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飞 何玉芳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100044）

人类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传统威胁与非传统挑战相互交织，各种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而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格局难以继续维持，发达国家纷纷“退群”，全球化进程遭遇“逆全球化”的险滩。在双方的博弈之下，各种社会思潮也动向频繁，交锋对抗激烈，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国家政策战略的最终抉择。管窥与探赜多元思潮在此过程之中的发展态势，对于我国作出前瞻性的研判和部署，从而合理规制“思潮丛林”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一、逆全球化的罪魁祸首——新自由主义失衡并日益式微

20 世纪七八十时代，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两高一低”的重大危机，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全球化的经济范式蓬勃兴起。但自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自由主义却逐渐失衡并日益式微，影响力大不如前。因此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兴于危机也落于危机。

（一）全球化的政策工具：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以反对国家经济干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为主要特征，以资本主义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核心，推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理论体系。20 世纪70 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停滞或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的梦魇中无能为力，新自由主义在此背景下适应国家垄断资本突破国界，开拓市场的现实需要，在各种争论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方经济新的发展范式。它在经济上以自由放任为基本原则，高度推崇市场的完全决定性作用，在政治上否认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大力推行市场的自由化改革，通过采取减税、紧缩货币等一系列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帮助以英美为主要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走出经济滞胀的危机，开启新一轮全球化的高潮。在此过程中，新自由主义也逐渐从学术理论、资本主义经济范式向国家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发生嬗变，成为西方推进全球化的重要政策工具，并迅速向拉美、亚非等发展中国家蔓延，为资本的全球狂扩张扫清道路。[1]

（二）逆全球化的罪魁祸首：新自由主义的失衡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世界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市场失灵引发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也接踵而至，新自由主义因此受到各国广泛的质疑。资本的核心逻辑是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新自由主义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而狂放的运作，导致效率与公平严重失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国际金融也因缺乏有效监管肆意破坏市场规则，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严重失衡，“经济泡沫”频频出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结构性危机暴露无遗。而此时许多新兴经济体却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抓住机遇，迅速崛起，相对削弱了传统西方的中心主导地位。发达国家内部的逆全球化思想在此背景下开始萌生并发展壮大，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权威被打破，影响力逐年式微。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中的失衡是逆全球化思潮崛起的罪魁祸首。在中国，以“一带一路”为主要代表的新全球主义思想更加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认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将立刻退出历史的舞台，它对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必须时刻警惕新自由主义的再度崛起。

二、价值外衣的脱落——普世价值论逐渐走向衰弱

普世价值论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进文化霸权、政治霸权的话语工具，近年来由于“双重标准”的愈演愈烈，不断走向衰弱。西方政府的信任度逐渐降低，普世价值也已经不再普世。

（一）全球化的“政治信条”：普世价值论

普世价值从字面意思上是指全世界普遍使用、共同遵循的价值准则，但实质上是发达国家兜售与扩张人权、法治、自由、民主等西方价值观的理论外衣。普世价值的倡导者们企图用“西方标准”实现向他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通过对西方民主政治和制度模式的全球推广，实现资产阶级的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从而维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特殊利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其价值主体是“具体的人”“现实的人”，并非一成不变的抽象设定。而普世价值论却是通过抽象的人性对客观世界做出的静止、不变的反应，使泛化了的类整体对不同的价值客体产生相同感受而形成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能随着实践与历史的变化而发生转移，实质上是现实生活之上的空中楼阁，属于典型的唯心主义错误思潮。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常常利用普世价值充当“国际裁判”，“合法”地干涉他国内政，垄断国际话语，并赤裸裸地把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推向全球，通过“颜色革命”限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壮大，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虚伪性。

（二）虚伪性显露：普世价值不在普世

近年来，普世价值的“双重标准”愈演愈烈，虚伪性逐渐显露，在西方国家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一方面倡导自由、平等、法治等所谓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却大搞强权政治，有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干涉他国内政，以此来维护自身的话语权威，堂而皇之地将西方现代化的方式推向世界。而一些接受西方模式的第三世界国家不但失去了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而且经济持续滑坡、政治更迭不断，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现实窘境。同时，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当前世界文化更加多样，人们的思想更加多元、价值更加多变，在不同阶段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度不断发生改变。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一再证明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唯一，价值理念和制度模式只有适合本国的国情，得到人民的认同才能彰显巨大的优势和生命力，这些都极大引起了人们对普世价值的质疑和批判。[2]在中国，普世价值论的蛊惑力逐年走低，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更加自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也迅速提升，中国理念、中国模式更加深入人心。

