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图像叙事的百年回溯

2021-12-28刘云彬

理论导刊 2021年12期

摘要：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各个发展时期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图像叙事是以图像作为表意系统再现和传递意义的方式，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始终注重运用图像叙事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借助话语与图像意义互嵌开展“动员”与“揭露”工作;通过图像想象政治参与“他者”到“自我”的新中国形象建构;利用仿象与具像图构改革开放以来的“秩序”与“文化”;以空间化事件纳入时间流程的“记忆”与“远景”视觉实践引导整个社会的政治气象。百年来，党在思想政治工作图像叙事实践中形成了在静态与动态图像叙事交融互哺下自上而下的“应答”与自下而上的“应援”兼具的意象认同模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图像叙事;信息传播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12-0103-08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中特理论重点项目“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2017ZDZT1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大数据背景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SWU1709120）;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图像叙事研究”（CYS201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云彬（1995-），女，重庆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思想政治工作是以人为对象，解决人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问题，提高人的思想觉悟的工作。图像叙事是对思想、观念等各类信息进行组织安排，借助图像传递以构成意义世界的表达活动。图像叙事因其形象性、可感性、直观性特点，极大降低了“理解成本”，受众不需要太多知识储备以及借助已知的概念和概念系统就能获得对信息的理解，成为提升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图像叙事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例如革命时期，“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1]。对思想政治工作图像叙事历程进行回顾总结，剖析其深层逻辑，有助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新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升思想政治工作实效。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动员”与“揭露”的语图互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围绕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展开，形成了以“动员”和“揭露”为主的工作内容。而“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2]，借助话语与图像间的意义互嵌进行“动员”与“揭露”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独特的革命表达。

1.话语与图像的意义互嵌。语图互文的叙事逻辑实质是话语与图像叠加后的视觉效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语图互文因其独特的叙事逻辑所形成的革命表达发挥了“抗战的先锋”[3]的重要作用。话语是被人们写出来或说出来的语言，是在特定生活语境下大众进行沟通的具体语言行为，是语言和言语的结合，也是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文本叙事方式。但文字性、语言性的表述方式因其多义性、不确定性、模糊性以及语词间的逻辑概念关系，具有突出的抽象代指特征，這使它往往不能直抵人类实际感受，加之文字表意时的符号转借及代指由于缺乏经验的、直接的形象内容而稍显刻板。因而对于通过文字所叙之事的解读、理解、接受，往往需要大众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知识修养，如果缺少想象、悟解等心理活动的参与，所叙之事就无法被接受。图像是典型的感性叙事方式，话语与图像间的意义互嵌即图像与语词间发生的相互吸收、转化、阐释的关系，既能避免因图像泛化或意义遮蔽而对民众造成思想围困和精神污染，同时将语词贯穿在图像之中，寄予有指涉的政治寓意，形成一种文字先入的作用，用文字规制图像，使思想不跑题，为图像叙事作出意义注解，强化其价值导向。

2.“动员”与“揭露”的革命表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围绕反帝反封建展开，形成了以“动员”与“揭露”为主的工作内容，通过话语与图像的意义互嵌进行“动员”与“揭露”成为党在这一时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式。就现实境遇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伴随着国已先腐而后劲敌入侵的艰难境地，面临反帝反封建两大历史任务，“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4]。加之对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本质辨识度差，对敌军认识模糊，对国民党认识存在偏差，动员与揭露工作成为该阶段思想政治工作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广大农村地区十分贫穷落后，产业工人处于社会最底层，工农群众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必要的历史视域和知识储备，无法满足思想政治工作纯文本叙事所需的“理解成本”，而“意义是个难以琢磨的词，特别是运用图像而不是陈述时，更难以琢磨”[5]。“只有利用一切这些活泼的、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形式，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政治影响传达到工厂中、农村中、学校中、兵营中的广大的群众中去，我们才能用更多的方法来动员群众”[6]。即充分利用标语、图画等各种契合工农群众认知方式的形式，才能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

