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春华

(辽东学院 师范学院，辽宁 丹东 118003)

文学之所以能成为表现人类生活中强有力的工具，不仅取决于它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且还取决于它是道德哲学的媒介。因此，许多作家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道德思想。门罗在她的故事中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她将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的困境放到婚姻场景中去，读者可以从中直接地看到其作品中所蕴含的伦理意义。说到伦理，不得不提黑格尔的哲学。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婚姻是实现伦理关系的实体性体现，他认为，“婚姻的伦理方面在双方意识到这个统一是实体性的目的，从而也就在于恩爱、信任和个人整个实存的共同性”[1]。由此可见婚姻伦理虽然承认“个性化”的合法地位，但是要求婚姻双方达到最终的统一和谐，而如何实现“个性化”和“普遍性”的和谐统一，黑格尔对婚姻伦理精神作出深刻解答。他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但爱情不仅仅是个体感受的浪漫情感，更是包含责任、义务”[1]，因此，他以婚姻伦理实体为行为指向的则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而这种“法的意义”则是对责任的界定，只有这样，道德规律才能被读者找到并被认可，这种负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才能实现婚姻伦理精神所强调的婚姻双方个性的人与婚姻伦理实体之间的“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

一、门罗的婚姻伦理观

在门罗的家乡加拿大，女权运动的影响迅速蔓延。自1960年以来，加拿大的经济持续增长了8年，繁荣的社会环境同时给加拿大妇女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工作的女性在经济独立后，倾向于为其独立性而奋斗。此时，加拿大的一些大学开始为女性开设讲座，一些社区也开始举办各种演讲。可以说门罗是随着北美第二波女权运动成长起来的，但其笔下的女性却似乎微妙地与这场运动的主旨保持距离。虽然门罗女性人物始终处于自我发现的历程中，但却没有放弃婚姻、家庭和孩子。她们或许都经历了不同身份的主动选择，或逃离或折返，但最终的“妥协”并不代表失去自我，而是与男权社会握手言和，是婚姻伦理实体内在价值和社会理论意义的凸显，这与黑格尔的“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不谋而合。在门罗的短篇小说中，她充分尊重女性在婚姻中身份的主动选择，即使在选择过程中充满了种种矛盾，她也绝不以盛气凌人的姿态去批评她们。她所探求的是女性主体和女性家庭身份二元对立的解构，实现婚姻中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既获得婚姻生活的情感满足，又履行婚姻伦理角色义务，以婚姻实体为行为出发点，提升伦理思考、伦理生活能力，建构稳定和谐的婚姻。

二、“个性化”婚姻的探索

门罗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北美第二波女权运动成长起来的，这个时期女权运动的主题是强调性别差异，希望彻底摆脱男性主导的秩序。在重新解读女性作家经典作品的过程中，发现门罗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总是处于自我发现的过程中。

门罗的作品《逃离》中的夫妻之间存在过度的精神依赖，而忽视了对个性的探索。 《逃离》是2005年门罗《逃离》小说集中的一篇短篇小说， 这是门罗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逃离》主要讲述一个叫卡拉的女人逃离丈夫克拉克的故事。克拉克脾气暴躁，爱争吵，这给卡拉制造了一些麻烦。有一次，他甚至打算利用卡拉的名声来赚钱，这让卡拉非常难堪。卡拉觉得“他一直在生她的气。他表现得好像恨她似的。她什么也做不了。她无话可说。 和他住在一起快把她逼疯了。 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已经疯了”[2]13。在邻居杰米森太太的帮助下，她逃离了熟悉的环境，这本应是一个新的开始。 然而，一个意料之中的场景出现了，卡拉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变得沮丧和绝望。“她的脚现在似乎离她的身体很远。 她的膝盖，穿着陌生而又干净的裤子，被熨斗压得很重。 她就像一匹永远站不起来的受伤的马一样沉到了地上。”[2]17当她独自一人时，除了她自己，没有了克拉克，她就迷失了。 然后她选择像以前一样生活。卡拉逃跑时，女性觉醒的意识出现了，但她最终还是放弃了，她意识到她所生活的环境是悲惨的。 卡拉的女性意识在与克拉克生活的过程中觉醒，克拉克的粗鲁伤害了她，唤醒了她。然而，卡拉的逃跑最终以失败告终。因为她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这意味着她没有不断地探索自我和个性化婚姻。因此，虽然她有开始新生活的愿望，但并没有精神上的独立，这让她陷入了没有选择的悲惨婚姻中，他们在婚姻中都是受害者。因此，每个人在婚姻中保持自己的个性是很重要的。

在婚姻中，夫妻应该不断地寻求个性化。 然后他们两个可以一起取得进步。在婚姻生活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女性应该更加注重个性化。根据波伏娃的《第二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男人在社会上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个体; 他首先被认为是一个生产者，其存在的理由是他为集体所做的工作; 我们已经看到，为什么女人被限制在生育和家庭的角色中，并没有保证她有平等的尊严”[3]。在女权运动之前，妇女只在家庭中扮演生育和照顾家庭的角色。 然而，对于婚姻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完成他们的个性化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一个高质量的婚姻是有帮助和影响的。 有了独立完整的人格，人们就能更好地处理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

