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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等教育招生制度公平性比较研究

2021-12-28王万成

高教学刊 2021年36期
关键词:公平性比较研究

王万成

摘  要:美国频曝高校招生舞弊案,美国的富人、明星利用不正当的手段使其子女进入美国的知名高校,凸显了美国高等教育的不公平问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深化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阶段,发生在美国的高校招生舞弊案件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并引以为戒。文章通过对比分析中美高等教育招生制度的差异,基于教育资源配置的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比较了二者招生制度的公平性,得出了现阶段美国高等教育招生制度存在显著的不公平性,而中国高等教育招生制度实现了最大范围和程度的公平的结论,并提出了新形势下不断优化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招生改革工作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中美高校招生制度;公平性;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1)36-0001-05

Abstract: The college enrollment frauds were frequently expos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rich people and stars in the country have used improper means to bring their children into well-known universities, which highlighting the unfair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present, our country is in an important stage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enrollment system. That case deserves our atten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difference and compensation in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fairness of the two enrollment systems,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inequity in the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system at the present stage, while the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system has achieved the greatest extent and degree of equity, and also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continuously 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in China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Keywords: enrollment system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quity; comparative Study

高等教育一向被視为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近年来,在国家“双一流”建设举措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非常迅速。美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整体实力毋庸置疑,然而2019年上半年媒体所曝出的美国迄今史上规模最大的高校招生舞弊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美国高等教育某些方面不足的契机。美国大学的招生录取制度与我国大有不同。近来,美国名校招生舞弊案令全世界愕然,这说明美国的高等教育招生制度虽然顶着“多元化”的名号,却远非一片净土。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对我国高等教育坚定走自己的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震惊全球的美国名校招生舞弊案

2019年,美国当地时间3月12日,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了50人,罪名是操纵一个涉案金额达2500万美元的骗局,帮助一些富有的美国人的孩子在大学入学考试中作弊,进入精英大学,包括乔治城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等世界名校,这是美国司法部迄今为止起诉的最大一起大学招生舞弊案[1]。

联邦检察官指控58岁的威廉·里克·辛格(William Rick Singer)通过他在加州纽波特海滩的商业边缘学院和职业网络(Edge college & Career Network)运营一个2500万美元的大学入学骗局。美联邦调查局(FBI)为支持这份起诉书而提交的宣誓声明列出了八所涉案大学,包括前述的乔治城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威廉·里克·辛格是此案的核心人物,他是所谓的非盈利升学机构商业边缘学院和职业网络的创始人。该机构又叫“钥匙”(The Key),专门为有需要的家长提供帮助,通过请人替考、买通考官在考试后修改成绩、买通名校教练作伪证、假造体育生资格等方式,让他们的孩子上美国名校。

在32名受到指控的家长中,包括Willkie Farr & Gallagher律师事务所联席主席戈登·卡普兰(Gordon Caplan),私募股权巨头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TPG)的高层威廉·麦格拉汉(William McGlashan),以及两位好莱坞女星菲丽西提·霍夫曼(Felicity Huffman)和洛莉·路格林(Lori Loughlin)。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2011年到2019年2月间,这些家长为让孩子进入精英大学,向辛格支付了高达20万至650万美元的费用,总额高达2500万美元左右,用于贿赂教练和大学管理人员。辛格提供给学生的“帮助”有四种形式:第一种是“贿赂大学入学考试管理人员,让第三方为考试作弊提供便利,在某些情况下还通过假扮成考生的方式。”在该方式下,家长们通过贿赂1.5万至7.5万美元,受贿的管理人员会给考生提供答案,修正他们的答案,或让第三方冒充考生参加考试。例如好莱坞女演员霍夫曼通过向该中介机构汇入1.5万美元,成功帮助她的长女修改了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第二种是“贿赂大学体育教练和管理人员,让他们指定申请人为所谓的运动员新生,不管新生的体育能力如何,即使他们并不会这项运动。”例如好莱坞女演员洛莉·路格林被指控行贿50万美元,让两个女儿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被南加州大学赛艇队招录,尽管两个女儿并不会帆船;第三种是“让第三方代替学生上课,前提是这些学生在课堂上取得的成绩将作为学生申请材料的一部分提交。”第四种是“提交虚假的大学入学申请,其中包括伪造的考试成绩和班级成绩,并经常列出虚假的奖励和体育活动。[1]”

该案件被曝光后,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媒体上表示,该事件所反映的美国高校招生“完全失控的乱象令人震惊”。美国大学招生咨询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妮·奈尔斯(Stefanie Niles)则直指,此次丑闻暴露了美国大学录取过程中的“极端商业化”。事实上,这起丑闻只是凸显美国高等教育招生制度问题的“冰山一角”,用金钱买大学入学门票的事情在美国并不新鲜。本次涉案的这些较为富裕的人为了让自己的子女进入名校读书铤而走险,但更富有的人可以通过给大学捐楼或其他大额捐赠的方式,“稳妥”地让其子女直接进入名校读书,美国高等教育招生不公问题可见一斑[2]。

