小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就可能会在政党运行中不断积累，从而产生一些深层次矛盾，最终导致党的某些组织特征呈衰退趋势，在党内埋下政治隐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该看到，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甚至可能酿成全局性、颠覆性的灾难。”[28]当前，中国共产党要着重关注党内存在的各种政治问题，尤其是党内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产生不仅破坏了使命型政党与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扭曲了政党使命，而且在党内引发了利益冲突或对抗，威胁到党中央的权威，破坏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滋生了党内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恶化了党内的政治生态。这种状态会给使命型政党带来严重的政治隐患，导致政党在自我革命过程中受到的利益羁绊越来越多，削弱政党进行自我革命的能力。总之，面对长期执政所带来的路径依赖，如果使命型政党不能激活并持续强化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以有效手段重塑党内的利益格局，那么，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就极易陷入一种类似于“内卷化”[29]的状态中，甚至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给使命型政党的组织特征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新形势下强化使命型政党组织特征的思考

当前，不断强化使命型政党的组织特征、有效防控组织特征衰退的潜在风险、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目标。

(一)强化使命型政党的组织特征，保持政党类型的稳定性

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外部复杂环境的过程中要不断强化党的根本组织特征和基本组织特征，以保持政党类型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从现实情况看，制约政党的根本组织特征和基本组织特征实现的障碍往往涉及党内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解决的难度相对较大，“严重的问题不是存在问题，而是不愿不敢直面问题、不想不去解决问题”[28]。因此，党在强化自身的根本组织特征和基本组织特征的过程中要勇于自我革命，敢于正视党内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不淡化、不回避问题，并以强有力和系统化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1.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强化使命型政党的根本组织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要高度警惕政党使命的抽象化或口号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使命型政党根本组织特征的衰退。要从根本上规避这一风险，我们需要依靠制度化的手段把实现政党使命的相关要求融入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全过程，探索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并逐步形成长效机制。建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结合，注重历史与现实贯通，坚持守正与创新统一，实现激励与约束并重，从根本上解决党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30]其一，完善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学习制度，持续推动理论创新，确保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和指导工作；其二，建立敏锐高效的自我检视制度，有效地维护党章的权威，始终恪守党的性质和宗旨；其三，完善笃行担当的干部激励制度，不断锤炼党员和干部的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其四，制定目标定向的整改制度，使党的一切工作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发展规律、体现人民愿望，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2.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确保党作为最高政治力量的特殊地位 党的全面领导地位的实现是中国政治体制得以良性运行的基础，也是当前历史条件下强化使命型政党基本组织特征的关键。当前，要以制度化的手段保障党的政治地位，应当有针对性地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第一，完善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等相关制度；第二，健全各级党委(党组)工作制度；第三，完善党领导各项事业的具体制度；第四，完善党和国家机构的职能体系。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最终目标是“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方面”，“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党和国家所有机构履行职责全过程，推动各方面协调行动、增强合力”。[10](P.8)

3.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提升党自身建设的整体水平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是使命型政党强化自身组织特征的核心手段。党的建设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多个方面，而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具有统领性，必须摆在首位。政治建设涉及党的基本属性和核心运行原则，对强化使命型政党的根本组织特征和基本组织特征具有重大意义。只有不断加强政治建设，才能确保全党坚定理想信念，为应对各种复杂情况提供精神支撑；只有不断加强政治建设，才能有效地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引导全体党员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政治道路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真正实现“两个维护”，有效消除政治隐患；只有不断加强政治建设，才能以刚性化的手段塑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确立鲜明的价值导向，为解决党内的其他问题创造必要条件。

(二)创新和发展具体组织特征，提高使命型政党的适应性和时代性

对于长期执政的使命型政党而言，保持政党类型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自身组织特征“一成不变”。面对执政环境的深刻转变，使命型政党不能与时代相脱节，要对党的具体组织特征进行必要的创新和发展，以实现政党自身的现代化，强化自身的政治功能，不断提升党的组织力。

1.调试组织运行的方式和功能定位，增强政党与社会互动的弹性 实践中，使命型政党的基本姿态和功能定位决定了政党与社会互动的整体绩效。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具有全面领导的政治地位和鲜明的政治功能。然而，面对多元复杂的社会，这种政治地位和功能定位不能简单地依赖于国家权力以“刚性”的方式实现，而是要不断地增强政党与社会互动的弹性，进一步激活组织自身的力量。首先，要以平等的姿态面对群众，善于通过党员和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实现党对社会的领导权，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其次，要把服务作为组织运行的基本功能，不断创新服务手段和拓展服务资源，把政治功能的实现有机融入到服务之中。再次，要实现群众路线的常态化和制度化，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准确地掌握和回应民意。党要善于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手段拓展群众工作的空间或维度，加强党与各个社会阶层的互动，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社会共识。

2.优化组织设置模式和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党的组织体系的韧性 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提升组织体系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使命型政党应当不断优化组织设置模式和运行机制。第一，加强基层党建资源的有效供给和整合，为强化组织体系的韧性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应有针对性地分配党建资源，更加关注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大量的无行政权力依托的基层党组织。同时，要改变条线分割的管理模式，持续推进区域化党建工作，实现区域内党建资源的共享。第二，进一步优化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模式，全面提升组织设置的灵活性、多样化和动态性。应当把党组织从传统的“单位”概念中“解放”出来，将其设置在最活跃的社会空间或运行链条之中，使其能够与社会的变化同步和共振。第三，要针对党员队伍的新特点，不断创新党内政治生活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增强组织活动的吸引力。实现对党员教育和管理的精细化，既体现组织的温暖和关怀，又明确纪律红线，确保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3.提高政党意识形态的时代性和适应性，确保社会对政党使命的接纳和认同 政党意识形态具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双重属性，对于凝聚民心、整合利益、规导行为、表达诉求等具有重要作用，是提升政党合法性的有效工具。[31]一方面，要围绕实现政党使命的需要，建构起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意识形态体系；另一方面，要立足于社会需要，不断地创新党的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和呈现形式。首先，要将宏大的政党使命细化为各种目标和任务，以实现意识形态具体内容的社会化和生活化，增强意识形态对现实问题或热点问题的解释力。意识形态只有扎根于群众日常生活，内化为大众信仰，外化为大众实践，才能发挥好其价值引领的作用。[32]其次，要创新宣传的话语体系和传播方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及多样化、精细化的传播方式唤醒并强化受众对政党使命的支持和心理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