3.“动员”与“揭露”的语图互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语图互文方式主要表现为画报、漫画、邮票、石刻及电影等形式。中共湘鄂赣边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出“党的经常对外宣传鼓动，应有画报出版”[7]，在革命队伍中培养一批红色美术兵，要求他们“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8]。《良友画报》《点石斋画报》《红星画报》是当时比较典型的画报，分别以单幅图、专题图、组图等图文一体化的方式先后刊载了《关于济南惨案》《日军出兵山东》《悲壮的前线》《我们为自卫而战》等内容，并对当时的战争局势进行了实时报道。中国共产党还成立了漫画界救亡协会，出版会刊《救亡漫画》，后改为《抗战漫画》，漫画题材内容多是揭露日伪残暴罪行，表现军民抗战状况，以直观、通俗、有趣的漫画，配以文字宣传全民抗战，来达到激发全国革命同胞抗战情绪的目的。对于邮票发行，多以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先后发行了赤色邮票、苏维埃邮票，并将“团结进步”“抗战建国”等标语直接印刷在邮票最显眼的位置。与此同时，摄影队真实地记录反映了整个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军队战士、普通老百姓团结一致抗敌的情景，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电影作为一种叙事媒介在革命抗战中得到了一定运用，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先后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十月革命节》《南泥湾》等影片，以革命内容与生活语言的完美结合唤醒民众，“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9]。这种潜藏在语图互文中的革命动员与揭露创设出新的革命场域，不断唤醒大众的革命认同，生成革命动员，形成独特的革命表达。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者”到“自我”的景观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发展经历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转变。与此相适应，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整体上也遵循着“他者”到“自我”的路径展开。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有了更明确的国家属性和政治属性，在新政权构建意识形态化的艺术语言体系情境下，图像参与到新中国的政治想象中，思想政治工作形成了从“他者”到“自我”的景观政治叙事。

1.图像与政治的适度“联姻”。图像叙事是专门为受众的凝视设计的事实，世界越来越多地被呈现为可见性的图像，图像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隐藏意义的方式，从而构建起可见与不可见的辩证法。图像所呈现的可见性生成了景观，而独立表象在哪里存在，景观就在哪里重新形成。随着景观不断堆积，景观政治现象得以显现。与西方科技至上和消费主义思潮叠加下产生的图像拜物教不同，在新中国，虽然消费倾向已经产生，但新的民族主义多了政权赋予的“政治意识”和明确的“国家意识”，具有政治立场的正确性、绝对性。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压倒性占据了统治地位，更加强调政治是文艺的风向标，放大了政治对生活的价值意义。在新政权构建意识形态化的艺术语言体系情境下，引申出了新中国该如何讲述视觉建构问题，而这正是新中国母题下景观政治产生的基点。图像具备消费与娱乐的功能也兼具政治与启蒙的深层逻辑，文字的理性叙事可以促进人的思考，图像也可以在感性外观下建构崇高的思想主题，将图像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不是要走服务于政治的老路，关键在于适度二字，即用政治规制图像叙事带来的腐蚀与物欲诱惑，增注图像的精神内核，同时让图像回归其公共性、平民性叙事本质，避免以“样板戏”裹挟大众日常生活的泛政治化图像叙事。

2.“他者”到“自我”的形象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图像叙事经历了由“他者”到“自我”的景观政治建构。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思考未来的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走什么样的路并得出“走俄国人的路”[10]的结论。这一结论蕴含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性规律，也包含著具体实现形式。由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只能以俄为师，在某些方面混淆了共性规律和具体形式之间的界限。在反复的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俄国人的路”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提出了“走自己的路”的正确主张。与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发展逻辑相适应，对于新中国这一新生政权而言，建立一整套新的符号系统表征自身形象来确立在民众心目中的位置尤为重要，通过这一方式不仅促使权力、体制、地位合法化，从而增强组织凝聚力，还能缔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具有聚拢民众共同想象的功能。由此，该阶段思想政治工作图像叙事便形成了由“他者”到“自我”的景观政治建构。

