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明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作为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高启历来受到很高评价，甚至被认为是有明第一诗人。在近年来的元明诗学研究中，对高启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前人对高启诗的版本源流、高启与“北郭十子”等诗歌群体的关系，以及高启诗歌创作的艺术特点和风格等方面，都做了很多研究。[1]但若翻阅高启诗集，很容易发现的一个现象是，集中存在大量的书写苏州风土的诗作。如何从社会史和文学史的演变来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如何看待高启的苏州书写在形式上的独特之处，以及如何总结吴中文学传统对高启苏州书写的影响，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切入的角度。

一、地方认同与高启的苏州书写

从社会史的发展来看，宋元以来士人逐渐地方化，这清晰地体现在高启身上。士人的地方化加强了士人对地方的认同，这又引起了文学史上地方文学的兴起，风土百咏诗的流行即为表征。高启的《姑苏杂咏》及相关苏州诗就是这种文学史新变的表现。

(一)士人地方化与高启的生存形态

美国学者郝若贝指出，与北宋精英以报效朝廷为抱负因而不惜脱离故乡的心态相比，南宋士人开始以扎根地方为主要选项。[2]52包弼德也认为，唐宋变革的主要表现是士大夫逐渐转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3]79-100王瑞来也指出了从南宋到元代以来同样的社会变化，他称之为“宋元变革”。[4]189-214南宋以来士人“地方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宋代科举录取和改官之难让读书人做官仅有千分之一的概率，因此大量士人不得不流向地方；另一方面是南宋以来逐渐发达的商品经济形成的地方经济实力让士人不必以仕途为唯一出路。而元代对科举的废除更是加强了这种趋势。正如王瑞来先生所总结的：“流向地方的士人的知识资源与发达的商品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实力，两者合流，促进了地域势力的发展。而元代科举在几代人几十年间的停废以及儒户的建立，又将士人彻底推向了地方。”[4]206

高启正是宋元以来地方精英的典型代表。虽然高启将远祖追溯到北齐的高欢，但自宋南渡以来已久居苏州，正如他在《送唐处敬序》中所自道：“余世居吴之北郭。”[5]871在他的诗中他是以吴人自居的，如《吴趋行》所云：“仆本吴乡士，请歌吴趋行。”[5]5作于南京修史时期的《逆旅逢乡人》“不向灯前听吴语，何由知是故乡人”[5]741，以及同一时期的《闻人唱吴歌》“楚人不解听吴歌，我独灯前感慨多”[5]745，都表现了对吴人身份的认同。在他有限的三十九年生命中，绝大部分生涯都隐居生活在苏州地区。因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元代，高启没有机会参加科举，也未曾出仕。高启未冠时居北郭，与王行、徐贲、张羽等人诗酒唱和，并称“北郭十友”。张士诚据苏州后，高启依岳父隐居青丘：“张士诚据浙右，时彦皆从之，先生独弗与处，挈家依外氏，以咏歌自适。”[5]995(吕勉《槎轩集本传》)二十三四岁时，高启曾有过一段漫游经历，但也限于吴越地区。高启后曾迁居娄江，并曾于虎丘西麓开馆训蒙。明朝建立后，高启于洪武二年被召入京修《元史》，次年授翰林院编修，又擢户部侍郎，但他以未谙理财为由，恳辞归乡。归乡后高启曾居苏州城中夏侯里，直到三十九岁时因为魏观作上梁文一事被害。可见高启一生行迹，几乎皆在苏州一带。

从谋生方式来说，高启也体现了宋元以来“地方精英”的典型形态。王瑞来先生曾总结南宋以来士人在科举之外的几种常见生存方式，包括经商、经营田产、教书。[4]286-293据本传，高启祖上以田产为业：“考顺翁以上俱裕饶，有田百余亩，在沙湖东，迤南切吴淞江，遂侨江浒之大树村，以便课耕。”[5]995虽然后来家道中落，但他在十八岁时与青丘巨室周仲达结姻。这样的物质条件保障了高启耽嗜书史的隐居生活，也降低了对入仕的依赖程度。除料理家中田产外，高启还曾以教书为业。据《槎轩集本传》，高启曾“移居虎丘西麓训蒙”[5]996，这也在他的诗中有所反映，《始迁西斋》诗云：“图书左右陈，永日坐一氈。婉娈数童子，哦诵当我前。”[5]170所写正是训蒙场景。高启的生活方式正是南宋以来地方化的精英们的常见形态。

