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媛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1949年后，迁台民众为了适应台湾生活，以乡谊为网络建立了同乡会。在两岸隔绝时期，同乡网络暂时取代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亲血缘关系，同乡会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目前，随着迁台一代的凋零，台湾大陆同乡会的发展都面临着许多问题，但是其依然在台湾社会和两岸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关于台湾大陆同乡会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为群体研究，将台湾地区同乡会组织视为一个群体，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台湾学者钟艳攸对设立在台北市的外省同乡会的数量、组织构成、发展历程及面临的困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得出了同乡会是具有现代社团性质的政治移民互助组织这一结论[1]；第二类为地域性同乡会个案研究，以某省在台同乡会为个例来分析地缘网络的构建、运行机制及产生的社会影响。例如张洁和计慧珍论述台北市温州同乡会发展演变历程及台湾温州两地的民间交流[2]。

山西省同乡会是台湾大陆同乡会的缩影，通过对其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地缘网络的构建、同乡会的建立、运行及在促进两岸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一、台北市山西省同乡会之建立

同乡会和会馆是传统中国民众离开家乡之后在外地建立的基于同乡认同的组织。山西人向来注重乡土情谊，明清时期晋商就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会馆，联络乡谊、聚会议事、交换信息以及举办各种庆典。1949年阎锡山主持国民政府迁台，一些山西人也随之迁至台湾，他们延续了山西人重视同乡情谊的传统，“初到台北，迁台的山西党政军要员就常有聚会，关怀故乡，联络乡谊，协力互助。”[3]此外，20世纪50年代，台湾社会政治混乱，经济破败，社会矛盾尖锐，迁台民众在台湾面临着就业、住房等诸多问题。为了获取信息，寻求帮助、解决困难，同乡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关系也日益紧密。

1948年阎锡山主导的西北实业公司在台湾设立分厂，1949年又将大量日军归还的西北实业公司机器迁台，并成立了山西全省民营事业在台资产临时监理委员会，开始以资金援助同乡、给山西在台学子分发奖学金。1960年阎锡山去世后，卢学礼开始主理各项事务。1964年，经过卢学礼等人的筹备，台北市山西省同乡会(下文再出现时皆简称为同乡会)正式成立，会址位于台北市和平东路一段256号12楼。同乡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资产收益、同乡募捐和会员会费。大多数同乡会都是由会员捐募建立的，而山西省同乡会有西北实业公司作为资金基础，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遇到大的资金障碍，一直正常运转至今，并切实地给予了同乡各种帮助。1973年，卢学礼筹集资金创立了山西文献社，编写会刊《山西文献》，影响力进一步扩大。1992年，卢学礼又向台北市政府申请成立财团法人台北市山西文教基金会，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监督其资金使用，同乡会的运作更加规范。

同乡会的主要机构有会员大会、监事会和理事会。会员大会每年举行一次，负责修订同乡会章程、听取并决议理监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会议每三个月举行一次，负责审核监察同乡会各项事务。理事会会议每三个月举行一次，负责日常会务的处理。理事和监事由会员大会以无记名连记法选举之，任期三年，每年改选三分之一。

在同乡会的机构之中，日常事务由理事长领导的理事会来办理，监事会则对理事会的事务进行监察，对理事会制约。会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对一切事务有决议权。同乡会的机构之间互相制衡，且理事选举皆采用不记名投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会内的民主公平，保障了会员的权力。

二、台北市山西省同乡会之活动

(一)扶持捐助同乡

发放奖学金。同乡会对于教育尤其重视，财团法人台北市山西省文教基金会每年向台湾全省高中及大学的山西籍学生发放奖学金，经同乡会验证其学籍信息后即可领取奖学金。以1978年为例，共有273名高中学生和275名大专及以上学生获得奖学金，学生原籍来自山西省95个县市，居住地分布在台湾省18个县市[4]。由此可见同乡会奖学金覆盖面积之广。除基金会之外，同乡会还有个人出资命名的奖学金。1987年，武佩琴出资委托同乡会设立“武母赵太夫人奖学金”，对符合条件的优秀在校大学生奖励每人每年新台币一万元[5]。 1998年，赵正楷与陈文英将个人财产新台币两千万元委托给山西省同乡会设立“赵正楷陈文英奖学金”。此外梁贤达、王平、朱顺华、屈继善等人也都出资设立同乡奖学金。

急难救助。同乡会设置公益基金专门办理恤贫、赈灾、丧葬、慰问等工作，救济老弱病残，行动困难、生活困苦和遭受重大灾难的同乡。1999年台湾发生“九二一”大地震，同乡会捐赠台币10万元，救济受灾同胞。

