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姿

杨英姿，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南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海口 571158)。

唯物史观是我们今天理解、构建、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南。我们必须通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看待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必须紧紧抓住生产力、物质存在条件这一社会发展中枢，来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来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现实合理性，必须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放到社会形态历史演进过程中，从物质形态到制度形态再到文化形态全方位地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促使人类社会在走向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两大和解的历史进程中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一、唯物史观是正确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

是从概念范畴、主观意识、绝对抽象、观念外化出发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还是以物质基础、物质生产、物质实践为核心要素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唯心主义历史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区别。唯物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

一方面，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价值选择性和历史进步性，而唯心史观视域中的人类社会则陷入历史循环论或历史终结论。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社会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呈现动态发展的趋势，表现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从内容到形式的历史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为自己确立发展目的和目标，在规律和目的的双重规约下展开实践活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因此，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社会具有价值选择和历史进步的可能性。而唯心史观视域中的人类社会是绝对理念和观念范畴的产物，所谓人类历史就是理念观念的外化，“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因为人=自我意识，所以人的外化的、对象性的本质即物性……=外化的自我意识，而物性是由这种外化设定的……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绝对理念、自我意识外化出来的一切都不是现实的，没有物质基础，没有客观规律，没有存在物之间——包括人与其他存在物之间——相互规定、相互确证的对象性关系和对象性活动，只有主观任意及其所设定出来的空中楼阁。唯心史观由于理念绝对化和主观任意性往往使人类社会陷入历史循环与主观臆造的矛盾之中，要么将历史发展解释为理念的胜利，要么提出各种历史终结论。

另一方面，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社会发展是人化自然、自然化人过程中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而唯心史观则将自然界视为与人类世界二元对立的非历史存在。唯物史观立足于物质生产、物质实践等现实基础来观照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作为人类首要实践活动的物质生产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7-208页。。自然界是人类实践活动和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生态前提，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同时是人化自然、自然化人的双向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构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部分，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马克思是站在人类实践活动的立场上来看待自然史的，即自然史的现实性是在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生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逻辑起点，人作用于自然的实践活动构成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历史展开。唯心史观则把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二元对立起来，认为自然界作为机械的、自我封闭的物体世界，是一种外在于能动的人类世界的非历史存在，“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页。。由此产生两种错误认识：一是自然界本身没有历史。没有历史的、非历史的存在，意味着没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自主过程，没有自身运动、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个可任由外力摆布和处置的被动、无生命的存在，这样被动存在的无生命自然界正符合实践中资本征服、掠夺的需要。二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无关。所谓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无关，不是说人类社会发展不需要从自然界获取资源能源，而是说只是作为被动的物体存在的自然界，不会反作用于人类社会，人类不用考虑作用于自然界的实践方式，自然界不会对资本统治进行“报复”。

此外，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批评了自然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3-484页。自然主义历史观是旧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只承认自然界、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作用，不承认人类实践活动会影响自然界的发展，其实是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否认人类可以通过改变自然界来创造属人的自然条件和生存条件，否认自然界与人类世界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最终否认自然史与人类史的一致性。

唯心史观错误地以主观观念的外化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将自然界定义为非历史性的存在，忽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和自然条件；而自然主义历史观则走向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自然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忽视甚至无视人的思维和人类实践活动对于自然界的反作用。二者均未从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一致的高度来理解历史，前者认为自然界不会对人类实践活动作出反应，后者认为人类实践活动影响、改变不了自然界，于是在实践中均为资本对自然界予取予夺的“合理性”提供了论证。而“唯物史观既克服了唯心主义轻视和低估社会的自然生存条件，也克服了自然主义的过高估计”(7)张云飞：《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2页。。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性文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在人类实践活动的中介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各自的历史发展不仅留下了对方的印迹，在人化自然、自然化人的过程中，自然界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是相互制约、协同演进，成为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唯物史观为人与自然和解和谐、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提出了历史任务，开启了未来前景。

