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新

（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在古代中国，很多诗人有过或长或短的山居生活，或求佛问道，或享受自然，或谋求“终南捷径”，或出于种种不得已而远离尘俗。诗人的山居生活催生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既有山水诗也有山水游记散文。进入现代之后，启蒙、救亡、革命等思潮成为文学主流，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大声疾呼，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在时代潮流影响之下，山居生活题材在现代文学中骤然减少。但是，文人特别是文人的艺术创作与山居生活有着不解之缘，尤其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山居成了许多诗人躲避战火的生存方式。1939 年，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冯至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在昆明东郊杨家山上的林场中租了两间茅屋。他最初只是在山上度周末，后来随着日机轰炸日益频繁，便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里了。冯至曾谈到这段山居生活对其创作的影响：“我在四十年代初期写的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里的个别篇章，以及历史故事《伍子胥》都或多或少地与林场茅屋的生活有关。换句话说，若是没有那段生活，这三部作品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甚至有一部分写不出来”[1]。在这三部作品中，《十四行集》与冯至山居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其中的优秀诗篇多与山上的一草一木、风风雨雨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了这部分作品，《十四行集》也就没有了灵魂；如果没有了《十四行集》，也就没有了冯至“诗歌创作的顶峰”[2]。这段山居生活无论对于《十四行集》还是对于冯至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山居生活唤醒了诗人

20 世纪20 年代，冯至是一位年轻的诗人，曾经出版过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它》。1930 年，冯至赴德国留学期间潜心学习，回国后又忙于工作，很少写诗。冯至在《十四行集》的序文中称自己从1931 年到1940 年这10 年内，写的诗总计也不过十几首，“我早已不惯于写诗了”[3]213。

住进杨家山林场茅屋之后，冯至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每周进城两次，其他时间冯至都住在山上。杨家山上的一草一木、风雨雷电，唤醒了诗人的艺术感觉。他在文章中写道：“在城市人们忙于生活，对于风风雨雨、日月星辰好像失去了感应，它们被烦琐的生活给淹没了。在这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显露出来，无时无刻不在跟人对话，那真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云形树态，无不启人深思。”[1]正是这种山居生活使《十四行集》中出现了大量的山水、草木意象，如山间宛转的小路（《原野的小路》）、狂风暴雨中的茅屋（《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秋风里萧萧的有加利树（《有加利树》）、高贵而洁白的鼠曲草（《鼠曲草》），以及各种飞鸟和昆虫。

山居生活给冯至带来了别样的感受。冯至往返于山与城之间要徒步十几里，沿途所见的一切带给诗人许多闲情逸致，使他从功利化的现实社会中超脱而出。“十五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得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得格外丰富。”[3]213在《十四行集》中，冯至最先创作的是《一个旧日的梦想》一诗。据他本人回忆，这首诗就是在往返于学校与杨家山的路上创作的。天空中的飞鸟让冯至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于是随着脚步的节奏，他默念出这首诗的初稿。此外，《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原野的小路》《原野的哭声》《看这一队队的驮马》等诗篇，都取材于他一路上所见的风景。

山居生活唤醒了沉睡多年的诗人，“复活了昔日的诗人情怀，从学者复归为诗人”[4]。冯至20 世纪40年代创作的诗歌虽然与他20 世纪20 年代的诗相比有很大差异，但是延续着共同的精神特质，比如不喜欢追逐潮流、迎合时尚，与文坛主流保持一定距离，具有宁静、睿智、含蓄的艺术风格等。这种精神特质的一致性，与山居生活带来的宁静有内在联系。冯至在1940 年2 月16 日的日记中仅写了13 个字：“警报，上山。不觉山上桃花已盛开。”[5]短短13 个字，写出了冯至这段山居生活的常态。冯至为了躲避空袭蛰居山中，却因远离城市生活而享受到了大自然之美。

二、山居生活营造了冯至超然世外的心境

冯至的《十四行集》写于抗战时期。当时日军飞机多次轰炸昆明，冯至也多次在城中遭遇空袭，连他城中的住宅也受到波及。但是，《十四行集》中看不到浓烈的战争气息，诗人仿佛超然于现实之外。