捐助乡籍地。捐资助教是台胞捐款最多之项目，占到捐款总数的47%。郭台铭为家乡晋城市技工学校损赠600万元人民币，用于购置与安装教学设备[6]，杨炳义为原平市三泉村捐资修建小学，林昭元捐资修建了鑫源小学[7]。此外，台胞还在晋投资设厂，郭台铭1998年投资500万美元在晋城设立富晋公司，2005年在太原建立富士康园区，台湾石鑫国际开发公司总裁林昭元与浑源县合资兴办石材加工企业。

(二)维系同乡情感

举行春节团拜。同乡会举办的团体活动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春节团拜。春节是中国人最为重要的节日。在两岸隔绝时期，在台移民不能与家人团聚，于是选择与同乡一起庆祝。这一传统便一直延续下来。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同乡会举行春节团拜，团拜的程序是先向年长同乡行鞠躬礼，然后全体同乡互相鞠躬，接着表彰优秀同乡，颁发奖学金。

举办先贤纪念会。同乡会曾举办阎锡山、姚以价、南桂馨等乡贤纪念会表达追思。阎锡山曾经主理山西事务38年，同时他设立的山西省在台资产监理委员会为同乡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各种纪念活动中最为隆重且举办次数最多。

设立阅览室。同乡会搜集了大量了关于山西历史的资料，有山西通志、山西各县市志、晋籍山西名人资料和迁台同乡撰写的自传、回忆录等图书资料和大量晋剧、蒲剧和山西名胜古迹纪录片等影像资料，为了更好得利用这些资料，同乡会设立了阅览室供会员阅读。

(三)与大陆展开文化交流活动

自两岸开放探亲以来，同乡会经常组织返乡团回晋探亲，有时也会组成代表团到大陆出席各种活动，2007年同乡会组织曾经参加过抗战的同乡组成“华灵庙抗日烈士纪念会代表团”参加“山西省乡宁县华灵庙抗日纪念馆开馆公祭活动暨两岸三晋文化研讨会”。2008年同乡会受山西省对台办邀请参观了太钢和不锈钢工业园区、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重要经济建设，游览了蒙山大佛、赵卿墓车马坑等名胜古迹。

同乡会还接待了来自山西省的多个访问团。2010年山西省忻州市访问团到台访问，同乡会带领访问团参观阎锡山故居及墓园。此外，同乡会还接待了长治市文化经济交流协会访问团、山西省文教界考察团等多个来自大陆的团体。除团体之外，同乡会对以个人身份来台的山西同胞，也都会予以热情招待，2002年山西省书画家李才旺到同乡会访问并将其画作赠与同乡会，据同乡会统计，截至2007年11月，同乡会共接待大陆来台乡亲747人[8]。

(四)创办会刊，传播山西文化

《山西文献》创刊的初衷是“通过对三晋山川沿革，历史掌故，先贤事迹，民情风尚”的考证研究，“藉以维护文物，而流传保存传播山西文化，鉴往知今”[9]。按照创刊的初衷，《山西文献》分为地方志、山川志、人物志、学术志、政治军事、宗教经济、重建家园、艺文志八项。1973-1988年期间，山西文献刊印了32期，共697篇文章，这些文章中有人物志300篇，学术志139篇，地方志113篇，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山西的名山大川、乡贤事迹，民风民俗和历史考证。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并逐渐放宽了海峡两岸的经贸限制和台资投资额度。《山西文献》刊登了大量的寻人启事和有关返乡的信息，并设置了专栏“探亲与旅游”收录有关回乡探亲或旅游的文章。如李荣庭的《返乡探亲纪实》和樊荣武的《探亲感言——心酸话家园》等文章。

2008年，两岸正式实现双向三通，台湾与大陆经济、文化交流更加深入。《山西文献》不再将视野仅仅聚焦于山西历史，开始关注当代山西的发展。关注点主要有：(1)政府制定的山西经济发展计划。《山西文献》曾转载了山西省政府制定的山西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年山西省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主要目标：今后十年，人均生产值接近全国中等水准，经济成长年平均7%-8%，居民收入成长年平均5%。”[10]由此可见其对山西经济发展的关注与重视；(2)山西的支柱产业与矿产资源。《山西矿产资源》[11]一文描写了山西矿产资源的概况及特点。《山西新型支柱产业——电力》[12]一文介绍了山西省电力产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3)山西及大陆的交通网络。《山西高速公路发展概况》[13]介绍了山西现在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中国大陆高速铁/公路及新形成之七个经济区概要》[14]一文介绍了中国的主要交通干线及其所连接的经济区域。(4)山西当代优秀人物。《中国的居里夫人——灵石县何泽慧博士》[15]一文描写了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何泽慧的生平及贡献。《三晋教育家书法家卫俊秀先生》[16]介绍了著名教育家、书法家卫俊秀的生平事迹。由此可见同乡会对山西当代人物的关注。