二、唯物史观的生态内涵

我们可以从总体上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作为核心关键的异化劳动及其扬弃两个方面，来理解和诠释唯物史观的生态内涵。

(一)人与环境相互创造发展的生态内涵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545页。

其一，每一历史阶段的每代人都进入一个既定的生存环境和拥有一定的生活条件，这是他们进行生产生活的起点和基础，规定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水平和所处历史阶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中的物质结果包括前代人已改造了的自然界，如自然资源能源储备、环境清洁程度、物种生态丰富程度等，其中的生产力体现了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实践能力，这种能力的提高不能仅体现为改造自然界力度的增强——比如开发出来更多的自然资源，还须体现在改造自然界的方式上——比如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能保护好自然生态、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率等，每一代人应全面审视所继承的生产力，以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力度。在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会形成相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这两大关系样态代表着每代人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并反过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是相因而生、相互影响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表明人类开发利用大自然的生产力水平、方向和性质并决定生产关系样态，人与人的关系则对于人类开发利用大自然的方式方法、力度程度、方向性质都有着重要影响。

其二，每一代人在其所继承的环境和条件下生产生活，同时又在改变着所继承的环境和条件，并把改变了的环境和条件传给下一代，使之成为下一代所继承的环境和条件，这就是“人创造环境”与“环境也创造人”的辩证统一和辩证发展。这也提醒我们，作为人类生存基础和实践领域的自然界，它的状况是人类实践活动改造出来的，经人类改造的自然界作为下一代人的环境，又左右、影响着人类的实践能力和实践进展，因此人类应考虑自然界资源环境生态的代际传承，不能吃祖宗饭、砸子孙碗、断子孙路，而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10)《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强调 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 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人民日报》2013年4月11日。。这不是抽象的道德要求，而是人作为人类共同体——而非生物个体——的文化基因内涵和历史传承所决定的，也说明价值选择和道德要求是一种历史生成和历史存在，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其三，“人创造环境”说明人类实践活动具有主观能动性和有意识的目的性，而“环境也创造人”则意味着人类实践活动要受到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制约。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人类实践活动应尊重、遵循自然规律，“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1页。。同时，人类实践活动也不是如动物活动般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是既具有活动目的、又发挥能动性，把目的与规律统一起来的自觉有意识的活动。因此，这个双向创造活动强调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由内化自然必然性走向自由，走向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两大和解。

(二)异化劳动的生态分析和生态扬弃

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分析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重揭示和批判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自身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寻求扬弃异化的和解之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及其后果进行了详细阐述，“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162页。。“异化劳动导致：(3)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4)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异化劳动导致存在与本质的背离，目的与手段的颠倒，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类的对立，以及人类同自然、人类同自身的对抗冲突。

关于异化劳动的上述四个规定，都包含了生态维度的异化：(1)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生态异化。资本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但产品却越来越不耐用、不健康、不安全、不环保，作为人们最基本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空气、水、土壤被严重污染，作为人类生产生活原材料的自然存在物或枯竭或品质受损，作为人类实践活动领域的自然界被严重破坏。资本的劳动产物和实践活动后果，包含着越来越严重的非生态性和反生态性。(2)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生命活动的生态异化，即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不是指或不惟指一种结果，而更是指物质变换过程、人类作用于自然的实践活动是盲目且被动违背自然规律的。从动态过程的角度看，“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2页。是其现实表现。人类由于短视，竭泽而渔式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资源供不应求——相对于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而言，严重制约了人类发展；人类不仅将自然界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库，还视为藏污纳垢的垃圾场，将生产和生活的废气、废水、废物无节制地排入大自然，严重污染了大气、水体、土壤等(自然)环境，同时造成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系统严重退化、地球生态功能严重受损，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家园濒临危境。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各个环节均出现各种各样的阻滞或损害，难以良性运行。(3)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生态异化。人的类本质是在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和对象性活动中生成的，内含对自然规定性的内化，体现为能够合理地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资本逻辑下的人却退化为动物的生存，人的本质外在于、对立于自然规定性，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被异化，人的实践活动由于其非对象性而被贬低为维持个人动物性生存的手段。人借助于科学技术等文化方式满足动物性的生存需要，不可避免地造成对自然界的严重破坏。(4)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态异化。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利益的博弈。在资本日益使资源环境生态问题成为全球性生存危机的境况下，人与人之间会越来越多地因生态利益而处于相互竞争和敌对状态。异化劳动的社会现实后果，就是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出现及其周期性和常态化，或者说，生态危机作为经济危机的重要特殊形式，其现实危害性愈益严重。

