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荣 代金平

张绍荣，重庆城市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重庆 402160)；代金平，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重庆 400065)。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途，严明纪律、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伴随党从苦难辉煌中走来，推动党在革命的伟大斗争和民族复兴的宏伟征程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不变的基因。历史是最好的镜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在党领导人民进入新时代、创造新伟业的今天，深入考证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构成立和严明纪律的早期历史，以史铭志、滋养初心，对于党有效统揽“四个伟大”、推进总体布局、统筹战略全局、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皆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构成立的历程回溯

中国共产党并非一经成立就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而是党情时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演化催生了党的各类组织机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构就是在对革命性政党纪律建设规律的认识把握中、在尖锐复杂的斗争实践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

建党伊始的纪律要求为中央纪律检查机构制度奠基。早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就预见了纪律建设对组织建党的重要性。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就写道：“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58页。在党的一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就宣示了大量鲜明的纪律主张，其中15项条文绝大多数涉及纪律内容，包括与其他党派的关系纪律、保密纪律、工作任职方面的纪律等(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页。；在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也提出出版工作应受中央监督、不得刊登违背党的文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5页。等方面纪律要求。这些看似简约的纪律条文和规矩要求，实则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规矩立党、从严建党的序幕。刚成立的党组织一无政权、二缺经费，党员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还须无私奉献，甚至时刻面临坐牢杀头之险。在这种境况下，党组织依然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页。，党的纪律约束也主要靠党员个体的信仰和自觉实现。但残酷的斗争事实表明，一个缺少严密纪律训练、只有革命愿望的政党难以完成革命的任务；政党的纪律仅建立在党员的信仰自觉上是不行的，必须有更加清晰而明确的规定，并得以严肃地遵照执行。为此，党的二大进一步强化了纪律要求，通过的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专设“纪律”一章，从政治、经济、组织、工作等方面对纪律作出相对体系化规范，明确了很多沿用至今依然管用的基本纪律原则，并列出了违反纪律将给予取消、改组、留党察看、开除等相应纪律处分。这些为确保党的中央决策执行、党的纪律要求落地提供了初始的遵循保障，也为中央纪律检查机构酝酿成立铺设了制度根基。

纪律监督的持续实践为中央纪律检查机构成立探路。1923年，党的三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该法明确规定，财政报告须由审查委员会审查，且规定审查委员会委员不得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旨在加强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以防止专断独裁、贪污腐败。此时，出于革命需要，党的身份开始公开，但依然强调“谨严我们的纪律”(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47页。。以刘少奇、毛泽民同志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还开展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与消费合作社的经济整顿和财务清理，拉开了党内反腐斗争序幕，其中包括对合作社庶务股经理陈梅生(7)中国监察学会反腐倡廉历史研究会编：《中国共产党监督执纪史话》，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第22页。等一系列贪污、挪用公款案件的查处。1923年，刘少奇写下了较早涉及反腐败、强调纪律的文献，认为工友“必须有统一的指挥”，“要组织得和军队一样”(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9-10页。。1925年初党的四大召开，会议进一步突出纪律建设，批评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错误，但仍未成立专门的监督执纪机构，纪律条款还是由党的各级执行委员会承担执行，违纪处理大多由组织部代执。大革命开始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让共产党人更加清醒看到党的纪律重要性，很多共产党人经常撰文或深入基层宣讲党的纪律。1926年，周恩来指出，“谋人类的自由，就要去掉个人的自由”，“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18页。。针对党员规模日益壮大而纪律堪忧的现状，恽代英就“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话题撰文，列举了“严格的服从党的纪律”(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 414-415页。等五方面标准。正是由于有刘少奇、周恩来、恽代英等一批早期优秀共产党人以身示范，党的纪律观念才得以持续深入。虽然这一时期党的纪律执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决断和党内教育的蓬勃开展，但在大革命高潮到来之时，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地方纪律检查机关——中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和旨在严肃查处违反党的纪律的组织及个人的中央首份惩治腐败文件《中共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败分子》的出台，客观上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机构的产生奠定了实践基础，积累了斗争经验。

