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月芬

（丽水学院商学院，浙江丽水323000）

一、乡村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乡村社会发展出现了主体结构的“空壳化”、价值伦理的“空心化”、乡土文化的“断裂化”、乡村治理的“灰色化”等变迁困境[1]。乡村社区作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其治理体制机制的完善有助于推动基层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打造现代化的基层社会运行模式。

乡村社区治理面临政府管理和群众需求的信息不对称、需求不统一等问题。一方面，政府依靠科层化的管理方式开展工作，通过项目制的形式不断为农村提供公共物品，完善基础设施，而依靠、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处理方式有所弱化和边缘化。另一方面，群众的自主意识、维权意识、法律意识愈发强烈，再加上自治的乡村社会是不规则的，许多具体事务难以按照行政的条条框框去处理，从而导致基层社会矛盾频发。一是基层民众的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化。随着网络时代信息化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转变，乡村民众的民主法治意识增强了，利益诉求更多了，特别是在快速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中，随着征地拆迁、建设补贴、项目申报的进行，家庭之间、家族之间、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凸显，家庭关系、干群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二是新型矛盾纠纷的处理变得愈加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