(二)地方认同与风土百咏诗的盛行

士人的地方化强化了南宋以来的地方认同，体现在南宋以来地方史和地方文学的兴盛。《隋书·经籍志》载汉魏六朝地志244种；隋唐图经编纂成风，但可考仅约一百种。[6]272而据学者统计，宋代三百多年内修地方志达1 016种，形式由图经向更加全面详实的地方志演变，且体例越发成熟。[7]元代虽享国年短，但也编纂了2 000余种各地地理、风景和方志类的著作。(1)①包弼德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统计，见包弼德：《地方史的兴起：宋元婺州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载《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而且，如包弼德所论，如果说前代的图经更多是出于中央收集地方统计资料以便统治的政治目的，因此多由官方编制；而南宋以来的地方志则多由地方人士所编写，政治目的让位于地方认同。[8]与地方志的大量编写同步，南宋以来地方文学大为流行，体现在地方人物传记、地方文学总集和选本、都邑赋、竹枝词、地方风土百咏等多种文体的蔚兴。(2)②包弼德在《地方史的兴起：宋元婺州的历史、地理和文化》中总结了宋元以来婺州地区地方志和地方人物传记的兴盛状况。叶晔在《拐点在宋：从地志的文学化到文学的地志化》(《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中描述了都邑赋、地名诗、竹枝词等文学形式在宋代的发达。丁放《宋代地域性诗文选本与地理志的关系》(《江淮论坛》2013年第2期)则介绍了宋代地方文学总集的兴盛情况及其与地方志编纂之间的关系。

自中唐以来，风土诗有兴盛之势，正如方回在《瀛奎律髓》卷四“风土类”评语中所说：“大抵中唐以后人多善言风土，如西北风沙，酪浆氈幄之区，东南水国，蛮岛夷洞之外，亦无不曲尽其妙。”[9]158唐代还出现了以组诗形式写风土的作品，如戴叔伦的《临川六咏》、李白的《姑苏十咏》、刘禹锡的《海阳十咏》、陆希声的《阳羡杂咏十九首》以及无名氏的《敦煌廿咏》等。而以百首以上的大型组诗更加全方位地表现某地风土，在唐代仅见张又新《永嘉百咏》一组(已佚)，在宋代则大规模流行。据当代人统计，宋代的风土百咏至少有21组之多，现存有杨备的《姑苏百题》和《金陵览古》、杨蟠的《钱塘西湖百题》和《后永嘉百咏》、郭祥正的《和杨公济钱塘西湖百题》、阮阅《郴江百咏》、许尚《华亭百咏》、曾极《金陵百咏》、方信孺《南海百咏》、张尧同《嘉禾百咏》、陈谔《襄鄂百咏》、董嗣杲《西湖百咏》等。[10]四库全书《嘉禾百咏》提要云：“宋世文人学士歌咏其土风之胜者，往往以夸多斗靡为工。如阮阅《郴江百咏》、许尚《华亭百咏》、曾极《金陵百咏》之类，所作皆以百首为率，互相仿效，勉强取盈，不免沿为习套。”[11]765高启的《姑苏杂咏》以组诗形式表现苏州地方的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这一写作模式正是前代诗学传统的自然延续。

(三)高启的《姑苏杂咏》以及其他苏州诗

《姑苏杂咏》分为风俗、古迹、祠庙、冢墓、山川、泉石、园亭、寺宇、桥梁、杂赋十个类目。风俗类只有《吴趋行》一首；古迹类有《吴王郊台》《姑苏台》《吴王井》等39首；祠庙类有《至德庙》《子胥庙》《春申君庙》等13首；冢墓类有《阖闾墓》《要离墓》《吴女坟》等12首；山川类有《虎丘》《天平山》《阳山》等28首；泉石类有《白云泉》《石井泉》等6首；园亭类有《顾辟疆园》《南园》等7首；寺宇类有《灵岩寺》《南峰寺》等7首；桥梁类有《皋桥》《乘鱼桥》等5首；杂赋类有《南山有鸟》《玉波冷双莲》《芷秀药华》等18首。

