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锋

（广州美术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现代新儒家提出儒家思想的“内在超越”后，这一论述进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命题肇始于熊十力先生在《新唯识论》中从“体用不二”的角度分析中国哲学的特质。后来牟宗三在 《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指出：“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含义。天道贯注于人身之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这时天道又是内在的（Immanent）。因此，我们可以康德喜用的字眼，说天道一方面是超越的 （Transcendent），另一方面又是内在的 （Immanent与Transcendent是相反字）。天道既超越又内在，此时可谓兼具宗教与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义，而道德重内在义。”[1]牟宗三正式提出了儒学具有“内在超越”的论断，以此和西方文明进行沟通会话，并力图实现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现代性转化。西方文化的宗教文明正是通过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严格划分，突出人格化的上帝之神的主宰力量，或者通过本体论－知识论的建构来实现理性的超越，因而这种超越是外在于人的，抑或具有神性的。但儒家内在超越不是旨向于抵御西方文化的压力，而是挖掘内在超越的道德信念，实现这种道德信念涵摄人心的现代价值。中国儒家思想同样具有超越性，这更多的是从德性的角度出发，强调个体的德性修养和境界的提升，由人性而达乎天道，其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儒家的内在超越思想有着传统的思想资源基础，并且一脉相承。《中庸》的“天人合一”正是儒家思想内在超越的价值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