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统战工作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的困境及创新研究

2021-12-28吉强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年5期

吉强

摘要：新发展阶段需要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保驾护航。由于互联网“最大变量”的深刻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一个重点。近年来，统战工作愈发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但是在“谁来传播”“传播什么”“怎么传播”等层面存在着实践困境。这需要统战工作进一步强化互联网思维，通过打造覆盖广泛、多元、多层的传播队伍，推进内容的宣传导向与需求导向相统一，构建勾连圈层的统战传播网等方式加以应对，为维护新发展阶段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统战

中图分类号：D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5-00022-08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1]新发展阶段，“‘两个大局相互交织，‘两个百年历史交汇，意识形态领域使命任务更加艰巨，阶段性特征更加显著，阶段性挑战更加突出”[2]。“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3]另一方面，离开了有效传播，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难以发展、延伸和成功。互联网及新媒体技术以其自身逻辑不断重建传播秩序和传播规则，深刻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4]一旦网络意识形态传播阵地失守，势必引起线上线下各领域的连锁反应，最终会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新发展阶段，要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坚强的政治保障。

统战工作是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高度契合。近年来，统战工作愈发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断进行“互联网+统战”的实践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统战工作在“谁来传播”“传播什么”“怎么传播”等层面均存在着困境，影响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效能。因此，在新发展阶段，统战工作需要进一步顺应网络传播规律，不断强化互联网思维，在传播主体、内容、路径等方面加强实践创新，为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更好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

一、“谁来传播”层面：网络传播中心的流动性导致选人、用人困境

网络传播格局是一种流动性的“多中心化”格局。这使得统战工作在打造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中心时，面临着选准人、用好人的难题。

（一）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呈现“多中心化”格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赋予了网络用户传播权，导致“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以打造“我的传媒”。由此，传播的基本单位不再限定于专业化的传媒机构层面，而是体现在传播“个体”（包括个人、组织、商业平台和专业传媒机构等）层面。每一个传播“个体”都以节点的形式存在于整个传播生态之中，体现出传播扁平化的特征。在此情形下，众多的传播“个体”形成了广泛的竞争态势，客观上会分流其他传播“个体”的资源，从而瓦解以往金字塔般的“中心化”传播格局，形成“去中心化”趋势。

另一方面，“人人都有麦克风”并非人人都有相同的“音量”。不同传播“个体”在传播资源、能力、影响力等方面存在强弱之分。其中的强势传播“个体”在“去中心化”的趋势中又有了成为“中心”的可能，这便导致“再中心化”趋势。“去中心化”趋势会干扰传播“个体”中心化的种种操作，同时给传播中心寻求垄断性地位制造障碍，削弱“一家为大”的格局。而“再中心化”趋势则保留了“中心”与“非中心”的“层级”性结构，使得传播中心依然存在。两种趋势并存且相互影响，在宏观层面便形成了“多中心化”的传播格局。

建立在“人人传播”之上的“多”中心，并非单纯体现为数量上的“多”，更是体现在来源或性质的多样多元。在“多中心化”传播格局中，传播中心包括了个人和组织（机构），涵盖了体制内外。其中，既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中心，也有倾向于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具有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中心。

（二）传播中心具有流动性特征

除依靠技术赋权之外，一个传播“个体”能否成为传播中心，其中心地位是否可以得到维持或加强，还受到其他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自身能力，即传播“个体”的主观性因素（包括传播意愿、传播观念与思维等）和客观性因素（包括社会地位、传播资源、传播技能等）。二是官方赋权，主要体现为官方给予的政策、物质等方面的支持。三是用户资源，当用户与传播“个体”具有黏性（体现在用户对传播内容的关注、转发和评论等方面），尤其是愿意向传播“个体”让渡自身的话语权时，用户才可被视为有效的用户资源。用户资源是传播“个体”能否成为“中心”并维持中心地位的关键。四是不同传播中心之间相互合作或竞争的状态。

上述因素，特别是用户资源和“中心”间合作或竞争状态，往往复杂、变动而不确定。这在微观层面体现为传播中心的不稳定性，在宏观层面体现为传播中心的流动性——不断有新的传播中心产生，也不断有传播中心被“去中心化”。

（三）打造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中心的选人、用人难度增加

统战工作主要是做代表人士的工作。在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中，一個重要的途径就是使统战工作对象成为传播中心，发挥“意见领袖”影响一片的作用。在发现而选择、培养而发挥作用等环节，都力求“中心”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但是，网络传播中心流动性特征首先带来了“找谁”的难题。例如，在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中，即使运用大数据等网络手段筛查，通过线下“人找人”等方式推荐，依然不同程度存在“找人难”的问题。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播中心的流动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在用好人、发挥好作用环节，网络用户资源状况、不同“中心”间的竞争状况等因素，将导致统战网络传播中心存在不稳定性。例如，一个网络“大V”可能因为一些言论或一件事而“人设”崩溃，瞬间失去影响力。