在除《姑苏杂咏》外的诗集中，高启还有大量与苏州风土有关的诗篇。(4)②除《姑苏杂咏》外，高启还有《吹台集》《青丘集》《江馆集》《缶鸣集》《凤台集》《南楼集》《槎轩集》《胜壬集》等诗集，明景泰年间徐庸按体编为《大全集》得1770余首，清雍正间金檀在《大全集》基础上增刻遗诗240首，为《高青丘诗集》。2013年徐澄宇、沈北宗点校出版的《高青丘集》即以金檀本为底本，是为收录最全者。参见何宗美：《高启诗文集辩证》，载《文献》2014年第5期。以风俗类来说，除了《吴趋行》一首总而言之以外，高启还有《牧牛词》《捕鱼词》《养蚕词》等一系列表现吴中乡村生活的乐府诗。以古迹和祠庙类来说，高启还有《五噫歌吊梁伯鸾墓》《谒伍相祠》《谒甫里祠》《登姑苏台》等凭吊、登览所作的诗篇。以山川类来说，高启还有《陪临川公游天池三十韵》《独步登西丘》《九日与客登虎丘至夕放舟过天平山》《登阳山绝顶》等游览诗。以园亭类来说，还有《乐圃三首》《师子林十二咏》等。

二、文学地志化与《姑苏杂咏》的书写方式

宋代以来的文学地方化还表现在文学向地方志的接近上，有学者称之为“文学的地志化”。[12]所谓的“文学的地志化”，是指包括诗在内的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向地方志的模式接近。从内容维度来说，宋代以来地方风土成为文学写作的普遍对象，表现为地方人物传记、地方文学总集和选本、都邑赋、地方风土百咏等文体的兴起，上文已论。从形式层面来说，表现为风土百咏等文体在写作动机、体例等方面向地方志的接近，这一点也突出表现在《姑苏杂咏》的书写方式中。

(一)“偶得郡志阅之”与“不在场”写作

从创作机缘上来说，《姑苏杂咏》的创作受到了苏州地方志的直接影响。这从高启自己为《姑苏杂咏》所作的序中可以窥见：

吴为古名都，其山水人物之胜，见于刘、白、皮、陆诸公之所赋者众矣。余为郡人，暇日搜奇访异于荒墟邃谷之中，虽行躅殆遍，而纪咏之作，则多所阙焉。及归自京师，屏居松江之渚，书籍散落，宾客不至，闭门默坐之余，无以自遣，偶得郡志阅之，观其所载山川、台榭、园池、祠墓之处，余向尝得于烟云草莽之间，为之踌躇而瞻眺者，皆历历在目；因其地，想其人，求其盛衰废兴之故，不能无感焉。遂采其著者，各赋诗咏之。[5]907

高启序中说，《姑苏杂咏》为“偶得郡志阅之”后对所载山川、台榭、园池、祠墓有所兴感因而“采其著者，各赋诗咏之”。可见《姑苏杂咏》的创作正是因阅读“郡志”而发。

那么，高启所阅“郡志”为哪一本呢？高启时代以前，苏州已修志甚多，据宋濂为卢熊《苏州府志》所作序：“迨宋之时罗处约有图经，朱长文有续记，范成大、赵与筹皆撰类成书，厥后有章悊者病其未完，作《吴事类补》。”[13]那么高启所阅为宋濂序中诸本，还是卢熊《苏州府志》呢？高启门人吕勉在《槎轩集本传》中说：

时卢熊修郡志初成，为之考据，并躬探览于风俗、古迹、祠庙、冢墓、山水、泉石、园亭、寺宇、桥梁杂赋，每系一诗，众体兼备，共若干首，名《姑苏杂咏》，传于世。[5]996

如此看来，高启所阅读的“郡志”应为时任苏州府教谕的卢熊所编纂的《苏州府志》。高启辞官归乡在洪武三年七月，据年谱，“既旋里，复居江上之青丘，作《姑苏杂咏》，至四年十二月告成。”[5]1007卢熊的《苏州府志》于洪武十二年正式印刻出版，故高启如阅之，则应为初稿。高启在卢志初稿的基础上“为之考据”，对府志的编写有所贡献。

但从卢熊的自述来看，情况又似非如此。卢熊题周南老《吴中杂咏》后云：

昔吾友高季迪作《吴中杂咏》，尝以示余，且曰：“子该洽好古，试为我评之。闻子纂《吴记》，有古迹可命题者，幸并示我，续为赋咏。”余因复季迪云：“旧志如吴郊台、丁令威、禄里村、黄姑庙等题，皆无其实。……乘鱼非琴高，乃《列仙传》吴子英事。诸如此类，及浮屠道家之说，多涉不经；其他‘古题’云云，尤可补《杂咏》之缺。”季迪跃然以喜曰：“非子之言，吾几踵其谬矣！幸详述其故。”余暇日录吴事若干条，置箧衍中，将以遗季迪，而季迪死矣。呜呼！惜哉！[5]1020

