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宽

（乐山师范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诸葛亮在汉季三国纷争的乱世中，出山辅助刘备据荆、益，建蜀国，与魏、吴成三足鼎立之势，其居功至伟，后世论者多称誉敬仰之。陈寿为诸葛亮立传，作有“亮之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1]932的总体概括评价，研究者或以为是对诸葛亮的贬抑性批评，这大约是因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把诸葛亮塑造成一个擅长玄机妙算的神一般人物，故以为陈寿对其评价偏低。其实，通观《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事实并非如此。苏轼作为世界公认的蜀人中“千年人物”，其对在蜀国成就了非凡功业的诸葛亮如何评价，自然是很值得关注的。然而，苏轼一生对诸葛亮的评价，却体现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现代研究者则往往只看到其中一面，或以为皆为批评之辞，或以为概是颂誉之声，在笔者看来，都不是苏轼评价诸葛亮的全貌；又或以为“三苏诗文中亦偶见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微辞，却非一味‘不取诸葛’”[2]，似乎兼顾到了问题的两面，然而如果没有把苏轼评价诸葛亮的阶段性差异作为观察分析的着眼点，终究是难以将其真实情形揭示清楚的。

一、苏轼早年对诸葛亮的批评

苏轼早年对诸葛亮的评价，以应制科考试前所作“进论”之一《诸葛亮论》及父子三人第二次由水路还京途中所作诗歌为代表。以时间先后言，水路还京途经忠州所作《严颜碑》，经夔州所作《八阵碛》，在嘉祐四年（1059）岁末，《诸葛亮论》约在嘉祐五年（1060），诗文的写作时间相近，而诗在前文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