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涵玥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1976 年《女勇士》首次出版以后，汤亭亭在美国文学界一举成名。随后出版的两部小说《中国佬》和《孙行者》更奠定了汤亭亭在美国文坛的地位，使她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亚裔作家之一。这三部长篇小说一经出版，便摘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等大奖。相比之下，汤亭亭的第四部作品《第五和平书》似乎不太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并且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冷落和质疑。许多批评家认为汤亭亭没能将该书各部分融为一体，这部书与她以往作品以讲述美国移民故事为主题的惯例相悖。《纽约时报》评论家舒曼指出，全书是“怪异的，伤痕累累的，由碎片拼凑而成，缺少生动的人物和故事情节”[1]，“汤亭亭未能统整全书，全书思想模糊不清，似乎只能看到她在遭受个人和家庭剧变后无尽的痛苦”[1]。其实，《第五和平书》与汤亭亭以往的作品一样，具有独特的文学实验的特征。我们如果将《第五和平书》置于汤亭亭三十多年的写作脉络中予以观照，就可以发现该书贯穿着汤亭亭惯有的叙事理念和创作思想，她的前期作品涉及的一些问题在该书中得以重新审视。在叙事结构上，汤亭亭通过一种“非虚构—虚构—非虚构”的“三明治式”的写作模式，将看似破碎庞杂的四章内容与后记恰当衔接，以日记形式、散文形式、小说形式和纪实叙事相融合的方式，叙述了自己的个人遭遇、虚构人物阿新的家庭经历和越战老兵的集体创伤。这种以虚构与纪实互动的书写方式，不仅将个人经历、国家命运与世界和平紧密相连，而且使该书获得了一种超越传统的形式与艺术自由。作者不再拘泥于虚构小说的叙事技巧，可以选择任何形式进行创作，从而与她所要传达的思想融为一体。与汤婷婷其他作品相比，《第五和平书》直面灾难和战争对个人、集体的创伤记忆，通过慰藉饱受战争蹂躏的亲历者的精神创伤，呈现出对东方主义、种族性别叙事的超越，反映了汤亭亭对和平的思考和对生命的关注。

一、汤亭亭的创作脉络与创伤成因

创伤不单来自历史上重大的灾难事件，如战争、大屠杀、集中营、恐怖袭击的经历，也来自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事件，如地震、火灾、家人死亡、病痛、丢失珍贵的东西等。埃里克森指出，创伤既可以来自“一次突然的恐惧事件、不断的谩骂，也可以来自一段时期的压抑、一个打击的时刻”[2]。创伤是这些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给人们造成的心理或精神上的难以愈合的创伤，进而使人们产生一种“恐惧、无助、失去掌控力和面临毁灭威胁”[3]30的感觉。创伤既是个体的灾难经历和创痛体验，又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种集体记忆。亲历战争、大屠杀、恐怖主义等历史事件直接刺激了群体情绪，留下集体性的精神创伤，严重创伤还会使经历者产生后应激障碍。受害者可以通过讲述、倾听、交流和书写来重新整合创伤事件，借以宣泄压抑在心灵深处的伤痛。这种讲述的需要，成为创伤小说创作的根本动力之一，使文学书写起到情感治愈和创伤修复的作用。在文学创作领域，讲述家庭创伤、种族创伤和战争创伤的作品层出不穷。很多作家通过自传、回忆录、小说来书写各种创伤经历，汤亭亭就是其中之一。

汤亭亭对创伤的关注与她独特的文化身份有关。作为一名美国华裔作家，她敏锐地感受到在白人主流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华裔生存的艰难。长期的种族歧视使得汤亭亭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和创伤体验，也促成了她的作品真实地再现美国华裔创伤记忆的形成。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描述了以一位美国华裔女孩为代表的美国二代移民的精神创伤，展现了中美文化冲突背景下的华裔女性的生存状态。该作品的续篇《中国佬》通过探寻祖孙三代人的经历，再现了美国华裔男性移居美国的悲惨遭遇和创伤历史。在《第五和平书》出版之际，汤亭亭接受访谈说：“我意识到原先探讨的思想、塑造的人物应该有进一步的发展，我想改正原先创作中的失误，也想让我塑造的人物改掉她们的错误与毛病，所以，我将《第五和平书》视为一位愿意承担责任的老年作家的作品。”[4]在创作《第五和平书》的过程中，汤亭亭对她之前的作品涉及的人物进行重新思考，例如在该书第三章《水》中，阿新的性格和思想就比他年轻时显得更加成熟。《孙行者》中的阿新是个内心充满怨愤的嬉皮士青年，他继承了亚裔文学传统进行戏剧创作和演出，以此宣泄心中因长期遭受多重歧视而郁积的不平情绪。在《第五和平书》中，阿新不再一味地倾诉在美国社会中由边缘化身份带来的屈辱，从一个消极避世的虚无主义者成长为一名理性的反战主义者。阿新的成长历程也是汤亭亭本人思想日益成熟的写照，反映了她不再局限于关注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华裔家庭之间的矛盾和华裔在白人社会中遭遇的种族创伤，将视野扩展到人类共同关注的和平议题上，以消解战争创伤、渴望和平的思想内涵赋予了作品新的意义。

