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新明

（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花钿用金银、珠宝、玉石等材料制成花草形状，是古代女子常用的首饰。《说文解字》注曰：“钿，金华也。”[1]540花钿一般以金银为材质，以玉石、贝壳、宝石等为镶嵌，颜色以红、绿、金为主，既可贴于面上，也可插于发上。花钿主要有两种：作为发饰的花钿，其形制与发卡和短簪相类似，背面有垂直向后的簪脚或是小针柄，用以固定在发髻上；作为面饰的花钿，一般用鱼胶贴于眼下、眼侧或眉心处。后来随着形制的演变，花钿也可以贴在耳旁、眉尾、酒窝、腮部，被称为“靥钿”或“面靥”。唐代，花钿进入流行的繁盛期，造型丰富，色彩斑斓，成为妇女日常必备的饰物。花钿作为唐代女子广泛使用的妆饰品，能够反映女子的身份地位、审美品位和个性爱好，也能反映社会风尚和时代风貌，不仅广受当时女子的喜爱，而且成为独特的意象被写进唐诗。无论是作为酒席宴会上舞女的饰物或深宫中宫女面上的妆饰，还是陌上女子出游时的遗落物，花钿都被诗人赋予了独特的情感内涵和艺术功能。据统计，《全唐诗》中共有九十六首诗歌涉及花钿意象，其中有三十七首使用“花钿”，四十八首使用“钿”字，八首使用代称“花钿”的“靥”字，三首分别使用“花子”“面花”“贴花”。这些诗歌中的花钿意象对女性形象塑造和场面描绘有独特功能，也折射了唐代女性生活的风貌。

一、《全唐诗》中花钿的形制

唐代社会处于封建社会渐趋强盛的上升阶段，经济发达，城市生活丰富多彩，追求繁丽富贵之美风气盛行。从《全唐诗》使用的花钿意象来看，唐代花钿饰品制作使用的材质丰富多样，其工艺之繁复、样式之繁多，使后人得以一窥唐代女子独有的风韵风采和审美取向。唐代花钿制作最常用的材质是黄金。《全唐诗》有二十五处使用了金钿（靥）意象，从字面看，这类花钿应该是以黄金或白银为基本材质的。唐人还喜欢以各种饰品粘贴或镶嵌在金钿上：用翠鸟羽毛做装饰的，称为“翠钿”或“翠靥”，这种花钿轻薄精美、色彩曼妙，在《全唐诗》中出现了十七次；用珠宝镶嵌的称为“宝钿”或“宝靥”，在《全唐诗》中出现了四次；用红玉、孔雀羽毛、云母片装点的分别称为“红玉钿”“孔雀钿”“陷钿贴云母”，在《全唐诗》中各出现一次。

这些花钿制作之精美、工艺之精到，从诗歌对相关意象的描绘中可见一斑。常理的《杂曲歌辞·古离别》云：“君御狐白裘，妾居缃绮帱。粟钿金夹膝，花错玉搔头。”[1]354这里所写的“粟钿”，指的是用金粟焊接工艺制作的花钿。金粟焊接工艺在唐代多用于制作金花，制作时用“金珠亦即金粟粒沿边勾勒为花朵的轮廓”[2]121，工匠必须具备高超技艺才能制作成功，如西安金乡县主墓出土的花钿金饰，其金花外沿边框就是用一个个金粟粒焊接而成。

温庭筠的《鸿胪寺有开元中锡宴堂楼台池沼雅为胜绝荒凉遗址仅有存者偶成四十韵》中，有“萦盈舞回雪，宛转歌绕梁。艳带画银络，宝梳金钿筐”[2]6758的诗句。诗中的“金钿筐”使用唐代独特的金筐宝钿工艺制作而成，用金扁丝围成边框，在边框中间镶嵌宝石，制成的饰品金光闪耀、琳琅炫目，如河南偃师杏园村李景由墓出土的花钿金饰。《全唐诗》的花钿意象从总体上折射了唐代的生活风尚，当时大多使用贵重材料制成花钿，工艺精湛而考究，具有富丽堂皇的特点。宋代喜欢用菊花、鱼鳃中骨等较为常见的低廉材料制作花钿，而《全唐诗》几乎没有使用低廉材料制作花钿的相关记载。