党的五大前的时局促成了中央纪律检查机构的成立。党的五大前后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形势极为复杂的时期，在紧密合作之中夹杂着激烈的争斗，国民党右派对中国共产党人“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在革命与反革命风起潮涌的背景下，党的五大终于于1927年4月召开。但此时，大量党内人士因国共两党合作需要还在武汉国民政府及地方担任要职，党内外各种派系错综复杂、政治主张相互交锋，致使党的团结统一受到自党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党的五大特别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加强党内纪律”(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88页。。虽然受一些错误判断的影响，党的五大未就如何正确研判时局、挽救革命作出有效的正确抉择，但这次大会开创了党史上若干第一次。其中，在党的五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专列“监察委员会”一章，这成为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制度和中央层面纪律检查机构的真正开端。此外，在党的五大上通过的系列《职工运动议决案》还指出，“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指导”，“党内纪律非常重要”(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2、 201页。。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重大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构成立的因由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机构能够在党的五大选举产生，既有思想理论的指引，又有实践斗争的基石，既有外在因素的影响，也有内在现实的迫求，是一系列党内外因素、主客观力量综合作用促成的结果。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严建党思想的科学指引

从党的创建到革命、建设各个时期，党的奋进历程无不闪耀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思想光辉。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就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他们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就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如“必须服从同盟决议”(1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2页。，并对相应的离盟或开除程序予以清晰界定。1851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认为，取得成功“除了铁的纪律、没有更好的基础”(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7页。。即使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后，马克思、恩格斯依然强调，要想成功就“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3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纪律重要性的同时，更注重纪律的监督执行，并通过章程、程序等制度设计达到防止权力滥用等目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建立代表自身利益的独立政党是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要确保革命胜利后政党依然是社会的公仆、人民群众实现当家作主，这就需要政党有统一的纲领、有革命的纪律，并有机制防范权力滥用和出现政党纪律松弛(17)曲青山主编：《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6-49页。。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自1869年成立就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列宁坚持和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纪律建党的思想，更加重视纪律尤其是组织纪律问题。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俄共前身)成立初期，列宁就提出党面临的迫切任务是“组织起来”，“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某一次的罢工也能够变成政治示威……个别地区的起义也能够发展成胜利的革命”(18)《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7页。。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革命党应严格纪律、集中统一，驳斥了马尔托夫“党员接受领导监督，但又不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矛盾错误观点，并指出，“这些字眼可以导致既不会有监督，也不会有领导”(19)《列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2页。。在列宁主导推动下，1917年的俄共(布)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检查委员会。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很快意识到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取得执政权后所面临的风险考验，进一步提出了系列强化党内监督、遏制执政腐败的原则。在1920年的俄共(布)九大上，列宁强调铁一般纪律的重要性，大会赋予检查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及代表大会指示决议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的职权。随后，俄共(布)十大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列宁突出党内监督、从严管党治党的种种思想和实践，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纪律建党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纪律建党思想既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发展和领导革命提供了科学理论支撑，也在思想上对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构的成立起到了指引作用。

(二)共产国际的指导推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支持

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工作主要是在共产国际指导和领导下开展的。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全程指导参与下，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要“联合第三国际”，党的二大正式确认“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基本原则。(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141页。党的三大以前，来中国指导的共产国际代表主要是马林、尼克尔斯基等。党的四大、五大时期来中国指导的共产国际代表主要是维经斯基、罗易、鲍罗廷等。可以说，无论是党的成立，还是讨论实行国共党内合作，党的各项决策、行动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引导和斡旋。虽说党的早期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在个人性格上有一点“家长制”作风，但党的组织发展主要还是听从共产国际指导。共产国际的“主意有些是正确的，但由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出了不少错误的主意”(2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96页。。如维经斯基在反思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便指出：“应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承担更大责任。”(2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组织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有关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59页。鲍罗廷也承认：“未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所犯的最致命错误。”(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01页。后来，毛泽东评价“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2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0页。。但若从正确主意的角度上讲，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顺利成立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支持。