3.“他者”到“自我”的景观政治。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则明确了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属性。对于异域到本土的社会主义发展，既需要以“他者”的视野对社会主义作出说明，更需要从“自我”的角度标注社会主义的中国属性。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图像叙事中，一是从“他者”的政治符号模仿中明确国家、政党属性。在模仿苏联共产党制作而成的党旗中，镰刀、斧头等元素作为工人、农民的符号广泛出现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宣传画中;在模仿苏联共产党制作而成的国旗中，为了凸显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区别，将其中的镰刀和锤子换成围绕大五角星的四颗小五角星，并将天安门作为国家的符号表征设计进国徽中。同时，在学习苏联工业化模式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具有特殊意义的图像符号。如宣传画中出现的大量“炼钢炉”“大烟囱”等工业发展符号，尤其是“拖拉机”这一形象被广泛用来宣扬技术革命、讴歌劳动幸福。二是在对“自我”的符号书写中传递价值导向。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所发行的281套特种、纪念邮票中，超过一半的邮票将普通民众形象作为创作主题，极大地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属性。电影本身就蕴含着影以载道、输出价值观的特殊作用，“需要看护这个民族或者这个国家的灵魂”[11]。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围绕“革命斗争”进行电影创作，例如《白毛女》《在烈火中永生》《智取华山》等影片，突出强调党对电影工作的绝对领导，形成了高扬主旋律的文化守望，而守望的背后隐含着一整套历史观念和价值判断，是这个民族和国家在摆脱“他者”先在规制后对“自我”认知的新表达，带领着民众重新认识新中国。随后，在林彪、江青文艺黑线专制论错误引导下，“红卫兵美术”以极具实用性的特征格外凸显了纯粹政治宣传，通过“红太阳”“向日葵”“像章”等形象渲染了个人崇拜氛围，样板戏霸占了整个荧幕，反映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意识形态斗争，图像几乎被政治包裹，窒息了图像叙事的生命美感。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秩序”与“文化”的图本重构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澄清了何为社会主义及其与资本主义的边界等若干发展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社会确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秩序体系，同时极大解放了社会思想，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播进入高潮。网络技术、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脱离具体现实指涉通过纯技术打造人、事物或场景成为可能，图像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构成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图本重构“秩序”与“文化”的拟态环境。

1.仿像与具象的拟态摹写。图像叙事涉及仿像与具象二题。仿像是伴随着数码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被大众传播媒介进行选择和加工后极度真实而又无客观来源的、无任何所指的图像，即“超真实”，仿像不是实在的像，不以实在为摹本，完全通过计算机虚拟生成。在整个后现代社会中，数码技术赋予社会事件一种符号模式，使其与本身所处地点和时段的特殊性和异常性相分离，从而构成了世界的拟态化。拟态环境极大缩短了各类信息传播时长并拓宽了信息传播的空间广度，引发现实与模仿间的关系问题。一是仿像的脱域性，它打破了时空限制将所有信息聚集至虚拟场所中，容易造成对事实的扭曲、误解;二是仿像的二元转化性，它不是对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对想象的想象，存在信息耗损以至失真，从而消弭了真相与假象的界限。但作为大众群体了解接触真实世界的重要场域，拟态环境成为思想政治工作构建话语权与主导权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意识形态认同的有效路径。具象是以实在为模型，建立在实在基础上的表象，它能有效弥补仿象造成的现实与虚拟的裂变。有效利用仿像和具象各自的优势，改变拟态环境以单向传播过程和运作形式执行权力与社会控制的垄断与规训，同时明确拟态摹写中真与假的界限，形成收编征用、拼贴复制等多种叙事方案是思想政治工作图像叙事在媒介技术发展下的新趋势。

2. “秩序”与“文化”的增补产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图像叙事紧紧围绕“秩序”和“文化”而展开，一方面在于生产一整套社会秩序，以使自然的个体身份更好向社会的主体身份过渡，另一方面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实践的历史和心理基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曲折探索，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中国本身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并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开创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线索，提出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紧紧围绕发展经济这个中心，创新发展理念，构建和谐社会，同时提出通过树立正确荣辱观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了一整套新的思想政治工作秩序，同时也开启了文化繁荣的新阶段。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图像叙事也由以政治宣传为主转向政治宣传与文化传播并行的格局。这一阶段，单一的印刷媒介、无线电广播媒介逐渐发展为包含电视媒体、网络在内的复合型传媒形态，使得图像的影响力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中国共产党也更加注重运用图像的影响力传递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核心诉求。