在门罗的另一部作品《浮桥》中，作者则更好地完成了个性化婚姻的描述。该作品讲述了一个妻子追求个性化的过程。 妻子金妮42岁，丈夫尼尔比她大16岁。她非常害怕被尼尔抛弃。 “所以，她曾经认为，按照自然规律，她会处在他现在的位置，有时她会担心自己会如何处理。 有一次，在他们睡觉前，她在床上握着他的手，他现在温暖的手，她曾想过，当他死去时，她至少会握住或触摸这只手。她不会相信这个事实。他的死亡和无力。无论这种状况预见了多久，她都不能相信。”[4]59在金妮的心目中，如果有一天她和尼尔分手，她就会失去生命的意义。因此，她总是处于一种恐惧和悲伤的情绪之中。“她不会相信，在内心深处，他对她一无所知。 一想这，就会产生一种情感上的眩晕，一种恐怖的感觉。”[4]60因为在那一刻，她在精神上依赖于他。她所相信的一切都是从尼尔的角度来看的，但事实上，对于那些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伴侣来说，与爱人分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生命注定是一次独自旅行，没有人可以终生陪伴，重要的是要学会独立，完成他们自己的《浮桥》。在经历了与瑞奇在浮桥上的一次旅行之后，金妮有了顿悟：即使有一天她会失去尼尔，她也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当金妮和瑞奇在一起的时候，她惊奇地发现她仍然希望享受大自然的美丽，而且她有能力为另一个男人瑞奇心跳。她最终发现她的世界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即使尼尔走了，她也应该继续寻找生活的美好。而就在这一刻，她释放了所有的压力和恐惧，她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感觉到的是一种轻松愉快的同情心，几乎就像笑声。 一阵温柔的欢笑声，战胜了她所有的痛处和空洞……”[4]85在那次旅行之后，她对未知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她意识到个性化对婚姻至关重要，婚姻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不断探索“自我”。

三、幸福婚姻的诉求

责任与哲学的关系就等同于生活方式与哲学。门罗对婚姻责任的反思是她对婚姻伦理的关注之一，这与黑格尔的婚姻伦理实体的论述相一致，即伦理性的爱具有法的意义。门罗同意家庭中的那些成员保持他们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她强调家庭中对他者的责任不容忽视。在许多作品中，门罗都表达了这种婚姻伦理，她确实描绘了许多女性形象，她们勇敢地满足自己的主观愿望。 更重要的是，她也描绘了许多婚姻生活的责任与幸福，《离开马弗里》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它是一个发生在马弗里小城市的短篇故事。雷和伊莎贝尔是生活在马弗里的一对夫妇，雷是一名夜间警察，出于安全考虑，雷每天晚上都会护送一个女孩莉亚回家。而这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但是他们没有外遇。后来由于伊莎贝尔得了心包炎，雷便带着伊莎贝尔离开马弗里，寻求更好的治疗。在这个新的城市里，他失去了最爱的伊莎贝尔。伊莎贝尔死后，他偶遇莉亚。在故事的结尾，当他面对伊莎贝尔的死亡时，他发现自己“正在走自己的路”[5]90。伊莎贝尔死后，雷悲伤而绝望。他只记得他爱的是伊莎贝尔。“他所承受的，是他不正常的行为，就像有时候肺里缺乏空气一样，他认为这种困难会永远持续下去。”[5]90伊莎贝尔对他来说就像空气。当伊莎贝尔去世时，他心碎了，后来离婚的莉亚提出和他在一起，雷犹豫地拒绝了。雷是个好丈夫，他责任心很强，遵守婚姻中的誓言，也竭尽全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 这就是婚姻的意义。夫妻是彼此的力量，他们一起战胜生活中的意外灾难。这种关系不会被疾病或时间所破坏。在婚姻中，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主体性(1)主体性这一概念来自对哲学范畴中主客体关系的思考，一般认为与作为主体的人相对应的有自然客体、社会客体和精神客体。人的主体性可以看作为作为实体的人所具有的自主性和自为性，它包括人们在进行对象性活动时所具备的意识自主自为，也包括人在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现实活动时与自然界建立的主动性关系，以及在此过程中所造成的实际的结果。因为实践，人作为主体从自然界中相对独立出来，由此构建出“为我”的主客体关系。，他(她)们以强烈的责任感来保护这种有价值的关系。

