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前梅

(武汉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430061)

魏晋南朝的《论语》诠释著作，所幸还能在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下称《义疏》)中一窥其貌。这个时代喜欢品藻人物，尤其热衷讨论何为圣人、何为贤人等话题，孔子在这一时代被视为圣人，然而在这个公认的称呼下，内涵却并不一样。我们从曹魏时代王弼的《论语释疑》来看，孔子之为圣人在于“体无”，“穷神研几”，“举本统末”等，“立言垂教”只是末节而已①。而东晋以来的学者，诸如东晋的李充、梁朝的顾欢、太史叔明、皇侃等人却在对《论语》的解释中直称孔子为圣师②，并且皇侃对圣人的定义也是“见其作教正物而曰圣人”[1]432。可见在他们的心目中，孔子为圣人乃在于他为圣师，在于他的“作教”。这种对王弼眼中“末节”极为重视的《论语》诠释，是值得我们留意并加以探讨的。

一、圣人作教说在六朝《论语》诠释中的兴起与发展

在魏晋南朝的漫长时期中，《论语》注疏之学可谓异常繁荣，仅据《隋书经籍志》，这一时期对《论语》作“集注”(或集解)的就多达七家，《义疏》类著作也有七家。而流传至今的，却只有何晏的《论语集解》与皇侃对何晏《论语集解》所作的《义疏》，《集解》所集为汉魏诸家《论语》注解，《义疏》所集虽也涉及汉魏，主要部分则是魏晋南朝学者的《论语》诠释。

我们要研究六朝《论语》诠释中的“圣人作教”思想，《义疏》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文本。通过对《义疏》的仔细爬梳，我们可以发现《论语》诠释中有关“圣人作教”的思想是在东晋兴起的，发展到梁朝的皇侃而逐渐完善，我们从王弼梳理起，一步一步展现其中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