二、中美高等教育招生制度及其差异性分析

(一)美国高校招生制度及其新动向

在美国,没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校招生与考试分离,学生需要自行向目标高校提交就读申请材料,高校拥有充分的招生自主权。学生的学术水平只是录取的因素之一,并非决定性的因素。为了进入名校,学生需要参加由独立考试机构组织的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或ACT(美国大学测试)。SAT主要考察学生的英语、数学和写作能力,考试内容和高中的教学没有关系,每年可以进行5次考试。而ACT包含对英语、数学、社会、理科这四门学科的考察,考试内容涵盖了中学阶段应掌握的教育内容,每年组织7次考试[3]。此外,为了更好地衡量学生的学习能力,高校还会考察学生的高中成绩以及学生提前修读大学先修课程的情况。美国名校在招生过程中,还会考虑许多非学术的因素,比如学生的面试表现、运动天赋、艺术特长、领导能力、服务意识、父母是否是校友或教职工等。

此外,为了减少标准化考试SAT和ACT严重阻碍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学生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弊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美国高校在招生录取中,同时采用了“考试可选择”(test-optional)招生政策。在这一政策主导下,高校在录取学生时,首先将提交和不提交标准化考试SAT/ACT成绩的学生分为两类,然后按照综合评审的大原则从中分别录取。截至2019年3月,全美共有1000多所高校正在实行这一招生政策[4]。

近期,由近百所美国顶尖私立高中组成的联盟MTC(Mastery Transcript Consortium)提出了一个新的学生评价体系——A New Model。A New Model与传统评价体系的区别在于A New Model是用定性的描述去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不是用定量的分数或评级。新的评价体系聚焦于学生的分析与创造能力、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领导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定量分析能力、全球视野、适应性和主动性、道德与诚信决策和思维习惯等八个方面,在高中期间持续追踪记录学生这八个方面的成长,给予学生过程性的综合素质评价[5]。目前,该体系已经用于申请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名校。

除此以外,美国的招生制度还存在公开的“旁门”。如果一个家族里有某校的知名校友,那么这个家族的学生有更大的概率被录取。如果给大学进行大额捐赠,也可以换取一张名校门票[6]。

(二)中国高校招生制度及差异分析

在中国,除保送生以外,其他想进入大学的学生均需要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即高考。高考由中華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统一组织调度,考试题目由教育部考试中心或者部分自主命题的省级考试院命制。同一个省份的学生,都用同一套考核体系进行选拔,考试内容与中学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大部分省份采用“3+x”模式,即所有考生都要参加语文、数学和外语考试,再根据文理科参加理科综合(物理、化学、生物)或文科综合(思想政治、历史、地理)考试。每年有且只有一次考试机会。

此外,为了使高考这种人才选拔方式更加科学,中国的高考改革一直在审慎地推进中。如作为高考改革的试点,从2017年起浙江省新高考打破了文理分科,除了必考科目语文、数学和外语以外,考生还需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7门科目中选择3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其中外语和选考科目有2次报考机会,而语文和数学仅一次考试机会。

与美国不同的是,在中国高校的招生过程中,学生的高考成绩起决定性的作用。高校依据学生的高考分数进行录取,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同时,中国高校也在探索更加合理的过程性量化考核评价体系,例如浙江省启动了“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制度,考生报名参加高校的“三位一体”测试,最终根据高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包括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和高校综合素质测试)和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按一定比例综合后择优录取[7],其中高考成绩所占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

三、中美高等教育招生制度公平性比较

无论在任何国度,其高等教育在招生的过程中,教育公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命题。教育公平包含三个原则,一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平等原则,包括受教育权平等和教育机会平等;二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原则,即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针对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三是教育资源配置的补偿原则,关注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的学生予以教育资源的补偿[8]。本文将基于这三个原则,结合中美高校招生制度的差异以及近来曝光的美国名校招生舞弊案,对中美高等教育招生制度的公平性进行比较。