高启曾对卢熊说“闻子纂《吴记》”，可见高启将所作《姑苏杂咏》示于卢熊之时，尚未得见卢氏《苏州府志》。综合吕勉和卢熊之言，高启所见或为范成大《吴郡志》之类前代方志，及杂咏初成，示于卢熊；卢熊志成又示于高启，高启为之考据增补，杂咏亦继有所作。

但不论高启所阅为何本苏州地方志，其《姑苏杂咏》因读志而作，则无疑议。既为读志而作，则写作方式为“不在场”式的想象式题咏，与“在场”式的身临其境的游览之作不同。就历代风土百咏来看，这两种写作方式是并存的。南宋董嗣杲在《西湖百咏》自序中说：“予长兹地，与山水为忘年交，凡足迹所到，命为题，赋以唐律，几二十余年，仅逮百首，然皆目得意寓，叙实抒写，非但如杨郭二子披图按志、想象高唐而已。搜索奇胜，难遍以数举，此直据予所见，不以夸奇斗胜为工也。”[14]237董嗣杲的序区分了两种写作模式，一种是他自己所实践的亲临其地的“在场”式的写作方式，另一种是“披图按志、想象高唐”式的写作方式。(5)①姜双双在《论唐宋图经与诗歌》(《中国诗歌研究》2018年第2期)一文中也区分了在场与不在场两种诗歌创作模式，并分析了图经对不在场写作的影响。

高启所采用的独特写作方式，可以从上文所引高启为《姑苏杂咏》所作的自序中窥见。从自序中可见，《姑苏杂咏》为高启自京师辞官归乡后，于闭门默坐之中取“郡志”阅读有感而作。这似乎正是董嗣杲所说的“披图按志、想象高唐”的写作方式，有学者也持此看法。[15]但吕勉在《槎轩集本传》中却说高启“卢熊修郡志初成，为之考据”的同时也曾“躬探览于风俗、古迹、祠庙、冢墓、山水、泉石、园亭、寺宇、桥梁”[5]996，似乎高启读志后又曾“躬探览”。高启的自序中也说到他作为郡人曾经“暇日搜奇访异于荒墟邃谷之中”，甚至对于苏州的名胜已经“行躅殆遍”。从收录在《姑苏杂咏》中的很多诗来看，很多诗应该是作于现场。如《天平山》诗云：“入山旭光迎，出山明月送。十里松杉风，吹醒尘土梦。兹山凡几到，题字遍岩洞。……还寻老僧居，隔竹听清诵。慰我跻攀劳，为设茶笋供。”[5]201又如《龙门》也写到了“僧留看古刻，敲火照绝壁”的现场细节。[5]205又如《松江亭》：“泊舟登危亭，江风堕轻帻。空明入远眺，天水如不隔。”[5]211《支遁庵》：“闲登待月岭，远叩栖云关。”[5]214从上述诗中可见表达高启亲临景观现场的很多措辞。其自序中所说“纪咏之作，则多所阙焉”也意味着以前曾有所作。综上而论，长期隐居苏州的高启曾经探访过很多吴中山水名胜，因此其《姑苏杂咏》与从未身临其境的纯粹“想象高唐”之作自是不同。但即使《姑苏杂咏》中有一部分是历年游览时所作之诗，但毕竟有很多诗是阅读郡志之后的回忆之作，一些诗中的身临其境之词可能基于回忆得来。况且应有一部分名胜为高启未曾涉足，纯粹为“想象高唐”之作。因此，可以确定的是，高启的《姑苏杂咏》并非单纯的“想象高唐”，而是应为亲历与想象的糅合之作。

(二)编写体例与注释方式的地志化

从编写体例上来看，《姑苏杂咏》也十分接近地方志。相较于前代的风土百咏，高启的《姑苏杂咏》在编写的体例上有一点显著的不同，即将一百余首风土诗按照风俗、古迹、祠庙、冢墓、山水、泉石、园亭、寺宇、桥梁、杂赋十个类目分类排列。这种分类编写的方式显然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无论是早期的图经还是后来的地方志，都将地方知识分为不同的类目来编排。如南宋范成大所编《吴郡志》五十卷，分为沿革、分野、户口租税以及风俗、古迹、园亭、山、川等三十多个类目。