早在1926年4月，蔡和森等就提议召开党的五大，但共产国际均以条件不成熟为由多次推迟。1926年下半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先后研究决定于1927年初召开党的五大，并划拨专项经费，这标志着党的五大被正式列入共产国际的工作日程。可以说，从时间、地点、人数到日程、决议等，党的五大会议自始至终得到了共产国际指导。共产国际任命了罗易、维经斯基、多里奥作为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最终参加大会的还有鲍罗廷、洛佐夫斯基、米夫以及英、美、法等国的共产党代表。会前，共产国际又发来指示，要求党的五大决议完全应以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为依据(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92页。。这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针对中国共产党建设提出了若干组织任务，包括巩固和改进党的机关、加强组织建设等原则指示，如“共产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创立监查工厂的机关”，“党的组织……必须很坚决的实行党的集体指导”，“要有经常的特派巡行员”(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37页。等。党的五大会议形成了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决议案》的决议。虽然共产国际给党的五大的组织任务和议程建议中，未明确提及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完全符合《决议案》精神，与共产国际关于巩固和改进党的机关等指示要求契合，是与会代表为完善党的机构、严格党内纪律执行、强化党的领导、结合党建现状而对共产国际指示的集体创造性运用。

(三)中国共产党党员规模迅速壮大的内在建设需要

大革命以前，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足千人、组织机构精干且长期处于秘密状态。因此，这一时期未设专门纪律检查机构，纪律条文执行由最初靠个人觉悟信仰，到后来由各级执行委员会或组织部门承担。由于没有单独的党内监督机构，党内监督效能往往有一定局限性。然而，从党的四大到党的五大，短短两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党员规模迅速壮大到近6万人。随着新党员人数急剧增加，党员队伍结构、人员素质也发生变化，党内各种不良现象更是潜滋暗长，强化党员纪律教育、突出党的纪律执行成为党中央迫在眉睫的任务。1926年7月，《中共中央局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就过去“九个月中党的发展及工作”指出：“党员数量虽然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同志中一部分，发生贪官污吏化”(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2页。。1926年底的共产国际《决议案》也认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加紧、改进并增强党内的教育训练工作”(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6页。。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央层级对党员规模扩大后党的队伍建设质量的忧虑。仅以经费使用管理为例，当时党的经费主要来自共产国际援助、党创办刊物收益和党内外人士义务援助等。由于缺乏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经费使用管理极不规范，经常发生负责管理资金的党员携款逃跑事件，严惩各种违纪分子成为管党治党的内在需要。不仅如此，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公然叛党投敌、出卖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惩治党内叛徒、强化党员训诫显得更加紧要。

内外交困的复杂现实，使加强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强调步调统一成为党内很多人的普遍看法。1927年初，恽代英针对大规模民众加入革命党组织，强调要防止机会主义分子，并指出，“在革命运动风头顺利的时候，革命党必须谨防自身的腐化，忠实的革命党员必须随时提防党内发生机会主义的分子”(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页。，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党前途命运的大事。瞿秋白也撰文批评指出，党内纪律是“只有组织手续上的纪律，而没有政治上的纪律……区委违背中央命令，违背政治议案而对之怠工，对于这些同志，却无所谓纪律”(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4-85页。。1927年4月，董必武在《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一文中也强调统一号令纪律的重要性，写道：“更使我们痛心的就是党的危险。各位同志如果要想免除这种危险，要想保持革命性，我们要一律总动员。”(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9-160页。这些思想认识为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奠定了基础。在党的五大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迫切成立党的监察机构，纯洁党的队伍，严格党的纪律”(32)中国监察学会反腐倡廉历史研究会编：《中国共产党监督执纪史话》，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第43页。，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成为必然选择。