如果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还留有调整、缓冲的时间和空间，那么生态危机的不可逆性则需要人类当断必断了。换言之，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一致的，都是资本造成的危机，生态危机是经济危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体现，表明经济危机走向无路可退的境地。这也意味着人类在面临巨大危机之时，亦迎来了扬弃异化、趋向人同自然以及人同自身和解和谐的机遇。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是力求扬弃资本逻辑和工业主义的自觉选择与全力构建。

如何扬弃？怎样构建？唯物史观从来都秉持历史的、实践的态度，“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2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扬弃资本逻辑，既不是要否定资本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在当下也不能完全放弃资本的现实存在，而是应以“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6、578页。为基本前提，扬长避短，既要充分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的功能，又要以社会主义原则和生态原则来确定和掌控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的，使资本由目的变为手段。同样，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扬弃工业主义，既不是不要工业化，也不是不要现代化，因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能建立在物质贫乏和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而是要摒弃为资本服务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工业主义发展模式，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统一。绿水青山、金山银山都是生产力，都是社会财富，都是幸福生活，舍弃哪一方，生产力、社会财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功能都会出现问题，人民的幸福生活都会大打折扣；而如果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并在实践中探索出切实路径，则绿色生产力的发展、生态财富的积累将会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丰富人民幸福生活的内涵。

无论是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态异化的分析，还是对扬弃生态异化的实践建构，均表明“唯物史观具有生态规定”(17)张云飞：《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页。，人与自然关系是唯物史观的重大主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文明化的生态发展是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两大和解是唯物史观的实践指向。在理论层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层面，唯物史观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将为生产力的生态转型、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绿色化建构提供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的科学论证。因此，“唯物史观是生态文明不可超越的哲学”(18)张云飞：《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2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必须在唯物史观语境和视野中得到科学阐释。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唯物史观阐释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对资本逻辑、工业主义的扬弃和超越，是历时性和共时性辩证统一的新的文明形态，是绿色化的物质形态、制度形态和文化形态的有机统一，需要对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为核心的整个社会存在进行生态变革，开创内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一)历时性和共时性辩证统一的新的文明形态

单独哪一个社会要素、哪一个社会领域的绿色化和生态化发展，都不能说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意味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社会永续发展成为共识共建共享的价值选择和实践活动，是社会整体的全新变革。往长远说，不妨将其视为超越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页。。即便仅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说，生态文明建设也不仅仅是“五位一体”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3页。，生态文明建设依然需要全方位地整体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依然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变革发展的预期和实践。这说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新的文明形态，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

从历时性角度看，生态文明是接续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而又超越工业文明的文明形态，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工业文明开始走下坡路，一种新文明——生态文明成为上升的文明”(21)余谋昌：《环境哲学与人类新文明建设》，《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亦有学者将这种历时性角度的理解称为“超越论”，将共时性角度的理解称为“修补论”——“他们不认为生态文明将是超越工业文明的一个崭新的文明阶段，而认为生态文明不过是工业文明的一个方面或维度，这个方面或维度是工业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才出现的”(22)卢风：《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3页。。

