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丽群

【提 要】马克思消费思想是在阐释社会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重大理论的过程中提出的，是建立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相互作用及其有机联系所构成的整体基础上的辩证的、系统的消费观，对当前我国扩大内需、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启示。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内在要素与前提，是生产的最终目的。马克思的消费思想散见于《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论著中，是在阐释社会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重大理论的过程中提出的，是建立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相互作用及其有机联系所构成的整体基础上的辩证的、系统的消费观，对当前我国扩大内需、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启示。

一、马克思消费思想中的消费力意涵

消费力是消费者为满足生活需要，消耗物质生活资料和享受服务的程度及能力，包括消费者和消费资料（含消费性服务）两个因素。从消费对经济运行发展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从消费力角度分析阐释和进一步挖掘深化马克思的消费思想[1]，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消费力发展及其宏微观决定因素

1.分配关系等制度和宏观因素

马克思指出：“基于个体层面而言，收入水平可以决定个人消费力；基于总体层面而言，社会分配关系可以决定社会消费力，且与绝对的生产力和绝对的消费力相比，社会消费力主要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同时受到追求积累、扩大资本以及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等欲望的限制。”[2]“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3]“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4]也就是说，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导致消费也呈现资本家消费和工人消费的严重阶级差别。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用“国民经济学”）忽视劳动工人自然消费力的错误认识，指出国民经济学只把工人当作挣钱工具，把降低工人工资当作节省生产成本的重要途径，而不考虑工人及其家庭实际的消费需求，“把工人只当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5]。也就是资本家只关心生产能够为其带来多少剩余价值，而不去关心工人的实际收入和工人的消费能力。但是，如果没有消费，社会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不会成其为产品，资本家所追求的剩余价值就不会实现，社会消费取决于工人消费能力，而工人的消费能力取决于他的收入，他的收入又取决于工人与资本家的对抗性的分配。由于资本家无限地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工人所得到的只是他的劳动力价值的、维持工人基本生活的很小的一部分，除了维持其基本生活，已经没有能力消费更多，社会处于“剩余性”消费不足的状态中。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可见，在资本积累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体现了资本逻辑，这种逻辑造成消费生产之间的紧张矛盾关系，进而又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说明社会消费力直接影响宏观经济循环和运行。生产力和社会消费力两者相互影响甚至矛盾，收入多少和水平高低通过分配关系和分配制度传导影响社会消费力，很明显，要提高消费力必须提高工人的收入水平。

此外，国民经济学还有一个误区是孤立研究经济活动各领域，缺乏整体感。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指出，以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孤立看待经济领域的各个环节，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马克思指出：“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生产、消费以及作为二者之间的中介的交换和分配是孤立地存在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和精神在不同的人之间和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分离，是劳动同它的对象以及同它那作为精神的自身分离。”[6]

2.消费者、消费信贷等微观因素

马克思认为：“节约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7]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禁欲”即国民经济学家们所谓的“抑制需求”，也就是说，发展消费力的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而不是抵制需求，而消费力发展又与消费资料发展同步；同时，对消费者而言，拥有必要的消费力是其从事消费活动的条件和“首要手段”，即没有消费力根本就无从谈消费；而且，个人消费力与个人综合能力（个人才能）联系紧密，从社会看，个人消费力发展意味着个人才能更强，体现为微观个体整体素质的提升，最终体现为“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还通过论述消费信贷来分析消费力发展。他将消费信贷分为消费贷款、分期付款与赊购赊销三种类型，强调消费信贷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微观消费主体以消费信贷方式，用较少资金拉动较大规模的消费，实现节约货币；另一方面，因为没有财力和信用作担保，穷人常无法获得信贷支撑，而富人由于资本的优势常常能拥有，这反过来又加剧了阶级矛盾。

马克思虽没有专门论述消费信贷风险，但他深入探讨了消费信贷的本质，也就是信用活动扩大了买卖过程的分离时间，为投机创造了机会。信用存在这种风险是源于货币本身作为支付手段时存在着内部矛盾，因为货币在各种支付活动主要起到的是计算货币或是价值尺度的作用，在各种买卖过程中相互抵消，实质只是一种观念货币，但货币在实际的支付活动中又必须是绝对的商品。当人们遭遇市场波动时，往往将货币在观念货币和现实货币之间转换，从而引入了潜在货币危机。

（二）消费和生产同等重要

传统观念基于消费对资源和生活资料等的耗费而将消费与生产对立。马克思却非常重视消费，认为消费同等重要于生产，要像重视生产力一样重视消费力。

首先，消费、生产不可分离。马克思认为，人类一天也不能停止生产，同样的，一天也不能停止消费，因为生产停止消费也停止，消费停止生产也跟着停止。其次，对经济增长来说，生产、消费同等重要。经济增长的动力链条有二，其一是投资拉动：扩大投资需求（投入）——增加供给（增长）——扩大投资需求（投入）。其二是消费需求拉动：扩大消费需求——增加供给（增长）——扩大消费需求。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清晰阐明了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积极作用。他指出：“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8]可见，在蕴含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社会再生产中，除了生产是起点，消费也可成起点。如何理解？人们在产品消费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产品新需要，提出生产的新要求，从而为再生产提供了动机和目的。为了消费才去生产，产品只有在进入消费环节才标志着生产过程的完成。

（三）消费与生产辩证统一

《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导言中，马克思系统论述了生产消费相互作用的辩证唯物关系。

1.生产消费直接同一

生产创造主体是消费。马克思指出：“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9]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就是生活资料消费的过程，社会再生产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力再生产。也就是说，如果生产脱离劳动者的消费存在，消费不足将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萎缩，进而制约生产力的发展。