除了编写体例，在《姑苏杂咏》的题下注中可以更直接地看到其与地方志的关系。历代的风土百咏一般都有题下注，以说明该处名胜的位置、沿革、历史传说等信息。如许尚《华亭百咏·白龙洞》一诗题下注：“在横云山顶，下通澱山湖，每风雨夜有龙出入洞中。”[16]4又如董嗣杲《西湖百咏·葛岭》题下注：“在大佛头西，葛仙翁往来炼丹之地，今两岸多园馆，间有僧庐。”[14]244题下注成为风土百咏的惯例，因此对于没有题下注的四库本《郴江百咏》，馆臣怀疑是传写脱误所致：“惟每题之下不注本事，非对图经而读之，有茫不知为何语者，或传写之佚欤？”[17]111高启的《姑苏杂咏》沿承了这一写作惯例。如《姑苏台》题下注：“在横山西北麓，夫差因越献栅楣而起此台，造九曲路以登，其高见三百里。越破吴，焚之。”[5]350又如《干将墓》题下注：“在匠门外，王使铸剑二，匿其阳，王杀之。后耕者尝见青蛇绕其冢上。”[5]198这种注释方式正是受到了地方志叙述方式的影响。

不仅如此，从高启的《姑苏百咏》来看，风土百咏诗的题下注甚至直接从相应的地方志中截取而来，尽管经过了微小的改写。以下将《姑苏杂咏》诸题下注和范成大《吴郡志》以及在编写上沿袭范志的卢熊《苏州府志》中对同一对象的说明文字进行对比，沿袭关系昭然可见：

诗题范成大《吴郡志》[18]卢熊《苏州府志》[13]高启《姑苏杂咏》题下注[19]《吴王郊台》在横山东麓,下临石湖,坛壝之形俨然。相传吴僭王时或曾祀帝也。同《吴郡志》在横山东麓,吴僭王时尝祀帝也。《香水溪》在吴故宫中,俗云西施浴处。……同《吴郡志》在吴故宫,俗云西施浴处。《鸡陂》在娄门外,吴王养鸡城也。又名鸡陂墟。同《吴郡志》在娄门外,吴王养鸡城也。《死亭湾》在阊门外七里,汉朱买臣妻耻而自缢处也。同《吴郡志》在阊门外,汉朱买臣妻耻而自缢处也。《毛公坛》在洞庭山中,汉刘根得道处也。根既仙,身生绿毛,人或见之,故名毛公。今有石坛在观傍,犹汉物也。即毛公坛福地。在洞庭山中,汉刘根得道处也。根既仙,身生绿毛,人或见之,故名毛公。今有石坛在观傍,犹汉物也。在洞庭山,汉刘根得道处。根既仙,身生绿毛,人或见之,故名毛公。有镇坛符存。《支遁庵》在南峰,古号支硎山。晋高僧支遁尝居此,剜山为龛。同《吴郡志》在南峰,晋高僧支道林剜山为龛以居。《石射堋》在石城山,有石鼓,鼓鸣即有兵。山有石马,望如人骑。同《吴郡志》在石城山,又有石鼓,世传鸣则有兵,山上有石马,望如人骑。

卢熊《苏州府志》于洪武十二年刻印出版，卷五十《集文》收录了历代名家咏苏州之诗作，也收入高启《姑苏台》《响屧廊》《吴王井》《西施洞》《至德庙》《阳山》六首，均为《姑苏杂咏》中的诗作。高启《姑苏杂咏》的创作从机缘、编写体例和注释方式，都受到地方志的影响；而《姑苏杂咏》中的作品又被收入地方志中成为苏州历史记忆的一部分。诗歌与地志就是这样循环互动的，“文学地志化”与“地志文学化”呈现出相反相成的同步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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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吴中文化传统与高启诗歌

上文所关注的是高启在诗中书写吴中风土的方式，即在“文学地志化”背景下对地方志书写模式的接近。士人地方化和文学地方化的趋势必然会造成士人对地方文学传统的认同，从而在写作中呈现出其影响。因此，下文所要讨论的是吴中文学和文化传统如何影响高启诗的写作，这种影响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吴中诗学传统与高启诗歌