《十四行集》中的大多数诗作都是诗人与自然万物的精神交流，“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联与不断变化的关系”[6]，“从无名的山水中体悟永恒和生命本质”[7]。诗人从秋日的树木、蜕化的蝉蛾看到生命的蜕变，由驮马、流水、飘风而思考人的本质和实在。他把有加利树当作精神导师，从鼠曲草身上感受到高贵而洁白的品格。冯至在日记中写到：“对着和风丽日，尤其是对风中日光中闪烁着的树叶，使人感到一个人对着一个宇宙”[4]。《十四行集》中有少数以历史人物为题的诗作涉及现实社会，但只是对人物生平和思想的概括，与当时的战事无关。《给一个战士》塑造了战士的形象，但展现的不是现实中的具体的人物形象，而是对古往今来战士共性的概括性描述。

冯至之所以能够在硝烟弥漫的抗战时期超然世外，与文坛主流保持一定距离，是因为杨家山独特的自然环境。冯至曾经这样描述杨家山，“那林场周围二十里，已经营二十多年，种植着松树、枞树，还有巍然耸立的有加利树……顺着倾斜的山坡上弯弯曲曲的小径，走入山谷，两旁是茂密的松林”[1]。他租住的两间茅屋就位于这个林场中，这里“空气新鲜，特别幽静，不仅可以躲避空袭，也是‘疗养’的好地方”[1]。

山居生活不仅使诗人在空间上远离现实社会，而且使他在精神上也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以至于他的心境、思想也相对独立于时代主流思潮之外。冯至写道：“松林被阳光蒸发出来的香气是多么健康，路旁的小草、尤其是别处罕见的鼠曲草是多么谦虚而纯白，走到高处，眺望滇池有如一面明镜，是多么心旷神怡。”[1]这种山林风景带来的只有田园风味，哪有战争的气氛？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心境中，冯至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歌。他望着山路上的“一队队的驮马”，追问“什么是我们的实在”（《看这一队队的驮马》）；置身山中的狂风暴雨，体验到了生命的孤单、脆弱和短暂（《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从每天走过的熟路，联想到习俗对存在的遮蔽（《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整部《十四行集》可以说几乎没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诗人所要表现的是关于永恒的、人类的终极性问题，而不是当下的、某个具体的生存问题。

由于当时正处于民族危亡时期，冯至的这种创作倾向难免受到来自文坛主流的批评。《十四行集》出版之后不久，老舍来到了昆明。他不点名地批评冯至在小花小草中寻找小趣味，不能服务于抗战。冯至也因没有为抗战写作而感到歉疚，但是他仍然无法抗拒来自大自然的诱惑，“我一走近那两间茅屋，环顾周围的松林，就被那里自然界的一切给迷住了”[1]。正是这种山居生活之美让冯至沉醉其中，他流连忘返，形成了超然世外的心境。其后的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1942 年后，冯至因为生病需要经常去医院，便搬回城里居住，在杨家山居住的时间越来越少。回到城市生活之后，冯至开始直面民族危亡的现实，逐渐摆脱了超然世外的心境。此后，他再也没写出《十四行集》中那样的作品。

三、山居生活与冯至创作观的契合

山居生活提供了一种有异于城市的外在环境，为冯至提供了一个超然世外的现实条件，也激发了他的诗歌创作灵感。但是，外在环境只是为诗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外在机缘，这种机缘之所以能够唤醒作家、成就作家，还在于作家的内在精神、创作观念与这种外部环境有契合之处。同样是西南联大的诗人，几乎与冯至同时进入诗歌创作高峰期的穆旦，由于生活经历、创作观念的差异，即使有山居生活的经历，也不可能写出《十四行集》这样的作品。

与其他诗人相比，冯至对于自然万物有着独特的认识和体验。在德国留学期间，他特别喜爱里尔克的诗。他在写给好友杨晦的信中说里尔克教会了他如何观看自然，“自从读了Rilke 的书，使我对于植物谦逊、对于人类骄傲了……Rilke 使我‘看’植物不亢不卑，忍受风雪，享受日光，春天开它的花，秋天结它的果，本固枝荣，既无所夸张，也无所愧恧”[8]121。在杨家山上，冯至正是用从里尔克那里学来的谦虚态度观察自然万物，因此他眼中的有加利树变成了一座圣殿、一位引领诗人的精神导师。冯至在日记、散文中写道：“月夜里，我们望着有加利树，越望越高，看着它在生长，不由得内心里惊惧起来。”[4]“望久了，自己的灵魂有些担当不起，感到悚然，好像对着一个崇高的严峻的圣者，你不随着他走，就得和他离开，中间不容有妥协”[9]49。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他写下了满怀崇敬之情的诗句：

