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娟 张 琳

【提 要】中国道路作为新型现代性文明样态，是区别于人类以往所有现代性的伟大创举。中国话语是对中国道路的内容展示、经验阐释、思想呈现和价值显现，有着鲜明特质。揆诸现实，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拥有丰厚的实践土壤、坚实的学理支撑、日益增长的话语自信和良好的国际环境，但也面临着中国话语在国际话语场域处于被动局面、当今时代文化多元、各种思潮激荡碰撞、国际传播效果受限等诸多挑战。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当明晰建构方向及着力点，厘清中国话语的建构理路，不断提升中国道路的话语权。

在过去百余年的现代性探索和发展历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逐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取得了令人民满意、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实现了新的历史性跨越，日渐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最有发展前景和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然而，对于这一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中国发展的中国道路，我们至今未形成一套与之匹配、逻辑自洽、系统开放、传播有效的话语体系。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优势未能及时转化为现代性话语优势，甚至在国际话语场域，出现“中国发展巨人”与“中国话语矮子”的背反局面。因而，深化对现代性视域下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建构研究，探索出构建一套有力话语体系的有效路径，既是丰富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也是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现实要求，还是削弱乃至扭转国际现代性话语场域“西强东弱”态势，开创新全球化时代中国新文明发展前景的应然之举。

一、中国道路及其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审视

（一）中国道路是人类现代性文明的新样态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特性，是现代化的总体属性，也是现代世界运转的中轴。中国现代性生成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实践中，是不同于人类过往现代性实践的伟大创举，既区别于西方现代性，又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现代性。中国道路作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实践成就，它的成功意味着一种新型现代性文明的出场，并向全世界证明了“现代性模式绝非只有一种，事实上有很多种”[1]。

作为人类现代性文明新样态的中国道路，首先，“新”在以中国共产党为建构主体。自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国先后经历了以器卫道、制度牵引和文化改造三段不同的现代性探索。这些尝试虽在不同程度上引发了中国的现代性冲动，但实践表明在中国都行不通，现代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出场。直到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的舞台，中国现代性建构才摆脱了西方学徒的身份，结束外部反思的思维路径，真正开始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现实国情出发，独立探索适合中国的现代性框架。党带领全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就是中国现代化逐渐步上正轨，党以建构主体推动中国现代性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党的领导，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成功确立了中国新型现代性，改写了由西方定义和主导的现代性话语。

其次，“新”在以超越西方现代性的资本逻辑为目标。对价值增殖的无限追求是资本逻辑的本质要求和一般特征。西方现代性以资本逻辑为其本质属性，在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和扩张中，由于其内部充满矛盾的结构，最终导致自身陷入“理性毁灭”“资本—劳动”二元对立的双重困境，使得现代性原驱动力的理性异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不断面临着资本逻辑的侵蚀和吞噬。中国的现代性之路虽不同于欧美，却并非彻底脱离了资本，而是以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属性，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维护现代社会的公平正义，正确认识并科学利用资本的积极作用，提升防控意识和驾驭资本的能力，以资本扬弃之道，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的发展事业，在实践中不断超越欧美现代性的资本逻辑。

最后，“新”在其出场的历史语境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时性在场。与西方现代性具备清晰的演进主线不同，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语境较为复杂，表现为三种现代社会形态的性质交织并存。现代中国呈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景象，“它有着从接近远古的社会、传统社会到发达的现代社会的各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有着从前现代、现代到极端后现代的精神和观念”，“最大限度地胡乱包容着许多时代和各种生活”。[2]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并非主动，中国现代性的生成亦非内生，而是在西方文明入侵后倒逼形成的。在发展滞后的中国不得不向率先完成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学习并大力发展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之时，西方已经开始出现逆城市化、逆现代化等现象。后现代主义作为对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反思应运而生，随即传入中国。加之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致使中国呈现出现代性尚未完全生成，但在部分发达地区已出现后现代社会特征的独特现代化发展景象，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互纠缠。

（二）中国话语的鲜明特质

中国话语，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国道路的内容展示、经验阐释、思想呈现和价值显现。道路决定话语。中国现代性建构之路的特殊性反映在中国话语上直接构成其鲜明特质。

1.历史方位：国际地位发生历史性新变化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舞台上，各民族国家的国际地位往往是变动无常的，从而使得他们的话语方位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迁中，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地位也在不断转换。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被动走向世界，成为国际体系的被动参与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始积极主动拥抱世界，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相较于之前的被动，此时中国的自觉性更高，自主性更强，但其发展程度和水平还不足以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话语依然行走于世界话语舞台的边缘。2008年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方位发生了历史性翻转，逐渐从世界体系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这一历史性新变化，必然要求中国话语有所新作为。中国话语不仅要立足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实践，还要关怀世界，构建与中国国际地位一致的话语体系，以更加积极有为的姿态参与世界性问题的筹划与讨论，为世界秩序的理性塑造提供中国主张，彰显中国担当。