高启的很多诗都以吴中风物为题材。中唐吴中诗人学习吴中俗体的表现之一是多取吴中民俗为题材，如皎然《顾渚行送裴方舟》写顾渚采茶，顾况《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写江村牧童，等等。晚唐陆龟蒙、皮日休唱和诗中民俗书写更为普遍，《松陵集》中有渔具诗前后二十咏、樵人十咏、茶具十咏等。高启的很多诗都以吴中民俗为题，《高青丘集》卷二有《牧牛词》《捕鱼词》《养蚕词》《射鸭词》《伐木词》《打麦词》《采茶词》《卖花词》《鹤媒歌》《牛宫词》《照田蚕词》等一系列表现吴中乡村生活的乐府诗，卷十五有《渔》《樵》《耕》《牧》四题八首民俗诗。

联句诗是高启诗接受吴中诗学传统的另一方面。《全唐诗》联句卷中，中唐吴中派之前仅存李、杜各一篇。而中唐吴中诗人名下联句大盛，皎然存三十余篇，颜真卿存十余篇。因此，“唐人联句之盛，实起于大历、贞元时期的吴中地区”[20]。中唐吴中的联句风气影响了韩、孟等人的联句，而晚唐陆龟蒙和皮日休的联句活动也正是对吴中诗学传统的体认和继承。高启集中联句颇多，《高青丘集》卷十四收《舞剑联句》《剑池联句》《病柏联句》《风雨联句》《虎丘联句》《莲房联句》等六篇联句诗。

高启创作了很多南朝乐府中的吴声歌曲旧题，如《子夜四时歌》《碧玉歌》《团扇郎》《华山畿》《神弦曲》《春江花月夜》等。不仅如此，高启的很多诗从音律上来说也继承了传统吴声的特点。首先，青丘集中有很多“吴体”诗。“吴体”之称始见于杜甫《愁》诗，老杜自注云：“强戏为吴体。”[21]1599关于何为“吴体”，学者或以为吴中俗体，或以为南朝吴均体。[22]赵昌平先生分析了吴均体的特点，认为其亦为效仿吴中俗体之诗体，指出：“无论吴均体之吴是指吴中还是吴均，其根本性质为效学吴中俗体诗者。”[20]“吴中体”由吴楚七绝民歌发展而来，在音节上来说，句与句之间多失粘失对，一句之中相邻偶数字多同平或同仄，这都与唐初形成的近体诗格律不合，如杜甫《愁》诗：“江草日日唤愁生，巫峡泠泠非世情。盘涡浴鹭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十年戎马暗南国，异域宾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见否，人今疲罢虎纵横。”[21]1599首句二四字同仄，二三句之间不粘。据赵昌平先生统计，中唐吴中派七人近体诗530首中，用拗体者达107首，比例远高于同时期的大历十才子等人。晚唐吴中诗人陆龟蒙也曾作吴体，如《早秋吴体寄袭美》，皮日休和之。[23]1709试检高启诗集，“吴体”亦有十余首之多。如七绝《宿蟾公房》：“一禽不鸣深树烟，明月下照高僧禅。独开西阁咏清夜，秋河欲堕山苍然。”[5]743首句二四同平，次句二四同仄，二三句之间不粘，正是吴体之音节。又如《久雨》：“水长已到折矶头，江天雨来殊未休。鸬鹚鸂鶒晓争喜，杨柳杏花春自愁。”[5]760首句二四同仄、次句二四同平。七言律诗如《丁令威宅》：“令威作仙上天去，旧宅留在青山阿。千年宅废但遗井，何处更闻华表歌。南陌黄尘足去客，东流碧海绝回波。鹤归重览应惆怅，地上丘坟今又多。”[5]596首句二四同平，次句二四同仄，二三句之间不粘，亦属吴体。高启集中吴体七绝还有《过北塘道中四首》《看梅漫成三首》《夜至阳城田家》，吴体七律还有《赠林泉民张孟辰次张贞居韵》《谢周四秀才送酒》《雨中》《次韵王孝廉过澄照寺》《饮陈山人园次能翁韵》等。

此外，高启诗中有很多杂言与三三七句式，也是吴音激讦的一种表现。盛唐之后，杂言歌行以中唐吴中诗人为多，诸人现存106首歌行体中，杂言约60首，含三三七句式者超过一半。[20]《高青丘集》卷十一为“长短句体”，收入三十九首，其中包括《青丘子歌》《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登名作。高启集中“三三七”句式也很多。如《凿渠谣》：“凿渠深，一十寻。凿渠广，八十丈。凿渠未苦莫嗟吁，黄河曾开千丈余。君不见，贾尚书。”[5]76又如《射鸭词》：“射鸭去，清江曙。射鸭返，回塘晚。秋菱叶烂烟雨晴，鸭群未下媒先鸣。草翳低遮竹弓彀，水冷田空鸭多瘦。行舟莫来使鸭惊，得食忘猜正相斗。觜唼唼，毛褷褷，潜机一发那得知。”[5]83含有三三七句式者还有《堂上歌行》《田家行》《放鹤辞》《湖州歌送陈太守》等。