在《荨麻》中作者也用一种巧妙而自然的叙述语调，毫不费力地引导读者走向主人公对婚姻“法的意义”的理解。主人公和迈克自小青梅竹马。她很详细地描述了儿时游戏的情节: 她为迈克制造武器，为他包扎伤口，“我当然是帮迈克制造武器的,而当他受伤时所喊的女孩儿也是我。当他喊我的名字时我会紧张万分,全身蹭地就像过电似的,一种狂热的忠诚感油然而生”[6]44。她对他的爱慕和对他的情感依赖逐渐在那个时代和他一起经历的游戏中建立起来。作为一个孩子，她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她认为她可以接受迈克的缺席。那是因为在迈克消失之前，她根本不知道缺席会是什么样子。从那时起，“爱的涓涓细流”开始在她的心中流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遇到了大多数中年妇女都会遇到的激情、困惑和两难的问题。她的梦想和抱负被吵闹的孩子和烦琐的家务分散了注意力，她顺从自己的内心，离开了丈夫和家庭，抛弃了婚姻中获得的一切，希望过上一种没有虚伪，没有剥夺，没有羞耻的生活。当被孩子和丈夫问到“为什么你不能住在家里”[6]44时，她不知道如何回应。于是她心神不宁，迷失了自我，她说她要离开这个家。事实上，她陷入了一个普遍的困境，挣扎于自然的欲望和婚姻的束缚之间。作为一个中年妇女，她开始怀疑婚姻的意义，就在这个时候，迈克出现了。在这几天里她让自己沉浸在作为一个青春期女孩轻浮的想象中，她觉得他就是她一直爱着的那个人，但是她不知道迈克心里在想什么。她想在看星星的时候抚摸迈克; 当她躺在迈克用过的床单上的时候，她对迈克的性欲被唤起了。然后，偶然的机会，他们一起经历了一场暴风雨，在这场暴风雨中，迈克试图保护她。暴风雨过后，他们在仪式中短暂地接吻和拥抱， 迈克说: “有件事我没有告诉你。”[6]51为什么迈克在暴风雨前没有告诉她，那是因为他们的童年，迈克记得的事情和她记得的不一样。在暴风雨中，就像在他们童年的泥土炮弹中一样，他们共同经历的事情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也正是暴风雨中的经历缩短了她和迈克之间的距离。在某种意义上，雨水冲走了她的欲望，净化了她的心灵，从而净化了他们的关系。暴风雨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听到迈克儿子的死讯后，她知道只有迈克和他的妻子共同遭遇了这件事情，正是这件事情把迈克和他妻子紧密联系在一起。她明白了婚姻的意义在于两个人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经历。但是她是迈克唯一告诉他儿子死讯的人。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了解他的人，这就够了，就这样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这让她对爱情和婚姻有了新的认识和顿悟。女主人公经历了“由一个家庭破裂、抛夫弃子离家追求自由,而又矛盾痛苦的女子变成一个对生活和爱情都有深刻理解的、骤然释怀的成熟女性的全部心理历程”[6]57。

在另一部作品《到达日本》中，门罗描绘了一位母亲葛丽塔的救赎，她发现自己对孩子负有责任。葛里塔是一个家庭主妇和诗人，她的丈夫彼得是一名工程师，他们有个孩子叫凯蒂。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非常和谐和幸福的家庭。但实际上，彼得那边的家人并不承认葛丽塔的诗人身份。此外，对于葛丽塔来说，彼得和他的朋友们太过理性和乏味，葛丽塔正在寻找一个能够理解她并尊重她的诗人身份的人。然而，在葛丽塔前往哈里斯的城市的途中，发生了一次意外。她遇到了格雷格后，她为发生的事感到非常遗憾，更重要的是，当她回到凯蒂的卧铺时，发现凯蒂迷路了，在找到她之前，凯蒂一直坐在车子中间，避开她。现在还不清楚凯蒂是否知道妈妈和格雷格之间发生了什么。但重要的是，葛丽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抱歉，她开始意识到对孩子负责的重要性。门罗向读者传达的是完成个性化的重要性，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他人的责任去交换自由。从婚姻伦理的角度来看，如果人们过着没有责任感的生活，只关注自己，只会导致无家可归和迷失的后果。

因此，门罗在《科莉》中为不道德的情妇创造了一个可悲的世界，同时描写了一个家庭真正幸福的时刻。门罗的婚姻伦理观在这篇短篇小说中得到了体现：幸福的婚姻应该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对于霍华德和科莉来说，他们算是一个家庭，但没有得到幸福是不道德的。 此外，在婚姻中，女性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能力和兴趣，“在婚姻中拥有那种自己的兴趣是件好事。”[7]对他者负责的意识是一个人道德自律的前提，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责任感得以确立。在《科莉》的结尾处，科莉终于意识到她的错误。 她决定完成自己的个性化，回归道德主体。从她关掉手机的那一刻起，从她不再等待霍华德的消息的那一刻起，她就走在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的路上，而这正是幸福的本质。

总之，在婚姻中每个成员都应该是独立的、被爱和被尊重的；换句话说，这有助于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是他们完成个性化的过程，也是婚姻的伟大和神圣之处。由于时代的原因，女性应该更加注重个性化需求。在工业社会，女性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她们开始参加社会生产活动，对个性化的要求也逐渐显现出来。因此在高质量的婚姻中，成员应该尊重彼此的个性，同时探索一种与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婚姻伦理。门罗认为在婚姻生活中，有必要过一种负责任的生活，这种生活可以提高婚姻质量和美满程度。通过对女性人物婚姻生活经历的描述，门罗的婚姻伦理观在参考黑格尔的“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基础上，更加坚定女性在婚姻中承认差异的前提下要有“妥协性”，这样才能达到婚姻的普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