另有学者对生态文明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作出创新理解，认为历时性理解“着眼于‘文明’，也就是强调生态文明的新文明特质”，共时性理解“着眼于‘生态’，也就是强调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绿色变革意蕴。……生态文明理念及其实践首先是指社会主义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一种绿色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以及在此引领下的综合性社会生态变革进程”(23)郇庆治：《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的十大基础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这也是一种强调实践进程和变革过程的动态性理解。共时性理解的根据在于，“由于自然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因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可以看作是其他文明的基础”(24)徐春：《人类文明进入生态化时代》，《社会科学报》2018年8月23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都应有其生态基础和生态内涵，都要有助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谐发展。

其实，不仅共时性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具有各自的生态基础和生态内涵，历时性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亦有其自然基础和生态内涵。因此，有学者从过程性与结构性的统一中来理解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所有文明形态(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智能文明)始终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要求(过程性)；经过人类实践，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被建构到了社会有机体的构成中，因此，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系统(结构性)。”(25)张云飞：《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7页。

此外，在唯物史观语境下，我们要建设的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明确的阶级性和人民性，这是由当代生态问题的缘起、本质以及生态文明的使命和目标所决定的，“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因此，生态文明总是一定社会和一定阶级的生态文明，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到共产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是生态文明的未来和方向(阶级性)”(26)张云飞：《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7页。。在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是完成时，也不是将来时，而是进行时，就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我们坚持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建构、推行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生态文明建设，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还不完善，其完善不是光凭主观愿望就能完成的，而是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尊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牢记并恪守两个“决不会”(27)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既不能超越发展阶段，也不能无视发展趋势，更不能滞后发展需要，而是要既实事求是又坚持不懈地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全方位生态变革。

(二)物质形态、制度形态、文化形态有机统一的生态变革和绿色发展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崭新阶段和全新领域，需要在物质形态、制度形态、文化形态等方面进行生态变革，实现绿色发展。

其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物质形态。物质形态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绿色生产力发展及其生态产物的统一。生产力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最终决定力量。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条件下的生产力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但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演变，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物质财富和生产力的非生态、反生态性日益凸显，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越来越大。人类社会发展需要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需要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新形态，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最终决定力量的生产力绿色转型就成为首要条件和决定性力量。绿色生产力是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进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及其生态产物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物质形态。

具体而言，一方面，相较于资本逻辑和工业主义条件下征服、掠夺、破坏了大自然的黑色生产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推动生产力的生态转型，合理调节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发展绿色生产力，实现物质变换的良性运行；另一方面，绿色生产力生产、创造的也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物质产品，比如绿色、有机、健康、安全的农产品，能耗小、零污染、可降解、可回收的工业品，清洁能源及其所驱动的各类工具、设备、装置等。

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形态。制度形态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贯穿包含源头、过程、后果在内的全过程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社会制度是社会关系的规范化、制度化，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是根本和核心。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受制、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黑色生产力向绿色生产力的转型发展，必然或迟或早、或慢或快地要求和引起生产关系的生态化转型发展。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就是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形态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对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等进行社会主义生态变革和建构，建立健全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人民为主体、以全社会共建共享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及“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2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1页。，以适应和促进绿色生产力的转型和发展，保障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绿色成果和生态权益。

其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文化形态。文化形态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凝聚绿色发展共识、引领生态文明方向的精神力量。生产力固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制度健全固然是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保障，但社会意识、文化教育等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不仅需要发展绿色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实现生态变革，还需要“构建一种足以掌握快速增长的物质力量并使之获得自由表现的精神形态”(29)吴晓明：《从社会现实的观点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与变迁》，《哲学研究》2017年第10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意识形态，就是凝聚全社会生态文明共识、掌握生产力发展方向、支撑绿色生产力快速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精神形态和文化形态。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文化形态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理论形态，居于主导及核心地位，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

综上，物质形态是基础和推动力，制度形态是规范和保障，文化形态是导向和指引，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现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