3.“秩序”到“文化”的图本重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图构改革开放以来的秩序，一方面是运用时代经典素材讲好中国故事，形成生活秩序的视觉移植。与改革开放形成的大时代与微空间相契合，英雄形象与自我形象成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图像叙事构建生活秩序的起点。这一阶段以真实人物为原型所创造出的《小兵张嘎》《张思德》《邱少云》等革命英雄形象和《焦裕禄》《任长霞》等平民英雄，其形象与集体、社会、规则、秩序联系在一起，构成个体生命思想和行动的背景，具有生命意义上的美感。这种美不仅意味着感性、自由和超越，也意味着理性、道德与和谐，被赋予了建立内心的道德原则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自我形象总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关，以家庭、共同体、友谊圈等微空间为单位，通过自我形象的塑造，如《七妹》中的楊七妹、《师傅》中的老铁、《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等等，将生活秩序转化为人们可以理解和把握的图像空间。空间的目的性又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在此空间中的人，达到图像叙事中故事情节与大众想象自我的同一。同一性的建立意味着自我形象从外在的图像存在过渡到大众内心法则，从而改变和塑造他们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另一方面在于对重要时间节点内蕴意义的动态仪式化呈现，稳固社会的正常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属性总是和“仪式”联系在一起，而仪式的重要作用在于建立和稳固社会现有的正常秩序。重要时间节点是构成仪式的基本元素，但时间的流逝会淡化它所承载的空间事件意义，从而缺失了触发和提起仪式的动力源。图像叙事的仿像与具象化建构则能缝合时间与空间的裂隙，以重演的方式完成对历史和文化的社会性建构和体验。《开国大典》《长征》《邓小平》等影视剧作都是对特定时代历史事件的回顾，尤其是《建党伟业》《建国伟业》挑选了两个极具代表性的时间节点——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通过革命人物与大时代背景的交互讲述历史经典时刻。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图构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一方面通过官方加持受众群体自发创作的图像影像作品，形成文化传播的上下联动。互联网的开放性特征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拟象的创造者，而受众群体作为网络用户，拥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不存在明显身份区隔，这种身份属性，消解了明显的官方背景带来的灌输、规训意味，体现为一种情感上的自觉表现。收编征用受众自发创作的作品，使其具有官方加持，不仅避免了官媒刻意灌输的痕迹，还给作品增添了应有的严肃性，发挥了主流文化自下至上扩散影响的作用。诸如中国日报网在2011年5月25日的微博中推送的由沈静（音译）拍摄的大美西藏摄影;中央电视台第一动画乐园推送的由杭州玄机科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制作的动漫《秦时明月》;中央电视台新科动漫频道推送的中国传媒大学动画系作品《红领巾侠》等，尽管这一时期还处于主流媒体收编受众群体自发创作作品的开端，但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圈层破壁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体现了文化传播发展向更深刻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转变。另一方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格转换，开始形成文化传输的降维介入。例如，央视新闻评论于2009年入驻微博，以平民话语配以短视频的方式向大众解读身边事，推出《三国演义》等动漫节目以及《收藏秀》等综艺节目，改变了一贯严肃、政治化地通过主流话语进行高维复杂、宏大叙事的方式，通过文本降维、叙事简化、“萌化”的方式在各个形象交互的画面中完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介入。

四、新时代：“记忆”到“远景”的视觉实践

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不能忘记走过的路，同时也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通过新“三步走”战略为中华民族宏伟蓝图制定了详细的路线图。这其实是通过对“故我”的追忆和“新我”的想象来组织社会集体记忆以激发民族共同认知和凝聚力。图像叙事因其时间、空间的多向并置本质来承载民族的记忆与想象，形成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记忆”到“远景”的视觉实践。

1.时间与空间的多向并置。“图像叙事必须使空间时间化，而这正是图像叙事的本质。”[12]图像叙事先是一种叙事，叙事不可避免要占据时间长度，是在时间进程中相继展开的过程，这种叙事以图像作为媒介，从而具有空间性。图像叙事特有的空间时间化性质可以通过时空再现的方式与个体展开记忆互动，让个体在当下追溯过去、展望未来。时空再现的内容必须对个体具有某种意义，才能进入个体记忆轨道，因为进入个体记忆中的事件本身已经经过“意义”的过滤和编排。照片经常被认为是记忆的载体，并不是因为它定格了那一瞬间的时空，而是所定格的内容对某个人有意义，否则同一张照片将成为每个人的记忆。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多向并置，唤起个体记忆，填补个体记忆的留白部分，在记忆重叠下消解误认、提升认同，最终促进个体记忆延宕，从过去回到当下，从虚幻回到现实。这为个人通过记忆获取对社会的认同提供了心理基础，通过有关自我文化、历史的图像叙事来组织并传播人们的社会记忆，从对“故我”的文化合法性出发，推导出当下中国的政治合法性身份。在社会心理学看来，记忆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借助信息处理机来组织集体记忆，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而是直接影响到合法性，是控制和拥有信息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13]，关系到民族文化和政治合法性，关系到由谁掌控民族命运。但对历史过程的图像化叙述，不是为了停留在历史的无限回忆中，而是为了对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作出真理性证明，在确认其现实合法性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具合法性的“新我”，这就涉及到“远景”式图像叙事，它借用“视角幻觉主义”塑造出民族的乌托邦空间，直抵人的理性灵魂的本质，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2.“记忆”与“远景”的民族认知。聚焦于“记忆”与“远景”的视觉实践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重要策略。习近平多次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14]同时要将“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来”[15]。因为“所有的开头都包含回忆的因素，而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过去的知识”[13]，将过去的空间性事件纳入当下的时间流中能够获得“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怎么来的”的共同认知，弥补记忆断层及记忆留白，从而建立起民族凝聚力。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中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基础上制定了“十四五”规划，为最终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擘画了详细的路线图。这实际上是一种远景式叙事，是从“新我”的秩序规范、社会结构出发倒推“今我”的改革方向。可见图像的空间时间化本质能对想象进行接近生活和真实的直观呈现，帮助受众将民族的共同想象化为当前的实践动力。