二、“传播什么”层面：网络信息的繁杂性、碎片化、娱乐化、传播智能化导致传播内容生产困境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网络传播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信息的繁杂性、碎片化、娱乐化和传播智能化。这种“四化”传播环境对统战工作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造成冲击。

（一）网络信息繁杂性分散用户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注意力

网络信息的繁杂性是现实社会复杂异样性与网络“人人传播”叠加的必然结果。新发展阶段，“两个大局”相互交织。国际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5]。与之相伴的是，各种诋毁或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论、各种消极情绪夹杂着西方价值观念，不断通过网络加大对国内的输入和渗透。在国内，改革和发展必会引发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等诸多方面的新变化，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价值取向更加多元、不同社会思潮此起彼伏。源于现实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念、社会思潮、流行文化，在“人人传播”的网络生产中以不同形式、不同面目不断涌现，产生巨量复杂多元的信息，这些信息在相互竞争中不断分散用户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注意力。

（二）网络信息碎片化影响用户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

网络生产出巨量信息，但用户注意力却有限度，信息的“无限”与注意力的“有限”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网络传播终端的移动化、小型化改变了用户接触信息的习惯，用戶通常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生产或消费信息，信息碎片化传播成为一种常态。在碎片化传播中，完整或宏大的叙事不易被认可，任何主题、任何事实都可以被拆解为不同“零件”，因此，用户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易出现零散化、片面化现象。另一方面，网络用户并非完全停留在碎片化理解的层面，他们会根据自己或所属群体的认知、情感、立场及观点，在不同平台、不同文本中有选择地截取各种碎片，再“把各个碎片结合起来，创造出意料之外的故事情节，然后通过增加新的细节来完善叙事的完整性，最后在这些碎片之间建立一致的因果关系”[6]，从而拼贴出每个人“自以为是”的“完整”图景。在信息的分享和多次传播中，经过不同用户的层层拼贴，最初的叙事可能被扭曲得面目全非。上述现象易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规则和话语体系被解构，意识形态内容被拆解、被重构，难免会使网络用户在接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三）网络信息娱乐化易降低用户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娱乐是人获取外界信息时的一种客观需求。但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信息的娱乐功效被无限放大，出现了一切皆可娱乐、一切皆为娱乐的异化现象，即信息的娱乐化倾向。现实中，为了吸引流量，获取经济利益，恶搞、煽情、“虚无”、审丑、嘲讽乃至制造争议性话题时时可见。信息娱乐化难免造成低俗、庸俗、媚俗导向，冲击社会公序良俗，弱化网络用户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更危险的是，各种错误的思想观念往往借助信息娱乐化这一隐蔽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网络用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最终导致网络用户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的降低。

（四）网络信息传播智能化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隐患

以算法推荐内容为特征的信息传播智能化已经出现。算法推荐的技术本质是“对资讯和人的精准匹配，平台媒体通过广泛抓取各种内容源生产的内容来聚合资讯，再借助大数据的用户‘画像分析来向用户推送符合其兴趣或需求偏好的特定信息，且通过机器学习或算法改进逐步深化对用户的洞察，持续提升分发的精准性”[7]。其中，用户的需求偏好是算法的逻辑起点。算法推动了“满足需求偏好——强化需求偏好”的不断循环，形成了算法与用户需求偏好的紧密互动。

当前，在算法技术发展及运用领域，商业平台处于优势地位。它们成为“当下信息集成、流动、分发和传播的‘枢纽，而传统纸媒、电台或电视台，越来越成为边缘化的信息传播载体”[8]。当商业平台把持算法技术时，商业平台算法与用户需求偏好的互动将会发挥“把关”作用，并将逐步成为信息智能化传播环境中的基础性“把关”环节，这种互动将左右内容选择和信息传播流向。在此情形下，算法与用户需求偏好的互动一旦偏离“正道”，必将导致社会思想观念层面的偏向，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隐患。

（五）“四化”环境冲击网络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的“四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9]。统战工作在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中，需着重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其中，传播力是对内容的编码能力，引导力是在内容方面的议题设置能力，影响力是使内容引起关注、激发共鸣的能力，公信力是让内容获得普遍信任的能力。“四力”相互作用、密切关联，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效能。

但是，网络信息繁杂性导致的注意力分散、碎片化带来的理解偏差、娱乐化引发的认同降低、智能化产生的安全隐患，这四者相互交织叠加，对统战工作提高内容生产的“四力”不断造成冲击，会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三、“怎么传播”层面：网络传播结构的“圈层化”导致传播路径上的困境

