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 耀 宇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建阳自宋代始就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元代继续发展，依旧保持着刻书中心的地位，到了明代，尤其是嘉靖、万历年间，建阳的刻书业达到鼎盛时期。然而，建阳刻书业从明末清初开始逐渐衰落，以致一蹶不振。前人关于建阳刻书业衰落原因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战争方面。林应麟认为，由于南明政权盘踞福建地区，建阳多次成为军事对抗的前线，直至康熙早期这种局面才结束。战乱使建阳地区的书坊损毁，刻书家族外逃，建阳人口锐减，这是建阳刻书业由盛转衰的关键因素[1]404-405。二是政治方面。贾晋珠认为，建阳几个刻书家族如余氏、熊氏均有支持南明政权的表现，这可能使得清廷在征服该地区后对当地刻书业严加管控[2]310。此外，清初政府为控制思想而推行的“文字狱”以及大规模禁毁书籍也导致刻书业进一步衰落。三是文化方面。吴世灯认为，清代建阳的文化教育水平远不及此前任何一个时期，很难找到学者兼刻书家的人物，或是既会编著又参加校勘的学者或书坊主，长此以往，建阳刻书业必然衰落[3]。四是经济方面。方彦寿认为，在建阳刻书业衰退的同时，南京、苏州、杭州、福州、四堡等地刻书业崛起，建阳书坊因为文化环境、刻书技术、书籍质量等方面处于劣势，难以在竞争中胜出，致使书籍销路不畅[4]458-462。施鸿保道光年间在福建地区做官游历，根据亲身经历写下《闽杂记》，其在《麻沙书板》中说：“今则市屋数百家，皆江西商贾贩鬻茶叶，余亦日用杂物，无一书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