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的历史演进和重大创新

2021-12-28刘瑜

理论导刊 2021年12期

摘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发展的历史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思考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对革命胜利后如何发展进行了初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开启了对发展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理论指引。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的新理念。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基础上，形成了新发展理念，把对发展的认识提高到新境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和丰富发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发展战略;新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12-0033-06

作者简介：刘瑜（1991-），女，重庆人，中共西安市委党校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指出要从过去百年的奋斗史中总结成功经验，引领我们在新的征程上继续成功。梳理我们党对发展理念不断认识的思想轨迹，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的历史演进与重大创新，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断努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淬炼中展望发展前景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1]。在总结过往历史和对各种各样的主义进行比较之后，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实现发展的唯一出路。

1.发展的任务内生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是在国内军阀混战、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外来政治经济渗透和军事侵略的背景下诞生。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實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是内在一致的，它是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阶段性目标，而这一阶段性目标又具体体现为救亡和发展两大历史任务，两者密切联系。完成救亡的任务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发展的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救亡为发展提供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发展是救亡的必然结果，救亡与发展有机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若取得胜利，则意味着救亡的任务已经完成，发展将成为革命胜利后的主要任务。

2.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就认识到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我们党大多在农村甚至最偏僻的山区开展革命活动，这些地方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工业。我们党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2]146-147，没有强大的工业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不能发展生产力就会失去老百姓的拥护。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首次提出生产力是衡量一个政党的政策及实践好坏的标准。毛泽东将工业化与社会结构变化相联系，认为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2]147，同时提出我们的革命任务是“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2]207。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中国的发展轨迹应是从传统农业社会旧体制向适应现代工业社会新体制的转变。

3.发展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在实践中广泛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将来还“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2]318，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谈到党接管城市后的经济政策时，毛泽东使用了“现代化”的概念，提出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获得向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3]，为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了准备。这一时期，我们党形成了诸多关于发展的宝贵认识，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已经清醒意识到唯物史观指明的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如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国将从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曲折探索中明确发展思路

新中国的建立，为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稳定的国内环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同时，开始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

1.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在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国家富强，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赶超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主张，希望能像苏联一样，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中国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发展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此种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即通过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促进生产效率最大化，从而带来物质进步，对于资本匮乏的落后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世纪50年代，我国建立起指令性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通过“三大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工业积累和投资。1952-1978年间，我国工业增长率达6%[4]，仅用了20多年时间，便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未来发展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也较为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一条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2.开启对发展问题的理论思考。20世纪50年代，我们党开始独立思考发展问题，对发展理论进行了开创性探索。第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理念，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并立足中国实际，提出“以苏为鉴”的思想。1954年，毛泽东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总任务[5]350。之后他又在不同场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提到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时指出，要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少走弯路[6]23。为此，在研究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党中央明确提出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些[7]。第二，从全局和长远出发，提出要注意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要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6]24-26。第三，在科学判断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明确了发展是中心任务，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展先进生产力。1956年，毛泽东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6]1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8]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

虽然在之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经历了曲折和艰辛，犯了未能准确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调节生产关系时急躁冒进的错误，但是党在这个时期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党对发展理论的探索对后续的发展实践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3.提出“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1954年，中国共产党在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正式提出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5]350，明确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9]。1956年，党的八大将这“四个现代化”写入党章总纲。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6]267-268。1959年，我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加上当时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困难，毛泽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还“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0]。针对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诸多发展问题，党中央在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整顿政策。1963年至1965年，中国经济得以恢复，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将“四个现代化”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决定从1965年开始用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此后，虽然遇到种种困难，这一目标仍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实现。

基于“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蓝图进行了勾画，如规划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时间和步骤、设计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和路径等，虽然这些设计规划还不完整、不到位，但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其意义及影响是深远的。

三、改革开放和社會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在锐意进取中创新发展理念

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等原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总体上看还相对较低，到197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11]115，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才四五十元，农村广大地区还处在贫困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完成了对发展理念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强调发展的重要地位，制定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发展的科学路径和价值立场，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

1.强调发展的重要地位：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念的演进，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密切联系。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社会主义在各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基础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科学判断，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这个主要矛盾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针对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围绕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

20个世纪80、90年代，先是东欧剧变，后是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发展遭遇重大曲折，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冲击。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处变不惊、顶住压力，坚定指出：中国只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便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别想扭转我们的社会主义航向”[12]136，“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当代世界的根本矛盾”。他反复强调要坚决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指出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积极稳步地发展国民经济”[12]59，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13]118。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3]538，发展问题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和坚持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思想和总结新世纪我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发展观，并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依靠发展来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