《第五和平书》的创伤书写与汤亭亭的生命轨迹、创作思想息息相关。汤亭亭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参加了反战运动。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9·11”事件的背景下，她着手创作名为《第四和平书》的反战作品。然而，1991 年的伯克利—奥克兰火灾烧毁了她的房屋、财产以及父亲的遗物，《第四和平书》手稿毁于火灾。重创之下的汤亭亭患上了“大火后遗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继续创作。她试图从失去书稿的心灵创伤中解脱出来，转而前往中国寻找传说中的三部和平书（根据汤亭亭的记忆，在她很小的时候，家里长辈曾向她提起，中国历史上有三部和平书，但因王朝的更迭和焚书传统，这三部书均已失传）。她前往中国的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拜见作家、历史学家，不断询问那三部和平书的下落，均以无果而告终。令汤亭亭费解的是，为什么像《孙子兵法》之类的兵书能够世代流传，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相传，而那三部和平书不是被焚毁就是遗失了。她决定重新创作一部名为《第五和平书》的作品来宣传和平友爱的思想，用以弥补失传的三部和平书的缺憾，同时纪念被大火烧毁的《第四和平书》。

《第五和平书》记述了作者经受的创伤、阿新及其家庭的创伤经历和越战退伍老兵的集体创伤，以纪实和虚构杂糅的叙事方式呈现她在特定人生阶段对和平和生命的感悟。“大火之后，我不再像原来一样写虚构的作品，虚构写作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自私的写作方式。”[5]239汤亭亭坦言，她将放弃以往的写作范式，带着“教育美国，教育世界”的理念进行创作。汤亭亭试图聚集越战退伍老兵进行群体创作，通过言说苦难经历来宣泄恐惧、治愈心灵，舒缓她和他们的创伤痛苦，重塑精神家园。在她的筹划下，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族裔成员和退伍老兵都参加了她的写作坊。这说明她不再纠葛于自己的华裔身份，族裔问题不再是使她创作受到局限的问题。《第五和平书》让读者看到了汤亭亭在叙事上的才能和潜质，也让读者看到一个随着年龄增长和思想成熟而力图突破族裔身份的局限性进行创作的人。美国亚裔文学批评家金惠经指出，虽然美国亚裔文学反映了亚裔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是它与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具有关注爱、向往自由、反抗压迫与不公的主题[6]xii。在《第五和平书》中，汤亭亭超越了近年美国华裔作家关注的种族、民族和身份问题，以经受火灾和亲人去世的个人创伤经历，以及越战退伍老兵的集体创伤经历为素材，书写了对个体心灵创伤的关注，对缔造世界和平的思考，以及对历史记忆的现实关怀。

二、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创伤书写

《第五和平书》由《火》《纸》《水》《土》和《后记》构成：《火》回忆了作者经历的伯克利—奥克兰大火、痛失父亲、手稿焚毁等创伤性事件；《纸》记述了作者来到中国的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探寻中国古代传说的三部和平书而毫无结果的过程；《水》是对她此前作品《孙行者》的续写，虚构了主人公阿新为躲避战争携妻子塔娜和儿子马里欧离开美洲大陆，逃到夏威夷岛的经历，阿新在逃离过程中由避战者转变为积极呼吁和平的反战主义者；《土》讲述作者与众多越战退伍老兵通过集体疗救写作来舒缓创伤记忆的真实经历；简短的《后记》以纪实的笔法表现了海湾战争和“9·11”事件中美国民众的恐慌无助，以及汤亭亭等反战主义者的呐喊和呼吁。在《第五和平书》中，汤亭亭将虚构文本与亲身经历有机结合起来：虚构文本叙述阿新和家人从战火纷飞的美洲大陆逃往夏威夷定居的经历，揭露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和创伤；纪实叙事则通过回忆创伤经历，讲述《第五和平书》的创作缘由和越战退伍老兵成立写作坊事件，以此慰藉那些饱受战争蹂躏的亲历者的心灵。这种虚实文本互动的书写，向读者真实地呈现了战争给人们身体和精神造成的持续性创伤和痛苦。