你秋风里萧萧的玉树——

是一片音乐在我耳旁

筑起一座严肃的庙堂，

让我小心翼翼地走入；

又是插入晴空的高塔

在我的面前高高耸起，

有如一个圣者的身体，

升华了全城市的喧哗。[10]3

在《这里几千年前》一诗中，诗人置身一片陌生的森林，仿佛听到回荡了几千年的神秘歌声：

这里几千年前

处处好像已经

有我们的生命；

我们未降生前

一个歌声已经

从变幻的天空，

从绿草和青松

唱我们的运命。[11]24

冯至的博士论文题为《自然与精神的类比是诺瓦利斯作品中的文体原则》，他对诺瓦利斯的诗有深入研究。在诺瓦利斯的诗中，自然与精神具有类比关系。诺瓦利斯说：“世界是精神的一种包罗万象的比喻，是精神的一种象征的形象。”[12]由此审视冯至的《十四行集》，其中的优秀诗篇大多是借助自然与精神的类比展开的：秋日落叶缤纷的树木、蜕化的蝉蛾，类比人的精神生命更新、蜕变（《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鼠曲草的高贵、洁白和静默，类比人的精神品格（《鼠曲草》）；夜雨封锁中的深山，类比狭窄、孤独的心（《深夜又是深山》）。

在诺瓦利斯的诗中，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他把万事万物都解释或设定为相互关联的。他的诗歌如同一个世界，在这里一切界线都消失了，所有的距离都相互接近，所有的对立都得到融合。”[12]同样的观念也出现在冯至的《十四行集》中。在《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中，诗人站在高高的山巅上眺望四周，原野上的风景与诺瓦利斯万物关联的思想相呼应：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13]16

里尔克和诺瓦利斯这两位诗人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从自然万物中寻找生命的超越精神，把生命的哲思与诗人对自然万物的感受、领悟结合起来。这种创作观念在冯至留学德国期间就已经深植于他的思想，之所以到20 世纪40 年代的抗战时期才出现在冯至的诗歌创作中，其根本原因在于冯至来到了杨家山开始了他的山居生活。此前，冯至生活在城市，与大自然疏离、隔膜，而他所接受的里尔克、诺瓦利斯的创作观念却主张从自然万物中领悟形而上的精神，这就导致内在的创作观念与外在的生活环境相互隔膜，从而抑制了诗人的创作力。移居杨家山后，冯至在林场茅屋中开始他的山居生活，在林间散步，在山头眺望。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山野小路、风雨雷电，与沉潜于他内心的里尔克、诺瓦利斯的创作观念、诗学思想相契合，于是物我呼应，触发了诗人的诗歌创作热情。

此外，冯至留学德国之时正值存在主义哲学在欧洲兴起，他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存在主义哲学怀疑集体和他者，认为只有当下具体的“此在”才是可以把握的实在，这种思想与抗战时期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格格不入，冯至只能将其潜藏于内心深处。移居杨家山之后，环境发生了变化，诗人在空间上远离了被敌机轰炸的城市场景，一个人面对大自然，有了超然世外的心理空间。这种生活状态、生活环境使他原本沉潜于心中的存在主义精神摆脱了时代和社会的压力，如同“本我”挣脱了“超我”的束缚，化作了诗人的“白日梦”。在《十四行集》中，《看这一队队的驮马》《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表现了强烈的虚无感；《原野的哭声》《别离》展示了生命的孤独状态；《我们准备着》《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有加利树》《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深夜又是深山》则是对于虚无的反抗，以及对意义和实在的不懈追问。

总之，昆明郊外杨家山上的山居生活，使冯至能够日夜与自然万物相伴，能够保持超然独立的心态。他不仅在与自然万物的神交中实践了里尔克的“领受”、诺瓦利斯的“类比”和“关联”，而且将这些感悟与他对生命的思考、现实的体验相结合，共同熔铸成为“一部生命沉思者的歌”[14]——《十四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