关于花钿图案的具体形状，《全唐诗》虽然没有进行详细描绘，但是鉴于唐代诗人喜好用花钿来代指自然景物，相关诗篇能让人们一窥花钿的美妙形态。花钿的形状一般比较小巧。李贺《许公子郑姬歌》“自从小靥来东道，曲里长眉少见人”中的“小靥”，便指古代女子贴于脸上的小花钿。花钿的样式丰富多样，常见的有圆形、花形和叶形。元稹的《恨妆成》中有“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2]4436的诗句，其中“圆靥”便是圆形花钿。杜牧《长安杂题长句（其五）》云：“草妒佳人钿朵色，风回公子玉衔声。”[2]5950“钿朵”即花朵形花钿。张泌《思越人》云：“斗钿花筐金匣恰，舞衣罗薄纤腰。”[2]10147诗中的“斗钿花筐”是用金筐宝钿工艺制作的花朵形花钿。河南偃师杏园村李景由墓出土的一组花钿金饰，一件呈花形，其他两件呈柳叶形。花钿还有仿照动物形体制作而成的，如虫鸟状。段成式有“出意挑鬟一尺长，金为钿鸟簇钗梁”[2]6769的诗句，其中“钿鸟”指的是鸟形花钿。

王建的《题花子赠渭州陈判官》对花钿的样式有生动细腻的描绘：“腻如云母轻如粉，艳胜香黄薄胜蝉。点绿斜蒿新叶嫩，添红石竹晚花鲜。鸳鸯比翼人初帖，蛱蝶重飞样未传。”[2]3403该诗用“新叶”“晚花”“鸳鸯”“蛱蝶”来形容花钿的形态图案，这说明花钿既有仿花叶等植物形状的，也有仿鸳鸯、蝴蝶等鸟虫形状的[3]。唐代张萱《捣练图》中的捣练仕女，额上就贴着三叶草形状的蓝色花钿。

从《全唐诗》中的花钿意象来看，唐代花钿多为金玉宝石镶嵌而成，其基本形状为花叶之形，非常适合女性佩戴，凸显其绰约风姿。唐代大一统帝国繁荣昌盛的景象，使得唐代女子形成了以雍容华贵为美的审美风尚，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张萱的《捣练图》中的女子形象体态婀娜，发髻高耸，服饰明艳富丽，华丽贵重的花钿不仅装点了她们的美丽形象，而且是她们社会地位和身份等级的表征。唐代对黄金、玉石的佩戴和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只有上层贵族才有资格使用大型金玉制品，普通百姓只能佩戴小型金玉饰品或替代品。花钿多为小型金玉制作而成，上层贵族女子可以佩戴，普通女子也可以佩戴，能够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需求和审美需求。

二、花钿意象的形象建构功能

意象，是寄予情思与意念之“象”，这“象”不是客观世界中的物象，而是诗歌描绘的客观事物在读者心中触发的表象。《全唐诗》中花钿意象的艺术功能主要体现在形象建构上：一是衬托女性形象；二是参与场景营造。

（一）衬托女性形象的花钿意象

花钿在生活中被女子用作饰物，其主要功能是修饰、烘托使用者的形象以发挥美化作用。花钿写入诗歌而成为意象，其基础功能也是烘托女性形象、辅助表情达意。《全唐诗》展现的佩戴花钿的女性形象，按身份进行划分，大致分为嫔妃宫女、贵族女子、歌姬艺伎三类。《全唐诗》使用花钿意象的诗歌，对这三类人物形象均有描绘。

《全唐诗》中有三首诗描写了花钿，都是作为宫女的饰物出现的。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汗湿红妆行渐困，岸头相唤洗花钿”[2]8971，描绘了春日里慵懒无聊的宫女形象。宫女长期被幽闭在深宫之中，活动区域狭小，行动自由受限，生活中并无多少欢乐可言。春意渐深，天气渐暖，宫女们在行走之时困意悄然袭来。为了打破这沉闷无趣的气氛，她们你呼我唤，在清澈的水流中清洗被汗水浸湿的花钿。诗歌以艳丽的花钿意象反衬宫女生活的苍白单调，仿佛在为她们被宫廷生活吞噬了的青春活力而叹惋。与此相反，姚合的《和李补阙曲江看莲花》以花钿意象衬托了宫女的天真活泼与激动情绪。该诗描绘绽放的荷花“秾彩烧晴雾，殷姿缬碧泉”，这一美景引得“画工投粉笔，宫女弃花钿”[2]5705。宫女在皇宫内院中位于最底层，即便如花钿之类的小首饰对她们来说也是难得拥有的。她们得知曲江池莲花绽开的消息后，竟然抛下手中花钿争先恐后地前去观赏。诗人的这种写法虽然旨在赞美荷花的美姿令人惊艳，但是从侧面烘托了生活在深宫中的宫女形象。她们生活寂寞平淡，娱乐活动少，新鲜景致能让她们忘乎所以、雀跃不已。在这些诗歌中，花钿点缀了她们乏味的青春时光，是她们珍惜青春年华、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托。