汤亭亭在《第五和平书》中继续了她独特的“说故事”传统，该作品开篇以第一人称叙述者视角讲述亲历火灾的创伤事件，以日记的方式再现事实、还原真实。刚刚参加过父亲葬礼的汤亭亭在回家途中，遭遇了伯克利—奥克兰山发生的森林大火，她眼看着自家的房子在熊熊火焰中燃烧，她想越过警察设置的封锁线去抢救手稿，但被告知除非性命攸关，否则任何人不可通行。一部书稿虽然远不及生命来得重要，但是对一位像汤亭亭这样辛勤耕耘的作家来说却是无价之宝。大火扑灭后，汤亭亭在废墟中苦苦搜寻她的书稿。书稿已经化为残破的纸屑，永远无法与读者见面了。书稿的焚毁加上难以忍受的丧父之痛，给汤婷婷带来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凯西卡鲁斯指出：“创伤是某一突发性意外事件或灾难性事件所导致的令人无法释怀的体验，当事人对该体验会出现延迟性回应，并伴随着难以控制的幻觉以及其他破坏性症状，其他强行进入大脑的记忆会反复出现和闪回。”[7]11汤婷婷每每将目光投到书页上，就会看到大火燃烧的场景。火的意象以破坏性的方式反复出现在她的意识里，使她自闭于创伤事件的反复记忆中，再也无法进行创作，因为虚构作品需要作家的想象力，而大火带来的精神打击让她丧失了创作的想象力。

汤亭亭以回忆实录的方式使亲身的火灾经历在作品中得以自然呈现，并通过反复描写火灾呈现出的“丑陋红色”，隐晦地表征自己所受的精神创伤。“为了描述文学文本中那些难以形容和无法表征的创伤，隐喻不仅具有文学性和诗意，还可以用来描述创伤经历和创伤记忆。”[8]《第五和平书》中大量的视觉描写在创伤叙事中具有隐喻特征，“丑陋红色”不仅指具有摧毁力量的火灾，更指涉笼罩着人们的战火，“红色的鲜血”染红了大地，每位亲历战火的人都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与激烈。“火”的隐喻扩展了语言的内涵，串联了不同事物，表达了难以言说的内容，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作者由火灾联想到在伊拉克战火中死亡的孩子，觉得美国的这场火灾是上帝在复现伊拉克战争的场景，以此来表明杀戮是错误的[5]12。此刻，她感受到火灾带给她的重创与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是相同的，进而联想到饱受海湾战争蹂躏的人们也如她一样无家可归。当作者再次望着高高的旗杆和飘扬的美国国旗时，她感受到了民族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逼仄，感受到战火带来的震惊、恐惧和无奈。作者对火灾事件的心理反应，折射了创伤主体常有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创伤主体竭力忘记创伤情景、逃避可能引发创伤记忆的场景；另一方面，创伤记忆会频繁地以幻觉、回忆和联想等方式不断使主体重新体验创伤经历[9]53。汤亭亭极力想摆脱火灾创伤，却不得不忍受幻觉的侵扰，既无法遏制对伊拉克战争情景的联想，又无法摆脱火灾和战争带来的梦魇。

大火过后，作者在河边漫步时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河水中，清澈的河水洗涤了她的心灵，将她从火灾的精神创伤中解救出来[10]。在道家“上善若水”思想的启迪下，汤亭亭以《水》作为《第五和平书》的虚构部分，批判美国以强权政治引发战争的行径，引导人们要像水一样与世无争、和平向善。她描述了夏威夷岛上的河流、瀑布、海洋等与水有关的意象，为主人公惠特曼·阿新和家人从战火纷飞的美洲大陆逃往夏威夷的故事铺设了优美背景，也试图使自己借此摆脱火灾带来的心理阴影。在《水》这一章中，现实经历与虚构故事完全融合为一体，作者视角、叙述者视角和人物视角反复叠加。在虚构的文本中，汤亭亭借主人公阿新之口表达了对战争的认识、对自身成长的觉醒、对儿子教育的反思，表达了对摆脱战争、走向和平的渴望。汤亭亭在叙述中无限接近主人公，使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高度重合，从而使小说的虚构性与现实的真实性水乳交融。然而，《第五和平书》描写的看似生意盎然的夏威夷，却与现实世界中美国其他地方一样，充斥着暴力、失业和死亡。地上摆放着成排的棺材，每个棺材上都盖着一面美国国旗，里面放着在越战中死去的美国士兵的尸体；坦克和士兵不间断地行进在前往夏威夷的路上，炮击声在红土地上回响，战火与死亡的阴云笼罩着天空。夏威夷岛上军队演练的场景令阿新感到震惊，马里奥更是受到了惊吓。“幸存本身可能是一种危机”[7]9，对于儿童来说重大的灾难事件造成的心理创伤，会持久地保存在他们琐碎的记忆里，伴随其一生的成长。越战不仅造成了美国士兵的大量伤亡，更给无辜的平民留下了无法弥合的心理阴影，在幸存者身上留下的创伤烙印或许比死亡本身更加持久而惨重。