(四)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与斗争的严峻形势所迫

党的五大召开前夕，国共两党既有合作又有斗争。从合作的角度讲，国共两党都以苏俄为师，很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士还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要职，合力推动的大革命浩荡洪流在短短几年已遍及全国。从斗争的角度讲，两党之争一直或明或暗，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也一直受到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和排挤。按照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总体制度设计，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构成国民党中央。虽然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多名共产党员，但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却没有一名共产党员，而且大多由对“联共”政策持反对态度的国民党元老担任。1924年6月至10月，邓泽如、张继等数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就联合提出过《弹劾共产党案》。(33)茅家琦等：《中国国民党史》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6-241页。尽管该案在孙中山的严厉批评下告终，这批国民党人在强力压制下也不敢公然反对“联共”，但从骨子里并没有放弃“反共”“排共”立场，这也为孙中山逝世后国共合作破裂、出现政争埋下了隐患。1927年4月，正是在吴稚晖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弹劾共产党(34)刘长徽等选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5-106页。的支持下，蓄谋已久的蒋介石才借势发挥、公开叫板并肆意武力“清共”。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层过多依赖共产国际并指望武汉国民党当局，错误估计时局形势，更未采取有针对性举措，党内也缺乏专门监督和制约机制，难以形成有力的斗争力量。

为此，加强党中央领导机构建设成为党的五大代表普遍共识，这也体现于陈独秀所作的党的五大报告。他在关于党内情况的报告中，对自己主管的组织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中央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组织工作”，“没有人在组织部工作，组织部实际不存在了”(3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38-364页。。而在当时，纪律工作很大部分是中央委员会承担或由组织部代执的，这实际上也表明当时的纪律执行工作不尽如人意。仔细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缺乏专门监督执纪机构应该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的党中央缺乏专门的监督机构和制约机制，导致“家长制”等问题存在，纪律松弛、规则很难真正落地，从而出现党中央软弱、全党人心不聚、战斗力缺乏等情况。没有强有力的党中央，共产国际的指示也会成一纸空文。就连陈独秀本人也认为，当时的“党中央很不健全，党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大会必须决定“应当加强中央”，“使党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36)中国监察学会反腐倡廉历史研究会编：《中国共产党监督执纪史话》，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第43页。。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是加强党中央组织建设、增强决策执行力、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最现实的有力举措。因此，“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全体代表的一致拥护。

(五)中共党内地方监察机构的成立探索和党外实践的影响参考

历史表明，无论是党的组织成立，还是党的纪律检查机构成立，往往都以地方探索为先声。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之前，党内纪律检查监督机构率先在中共广东区委展开地方实践。当时，广州是全国革命大本营之一。随着国共两党合作深入，大量共产党员经历了从原本的无权无钱还要义务奉献的境况到身居要职快速转变，追求享受、思想动摇、贪污腐化等问题逐步显现，这促使中共广东区委在监督执纪上走在了全党全国前列。在建立监察委员会之前，中共广东区委就已将党的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等开除出党(37)陈弘君：《中共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成立的时间及五大后对纪检机构的权威性确立》，《红广角》2015年第2期。。同时，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的周恩来、陈延年等都有旅欧留学经历，对国外政党建设、纪律监察制度相对熟悉，这也使得中共广东区委成为党内较早重视纪律监察实践、最早成立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地方。1925年春，中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正式成立，卓有成效的纪律监察工作随即开展。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中，由于一年内募集到的经费就高达490万元粤币，且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多，参与罢工的共产党员不得不面对各种考验和诱惑，能否严明纪律、统一号令成为影响制约罢工成败的关键因素。为确保经费规范使用，中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建立了多重监督机制，如成立权力监督的工代会、组建防止内部腐败的纠察队、通过媒体报刊进行舆论监督等。中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在省港大罢工斗争过程中取得的显著成效，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开启全党推进监督执纪探索积累了一线经验。