《全唐诗》还有四首诗中的花钿是妃嫔的妆饰品，衬托了后妃形象。张太华《葬后见形诗》云：“独卧经秋堕鬓蝉，白杨风起不成眠。寻思往日椒房宠，泪湿夜襟损翠钿。”[2]9804这首诗以自述口吻抒写嫔妃失宠后对花钿而流泪的痛苦心情，读者透过被泪水侵蚀的花钿，可以感受到其内心的孤独寂寞和悲戚忧伤。杜光庭《咏西施》中的“素面已云妖，更著花钿饰”[2]9666，则以花钿意象烘托了西施的绝世容颜，为以“脸横一寸波，浸破吴王国”的夸张式描写做了铺垫。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2]4816，描写的是杨贵妃缢死于马嵬坡的悲惨情景，诗歌以“花钿委地”暗示杨贵妃死后的凄凉，过往所受的万千宠爱与今日的失宠死别，通过一支小小的金钿关联起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渲染了杨贵妃死后的悲凉氛围。花钿作为妃子的妆饰，是她们得宠时美貌的点缀，也是她们失宠时悲伤的见证。

《全唐诗》借花钿意象描写贵族女子形象的诗歌很少，只有两首。一是张夫人的《拾得韦氏花钿以诗寄赠》。诗云：“今朝妆阁前，拾得旧花钿。粉污痕犹在，尘侵色尚鲜。”[2]8986张夫人是唐贞元初年户部侍郎吉中孚的妻子，她以“旧花钿”来比喻自己，委婉含蓄地抒发了被丈夫冷落的凄婉哀怨之情，诗中的花钿意象暗喻了她孤单的处境。二是胡曾的《车遥遥》。诗云：“自从车马出门朝，便入空房守寂寥。玉枕夜残鱼信绝，金钿秋尽雁书遥。”[2]339这首诗属于拟言体，诗中女子的丈夫离家已久，杳无音讯，女子每日精心梳妆打扮，贴了精致的花钿等待丈夫归来。该诗使用的花钿意象突出了闺阁女子内心对感情的珍视，也衬托了她久居深闺的落寞心境。

《全唐诗》描绘歌姬艺伎形象的诗篇数量较多，其中有三十首诗描写了她们使用的花钿饰品。这些诗歌或者以花钿衬托歌姬艺伎花枝招展、轻舞飞扬的动态美，如刘长卿《扬州雨中张十宅观妓》中的“残妆添石黛，艳舞落金钿”[2]1512，以歌舞中坠落的花钿衬托歌姬舞姿的热烈奔放；或者以花钿意象借喻或指代女性形象，如白居易《东都冬日会诸同年宴郑家林亭得先字》中的“宾阶纷组佩，妓席俨花钿”[2]4826、杜牧《早春赠军事薛判官》中的“弦管开双调，花钿坐两行”[2]5970，诗中“花钿”均指宴席上的歌姬，用的是以物代人的借代修辞；或者以花钿反映歌姬艺伎的生活状态和心境，如杨郇伯《送妓人出家》中的“尽出花钿与四邻，云鬟剪落厌残春”[2]3060，即用被送于四邻的花钿来折射歌姬内心的消沉没落情绪。《全唐诗》收录的这类诗作之所以较多，与唐代歌姬艺伎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有密切关系。唐代歌姬艺伎大多是以乐舞、技艺谋生的艺人，并不以色侍人。唐代蓄养歌姬之风盛行，在官员、文人相聚一堂时，主人往往唤出精心调教、色艺双全的家伎，或者招请当时红极一时的艺人，在宴会上歌舞助兴。这宴会不是严肃的朝享宴席，而是文士们游乐赋诗的风流聚会。歌姬艺伎大多佩戴金钿、翠钿等色彩明丽的妆饰品，不仅符合她们明艳美丽的形象气质，而且为宴会增添了热烈欢快的氛围。有些诗作描写了歌姬艺伎形象，但是作者关注的重点并不在此。白居易的《宴周皓大夫光福宅（座上作）》云：“何处风光最可怜，妓堂阶下砌台前。轩车拥路光照地，丝管入门声沸天。绿蕙不香饶桂酒，红樱无色让花钿。野人不敢求他事，唯借泉声伴醉眠。”[2]4847这首诗以“花钿”代指歌姬，以“色压红樱”描绘其动人的容貌。但是，诗人不仅没有陶醉于歌姬的美丽容颜，而且以“野人不敢求他事，唯借泉声伴醉眠”表露心声，传递出借歌舞酒宴而“隐”的情趣。总体上看，以花钿意象展现宴饮场合中女性形象的诗篇，很少表现歌姬艺伎的内心世界，对她们的思想情怀关注不多，故而诗中描绘的那些佩戴了花钿的女性缺乏鲜活个性，具有类型化、符号化的特点。