三、内与外的“合奏曲”——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逐渐合流

近年来，由于各个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不均明显，对外的民族主义和对内的民粹主义持续高涨，并出现内外合流之势，极有可能汇成一股强大的反全球化逆流。

（一）对外的民族主义与对内的民粹主义

民族国家是全球化进程的基本行为主体。李维尔指出：“各民族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过去它们的贫穷程度不同，现在它们的奢侈程度也不同。”[3]全球化使得各个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接触紧密，交往联系日益频繁。但利益分配的不均也必然引起民族之间的冲突对抗，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就此产生，并表现出鲜明的“双刃剑”特征。一方面，积极的民族主义使得群众爱国主义情怀高涨，能够有效促进民族国家的团结进步。而另一方面消极狭隘的民族主义使得民族打压、排挤行为加剧，以暴制暴的情绪盛行，国家之间的冲突被不断激化。在民族国家内部，底层群众把贫富差距的扩大、政治精英化程度加剧简单地归咎于全球化，以平民利益为核心，反权威、反精英，倡导直接大民主的民粹主义逐渐兴起，并带有强烈的反智倾向和逆全球化色彩。作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产物，民粹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种政治运动，在表达群众的政治诉求和愿景方面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思潮极力抹杀精英阶层的历史贡献，极端平民化的倾向容易产生情感化、非理性的共识从而引发社会的骚乱，甚至被一些政客们利用，成为政党之间相互攻讦的帮凶。

（二）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出现合流

21 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活跃之势居高不下，特别是逆全球化的出现使得极端民族主义来势汹汹，并出现与民粹主义合流的倾向，形成强烈的排外情绪，企图削弱国家之间的利益互动。“在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合流的强大攻势之下，这样的趋势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甚至一度出现向恐怖主义转化的势头，成为一大全球性并且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潮流。”[4]在民粹主义的簇拥下，美国开启了“特朗普时代”，贯彻着“美国优先”的国际策略。英国脱欧、法国“黄背心”运动等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合流之势，深刻影响着各国的群众心理和政治方向。与之相反，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虽然持续发生影响但表现得却相对温和，理性爱国主义的情感抒发成为主旋律，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近期随着国际不稳定性因素的增强，国内民族主义激进的一面也逐渐凸显，网络空间出现极端化的情绪宣泄。与此同时，民粹主义也借助互联网的依托不断壮大，活跃在微博、论坛、贴吧、公众号等各大发声场域，带着仇官仇富的强烈心态、诋毁专业人士，通过染指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群众关切的具体事务，煽动蛊惑群众以此来诉诸平民政治，与极端民族主义互为表里，表现出强大的破坏力。

四、博弈与对抗——逆全球化愈演愈烈，新全球化东方转向

面对新世纪发展过程中的层层危机，西方发达国家从原来全球化的倡导者、推动者转为反对者、阻碍者，助力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则继续扛起新全球化的大旗，成为引领全球化未来走向的中坚力量。

（一）单边主义、排外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动力匮乏，跨国贸易投资萎靡不振，国内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在国内民粹主义的鼓动下，群众不满情绪高涨，逆全球化思潮迅速兴起，并带动单边主义、排外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企图让世界经济重新回到相互独立的孤岛。特朗普上台之后便实行防御性的单边主义外交，在军事上独断专行，大幅增强包括日本、韩国等盟国的防务费用分担，并肆意退出《中导条约》《伊朗核协议》等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的重要协议。在经济领域，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更是贯彻实施全球收缩的经济政策，不断增强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力度，严重冲击了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整合进度。而且相较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更加多样化、更具针对性，从传统增收关税转变为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市场准入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更加灵活隐蔽的保护方式。[6]中美贸易战的持续深化、美国对中国5G 和华为技术的打压便是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也导致了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在中国的关注度持续升高，并表现出极强的扩散效应，严重加剧了中美之间的零和博弈。

（二）多边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新全球化进程

逆全球化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而是新全球化的重新开始，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奉行多边主义的原则要求，继续扛起全球化大旗，成为变革全球治理方式、制定新型国际规则，引领全球化未来走向的中坚力量。多边主义倡导通过协商和国际合作等多元方式化解冲突和矛盾，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一种多方参与的全球共治理念，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5]中国在这场全球化停滞、式微的关键时刻，着眼于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主动承担大国职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相关倡议，拓宽了国际交流合作新空间，成为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和国际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引领传统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向新的全球化的进程开始转向。新全球化打破传统西方霸凌模式，兼顾各国的特色和利益，是历史发展大势所趋，多边主义所秉持的对话协商也必然成为新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共享红利、共摊风险、共应挑战的最佳选择。