2.出场语境：现代化发展优势与现代性话语劣势的背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3]道路。四十余年过去了，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这条道路使得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了跨越式赶超。然而，在国际现代性话语场域，中国话语仍是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裹挟下的被动存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优势并未转化为现代性话语优势，二者间的背反构成了一道奇特景观。因此，构建与中国现代性实践相匹配的话语，将中国现代化发展优势转化为现代性话语优势，揭示并还原中国现代性的“中国性”，祛除随意附加在中国道路上的“西方性”，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诸如现代化治理、现代化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世界秩序的重建等时代课题，开启用中国话语塑造中国现代性形象的新征程，显得尤为重要且迫切。

3.特殊使命：承载着复杂的现代性使命

揆诸现实，中国现代性“三期叠加”的特殊历史语境、复杂的内涵与结构要求中国话语必须超越西方启蒙现代性话语、经典现代性话语和后现代性话语，从中国实际出发，在解答时代问题中形成中国原创性的现代性话语，解密中国现代性，呈现中国道路的真实样貌。新时代，随着经济一体化、全球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现代化发展与全球现代化发展紧密相连，中国现代性问题与世界现代性问题纠缠叠加，这就要求中国话语的建构既要立足于中国本土，也要着眼于世界大局，将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高度相连，担负起将中国道路的特殊经验和发展规律上升为全球发展的普遍经验和规律的使命，实现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有效对接，充分彰显中国现代性的世界意义，开创中国和世界的壮丽现代性前景。

二、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机遇与挑战

（一）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机遇

1.丰厚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话语体系的建构亦是如此。它不是凭空编织的，而是来源于时代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基础、源泉和动力，前者是后者的现实逻辑，为后者的建构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土壤。理论来源于实践，也服务于实践。当下，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阶段，新方位新实践对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提出了新要求新使命。中国话语建构必须扎根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现代化新发展实践，就中国现代化发展新问题进行深入的现实性思考，对中国方案进行客观阐述与理论阐发，深入揭示中国道路的思想内涵、发展理念、规律特征等，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引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2.学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

理论是话语的支撑和依托，话语是理论的外化和具体表达。任何话语体系的建构都离不开理论体系的支撑，有怎样的理论体系就有怎样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话语的安身立命之所。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性的话语体系无从谈起。话语的生命力取决于理论的穿透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思想成果。它基于中国现代性的伟大实践，明确了中国道路的本质、历史方位和价值定位，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概念、范畴、判断和表述等完整地吸收进中国话语体系中，是实现中国话语体系科学、系统、完整，推动中国话语快速强起来的根本保证。

3.话语自信：中国道路日渐凸显出重大世界价值

实践表明，中国根据本国的国情、历史、文化、传统等实际情况，绕开西方现代性的经典模式，自主选择了一条适合自身的现代性发展道路，开辟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现代性文明的独特现代性类型，“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5]。随着新时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日渐凸显出重大世界意义。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曾表示：“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6]中国道路独特的价值和日益深远的国际影响力，为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及其走向世界注入了信心和底气。

中国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冲击与示范双重作用下展开的，其价值取向及最终呈现的发展道路与景象，不断吸引着国际社会关注，并频频引发热议。尤其近些年，有关中国道路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研究维度呈现综合化、微观化、实证化、规范化的趋势。关于中国道路，有西方学者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大势所趋。[7]中国经验不仅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鲜活榜样，还为他们与中国开展合作、共同创造繁荣的现代文明开辟了广阔空间。也有西方学者认为，自己国家的现代性文明就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看中国，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时热衷“找不同”，内心充满偏见，对中国道路进行另类解读。“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8]面对国际学界日益上升的关注和议论，中国必须以自己的声音和方式向世界全面、真实地介绍自己，唱响中国话语，塑造中国现代性的清晰国际图像，实现国内国际现代化发展的互促共进。

（二）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挑战

1.中国话语在国际话语场域的被动局面仍未改变

虽然有学者指出，西方话语霸权已经出现松动的迹象，但是在当今国际现代性话语场域，西方现代性话语依然是主流话语。它排挤其他类型的现代性文明，影响甚至主宰着国际主流话语的旨趣、方向、观念和标准，消解着人类通过多元对话实现现代化创新发展的可能。随着中国现代性的生成和快速发展，西方大国和组织为遏制中国有意制造有关中国的负面舆论，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向中国发难，抹黑中国形象，竭力遏制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正常生成和有效表达，扰乱中国以自身话语传统与外部世界的对话，致使中国在全球现代性话语场域的声音很弱，在唱响中国话语和表达中国道路方面与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发展实际不相称。