毋庸讳言，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国民党监察机构的成立无疑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构的出现提供了近距离参照。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严明纪律成为当时改造国民党重要目标之一。1924年发布之《国民党之政纲》指出：“革命派不能得胜……亦因为没有有组织，有纪律”，政权失败“仍旧是因为没有有组织有纪律”，“为达这些目的起见，所以国民党改组……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纪律”(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6页。。作为国民党的最高纪律检查机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于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独裁专政，作用日益弱化、大不如前。然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成立初期，在严肃党纪、惩戒违纪党员方面还是功不可没，一定程度上整治了纪律涣散、政令不畅等不良现象，对于维护国民党中央权威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国民党值得肯定的改组成效之一。也正因此，国民党右派从其中央监察委员会中获取反共的力量。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15名新当选两委委员的中国共产党员中，作为监察委员的仅1人，这也让国民党1927年的“清共”“清党”运动肆无忌惮。一些国民党人曾得出 “十六年清党运动之成功，实得力于中央监察委员会”(39)茅家琦等：《中国国民党史》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4页。的结论。尽管国共合作最终被迫走向对抗，但“在那五六年的国共联合中，中国共产党从中学了不少的东西”(4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68页。，其中包括国民党的建设。特别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成效，给正召开党的五大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现实参照，进一步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关于建立中央层面纪律检查机构的共识。

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构成立的当代启示

党的五大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其成立历程及初期实践成效对新时代的纪检监察工作依然具有鲜明的价值启示。

(一)把准政治机关定位，突出政治监督

政党之所以为政党皆因姓“政”，政治属性是政党最本质的属性，政治纪律是政党永葆先进性应秉持的第一位纪律。党的五大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首先把握的是政治机关定位，强调的是政治建设，严明的是政治纪律，突出的是政治监督。在党的五大召开前夕，瞿秋白指出，中央缺乏应有权威，批评党内纪律是“没有政治上的纪律” “违背政治议案而对之怠工”，主张“应当严格的执行政治纪律” “增高党的斗争力”(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5、89页。。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党的五大第一次将“政治纪律”写入党的纪律，要求无论组织还是个人，在政治问题上都要服从党的指导。在党的五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关于“监察委员会”第一条规定就明确监察委员会是“为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起见”(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4页。，可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党中央的权威乃成立初衷，突出政治纪律被置于监察委员会职责之首，目的是形成自上而下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提升党的战斗力。遗憾的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挥，党内政治纪律并没有得到有效整治，党中央并没有成为能扭转危难局势的强力政治中央。虽然纪检监察机关对政治定位、政治建设、政治纪律、政治监督的设想还停留在主观层面，但当时严明政治纪律、突出政治监督的做法对纪检监察机关来说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成就百年大党的根本经验，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最根本要求。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讲政治的核心要义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命脉所在，目的是形成全党统揽“四个伟大”、应对“两个大局”的坚强战斗力。列宁指出，“没有权威是不可思议的”(43)《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0页。，“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防止这种情况发生”(44)《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3页。。党的五大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指出：“只有最严密的政治纪律，才能增厚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力量。”(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42页。从历史角度看，从遵义会议开始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接续赢得革命、走向胜利，就在于形成了党中央权威。无论是在宝塔山还是在西柏坡，只要党中央一声号令，千军万马就能快速集结、统一行动，形成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首任书记朱德就强调，纪委的首要职责就是保障党的路线、政策能顺利执行(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8页。。1955年，党的监察委员会也规定强调对党的路线政策贯彻执行情况监督，这使得新中国初期党的各项事业成效明显。改革开放后，纪检监察机关政治功能得以恢复，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面对全球百年未遇新冠肺炎疫情，伟大抗疫斗争再次证明党所具有的坚强领导力，而切实做到“两个维护”是坚强领导力形成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4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50页。，“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4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08页。。以史为鉴，新时代纪检监察机关首要任务就是把“两个维护”贯穿政治建设始终，时刻从政治高度看待问题、分析生态、推进党的建设。要深化巡视巡察联动推进基层政治生态建设，从更新理念观念、完善制度体系、加强队伍建设、推进贯通融合、强化成果运用等方面着力，通过监督、执纪、问责的闭环履职，有效推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忠诚履职、坚守初心、一以贯之，真正把“两个维护”落实在各层级、扎根于第一线。