(一)教育资源配置的平等性比较

教育资源配置平等包括受教育权平等和教育机会平等。这一原则在招生制度上体现为如何公正地选拔学生。在美国高校的招生制度中,由于没有统一的选拔标准,都是由各高校自行制定自己的选拔标准,因此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地选拔学生。相比于教育公平,美国的招生更注重教育效率,即如何高效地招收精英人才。因此,在美国高校的招生过程中,定量的成绩只是录取的因素之一,更多参考的是定性的综合描述。它关注学生的创新能力、挑战精神以及未来发展潜力,如前文所述的新评价体系A New Model甚至取消了成绩评价,以一种过程性评价来判断学生的进步与潜力。为此,牺牲了部分教育公平。综合素质的培养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领导力的培养需要活动数量的支持,全球视野的提升需要见识世面的经历,创造发明需要学校资源的配合,这一切都对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优越的家庭的子女有利。另一方面,A New Model看似更加全面、综合的过程性评价背后,实际上留足了“操作空间”。正如前文所述的美国名校招生舞弊案中已出现的情况,富有的家庭可以通过贿赂的手段,修改、伪造其子女的综合评价,使其轻松进入名校,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美国富人阶层对名校教育资源的垄断。此外,美国高校招生过程中的“发展性录取”也是公开的秘密。美国几乎所有私立大学都设有“发展办公室”,负责募捐事宜。它对外宣称不直接参与招生,但事实上对录取有很大发言权。一些豪门以慈善名义捐款,让其子女凭此轻松跨过名校的门槛。如哈佛大学2018年一年的捐款收入就高达220亿美元,这就导致现在通过捐款把孩子送入名校的门槛越来越高。《华盛顿邮报》认为,现在1000万美元可能也只是一个“入门级礼物”,难以得到名校招生办的特别关照[9]。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阶层逐渐分化,高考俨然成为了社会纵向流动的重要保证,是广大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重要渠道,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无论是传统的高考录取模式还是新兴的“三位一体”制度,高考成绩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中国高校的招生录取也考虑到了区域的差异,不同地区考试人数、教育水平差异大,在招生过程中通过调节录取人数、分省市划定分数线来兼顾地区平衡。此外,为了促进教育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还提出了实施“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进一步提高中国中西部地区与人口大省考生的高考录取率[10]。

(二)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性比较

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原则体现在高校招生过程中,就是针对学生个体的差异,有不同的招生方案。以体育特长生为例,美国名校非常热衷于招收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因为许多体育项目仅在私立高中开设,公立学校的普通学生无法接触到,这间接增加了富人子弟进入名校的机会。同时这些贵族运动还会给学校带来可观的捐赠和声誉。以哈佛大学为例,体育生占招生人数的比例高达12%。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高校每年招收的高水平运动员只占招生规模的1%[11]。本次曝光的美国名校招生舞弊案,正是利用了美国名校偏爱录取体育特长生的漏洞,通过贿赂大学教练,将考生包装成运动健将,从而蒙混过关。相比之下,中国高校的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要求学生达到国家一级或二级运动员水平,难以伪造。此外,中国高校的高水平运动员需要经常参加训练以及比赛,从另一方面保证了只有真正有体育特长的学生才会选择这条道路,让教育资源准确地配置给了这些有特殊才能的学生,避免了招生录取的不公。

在学生的评价体系方面,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化,一场考试难以全面评价一个学生,所以中国目前也在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招生方式,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例如中国部分高校在试点的自主招生就是通过高校自行组织的笔试、面试等多种方式综合评价学生,避免了优秀学生因为高考考场的偶然失手而与名校失之交臂的遗憾。而针对在单学科方面有突出表现、水平达到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的学生,可以具有保送资格,不让璞玉蒙尘。同时,为了规避可能产生的教育不公现象,2015年起中国取消了大量高考加分项目,打击了伪造加分资格的行为,进一步促进了高考公平选才。

(三)教育资源配置的补偿性比较

教育资源配置补偿原则在高校招生制度上体现为给予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背景的学生公平的升学机会,具体表现在教育资源配置要予以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以补偿。美国高校的招生由于是高校自己说了算,并没有统一的国家层面的计划,高校在招生过程中能否真正落实对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学生的倾斜政策,是无法保证的。并且为了提升教职工对学校的忠诚度以及校友对学校的捐赠,美国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对本校校友和教职工子女会采取优先录取,这就是所谓的“传承性录取”。有数据显示,在美国一流大学的学生中,校友子弟大约占10%到25%,教师子女有1%到3%。哈佛大学校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入学的新生中,29%来自“传承性录取”,普林斯顿大学15%的学生来自“传承性录取”,耶鲁大学的这一数据则为13%[9]。