2.当今时代文化多元、各种思潮激荡碰撞

随着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社会思潮的变迁和利益关系的分化，中国社会呈现出文化多元、各种思潮激烈碰撞的局面。就国内而言，虽然马克思主义在真理道义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我国理论界已步入多种价值观共存的阶段，学术界文化价值多元现象已成既定事实，一定程度上为构建一套被普遍认同的中国话语增加了难度。国际上，各类社会思潮呈现复杂多变的态势，加之日益发达的互联网助力，社会思潮在国际间迅速传播，对中国话语建构和传播的影响更加强烈和直接。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非洲新殖民论等国际流行的社会思潮，都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质，其快速传播不乏有渗透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企图，给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冲击和威胁不容小觑。

3.新发展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新挑战

要塑造好自身的人格，个体应做到以下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要拥有积极的自我观念。应既能悦纳自己也能为他人悦纳。虽然有时会感觉不顺意，但肯定、积极的自我观念应占大学生个体人格的优势。其次，能面对和接受现实。即使现实不符合自己的希望与信念，也能踏实地面对和接受现实的考验。第三，能适度地认同他人，能认可别人的存在与重要性，接纳不同个体的性格差别，包容他人的错误与缺陷，而且能与别人分享并且不会因此失去自我。

站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即将开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步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9]国际方面，新时期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叠加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遭遇重挫，国际格局复杂多变。故而，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都要面临逆风逆水的国际环境。国内方面，中国“是一个长期以来自身经历着重要变化的中国，一个充满最基本的矛盾与冲突的中国”[10]。虽然，我国现下已步入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彰显出多方面的发展优势和条件。但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依然表现突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尚未达到现代化水平，旧问题和新挑战的双重压力无疑增加了中国再创现代化辉煌的难度，也对中国话语建构提出新挑战。

4.中国话语的高质量高效率传播有待加强

话语需要有效的传播。中国道路的国际形象需要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来呈现和塑造。然而，当下中国话语在世界舞台出现“失语”现象，在国际话语场域陷入被动局面。究其原因，除了国内学界尚未通过对中国现代性经验的抽象理论总结和话语提炼构建一套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有力话语体系和阐释框架外，还与我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效果受阻有很大关系。一方面，中国在话语国际传播格局的系统工程建设方面存在不足；另一方面，国际上一些大国出于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政治打压，排斥中国声音，甚至是强制封杀中国媒体节目。毫无疑问，这些都为中国话语的高质量高效率传播带来严峻挑战。

三、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理路

（一）首要前提：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缔造者。中国现代性是从党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中走出来的。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带领全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其实就是顺应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积极回应现代化、追赶现代化、不断探索现代化新路的过程。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性的根本保证，是科学认识与正确解析中国道路的关键性维度。中国道路已深深打上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烙印，由党书写的中国现代性故事，构成了中国话语最坚实的基础、最充分的依据。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应当旗帜鲜明地凸显党作为中国现代性发展道路领导者的极端重要性与主要特点，阐明党作为执政党其领导地位和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一旦党的领导在话语层面得以成功建构，便找到了解答中国现代性从哪里来、将去何处的钥匙，中国道路也在根本上具备了话语权。

（二）理论基础：扎实推进现代性理论的创新

理论是话语的基本构成要素，脱离理论的支撑，话语便无以为基。其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理论资源，尤其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不仅为合理言说中国现代性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为其话语体系建构指明了方向。进入新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新飞跃，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科学、系统、全面地呈现中国道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二，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为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其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民胞物与的伦理观、追求和谐的价值取向、人本主义的价值情怀等思想不仅为中国道路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图谱，而且赋予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三，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也离不开对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吸收借鉴。中国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人类现代性文明新路，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并非是抽象的、绝对的独有，只有将其置于人类现有文明的发展脉络中才能得以正确解读。中国道路与西方文明也并非绝对对峙的状态，实际上中国道路在其发展进程中吸收过西方文明，正确理解中国道路离不开对西方文明的合理批判，论证其话语体系的合理性亦不该采用中西对峙的分析框架，或全面驳斥西方理论的方式，而应吸收西方理论之精华为我之滋养。