(二)聚焦主责主业，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

党的五大上成立的纪律检查机构，首先举起的是监督执纪大旗，扮演的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检查的是中国共产党纪律执行，维护的是党中央权威。从此，落实党章党规、执行党的决议便有了专门监督问责机构。针对当时全党经费使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形成了经费管理的严格监督制度，不论哪一级领导都受到监督，党的纪律也得到了严肃贯彻执行。如在严惩贪污腐败分子上，出席党的五大会议的王复元就是反面典型，党中央原本让其带回的拨付山东党组织活动经费，结果被他据为己有、挥霍一空，还欺骗组织说途中被盗，后经查实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因贪腐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在强化党内监督上，在自上而下的监督带动下，自下而上的党员团体监督也得到有力推进，如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就因为普通党员批评其有官僚习气、脱离群众等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责任追究上，失职必究，比较典型的就是包惠僧问责处分案，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党代表的包惠僧，在师长夏斗寅公然反共情况下，没有及时发现掌握有关情况并向党组织报告，被给予了留党察看处分(49)中国监察学会反腐倡廉历史研究会编：《中国共产党监督执纪史话》，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第54、66-67页。。总之，在白色恐怖环境下，新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聚焦监督执纪职能，坚决扛起维护中央权威、肃纪反贪、追责问责重任，进行富有成效的开创性实践。

进入新时代，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推进，纪检监察机关应思考答好“该做什么” “做的怎么样” “如何做得更好”等系列问题。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很多纪检监察机关管了不少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事，干了大量不该干也干不好的活，“造成越位、缺位、错位”(50)中国纪检监察报社编：《学思践悟》，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第36页。。党章法规授权纪检监察机关并非包打天下，而是有清晰的职能职责边界。只有定位准确、职能明确，才能扛起主责、聚焦主业、发挥应有功效。回顾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初衷，开展监督执纪、强化党内监督才是纪检监察机关职能的起点。历史沧桑、百年风华，虽然党的宏图伟业早已今非昔比，但监督依然是纪检监察机关第一职责，执纪问责仍然是应有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持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5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13页。，若把“三转”放到历史潮流去回溯，体现的恰是对职责初心的传承和坚守。如今，纪检监察工作使命更加艰巨、斗争形势更加复杂，需要跟进的任务更加紧要，只有守正方能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表明，纪检监察机关只有聚焦主责主业，一以贯之坚持“严”的主基调和“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推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三转”，才能不负初心、不辱使命，有效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作用。