(二)吴中隐逸传统与高启诗歌

上文已经论及，高启绝大部分的生涯隐居于苏州地区。他的隐逸生活在诗中得到了全面的表现。独居的自适情怀，读书的趣味，乡间漫步远眺的悠然景致，与朋友的小聚同游和赠别相忆，吴中山水名胜的登览所感，以及咏物、题画，这些构成了高启诗歌的主要内容，可以说他的诗中字里行间都流露着隐逸的气息。“已分栖迟不自疑，江边林下尽幽期。病唯好懒宁须药，心未忘机偶对棋。闲馆雨声花落夜，芳塘草色燕飞时。春来颇喜囊中富，添得新成几首诗。”[5]633(《漫成二首》其二)青丘隐居生活大抵类此。有学者曾对高启诗中表现出的“睡欲”进行分析[24]，这正反映了高启的隐逸情怀。高启对于政治生活一直有一种疏离的态度，也屡屡在诗中有所流露，如《我昔》诗云：“我昔在家日，有乐不自知。及兹出门时，始复思往时。……天性本至慵，强使赋载驰。发言恐有忤，蹈足虑近危。人生贵安逸，壮游亦奚为？何当谢斯役，归守东冈陂。”[5]265明初朱元璋的恐怖政治让高启更加绝意仕途，在短暂的南京修史期间，他的诗中每每流露对家乡的思念，如《春来》诗云：“走马已无年少乐，听莺空有故园思。”[5]585归来时则是发自内心的安稳和喜悦：“遥看城郭尚疑非，不见青山旧塔微。官秩加身应谬得，乡音到耳是真归。夕阳寺掩啼乌在，秋水桥空乳鸭飞。寄语里阎休复羡，锦衣今已作荷衣”[5]653(《归吴至枫桥》)。

应该说，高启诗的隐逸情怀是整个元代文人心态之表现。(6)①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第二章《元代诗坛风气论》第二节对元代诗坛的隐逸风气进行了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78页)自南宋以来的士人地方化增强了士人对乡土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而元代的科举不行则让隐逸成为士人生存之常态。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论及。但此处要强调的是，高启诗的隐逸情怀也是对吴中文学源远流长的隐逸传统的继承。高启的隐逸情怀让他对吴中隐逸先贤倍加景仰，而吴中隐逸传统又反过来加强了高启的隐逸意识。

吴地的隐逸先贤中对高启影响最大的是陆龟蒙。陆龟蒙自宋代以来就是很多隐逸诗人的偶像，“天随子”的意象在南宋江湖诗人的诗中反复出现。[25]62乡贤陆龟蒙的隐逸风流，对于高启来说无疑是一种崇高的典范。史载陆龟蒙“居松江甫里”，高启所隐居的青丘距陆龟蒙所居的甫里比较近，其《甫里即事四首》自注云：“甫里，在松江之上，陆鲁望所居也。余居其北渚，颇擅烟波之胜。”[5]572可见两处应该是隔吴淞江南北相望。高启又一度移居甫里之西，《郊墅杂赋》中所谓“移家非远谪，幽处似愚溪”，又云：“有客如寻我，龟蒙旧宅西。”[5]822高启曾探访甫里，在《甫里即事四首》中表达了对陆龟蒙隐逸风流的景仰之情和效仿之意：“我比天随似否，扁舟醉卧吹箫。”[5]572陆龟蒙故居后有祭祀他的祠堂，因居所较近，高启曾多次拜谒并有《谒甫里祠》一首留存：“衣冠寂寞半尘丝，想见江湖独卧时。遁迹虚烦明主诏，感怀犹赋散人诗。钓鱼船去云迷浦，斗鸭阑空草满池。芳藻一杯谁为奠，鼓声只到水神祠。”[5]589