（三）实践基础：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平衡充分发展

实践是话语建构的基础，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话语建构的逻辑起点，是贯穿话语的生命线，是话语创新发展的动力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实践和现代性问题是中国话语建构的基础支撑和创新源泉。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飞跃式发展，中国社会发生巨大且深刻的变化，现代性实践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绩。然而当下，处于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现代化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经验层出不穷，加之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依旧突出，无一不要求中国话语对其进行深入概括和有力解释。中国话语的建构应以中国现代性发展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直面发展问题，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进一步彰显发展优势，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硬实力支撑从而更好地为中国道路代言，分享中国现代性经验。

（四）价值立场：站稳马克思主义立场、人民立场、中国立场、人类立场

任何一种话语都承载着一定的价值立场，价值中立的话语是不存在的。中国话语也不例外，亦应有明确的价值立场。首先，站稳马克思主义立场。中国道路的选择是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余年历史变迁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决定的。中国话语建构应充分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精华和智慧，体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观点和价值立场，实现对中国道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科学呈现，引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其次，站稳人民立场。中国道路是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开拓出来的，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强国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康庄大道，是新时代不断创造美好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需要的必由之路。中国话语作为中国道路的理论言说和话语表达，必须站稳人民立场这一根本立场，从人民出发、为人民发声、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再次，站稳中国立场。中国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历史实践建构起来的，其逻辑起点是中国问题，言说对象是中国现代性样本。因而，建构中国话语必须坚守中国立场，这不仅是解答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性等问题的需要，更是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大国的必然要求。最后，站稳人类立场。如今的中国业已扛起世界全球化大旗，荣升为全球化舵手，引领着人类现代化发展方向，在世界共同发展和全球新秩序重建方面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决定了中国话语不能囿于中国问题，当与中国的国际新方位一致，关怀人类命运，直面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自信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原创性话语，展示中国发展魅力，提供中国发展方案，贡献中国发展智慧。

（五）核心指向：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一套成熟的中国话语体系应包含逻辑框架、理论体系、分析范式、基本范畴、核心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多个基本支撑要素，而其中最为核心的元素是基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逻辑和发展问题所形成的现代性概念、判断和表述。那些对中国现代性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拥有过怎样的际遇，汲取了哪些的经验和教训，最终确立了怎样的中国现代性等问题进行准确概括的核心概念和范畴，就是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关键词。当下，我们想要在中国现代性的前进道路上运用核心关键词更加准确、完整地解读中国道路，就要牢牢把住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脉搏，准确反映现代性精神，及时回答现代性课题，深化认识现代性发展规律，不断概括出立足于中国现代性实践科学的、系统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

（六）基本要求：开创话语传播新局面

话语体系的建构离不开有效传播方式的构建。一国话语通过及时、有效的传播，能够向世人展现真实、立体又全面的国家面貌，从而实现对内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对外传递国家价值观的效果。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要求加强话语传播能力建设，尤其是国际传播能力现代化建设，开创话语传播新局面。具体地讲，一是改进话语的国际传播技术。在数字时代，我们要加速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创新融合，充分发挥新媒体技术在国际话语网络争夺战中的作用和优势，注重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推动国际传播转型升级，提高视频、音频的质量、传播速度和渗透范围，提升中国话语表达的清晰度与接近度，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二是搭建有效的国际传播平台。我们要积极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着力打造一批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新型外宣主流媒体，推进外宣媒体在海外的本土化发展；充分利用各种国际会议平台，尽量做到各种场合都不缺席；积极参与和设立相关国际性学术组织，大力支持海外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心的建立，鼓励国外相关研究学会和基金会等组织机构研究中国问题。三是要有科学系统、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传播方略。我们要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创新对外话语的表达方式；加强对外宣传队伍建设，培养一支专业素养较高的国际宣传队伍；充分发挥官方话语和民间声音的作用，尤其是民间话语，凝聚了人民群众关于中国道路最真实的立场和最真诚的情感，在国际交流中更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积极关注世界现代化发展动态及其对中国的反应和态度，主动加强与各国的交流与思想碰撞，形成相互研究、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不断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参与世界。

我们应认识到，任何话语体系都会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升和社会实践的历史变化而发生变化。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之路是开放的、发展的，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也应当是开放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话语体系的建构不是一劳永逸的，应处理好话语体系的真理性和开放性之间的关系，不断创新发展，获得新的话语内容和思想价值，实现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时代化。

注释

[1][6]【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330页；第13页。

[2]赵汀阳：《现代性与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5]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4页。

[7]Lee Kuan Yew,"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World",inBelferCenter StudiesinInternationalSedition,The MITPress,2013.

[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

[9]《〈中共中央关于制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99页。

[10]【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