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媛

（1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2六盘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1）

对自然万物的强烈观照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显著特征，从文学创作的过程来观测， “ 文 ” 如何选择和表现作为审美对象之 “ 物 ” ，主要循思于文体体制风格和创作主体才思两个层面，前者体现文体的定性规范与表现风格的关系，后者显示创作者个性创造与创作整体风貌的连接。一方面，不同的文体类型必然 “ 有一些规定风格的力量 ”①，作家在创作时首先要受到不同文体选择的规定性支配。《文章辨体序说·凡例》谓 “ 文辞以体制为先 ”[1]，所谓诗有诗之法式，赋有赋之规程，不可混淆，换言之，文体的体制风格牵引着创作者对外物的表现方式。从体性意义分别各体，并以文体规范对 “ 物 ” 的取舍运造，文章体式风格也因客观事物千姿百态、创作个性的差异以及不同表现的需要而随常变迁，如陆机《文赋》言 “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 ” ， “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 ”[2]。另一方面，在创作活动中，创作主体如何进行艺术构思和语言修炼从而达到以文载物、物以适文，需要天资，亦需要学养积备。

就赋一体而言，汉大赋最为代表，其文本赋作在体制上别开一体，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 “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3]270指明赋体与其他文体的差异，纪昀评述以为 “ 铺采摛文，尽赋之体；体物写志，尽赋之旨 ”[4]。赋之为体， “ 敷陈 ” 的本质要义最为显要，挚虞《文章流别论》言 “ 赋者 ” 以 “ 敷陈之称 ”[5]《全晋文》卷七十七，1905明其体，特别是汉大赋寡于情志，主物摛写，明示通过对 “ 物 ” 的铺写集叙之法来彰显赋体本色，赋体以 “ 铺写叙物 ” 为表征，体现为博观包容的审美视域及繁辞巧构的技艺蓄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