(三)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提升监督执纪效能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是“为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起见”(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4页。，而要巩固维护威权的职能职责就决定了纪检监察机构自身首先要有权威。为此，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专列一章对各级监委产生方式、职责权限予以详细规定，这些都表明中央监察委员会具有极大的权威和监督效力，不同于党的部门机构。如在监察效力上规定，同级党委不得取消监察委员会决议，出现分歧时应移交至联席会议直至全国代表大会或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5页。。中央监察委员会正是因为被赋予极高的权威和效力，才能在极短的管党治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纪律检查机构历史中汲取养分，其中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立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同时在体制机制上赋予维护权威的纪检监察机关既要权力受到制约，又要消除顾虑、有敢于履职的威望，建立起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正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检查工作能取得党内外广泛认同的显著成效，究其根本在于坚持纪律检查体制、国家监察体制、纪检监察机构“三项改革”一体贯通，“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动，“两为主一报告”和“三为主一报告”的工作体制一体完善，纪法衔接、法法衔接、执纪执法衔接一体融合，从而构建起以党集中统一领导，党内监督带动各类监督的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更是被实践证明国家持续稳定、创造奇迹的制胜密码和最大优势。面对“窑洞之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尤其是探索长期执政条件下权力运行监督体系的健全完善至关重要。可以说，监督体系在国家治理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是基础性监督，而纪检监察机关恰好居于党内监督、位于国家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的主干位置，必将肩负更加神圣光荣的使命。纪检监察监督的对象是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重点是各级领导干部，难点是“一把手”和同级，痛点是容易得罪人，这些都需要赋予纪检监察机关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在体制机制上，强化自上而下的领导体制，确保敢于盯住重点、不惧难点、化解痛点，不畏贵胄、不怕强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两为主”，即“查办腐败案件”，“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32页。。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及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都在“双重领导”的基础上增加了加强上级纪委、监委对下级纪委、监委工作领导，这些法规条文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纪检监察系统垂直领导体制，增强了纪律检查机构敢于对同级和下级监督履职的底气和权威，以改革为动力的国家治理效能日益提升。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支撑牵引下，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正巩固拓展、走向标本兼治，广大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在“不敢腐”的高压氛围中敬畏法纪、敬畏权力；因制度而“不能”，在“不能腐”制度篱笆中科学配置、有效管控权力；因觉悟而“不想”，在“不想腐”教育引领中涵养初心使命，最终实现“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有机联动、一体推进。

(四)永葆革命政党本色，锻造纪检监察铁军

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形成王朝国家以来，历代先贤都将吏治状况作为衡量治世兴衰的标志，并涌现出了一批批灿若星河的清官御史、良吏监察。列宁指出，“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55)《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8页。，他要求监察委员会应由最有修养、最公正无私并能严格执纪的同志组成。党的五大选举的10位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皆是长期处于革命斗争第一线，具有较高威望、理论水平和组织领导能力的优秀分子：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王荷波被反动军阀秘密杀害于北京，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亲自主持仪式将他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杨匏安被捕后因拒绝蒋介石亲自劝降而被秘密杀害；中央监察委员张佐臣、许白昊、蔡以忱和候补委员阮啸仙、杨培森、萧石月在血与火的革命事业中纷纷英勇就义。他们用鲜血与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对党的赤胆忠心，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榜样和楷模。作为新时代推进党自我革命的纪律部队，纪检监察队伍素质如何、战斗力怎样，不仅关系全面从严治党大局，更关乎长期执政的战略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5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41页。长期执政、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要求党必须永葆革命本色，勇于推动伟大的自我革命。这就需要身为党的忠诚卫士的纪检监察干部始终不忘本来，从革命先烈身上传承红色基因、永葆革命党人的政治品格。

纪检监察的权威既源自党章和党中央，更来自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努力。首先，纪检监察干部必须绝对忠诚。“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是中国共产党人入党誓词一直未变的内容，也是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最鲜亮的特质，更是衡量纪检监察干部的首要标准。忠诚既有理性的忠诚，又有利益的忠诚，理性需要理论的滋养，利益需要实践的夯实。这些需要纪检监察干部持续学深悟透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理论中去廓清认知、坚定信念，在实践中牢记宗旨、执政为民、忠诚为民，用党的初心使命来滋养对党的忠诚。其次，纪检监察干部必须干净。监督别人的人要经得起别人监督，干净是底线。纪检监察干部只有自身行得端、坐得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保持对名利权位的敬畏和戒惧，才能树立监督执纪的威严，把惩恶扬善的利剑擦得更亮。最后，纪检监察干部要敢于担当。纪检监察做的就是监督人、制约人、得罪人的工作，最不能丧失的是担当精神，最需要增强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本领。有为才有位、有位更需有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纪检监察战线以担当诠释忠诚、以能力支撑担当，紧跟党中央决策闻令而动、执令而行，推动伟大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站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起点，纪检监察干部必须传承初心、铁面执纪、矢志如磐，用担当尽责的实际行动塑造新时代铁军形象。