2.更新发展的目标和路线图：“三步走”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以贯之、与时俱进地规划发展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主要使用“四个现代化”的表述，后来改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结合中国实际提出的发展目标，邓小平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康”的概念，将“中国式的现代化”称为“小康之家”[14]，把现代化的标准调整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程度，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的标准。具体的发展步骤是分三步走，先花10年时间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再花10年时间达到小康水平，在此基础上，再花30年到5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分解为“小三步”，确立了2010年和2020年要达到的目标。党的十六大对新的“小三步走”战略作出进一步阐述，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不是主观臆想，而是基于对中国现状和发展前景的客观分析。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中国的发展目标作出规划，认为可以先花十年时间也就是到90年代让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量化指标为国民生产总值人均500美元。在此基础上，再花10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人均1000美元。因此，邓小平最初提到的小康目标，是人均1000美元的目标。十二大召开以后，按照当时的经济发展趋势和人口增速，国民生产总值若在20年的时间内按计划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只能达到800美元。所以，邓小平后来在提到小康目标时，采用的是人均800美元到1000美元的灵活说法。在描述国家现代化建设目标时，邓小平也会根据实践使用更加准确的说法，如从“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的转变。“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的提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了解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和形成的重要理论。

3.完善发展的总体布局：从“两个文明”到“五位一体”。关于如何发展中国经济问题，邓小平强调应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进行“全面的改革”和“对外开放”[11]117。“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全都涉及经济领域，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基础上，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也不断与时俱进。邓小平提出，不能只顾着发展物质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十二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应“三管”齐下，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5]。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三大制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措施。但随后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十三届四中全会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提出了加紧进行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五大将政治文明摆在与“两个文明”同等重要的位置，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要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大深入阐述了政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和任务，正式确立“三位一体”的发展布局。

发展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社会建设日益成为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同样重要的发展内容。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同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更高要求，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应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方面，相对应的现代化目标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发展布局正式形成。发展带来社会问题的同时，还伴随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回避这一问题，2006年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就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发展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大从战略高度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将其作为推动中国整体发展的重要内容。自此“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正式形成，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4.优化发展思路：发展要全面协调可持续。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现代化建设由原先的封闭转向开放，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现代化建设是多领域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决非单纯的经济发展。邓小平以前瞻性的眼光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搞单打一。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要注意抓教育和科学技术，两个文明都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经济在取得高速增长之后，需要考虑的是这种发展速度能不能持续的问题。为此，江泽民指出经济发展要快速，也要持续、健康，“稳定是发展的根本前提”[16]，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并从战略高度分析研判了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遇到的风险，提出应对政策。围绕跨世纪发展的目标，他还提出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实现健康、协调的发展。胡锦涛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模式，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这是针对粗放式的增长方式消耗大量资源及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来的发展新思路。这一时期，我们党从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强调又快又好地发展到强调又好又快地发展，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入，对经济发展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5.明确发展的价值立场：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終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始终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基础上，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并把它写入党章。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新特征。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守正创新中丰富发展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尤其是十八大后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极大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和丰富发展。

1.新发展阶段加深对发展前提的认识。我们党历来坚持发展的目标导向，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制定了若干阶段性目标。20世纪80年代，我们党提出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三步走”战略。90年代，又明确提出“小三步走”发展战略和重要战略机遇期等判断。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向第一个一百年进军的目标，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新发展阶段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党的十九大制定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一步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提前了15年），第二步再用1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新发展阶段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深化和拓展。

准确把握发展阶段是发展的根本前提和依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处在什么阶段进行过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们犯了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超越阶段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和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提升到新境界，提出了新发展阶段思想，即明确指出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规律决定的，深刻分析了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和依据，进一步指出了新发展阶段要实现的目标。

2.新发展理念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17]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把新发展理念理论体系的内容概括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十三个重要方面，从根本宗旨、问题导向和忧患意识等方面论述了怎样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发展理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又是党执政理念的本质和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19]。他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在谈到共享发展理念时，他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共享理念的实质[20]。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1]。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是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从需求端看，广大人民群众不再仅满足于物质层面的需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含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新需求。从供给端看，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看，要在新发展阶段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突破口就在于要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新发展理念正是我们党坚持问题导向提出的发展新思路，立足变化了的实际，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为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科学指引。

3.新发展格局丰富对发展途径的认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制定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

新冠疫情暴发后，习近平在推动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实践中明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面对逆全球化趋势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习近平提出我国要逐步改变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22]。这一发展战略是在深刻把握世界大势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其目的是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2020年5月，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习近平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创新为动力推动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逐步形成新发展格局[23]。2020年7月2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扩大开放并不矛盾，是为了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发挥内需潜力，对创新发展提出更高要求[24]。之后，习近平多次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等，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动力和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战略部署，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科学路径，需要我们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

结语

党对发展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的演进和创新，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人肩负起发展的历史使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其发展理念在不断探索和演进中愈发科学、清晰，引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十八大以來，习近平关于新发展理念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的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与此同时，面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我国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必然会承受其他国家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对发展理念的认识，这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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