2.消费成为生产创造源动力

马克思认为需求是生产的动因，而消费则是再生产需求的过程。“生产由消费产生”。首先消费作为实现产品价值过程，与自然物品相区别。其次，消费还为生产创造新需要，创造生产之“观念上的内在动机”，从而创造出“生产的动力”。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物质财富的现实的对象，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主观目的的观念的对象，即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

3.消费促进产品实现

马克思认为：“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10]“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11]消费是最后完成产品的生产行为。比如，现实生活中，产品实行包修、包退和包换的行为，其实就是企业承认消费的“生产”作用的表现。相反，不能完成最后的生产行为（消费）的产品，无法实现“惊险的跳跃”，怎么能称其为现实产品。当然，针对非现实产品，企业也无法实现效益。

4.消费循环引致社会再生产

要实现生产与消费的良性互动，离不开交换与分配关系的中介。生产与消费不会自动相互创造，二者之间的现实互动需要以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为中介来实现。“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12]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环节中，“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13]，“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14]。即进行再生产、分配与交换是消费的需要。消费是人类社会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生产发展历史的推动者。分配对生产和消费的中介作用，启发我们不仅应重视分配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还应重视二次分配和对一次分配调节。要更加重视强化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更加注重财富分配的正义性和包容性。

5.消费促进需求侧变化

从需求侧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新生人口的增长，消费者对产品需求的质、量俱升，新需求层出不穷，客观上要求流通多样化、市场扩大。通过“交换和流通”这一标题，马克思肯定地说：“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15]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生产流通相互作用，消费推动经济不断发展。

（四）流通为消费力发挥作用提供重要支撑

商品流通属于交换领域的经济范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环节反映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和不同职能，同时也彼此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再生产过程的有机整体。因此，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反之，其他要素也可以决定生产。”[16]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其考虑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介运动。从“生产—流通—消费”的动态辩证关系看，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决定生产，“既然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17]。商品流通作为生产、消费的联系与统一的中介，其职能与作用反过来受生产与消费的制约。生产是流通的前提，而交换的目的则是消费。商品流通的存在主要源于生产单一性与消费多样性的矛盾，其过程不仅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补偿，而且推动产品通过消费成为现实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过程如果不能转入流通过程，就要陷入绝境”[18]。而这也说明，消费要发挥作用，一定要通过流通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将众多分散消费个体，凝聚成整合成磅礴消费力，增强其组织性，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背景下，流通革命通过零售革命精准而迅速呈现。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相关论著中，马克思最早系统阐释了商品流通的表现形式和其本质规定性。零售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是商品流通这一“无限错综的一团锁链”[19]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交换”要素而存在；并且，零售商业在商业资本论分析框架下则作为“商品经营业的商业资本”而发挥作用，是“专门”媒介社会商品交换的行业之一。基于社会再生产整体视角和商业资本分工经济视角，马克思流通经济范式解释了零售商业和零售的本质，对认识数字化和互联网情境下的零售新现象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20]

二、对当前我国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启示

近年来，西方主要国家民粹主义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冲击，风险加大。在此背景下，近期发生的部分跨国公司集体抵制新疆棉花事件，更加凸显运用我国超大市场能量实施经济反制的战略意义和价值。《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在2021年1月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强调指出，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如何发挥大国市场的影响力？马克思消费思想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深刻体会和有效把握党中央关于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其理论和科学指导作用，不言而喻。

马克思消费思想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全面促进消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优化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服务。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在国际竞争和博弈中，如何发挥作为快速追赶的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尤其是巨量消费资源的作用，要深刻理解和认识消费力的强劲反作用。而这种反作用，可以用经济反制力来体现。

消费大国的反作用主要指强大国内市场在国际竞合中的经济吸引力和反制力。2021年3月，中国棉花产业联盟针对前述的跨国公司棉花事件，发布将提升中国棉花国际影响力的声明，已经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

首先，经济吸引力，即一国具备为其他国家提供经济收益能力而产生的吸引力。具体而言，第一，资源禀赋有优势，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成本低，具有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经济总量、人口和市场规模大，具有扩大进口的吸纳力，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具有良好的市场成长性。第二，营商环境法治化，政府管制稳定公平透明，市场竞争充分有序，知识产权保护得力，企业家精神强劲，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低，微观经济主体有活力。第三，市场准入水平高，货物关税水平低，非关税壁垒规范透明，服务和外资准入限制少，采取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准入方式。第四，产业集聚能力强，掌握核心技术，占据产业和价值链高端，主导形成全球和区域生产网络，吸引其他国家加入产业分工协作。

其次，经济反制力。即一国以经济手段反制其他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经济实力越强，市场吸引力越大，反制手段越丰富，反制效果越好。从性质上看，包括单边措施和多双边应对措施，前者往往属于单边主义做法，后者具有世贸组织等国际法依据。从管辖上看，包括对境内涉外实体和个人等采取的限制措施，以及对境外他国经济行为和主体“长臂管辖”措施。从内容上看，涉及贸易、投资、金融、援助等领域。货物领域，主要是加征进出口关税以及迟滞通关、检验检疫、技术标准、出口种类和用户限制等非关税措施。服务领域，限制外国准入，管控本国公民境外旅游消费和劳务输出等。投资领域，实施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及处罚、营商限制、撤回对被反制国全部或特定投资等。金融领域，冻结、罚没被反制国资产，限制金融结算和外汇使用，做空货币、债券等金融资产等。援助领域，切断经济技术援助，停止优惠贷款等。

注释

[1]参见谭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与消费力的矛盾》，《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8期。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1～273页；第272～273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

[5][6]【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第17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9][10][11][13][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第28页；第28页；第26页；第37页。

[12][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39页；第73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8页。

[17][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第38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20]参见谢莉娟、庄逸群：《互联网和数字化情境中的零售新机制》，《财贸经济》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