《第五和平书》中，阿新房东的女婿阿尔多曼是一位刚刚从越南战场返回家中的士兵，“前天他还在越南，他匆匆忙忙地回来修养以恢复自己的协调能力，几个星期后，他还要重返越南”[5]99。战争销蚀了阿尔多曼的时间观，也扰乱了他的正常生活。阿尔多曼的经历和遭际表明，战争以无孔不入的方式侵蚀着同时代的亲历者和目击者，给他们留下挥之不去的精神创伤。在机场和房东家的所见所闻促使阿新开始反思战争，他加入了打破种族、阶级和性别限制的反战组织，与其他众多热爱和平的反战者聚集到一起，共同肩负起向大众呼吁和平的社会使命。虽然这一反战组织仅存在23 天就被美国政府强行取缔，但是阿新的反战行动并未因此停止。他冒险收留反战逃兵，并帮助他们度过令人煎熬的日子。阿新表示，“改变自己，世界才会改变，每个人都是相连的”[5]143。主人公道出了作者的心声，汤亭亭始终认为，改变决定未来，心灵创造世界，文化、阶级和性别不同的人完全可以团结起来解决纷争和反对战乱。汤亭亭虽然没有上过战场，但是曾多次目睹他人远赴越南参战，加上她曾生活在海湾战争的阴影之下，反战思想早已深深影响了她。《第五和平书》中的阿新是作者的真实缩影，阿新通过招集反战者呼吁和平，汤亭亭则在《土》中通过招集越战退伍老兵参加写作工作坊来稀释他们的创伤记忆。这部作品不断在虚构的故事和现实的经历之间周旋，打破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这种虚实结合的复合体，既契合虚构文学所要求的艺术属性，在虚构中触及不可言说之事，也符合非虚构文学的批判性，以真实的纪实方式呈现事实、还原现实。

美国亚裔文学批评家圣璜指出，多数人很难理解汤婷婷这部作品“构造的形貌”，也难以欣赏作者成就的新奇之处[11]。汤亭亭将自己的火灾创伤、赴中国找寻三部和平书下落的历程、虚构的阿新故事、老兵的群体写作等事件有机地编织在一起，形成了虚实结合的“三明治式”的结构模式，具有“形散而神不散”的效果。汤亭亭在作品中时而展开虚构想象，时而重拾往昔记忆，从不同维度书写精神创伤，表现了对战争的反思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小说中真实事件和虚构故事以“创伤”为主线串在一起，就像连贯成串的珍珠，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在《第五和平书》的叙事中，作者、叙述者、人物三方的讲述合为一体，使真实的历史事件与虚构的小说故事相融汇，实现了故事结构与作品主题的统一。这反映了汤亭亭对文学形式的新探索和写作风格的新突破：她跨越了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界限，以一种开放互动的文学创作模式表达自己的理念，将不幸的经历转化为艺术，借以表达不可言说之痛。

三、以创作疗救创伤

卡鲁斯指出，任何创伤都应该以文学的书写方式加以表征，而无法以其他方式进行言说[7]8。创伤亲历者在讲述和书写的过程中将痛苦进行重新整合，使焦虑紧张的情绪得以舒缓，帮助自己重新建立与他人、世界的联系，进而获得精神解脱。正像拉卡普拉所说的那样，“在我所称的创伤和后创伤书写中，或是一般的表意实践中，书写创伤是最显著的后效之一”[12]186。《第五和平书》是汤亭亭有关创伤记忆的文学创作，作者通过艺术加工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伤记忆，以讲述创伤经历来减轻心理负担。因此，这部作品既是一种表现创伤的方式，也是一种消除创伤的努力。汤亭亭说：“我不能独自面对创伤，我需要社群和团体，与退伍老兵一起写作，把彼此创伤的经历转化为文字，在倾听分享中走出战争的阴影，重新融入社会。”[13]汤亭亭把写作当作一种有效的疗救创伤的方式，借助创作努力使自己从书稿被焚、亲人过世的伤痛中恢复过来。她在以文学创作开展自我疗救的同时，还帮助越战老兵摆脱战争造成的创伤。