针对岛内的台独言论，同乡会也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予以反驳，认为改善两岸关系，加强交流，早日完成和平统一，是必然的时代趋向。《台海两岸由交流到统一》[17]一文认为“中华族群，命运一体。炎黄子孙，血肉相连。”两岸应彻底“捐弃成见、泯灭恩怨、亲爱团结，以诚相见，及早完成和平统一。”

三、台北市山西省同乡会的影响

(一)增进了同乡情谊，增强了在台同乡对于山西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同乡会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节团拜对于维系同乡感情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春节团拜 “成为大陆同乡的文化记忆，传承这种文化记忆，不但凝聚同乡，增强同乡归属感，还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8]扶持捐助慰问同乡、纪念乡贤和联谊活动增强了同乡会内部的凝聚力和团体向心力。发放奖学金鼓励学子向学，强化了迁台二代的山西人身份认同。曾经接受过同乡会捐助的迁台二代学子在感谢信中称“以身为山西子弟为荣。”，“像我们这一辈的山西籍学生们，要责无旁贷的肩负起维持并发扬山西优良文化传统的使命。”[19]

(二)保存了珍贵史料，宣扬了山西文化

同乡会阅览室保存了大量关于山西的珍贵史料，《山西文献》所刊载的文章中也保存了许多关于阎锡山和山西辛亥革命的史料。《山西文献》以乡情为纽带，是在台同乡对家乡认同的载体，它唤起了迁台同胞共同的关于家乡的记忆，增进了他们对于山西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增强了他们身为山西人乃至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同时，也向台湾民众宣扬了山西文化，增进他们对山西的了解。

(三)增进了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山西经济和文化发展

以同乡会为桥梁，山西与台湾展开了各种交流。两岸文化团体的互相往来增进了两岸的文化交流。台湾同胞捐助的学校促进了当地的教育发展，加深了两岸人民的情谊。同时，经济往来也随之增加，越来越多的台商开始在山西投资设厂，台湾知名企业旺旺集团、宏全集团等都已经进驻山西，太原富士康科技工业园的建立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四、台北市山西省同乡会面临的困境

目前,随着台湾当局去中国化政策以及种种原因，台北市山西省同乡会逐渐式微，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会员数量减少，缺乏年轻力量加入

1964年同乡会正式成立时，会员有300余人，之后迁台士兵陆续退伍开始在社会上活动，同乡会的人数不断增加。1977年参加同乡会春节团拜的会员有500余人，但是随着迁台一代相继过世，同乡会会员数量不断减少。2010年参加春节团拜的同乡仅135人。从历年奖学金申请人数的减少也能说明这一问题。1960年高中及以上学历学生申领奖学金的人数为780人，1993年为517人。但是到了2014年申请者仅仅109人。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有：(1)迁台一代相继离世，迁台二代与三代缺乏对于山西的认同感，很难有情感的共鸣，对于同乡会事务不热心。(2)台湾当局对于乡籍地的刻意弱化。1992年台湾地区修订法律，将“本籍”改为“出生地”，台湾人的身份证上不再有籍贯一项。为了吸收年轻会员，同乡会曾试图与台北市政府联系，希望其提供晋籍人士及其子孙的名册，但是其回复说“户籍法已改，不再统计祖籍人数”，且同乡会不是“利害关系人”， “亦无权阅览民众户籍登记资料”。

(二)话语权与影响力被削弱，在台湾政治处于边缘化地位

早期同乡会核心成员多在国民政府中央机构任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之后继任的核心成员则渐渐远离政治中心。随着会员人数的减少，同乡会对于台湾社会的影响力也被削弱。近些年来，台北市山西省同乡会在台湾政治上没有发出过任何声音，也不被各种政治力量所重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门、潮州和漳州等地的在台同乡会，这些组织会大张旗鼓地鼓励同乡参与政治，为同乡候选者投入资金并加以宣传，于是日益被各派政治势力所重视，因此拥有一定的政治话语权。

五、结语

萧邦奇认为，“中国人很大程度上是生活在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媒介作维系的关系网中，并借此与他人发生联系。个人往往通过他们在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及他们所属的网络来定义自我或被定义的，也即获得身份的。”[20]迁台民众远离故土，在台湾扎根生活，脱离了传统的宗亲社会网络，此时，同乡会的出现代替了宗亲网络。同乡会以乡情文化为由头，以对原籍地理范围和方言文化的认同为纽带，通过情感交流，发掘社会服务资源，借助同乡力量和人脉关系，解决同乡人的当务之急，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精神慰藉，产生更加深厚的同乡情感与文化认同，最终同乡情感又上升为民族情感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台北市山西省同乡会是两岸人民交流交往的一座桥梁，通过这座桥梁，将海峡两岸的山西人联系在一起，同乡会拉近了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也加强了台湾同胞身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起到了联络同乡感情、传承历史记忆、宣传山西文化和促进两岸交流的作用。虽然当下同乡会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但是相信同乡会会通过自身的调整来解决这些问题，继续发展壮大，促进两岸交流，进而加速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