在中国,针对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的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提出了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也称“自强计划”),包括国家、地区和高校三个层面,给贫困地区的学子提供了更多的升学机会[10]。在自主招生方面,中国高校通过制度层面的设计,避免自主招生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引起的不公现象,如作为中国顶尖学府之一的北京大学在自主招生过程中实施了元培综合评价系统,看重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并指出这里的兴趣爱好不是城市里的学生专属的芭蕾、钢琴,而是寒门学子也可以具备的天性里对事物的好奇与热爱[12]。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前述分析不难看出,美国高等教育的招生制度是在保证学校利益的情况下选拔人才,由于选拔标准模糊,且没有考虑到区域教育的差异以及学生社会经济地位的懸殊,其不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近期媒体曝光出来的美国高校招生舞弊大案,既是其不公平性的直接例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美国的众多家长们对这种不公平制度无奈的反抗。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时代,教育公平成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在对比了中美高等教育招生制度后,不难发现,确保公平始终是中国高等教育招生的准绳,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招生制度的显著特征,中国高等教育招生制度实现了最大范围和程度的公平。而公平性的基石,就是中国的高考制度,自从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这项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被公认为是“最不坏的制度”,是促进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重要保障,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因此,在招生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平,同时又能更好地发挥高考在选拔优秀人才方面的作用,一直是中国高等教育招生改革的核心问题。通过前文对中美两国在高等教育招生制度公平性方面的比较,对于在新形势下不断优化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招生改革工作,启示与建议如下:

(一)坚定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自信

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其发展水平关乎国家民族的创新能力,影响其思想厚度、文化素养与精神品质。纵观人类发展历史,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支持和智力支撑,创造了大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奇迹。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自信。每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每种成功的高等教育类型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决定着高等教育必须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五四青年节在与北大师生座谈时指出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13]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内生动力,必须要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土壤。一味地跟踪和模仿是不能在世界高等教育范围内发出中国声音,不能提供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的。我们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建立与国情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与模式,这需要积淀和传承,需要决心与信心,也需要恒心与耐心。

(二)审慎稳妥地推进招生综合改革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审视我国的高等教育,我们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矛盾累积和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精英模式向大众模式的转变,其间产生的一些问题还需要时间的磨合,需要教育观念、教育结构、教育模式等多方面的渐进性和适应性调整,需要在反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共识。我们要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站在全球视角、站在新的高度考虑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问题,要基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审慎稳妥地推进招生综合改革。如近年来部分省份和高校在试点的自主招生与“三位一体”招生模式,因为招生规模不大,并与高考时间错开,高校有充足的精力审核学生的申请材料并全面考核学生,并通过综合素质评价环节体现素质教育改革的导向与成果。在自主招生及“三位一体”招生过程中,要通过科学设计面试考核等相关环节,做到对学生能力素质与未来创新潜力的客观评估,充分发挥招生在选拔拔尖创新人才方面的作用。

(三)进一步加强监管机制建设

本次曝光的美國招生舞弊案,无论是考试替考、提供答案、考后修改答案,还是伪造获奖材料,都反映出监管不严的问题。在监管机制方面,我国实施了多项举措,例如高考试卷的专车运卷、多人阅卷,高考考场屏蔽信号、指纹验证以及高考作弊入刑等,有效地防止了违纪行为的发生。同时教育部实施了招生“阳光工程”,利用网络促进信息公开,完善招考政策和录取结果的透明化,这些都是很好的举措。

近年来,“三位一体”等综合评价逐渐面向全国展开,在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同时,也要防范舞弊现象的产生。美国高校招生舞弊案的教训值得警惕。首先,要落实责任主体,明确申请材料审核的专家和程序,及时公开相关情况。其次,防止漏题泄题,避免某些高校教职工利用职务之便从中牟利。最后,严惩舞弊人员,形成威慑,让人不敢舞弊,从而保证自主招生、“三位一体”招生过程的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1]Liz McNeil, Steve Helling, Linda Marx. The College Admissions Scandal[J].People,2019(4):44-47.

[2]唐昀.美国名校招生黑幕:除了后门,还有“侧门”[N].南方周末,2019-3-20.

[3]周光礼.中美高校招生制度差异分析[J].中国考试,2018(5):20-23.

[4]胡乐乐.美国高校本科招生“考试可选择”政策探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9(5):42-44.

[5]杨志明.美国私立高中联盟综合素质评价模式之启示[J].中国考试,2018(4):5-9.

[6]姚晓丹.特招舞弊案折射出美国高校招生的“三重门”[N].光明日报,2019-7-4.

[7]王后雄.评美国高校招生改革“新模式”[J].中国考试,2018(3):11-14.

[8]褚宏启.关于教育公平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中国教育学刊,2006(12):1-4.

[9]梁凡.美国大学的“门”[N].工人日报,2019-3-29.

[10]教育部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EB/OL]. [2019-07-28].http://www.moe.edu.cn/srcsite/A15/moe_776/s3258/201803/t20180320_330717.html.

[11]黄圣媛.中美名校本科招生制度比较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7.

[12]北京大学招办主任秦春华谈北大的选材之道[EB/OL].[2019-07-29].http://www.eol.cn/html/g/pku/index.shtml.

[13]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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