（二）营造场景氛围的花钿意象

《全唐诗》中的花钿意象不但可以刻画人物、烘托感情，还可以营造某种情境，从而形成一些令人难忘的场面。比较典型的有宴乐场面、闺房场面、出游场面、生死离别场面。宴会歌舞场面多与歌姬形象相关，闺房场面多与贵族女性的离思有关，前文已有相关表述，这里不再赘述。这两种场面中的花钿，主要功能是烘托人物形象，叙事性较弱。在出游场面和生死离别场面中，花钿并不依附于特定的人物，具有扩展情节和增强叙事性的作用。

花钿意象不但可以用来刻画人物、烘托感情，还可以辅助场景营造，渲染令人难忘的氛围。古典诗歌描绘的典型场合有宴乐、闺房、出游和生死离别等，这些场合往往有女性在场，自然也少不了花钿意象。用于宴乐、闺房等场合的花钿意象，其主要功能是烘托人物形象，前文对此已有论述，兹不赘述。而出现在出游和生死离别等场合的花钿，不但可以烘托人物形象、折射其内心世界，而且可以推动事件演进，具有较强的叙事性和场景建构功能。

唐代游春习俗盛行。李肇《唐国史补》记载：“长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4]45三月初三为上巳节，人们有赴水边沐浴以祛除病痛灾祸的风俗，皇室贵族、公卿大臣、文人雅士们也在此日临水宴饮、游赏。杜甫的《丽人行》、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都以天宝年间唐玄宗与杨贵妃姊妹盛装出游曲江的历史事件为题材，描述贵族仕女乘坐香车宝马前往胜地名苑游玩，一路遗落珠宝花钿的情景。刘兼的《春怨》云：“绣林红岸落花钿，故去新来感自然。绝塞杪春悲汉月，长林深夜泣缃弦。”[2]8691该诗描写的是唐代女子出游之时目睹的暮春景象，诗中“花钿”一语双关，从字表看比喻飘落在绣林红岸的花朵，实则隐喻女子。“花钿”意象参与建构了令人感伤的暮春情境，是“故去新来感自然”悲伤情怀的凝聚点。刘禹锡《踏歌行》云：“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2]4111该诗在想象中描绘了孩童捡拾女郎们遗落的花钿的情景，含蓄地表现了她们春日游玩时的酣畅奔放，折射了贵族女性的奢华生活。春游时节，有观看者，也有被观看者，于是人们可以从多元视角审视同一场景。对平民而言，富贵之家的出游是一场奇观，追逐车驾捡拾遗落的珍宝使他们感到惊喜而刺激，而彼此谈谈宫闱秘事，也不失为一种娱乐方式。因而春游“拾翠”，包含着强烈的故事性和喜剧性。

以花钿意象表现生死离别场景的诗歌，以白居易《长恨歌》为代表：“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2]4816白居易将安史之乱的情境重现在《长恨歌》中，传达了诗人的所思所想。“金钗钿合”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定情之物，因而也成为大唐盛世的象征。贵妃之死，被诗人以“花钿委地”的隐喻方式委婉写出，蕴含着诗人对红颜薄命的惋惜与叹怜，以及对家国不再、繁华倾覆的历史沉思，对辉煌太平的开元盛世被无情打碎的伤感。“花钿”可以说是全诗的线索。《长恨歌》以一物牵系一个女子的命运、一对男女的情爱、一个国家的兴亡，也成为一种写法传统。