当互联网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网络传播结构趋于“圈层化”。“圈层化”导致异质圈层相互区隔、同质圈层相互勾连，其负效应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范围扩散、深层次渗透造成较大障碍。另一方面，受传统传播思维、方式等因素影响，统战工作在网络意识形态传播路径上，存在适应“圈层化”结构的滞后性。

（一）网络传播结构趋于“圈层化”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因此，社会交往是人的固有的内在需求。现实中，人们基于社会分层，依据血缘、地缘、业缘等交往需求形成了各种线下社交圈层。社交媒体的盛行不仅促使各种线下社交圈层延伸至线上，也产生了形形色色、数量众多的线上新的社交圈层。同时，互联网技术发展不断催生新的传播平台。由于网络用户在使用平台时存在“人以群分”现象，多样化的平台便导致了平台性圈层，使得网络圈层糅合了社交和平台两个维度。

另一方面，网络用户总是处于一定的圈层中。他们往往在圈层内进行着信息的生产与分享，并通过圈层间的链接，推动信息“出圈”流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等各种传播方式均内嵌了圈层要素。因此，网络传播由“点到面”的单向线性结构演化为 “圈层化”结构。

（二）“圈层化”负效应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制造障碍

“圈层化”结构包含了两个维度：异质性圈层区隔和同质性圈层勾连，其负面效应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网络传播制造了障碍。

异质性圈层区隔的负效应——阻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在现实社会中，个人掌握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资源存在着差异，而所具有的血缘、地缘、业缘也被固定在条块分割的物理空间中，这必然导致不同圈层间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在保留各种现实圈层差异性的同时，又不断再构出基于平台和“趣缘”的差异化圈层。每个圈层都会成为相对稳定的“价值共识圈”，产生自我把关的信息过滤机制。内部一旦产生“群体极化”倾向，圈层便会变成一个“信息茧房”。此时，圈外不同声音会被拒斥、屏蔽，造成异质性圈层间的相互区隔。其负效应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息流在异质性圈层间易被阻断。

同质性圈层间勾连的负效应——放大“杂音”。在异质性圈层相互区隔的同时，同质性圈层却容易产生勾连。形形色色碎片化地分散、沉淀在各种圈层中的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会借助同质性圈层的勾连在更大空间流动，甚至产生“病毒式”的傳播效果。一旦如此，各种错误的价值观念、社会思潮便会整合放大，甚至变为“主流”，容易增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博弈的能力。

（三）网络意识形态传播路径尚不能适应“圈层化”结构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统战工作在网络意识形态传播路径方面尚未更好适应“圈层化”结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统战官方网络传播阵地未能嵌入更多的网络平台。互联网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新兴平台不断涌现。例如，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催生了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内容分发平台，并将提升此类平台的“头部”性。又如，随着5G的普及，将会出现一种趋势——“社会主要交流手段将从书写文字转为视频语言，短视频与中长视频将成为5G时代人机传播内容最主要的表达方式”[11]，视频分享平台将更加流行。在多平台的背景下，统战部门在内容分发、视频分享等平台上用力不足。

二是“关系传播”不够充分。当前的网络传播很大程度上“不再以信息的内容为导向，转而以受传者之间的关系为导向”[12]，“关系会影响讯息的传递方式和对意义的理解”[13]。网络传播体现出“关系传播”的属性。由此，人与人的互联，即关系互联已成为网络信息流动的“基础设施”。尽管目前统战工作注重社交媒体传播，但在技术运用、内容生产与分发等各环节，不同程度存在传统媒介环境下的“信息传递”思维，具有“点到面”的线性传播痕迹。同时，统战传播主体与目标用户的关系互动不畅，缺乏有效的“关系”互连，用户黏性不足，因而缺乏必要的“关系传播”资源，这些又易加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圈层化”结构中的传播困境。

四、新发展阶段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创新策略

新发展阶段，统战工作在现有实践成效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强化互联网思维，并针对各种困境，在传播队伍、内容生产、传播路径等方面继续创新，以此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效能，更好地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一）强化统战工作的互联网思维

针对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的深刻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14]，因此，统战工作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过程中，首先要强化互联网思维。这需要把握四个维度的互联网观。

一是网络规律维度的互联互通观——“网络的本质在于互联，信息的价值在于互通”[15]。互联互通观是互联网规律的集中体现。互联网的互联是“物—信息—人”多维多层多向交互的跨界互联，其中，信息互通是互联网互联的核心所在。一切互联均是以信息为媒介、以信息为内容，均是建立在信息互通的基础上。缺少硬件设备的互联、人的互联，信息流动难以畅通，而缺少信息的互通，设备、人及其他要素的互联将丧失存在的意义。可以说，网络互联与信息互通互为条件而融于一体，构成了互联网的内在基因。