汤亭亭创建了写作坊，让老兵们通过创作宣泄痛楚和压抑，并在关注和感怀他人的创伤经历中治愈自己心灵的创伤，从而实现创作情怀与历史记忆的连通。《第五和平书》中，越战退伍老兵在战争后产生了创伤应激障碍，这种心理疾病如梦魇般长期折磨着他们，使他们持续地感到抑郁、痛苦和煎熬。一名越战老兵罗曼·马提内斯回忆说：“我是一名杀手，我是一头野兽，我亲手埋葬了最亲密的战友……我震惊地发现烧焦的烤肉味是来自死去的战友。”[5]329这段挥之不去的惊悚痛苦的经历，在他睡梦中和清醒时反复出现，以致于每当闻到烧烤的味道，罗曼·马提内斯都会倍感恐惧、不安和焦躁[5]329。这些惨痛的回忆不仅折磨着亲历战争的老兵，同时也影响着他们的家人。罗曼的儿子感到非常恐惧：“为什么爸爸会变得这么狂躁，好像要杀人一样？”[5]329另一位老兵罗伯特·蓝曼也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亲眼看着身边的战友被杀死，不得不端起枪向敌人扫射，事后却饱受恐惧与自责的折磨。这些老兵的恐惧不仅来自战争带来的灾难性记忆，还来自他们的自责和反思。他们被迫成为战争罪犯，手上沾满了鲜血，战争杀人的沉重记忆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控制着他们的心理，破坏着他们对日常生活的适应能力。随着越战的结束，这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幸存士兵却被美国政府遗忘了。他们不仅过着拮据的生活，而且要承受战争带给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在疗救创伤的写作坊中，每个越战老兵都以作家的身份介绍自己，与他们先前的士兵身份拉开了距离，用一种回忆性的旁观者的口吻将创伤记忆转化为故事叙述。这种写作使越战老兵在直面战争恐惧的同时保持冷静理智，并将自身的创伤转化为协助他人修复创伤的动力。汤婷婷的艺术化书写有助于治愈越战老兵心灵的创伤，也为当时美国轰炸事件的目击者走出战争阴霾提供了精神动力，帮助他们在新生活中获得稳定的、多样化的自我身份认同。因此，《第五和平书》叙述的文学创作不是心灵独白，而是一次传递、一场对话，反映了老兵们不再无力反抗和自我压抑，走向了自我认同、宁静平和、精神富足的生活状态。

汤婷婷的写作坊中不仅有越战老兵，还有战地记者和医护人员。他们回忆遭受创伤的经历，以自己擅长的方式进行写作，形成了书信、诗歌、散文等文本形式的多重叙事。汤婷婷极少参与评论，老兵、记者和医护人员的叙述声音参差交错、相互渗透，掩盖了作者的叙述声音。《第五和平书》的视角转换和多声部叙述超越了种族和性别的界限，形成多重声音、多重维度的独特书写，将越战带给人们的创伤积淀为个体与集体的历史记忆，不同的创伤经历和思绪感受成为推动叙事前进的强大力量。这种叙述模式与全知叙述者无所不知地按照线性叙事的方式差异明显，反映了作者与读者地位的转变。汤亭亭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意识的作家，她坚信文学创作不仅要追求艺术完美，更要时刻关心他人的生存状态，承担起社会责任。汤亭亭带领越战老兵开展写作，就像她改写后的《木兰诗》中的女主角一样，她要带领他们返回精神家园，积极投入和平运动[14]405。

总之，《第五和平书》不仅是一本虚实杂糅的多维度书写战争创伤的叙事作品，而且是一部关照历史、反映现实社会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虚构的逻辑性在现实文本中得以印证，现实中无法言说的意义可以借用虚构的故事加以表达，现实世界和虚构空间的互动推进了叙事情节的发展。“在虚构文本中解决不了的事情必须要在现实中解决”[5]241，用虚构的故事去缔造和平是虚妄的，和平必须要在现实中建构。《第五和平书》的精妙布局和虚实结合的实验主义叙事模式，反映了汤亭亭的现实关怀，警醒人们反思战争的罪恶和生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