3.“记忆”到“远景”的视觉实践。一是通过“记忆”形态的图像叙事提升社会认同。当我们从图像的维度考察集体记忆时，图像便同当下的意识形态诉求是一致的。图像作为一种记忆建构的载体，通过受众的“阅读世界”与图像中的“历史视界”达到视界的融合，其目的在于实现与历史的对话及重建。央视推出的《南京大屠杀真相》《西南联大》《长征》等纪录片是对民族创伤记忆的真实记录;中文国际频道推出的专题节目《国家记忆》，包含了抗美援朝、解放之战、两弹一星等民族奋斗记忆的真实记录。同时推出VR情景模拟，通过现实与虚拟的置换，以获得更为饱满、深刻的认识。人民日报头版图像多以领袖人物与政治仪式为主题刻写社会记忆等。这些记忆不仅是对历史的复原，引起受众的感官体验，更在于实现视觉“增殖”，引发受众的某种心理期待和意识想象，建立起一种与现实的推理关系，提供一种对经验的当下追溯性观照，使社会发展建立在共同认知基础之上。二是通过“远景”形态的图像叙事提供行动动力。通过关于“民族复兴”蓝图的叙事，使民族复兴从想象的乌托邦落实为集体的行动;通过关于“社会主义”走向的预叙，使共产主义从遥远的未来转化为当下正在做的事情。官方通过主流媒体及短视频APP相继推出形式多样的远景想象。以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新华社以折纸动画、3D动画的形式推出微视频《跃然纸上看报告》;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例，央视网通过技术+偶像+受众的配置，在三维抠像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原声与水墨画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推出《习近平总书记为你描绘“新时代”》;国际频道则推出了以图鉴式阐述为主要形式的《这五年，发生在你我身边的那些变化》以及以文字动画为表现形式的H5作品《天空飘来几十个字儿，都是你的事儿》等。这种“远景”式图像叙事以接近生活和真实的意象呈现，深深吸引着人民群众带着情感共鸣对民族的现实生活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找准民族的历史位置，激发民族的理想性，而对民族的理想恰是促使民族行动的起点。

五、百年经验启示：“应答”到“应援”的意象认同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运用图像叙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从民主革命时期以静态图像叙事为主、动态图像叙事为辅，到新中国成立后由静态图像叙事向动态图像叙事过渡，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以动态图像叙事为主、静态图像叙事为辅的发展历程，形成了静态与动态图像叙事交融互哺的格局，在视觉场域中逐渐引发了“应答”（通过图像叙事主动回应关切）与“应援”（通过图像叙事得到受众反哺）的双向耦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借助图像叙事建构起自上而下的“应答”与自下而上的“应援”兼具的意象认同模式，以破除因身份区隔带来的思想政治工作圈层壁垒，进而提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效。

1.坚持静态与动态图像叙事的交融互哺。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事件必然表现为在时间中的进展，具有持续性，当发生在时间进程中的事件被捕捉并以照片、绘画等印刷类大众传播媒介形式固定下来并构成“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12]，那么单幅图像就能基本表达出事件的前因后果，反之，则需要多幅图像构成具有逻辑性的场景，把时间进程中事件的多个要素综合在一起以完成叙事。随着媒体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成熟，电子类大众传播媒介成为图像叙事的重要载体，从而催生了动态图像叙事，影视剧、纪录片、宣传片、动漫等都属于此类。动态图像叙事不再捕捉发生在某个瞬间的事件，而是保留整个时间流上的事件发展。在动态图像叙事中，被讲述事件的时空与叙事的时空是两个不一样的存在，被讲述事件的时空是现实生活中流逝的不可回转的物理时空，叙事的时空是叙述者安排和处理后的时空，更容易让接收者将自己的情感体验及意识投射到动态图像中，使得动态图像叙事具有即时动态交流的性质，建立起叙事接收者与现实间真实有效的关系，从而确立起主体的认知制度和价值秩序。静态图像叙事与动态图像叙事的叠加运用更加强化了体验需求、想象力需求，不仅模拟了个体的社会生存环境、感觉系统、真实行为和情绪，还为个体的欲望、想法找到了激发口和发泄口，构成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心理场域，从而奠定黨的思想政治工作认同的心理基础。