二是工作空间维度的网上网下一体观——网上与网下互交互嵌为一体。网络空间并非网下空间的“原生态”映射，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为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不同于网下空间的新环境，并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同时，“网络空间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各个地方之间的通道”[16]，它与网下空间互联、互动而互融，共同构成了互联网时代的工作空间。

三是工作对象维度的虚拟人现实人统一观——“互联网虽然是无形的，但运用互联网的人们都是有形的”[17]，人具有线上线下的双重性。虚拟人现实人统一观是网上网下一体观的逻辑延伸，即人在什么样的空间会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在什么样的空间针对人的什么样特性开展工作。

四是工作本领维度的学网懂网用网观——“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提高通过互联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 [18] 。面对互联网新技术的迭代更新，需要不断熟悉、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解决好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

上述四个维度的互联网观相互关联、紧密联系，统一于“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要求，共同构成了统战工作的互联网思维。

（二）打造覆盖广泛、多元、多层的网络意识形态传播队伍

在互联网技术逻辑的作用下，网络传播“多中心化”的流动性特征将会持续存在。解决其带来的“找人难”、传播中心作用不稳定等问题，需从“人人传播”中的传播节点层面寻找对策。“根据罗伯特·梅特卡夫定律（Robert Metcalfe's Law），一个网络的有用性或者效用等于使用者数量的平方。”[19]按照这一定律，传播节点越多，网络意识形态整体传播效用越高。因此，打造覆盖广泛、多元、多层的网络意识形态传播队伍，可以一定程度化解网络传播中心流动性的困扰。

一是全面打造统战工作者网络传播队伍，形成人人都能传播、人人都会传播的局面，不断提升统战工作者直接面向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开展线上互动的意识和能力。二是充实统战工作对象网络传播队伍。针对“人人传播”“多中心化”“圈层化”等网络传播特点，基于统一战线各个领域，广泛选择传播主体。传播主体要涵盖体制内外、来自不同社会圈层，包括传统工作对象和新的工作对象群体。在上述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专业特长、传播技能及资源，按照“用户生产内容”“专业生产内容”“职业生产内容”的差异，培育涉及不同社会领域、不同类型的网络“大V”“中V”和“小V”。

（三）推动网络意识形态内容的宣传导向与需求导向相统一

在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20]，而“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求、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21]。这反映在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中，便涉及到内容生产的两个导向的关系——统战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宣传导向和目标用户“想看什么”的需求导向的关系。只有实现宣传导向与需求导向相统一，才能破解网络信息“四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强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及统战工作史，进一步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统一战线故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另一方面，善用大数据手段掌握网络用户特征、加强网络舆情监测，由此精准分析网络用户的共性和个性需求，从中找准思想的共振点、情感的共鸣点和利益的交汇点。在此基础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三贴近”，把握“时、度、效”，不断增强内容的说服力、亲和力、感染力，努力做到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同时，适应分众化、碎片化传播特征和用户的新媒体使用习惯，在内容表现形式上不断创新。

（四）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战传播网

要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更大的网络空间范围传播，就必须打破异质圈层间的区隔，形成穿透力强的传播路径。这需要从网络圈层的平台维度和社交维度着力，构建一张可以勾连不同异质圈层的统战传播网。

加快推进全方位立体化的统战网络传播平台建设。从功能方面看，不仅要进一步加强统战官方综合信息传播平台建设，还要着眼于统战工作对象，不断打造政治立场坚定、传播能力较强的个人或组织化的自媒体传播平台，让这些自媒体平台承担不同类型的传播任务。从技术方面看，统战传播平台，尤其是官方平台要积极在“今日头条”等内容分发领域和“抖音”等视频领域增加覆盖密度。通过这两方面的协同，形成功能定位多元、载体多样的统战网络传播平台集群，为构建统战传播网提供物质载体。同时，依据互联网的互联规律，加快对人的“关系”互联。在打造统战传播队伍时，通过创造各种“跨界”的线上线下关系链接，把区隔在不同社会空间、不同社交群体内的统战传播主体互联为整体性“关系大网”。

在上述过程中，建立起一个以统战网络平台群为支撑，以统战传播主体间“关系”互联为管道的传播网，让网内的不同统战传播主体嵌入相应的平台和社交圈层，再以统战传播主体间的“关系”互联打通这些平台和社交圈层间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统战传播网对圈层的广泛勾连。由此，发挥统战传播网的双重引流作用——把统战传播平台的信息流引入各个平台或圈层，把不同平台或圈层的人流引入统战传播平台——进而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可以说，对于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壮大红色地带、压缩黑色地带、促使灰色地带向红色转化，统战传播网将能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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