五、引领与规制——当前中国的应对策略

面对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下各种社会思潮或大或小的影响，必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选择前瞻性的应对策略对其进行合理的引领与规制，从而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地位。

（一）揭示全球化的历史必然，加强对逆全球化的学理性批判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的滥觞，必须坚持“以立为主、立破结合”的基本方针，深入剖析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强对逆全球化的学理性批判，从而消解该思潮对国内群众的影响和蛊惑，增强人们对改革开放、“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政策方针的理性认同。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大工业时代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促使资本向全球扩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渐形成，打破了狭隘、地域性的交往方式，“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7]历史便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转变为世界历史，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而成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随着科技革命的推进和生产力急速发展，世界历史进程已经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而逆全球化的出现只是资本主义自身结构性矛盾无法解决之下的权宜之计，并不能改变全球化的时代浪潮。当前，要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强大武器，深入批判逆全球化偏离世界历史发展轨迹的逻辑弊病，引领群众对历史发展大势有着更为全面、清晰的认识，从而凝聚起人们的思想共识。

（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应普世价值论，坚定四个自信

普世价值的本质是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宪政民主全球推广的政治信条。加强对普世价值的引领和规制首先必须揭开其伪装的华丽外衣，加强解蔽宣传，积极回应群众的理论困惑，提高群众的自我辨别能力。要通过鲜活的实践案例把普世价值的“双重标准”展现在群众面前，揭露其虚伪的本质。当前，必须积极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应普世价值论，坚定广大群众的四个自信，于斗争之中维护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论在本质差异上的解读，通过宣传、教育等对象化活动引导群众正确认识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其在阶级属性、政治意图、根本目的等方面的不同，特别是要社会成员充分理解相比于普世价值抽象的“类主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中国实际，主体是具体、现实的人民群众，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能够迎合中国人民的情感需求和思维方式。要注重从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个方面出发，构建传播平台，创新话语方式，切实把核心价值观推向群众的“日常”，以此消解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陷阱。

（三）强化理性爱国主义教育，遏制极端民族主义的抬头

当前社会，我国民族主义思潮表现相对温和，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但随着国内外不稳定因素的增加，极端化、激进化的倾向也日益显露。所以在应对措施上既要着力推动这种理性爱国主义品质常态化，又要合理预防非理性行为的产生。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增强国家认同教育，让民族主义真正激发出群众的家国情怀，维护祖国的权威和统一。另一方面又要强化理性爱国主义的宣传，防止狭隘民族主义蛊惑群众，演变为非理性的爱国暴力行动。在具体方式上，要坚持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的有机统一，充分利用革命文化中的典型案例唤醒群众心中的爱国之情，并把爱国主义教育同当前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结合起来，组织形式多样的爱国实践活动，引导群众从空洞抽象的爱国情感转变为实际具体的爱国行动。要着力聚焦于当代青年群体，澄清他们的思想误区，谨防一些“愤青”群体受到民族主义的侵蚀和蛊惑，出现思想上的极端化。在网络空间，要引导广大网民认清爱国的实质，并划定法律底线，加强舆论监管，预防极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

（四）拓宽网络政治参与渠道，加强网络民粹主义的规制

网络空间是当前我国民粹主义活动的主要场域。随着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利益格局发生深层次变动，不同利益主体借助互联网的发声渠道进行情感宣泄、表达利益诉求，民粹主义便借机起势力，逐渐发展壮大。他们往往打着“公平民主”“扶助弱者”的旗号，在网络“后真相”的情境下，以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为切入点，片面化的解释问题的全貌，引导群众通过暴力、违法、示威等非理性手段解决社会矛盾，以此诉诸自身的政治权益。当前，加强对网络民粹主义的引领和规制必须采用标本兼治的手段，一方面不断优化和改善民生，拓宽群众网络政治参与的渠道，引导公民依法、有序参与政治生活，不断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去除民粹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另一方面要加强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推进网络舆论立法工作的开展，从传播处切断感染源。主流媒体要及时发生，回应群众的现实关切，让人们了解政府相关方针政策的意图，合理疏导群众的不满情绪。相关部门要顺应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畅通大众话语表达的渠道，并不断加强对网络意见领袖的领导、及时制止负面信息的传播，防止网络民粹主义的消极影响进一步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