高启的很多诗正是受到陆龟蒙的影响而作的。陆龟蒙曾居临顿里，皮日休为赋十首(《临顿为吴中偏胜之地陆鲁望居之不出郛郭旷若郊墅余每相访款然惜去因成五言十首奉题屋壁》)，陆龟蒙和之(《袭美见题郊居十首因次韵酬之以伸荣谢》)。[23]1074-1105高启在《临顿里十首》中悉数和之，其自注云：“在城东，旧为吴中胜地，陆鲁望有诗十首咏之，余悉次其韵，盖彷佛昔贤之高致云。”[5]527高启的《叠韵吴宫词》，也是因为“皮陆尝有此作，因戏效之”[5]94。又如高启的《虎丘次清远道人诗韵》一诗，也是因为“颜鲁公、李德裕、皮日休、陆龟蒙皆有和篇”[5]200，故有此作。唐大历时虎丘石壁有“幽独君”诗二首，皮、陆皆和之，高启也有《吊幽独君》一诗。[5]216

(三)《〈松陵集〉序》与高启诗论

陆龟蒙对高启的影响也许还不止于此。值得注意的是高启的诗学思想与皮、陆诗论之间的关系。高启论诗以“格”“意”“趣”为要，认为：

三者既得，而后典雅、冲淡、豪俊、秾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如万物之生，洪纤各具乎天；四序之行，荣惨各适其职，又能声不违节，言必止义，如是而诗之道备矣。[5]885(《独庵集序》)

他认为，前代的每种诗体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渊明之善旷而不可以颂朝廷之光，长吉之工奇而不足以咏丘园之致，皆未得为全也。”[5]885执定于特定的诗体无异于限制了表达的自由，因此他主张“随事模拟”：“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5]885高启的诗确有随事模拟、风格多样的特点，这一点前人已有定论。对此，高启自己也有明确的认识。他在《青丘子歌》中描述自己的诗歌特点云：

微如破悬虱，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5]434

高启这里所说的“微”“壮”“清”“险”大致可以涵盖其诗风格的几个方面。

对高启诗“随事模拟”的特点，前人论之已详。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高启的以上论述与皮陆《松陵集》之间的联系。皮日休《松陵集》序云：

夫才之备者，犹天地之气乎！气者，止乎一也，分而为四时。其为春，则煦枯发枿，如育如护，百花融冶，酣人肌骨。其为夏，则赫曦朝升，天地如窑，草焦木渴，若燎毛发。其为秋，则凉飔高瞥，若露天骨，景爽夕清，神不蔽形。其为冬，则霜阵一凄，万物皆瘁，云沮日惨，若惮天责。夫如是，岂拘于一哉，亦变之而已。人之有才者，不变则已，苟变之，岂异于是乎？故才之用也，广之为沧溟，细之为沟窦，高之为山岳，碎之为瓦砾，美之为西子，恶之为敦洽，壮之为武贲，弱之为处女。大则八荒之外不可穷，小则一毫之末不可见。苟其才如是，复能善用之，则庖丁之牛，扁之轮，郢之斤，不足谓其神解也。[23]2

试对比高启《独庵集序》和《青丘子歌》与《松陵集序》，就会发现其相似性。《松陵集序》先以天地之气在四时的不同状态做比，来形容“才”之“变”；《独庵集序》同样用“四序之行，荣惨各适其职”来比拟诗风的变化不一。《松陵集序》接下来论“才之用”的丰富变化：“广之为沧溟，细之为沟窦，高之为山岳，碎之为瓦砾，美之为西子，恶之为敦洽，壮之为武贲，弱之为处女。”《青丘子歌》中形容自己诗的风格亦云：“微如破悬虱，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两种论述颇为类似。从诗论的核心观点来看，《松陵集序》与高启诗论也属一致，即皆追求才之“全”“备”或“变”。考虑到高启对同乡先贤陆龟蒙的敬慕之情，他对《松陵集》序的这段文字应该比较熟悉。那么应该可以说，皮、陆的诗学思想对高启是有所启发的。

四、结语

本文主要讨论了有关高启苏州书写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高启书写苏州的方式：宋元以来士人的地方化造成了文学地方化的现象，高启包括《姑苏杂咏》在内的大量苏州风土诗就是这一新变的体现。而文学地方化又导致“文学地志化”，就《姑苏杂咏》来说，不仅表现在题材上，而且在编写体例、注释方式等形式层面都可以看到地方志编写模式的明显影响。本文讨论的第二个方面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吴中文学、文化传统如何影响高启诗的写作。士人地方化和文学地方化加强了士人对地方的认同，也加强了对地方文学传统的认同。吴中文学独特的风物、音律，甚至诗论，都在高启这里有所表现。当然，在吴中文学传统影响高启诗的同时，高启和他的诗也成为了吴中文学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