三、花钿意象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自然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们常常以鲜花来比喻女子，女子也喜爱用美丽的花朵妆扮自己俏丽的容颜。唐代女子对花钿的喜爱，折射了她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微妙情思。花钿的主要功能是修饰女性容颜，然而在很多诗篇中，花钿并非仅仅作为女子的饰物而出现。广利王女《寄张无颇》中的“燕语春泥堕锦筵，情愁无意整花钿”[2]7994，以花钿意象反衬女子的忧郁惆怅。权德舆《杂言和常州李员外副使春日戏题十首》中的“轻吹乍摇兰烛，春光暗入花钿”[2]3679，则以花钿意象暗示春光的明媚灿烂。可见，唐诗中的花钿意象已经具有强大的“溢出”功能，成为女子情感状态和心灵世界的映照。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由于女性具有创造和养育生命的能力（像大自然那样），女性历来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女性的心灵更适合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5]2。花草本是自然物，而女性富有细腻敏感的心灵和亲近自然的天性。她们容易为美丽的自然风景所吸引，也容易因美好风物的消逝而悲风泣月、惜春伤秋，甚至由自然景物的变迁联想到自己的人生与命运。张夫人的《拾得韦氏花钿以诗寄赠》云：“今朝妆阁前，拾得旧花钿。粉污痕犹在，尘侵色尚鲜。”[2]8986往昔留下的痕迹还未消失，花钿的色彩依然鲜艳，但是人已经远离，诗人由此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悄然逝去的美好时光。古代女子能意识到人不是万物的主宰，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她们会因春光流逝而滋生对生命渐老、容颜渐衰的恐惧。从这个角度看，女子们在对花草形态饰物的喜爱中，寄托着她们爱好天然、珍惜时光的复杂情思。

从社会环境看，唐代女性虽然尚未受到封建礼教的严苛桎梏，但是毕竟生活在男权主导的时代。很多女子在生活中往往处于被支配地位，难以左右自己的命运和人生。女性的这种生存状态，在《全唐诗》中也有所反映。《全唐诗》绝大部分诗篇都是男子创作的，其中有些诗歌将女子比作花钿，把她们视为男性赏玩的对象。生态女性主义指出，“在二元论中，女性和自然同属对立项的右边，都是客体，是他者，是被统治的对象，是被动的接受方，而男性和人类则是对立项的左边，是主体，是自我，处于主导地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6]110。二元论思维体现的是男权社会中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全唐诗》中大部分使用花钿意象的诗歌，主要内容都是描述女性容貌和身材，花钿意象从而成为女子是男权社会装饰品和附属物的隐喻。无论是“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2]2056的高贵女子，还是“娇羞不肯点新黄，踏过金钿出绣床”[2]5608待字闺中的少女，抑或“柘枝初出鼓声招，花钿罗衫耸细腰”[2]5755的歌筵舞女，都在男性目光的聚焦中焕发出耀眼的光彩。但是，在热衷围观女性的男子看来，佩戴了花钿的俏丽女子只不过是他们风流生活的一抹点缀。

唐代女性这种生存状态的形成，与她们受家庭生活的影响有关，更与她们受到封建社会的歧视与束缚，长期处于“边缘者”“失语者”的地位有关。《全唐诗》描绘的那些佩戴花钿的女性形象，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大多是被压抑的、不自由的。男权社会长期盛行的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使得女性失去了追求理想生活的权力。胡曾《车遥遥》中的“玉枕夜残鱼信绝，金钿秋尽雁书遥”[2]339，表现了独居家中的妻子的焦虑与痛苦。丈夫远游在外，迟迟不给妻子寄来家书，显然是沉溺于游冶之乐而冷落了妻子。面对丈夫的冷漠无情，妻子却只能黯然伤神，栖身于深宅中暗自伤怀。白居易《长恨歌》则以“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2]4816的沉痛笔触，反映了曾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被遗弃的悲惨境遇。这些女性如同她们佩戴的花钿，美丽而弱小。男子需要时以她们为炫耀的资本，不需要时就会无情地抛弃她们。

《全唐诗》花钿意象的功能和意蕴，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的创作。《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在闺阁中对镜梳妆，“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7]58，从小小的花钿上感受到了深锁闺中、青春虚度的感伤。明代与唐代虽然相隔数百年，但是作家都善于借花钿意象抒写闺怨之愁。《全唐诗》的一些诗篇叙述的春游拾花钿的情节，也时时出现在后世的记游诗词中，如明代卓人月《瑞鹧鸪·湖上上元》中的“自分懒追儿女队，玉梅花下拾花钿”[8]35。很多小说、戏曲作品中的“拾帕”“拾鞋”“拾珠”等情节，也与“拾花钿”的故事情节十分相似。而《长恨歌》中“委地”的花钿，更是成为后世以李杨爱情为题材的诗词、小说、戏曲等作品惯用的经典意象。元代龙从云的《明皇春宫按乐图》一诗，就以“渔阳回首飘胡尘，花钿委地徒沾巾”[9]46来感慨安史之乱和哀叹贵妃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