2.动静交融中“应答”与“应援”的成效彰显。坚持静态图像叙事与动态图像叙事交融互哺贯穿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思想政治工作图像叙事始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现大量描述史实场景的画报、漫画、摄影，例如《良友》画报刊登的“暴行日本”“日本入侵沈阳”照片。再如延安摄影队拍摄的毛主席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毛主席给抗大二期学员作《论持久战》报告的照片;《候敌深入，一鼓歼灭》以手掌和蜘蛛为喻用以阐明抗战对策;《唯有军民合作，才能消灭敌人》以两人掌握滚轮碾压敌人为喻说明军民团结的重要性等;摄影队还拍摄了《风云儿女》《八百壮士》《松花江上》等反映革命抗战的电影，形成了以静态图像叙事为主、动态图像叙事为辅的思想政治工作叙事格局。在血与火、生与死交融的抗战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主体身份向千万民众回应了敌友、民族发展等问题并赢得信任与支持，万千青年奔赴延安，工农群众纷纷响应党的号召，最终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党中央意识到电影是最有力和最能普及的宣传工具[11]，突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是电影生产中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电影行业得到极大发展。在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革命英雄主义电影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如《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等反映“革命斗争”主旋律的影片，形成了由静态图像叙事向动态图像叙事过渡的思想政治工作叙事格局，以我们民族“从哪里来、去往哪里”的主动应答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者艰苦奋斗建设新中国的应援。改革开放以来，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为思想政治工作图像叙事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叙事主体也不再局限于主流媒体、官媒，而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一切宣传真善美的图像创作。由于网络技术革新，电视、通讯卫星、影碟、电脑网络、电影、录像等电子传播媒介再一次将视觉实践推向高潮，大众对感觉的力量与体验的丰富需求意味着感官的整体性回归，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动态图像。各类动态图像叙事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中占据优势，形成了以动态图像叙事为主、静态图像叙事为辅的思想政治工作叙事格局，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主动应答使国民思想获得再一次解放，从心理层面破除了唯西方标准论的论调，开始从国民思想层面形成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标准以及更加坚定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

3.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构建“应答”与“应援”兼具的意象认同模式。在静态与动态图像叙事交融互哺中构建起自上而下的“应答”与自下而上的“应援”兼具的意象认同模式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图像叙事的发展新路向。自上而下的“应答”引发自下而上的“应援”，最终形成“应答”与“应援”交互的磁场效应。各类文件政策的图鉴式二次阐释表达出主流媒体主动向大众靠拢的意愿，主流官方组织通过对话搭建双向互动的传播模式，借用各种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元素传递价值引导，通过大众的实时评论、弹幕仪式等获得与大众对话的契机，以适应其特点的方式弥合主流媒体与大众间的身份区隔，实现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话语权。共青团中央于2017年初入驻哔哩哔哩平台，2018年进入短视频平台，在这些平台中，共青团中央以“团团”“团妈”自称，并创造性借用《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语录，告诉大家“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邀请正能量“草根”、青年明星告诉大家“少年强则中国强”，甚至将“那兔”冠以团兔的称号，主动融合亚文化，使爱国这样宏大的主题能够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被讨论，而不是仅仅限于主题会议、典礼仪式中。同时央视新闻、外交部办公室等也积极入驻抖音平台，对时事、热点事件进行评论，以引导舆论的正确走向。同时，由于新媒体传播的匿名性和虚拟性等，加之视频剪辑、拼贴技术的普及，导致信息传播中自发性、盲目性、虚假性倾向严重。为此，要不断增强主流媒体把握政治式图景的主动权，主流媒体可以通过及时把握当下大众的思想活动特点和接受信息的方式，创新传播形式，以自制短视频、结合动漫、设置特色议题等方式，从阐释中央精神到关注百姓身边事，实现全方位、多层次与多声部的主流舆论矩阵，既解决思想问题又关注大众实际问题，以此增强大众与主流媒体的共鸣，从而提升大众对主流媒体传达信息的认可与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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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陆显禄.中国电影主旋律流变及其特征：基于新中国电影70年的考察[J].电影评介，2019（19）：4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